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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慎独，两人成行，三人为伍。凡是有人的地方，就需要规矩约束，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
规矩，于群体是共识，于个体须自律;于社会是底线，于权力是紧箍。任何团队的稳定和秩序，甚至一个人时的行为规范，都離不开规矩。
共识：规矩应知四边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所有团队稳定和秩序的基础。有些规矩，形成规章、法纪，明文规定，自然是有据可依，红线当头。难的是那些未能明文规定的规矩，其风险之处则在于，界限容易模糊。
规矩需要群体共同遵行，首先需要统一共识。所谓做人不越界、办事不妄为、用权不违规，那么，最基本的，规矩的边框是什么？
规矩的四维就是文化共识，道德要求，职业操守，组织规程。
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守规矩需要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意识。连非江湖人士之间都有一些规则。譬如古时行镖与劫道的，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用和平解决是皆大欢喜的，毕竟动武对双方都不是好事。有规矩约束着人的基本行为规范，社会才能有一个基本秩序。
规矩是职业操守。当官不要想发财，否则权力将变成私器;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首先必为人师表;火灾事件里，在普通人撤出时，救火员们仍然冒着危险进入。职业操守有时候对人提出生命考验。
在组织层面，规矩是组织要求，是组织正常运行的保障。西周时各诸侯国不听周天子的号令，臣子大夫不听诸侯的号令，尊卑倒置、上下易位。致使发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
所以孔子倡导“礼”，包括仁政爱民、忠君报国、尊卑秩序、礼仪规矩等等，也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等。后来儒家文化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深远的主流文化。当规矩上升到文化层面，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社会的共识。
规矩共识形成难，毁坏易。一度，历经“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使传统道德观念和各个层面的规矩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以来，拜金思潮侵蚀人心。二者极大地释放了人性的恶和欲，规矩遭遇了各种严峻挑战。
社会基础道德层面的规矩缺失，与组织层面的规矩破坏，互为助推。官商？“勾肩搭背”、家臣式人身依附关系、一人升官“封妻荫子”等等行为，破坏着规矩共识。
规矩一旦被撕开口子，就失去了原有的边框，让人即使想守规矩，却感到无所适从。
作为人性弱点的戒箍，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时候重新明确规矩，强调规矩，划清明确的边框，建立社会共识，何以为何以不为。
自律：软约束靠“守”
相对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那些不言自明的规矩毕竟是一种软约束。这类规矩怎么讲，更多需要人的自律，即强调个人的守。
软约束的规矩，也分多个层次。
电影《蜘蛛侠》里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许算不上一种明确的规矩，但却是社会对精英人士的要求。譬如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讲规矩，对于越是高级别的官员，越要强调。
更高的要求则需要更高的觉悟和自律。周恩来就是守规矩的模范。他坚持凡个人事务都要自己付费。在用车上，不仅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
对于社会的一些基本规矩，同样靠的是个人的坚守与执行。但是，中国人素有规则意识淡薄的恶名，特别是“露丑”于海外，引起国人的反省。
德国的机场停车，停车费一般是15分钟一欧元。有的中国人会选择将车停到禁止停车的地方，违规停车的罚单只有几欧元。
规则很明显，规则的漏洞也可以很明显，守与不守，很大程度上靠个人自觉。但这往往很难。
在强调与群体的关系时，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发自内心的态度的重要性。之所以多次强调，也反映了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易。他说，“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霍桑实验证明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不是会说话的机器。即使有激励性制度，人的感情不能被触动的话，依然不能投入全部热情去执行。
纵观能够自觉守规矩的例子，往往出自两方面，一是自戒，一是自觉。
自戒，出于敬畏遵守规矩。譬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公职人员害怕不端行为被曝光于网络，这迫使政府公职人员越来越心怀敬畏，规矩行事。
但这稍嫌被动。对于党员干部，习近平提出更高要求，“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需要有更高的觉悟和自律。周恩来顾大局、讲规矩，让世人看到了其背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党性觉悟。
同时，自觉性也决定了规矩可以有不同的执行程度。同样是把信送给加西亚，但执行的过程中的态度和力度，决定了效果的千差万别。
境界：内化于心
守规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将之内化为人们的内心意识，形成坚不可摧的信念。
泰坦尼克号撞冰后，绝大多数男士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女人和孩子;911事件后，被飞机穿过的双子塔里，人们依次排队下楼，甚至还给消防人员让出一侧通道。
生死之间，人们抵制着求生的本能欲望，克服了强者生存的动物规则，如此理智、有序，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
类似的，我国古代一些传统道德规范，也能产生惊人的力量，甚至成为有些人与生命同在的一种理念。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后，逼方孝孺为他写诏书，方孝孺挥笔写下四个字：燕贼篡位。朱棣威胁道：你不怕我杀你九族？方孝孺从容作答：便十族奈何。结果朱棣在方孝孺九族之外，另加上他的朋友、学生凑成十族，一同处死。
有的东西也会让人愿意用生命相守。齐国相国崔杼杀了国王齐庄公，立齐庄公的兄弟为傀儡国君，自己独揽大权，然后让太史记录齐庄公是害病死的。太史拒绝。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杀掉，太史季仍然拒绝篡改历史，崔杼只好作罢。
守规矩，是一种壮烈，也是一种高贵。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输给奥巴马的麦凯恩，曾经在越战中被俘。得知麦凯恩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的总指挥官，越南人民军派国防部长来看望，希望通过释放麦凯恩，来换取双方谈判中的有利条件。谁知让这位部长感到惊讶的是，麦凯恩立刻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谁先进来谁先出去，如有比我先进来的士兵没有获释，我就拒绝被释放。”
社会对待规矩的主流态度，左右着它扎根人心的深度。当下亟待重新打造共识，通过纠偏框正、奖优罚劣的舆论环境，让规矩意识更好地内化于心。
规矩，于群体是共识，于个体须自律;于社会是底线，于权力是紧箍。任何团队的稳定和秩序，甚至一个人时的行为规范，都離不开规矩。
共识：规矩应知四边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所有团队稳定和秩序的基础。有些规矩，形成规章、法纪，明文规定，自然是有据可依，红线当头。难的是那些未能明文规定的规矩，其风险之处则在于，界限容易模糊。
规矩需要群体共同遵行，首先需要统一共识。所谓做人不越界、办事不妄为、用权不违规，那么，最基本的，规矩的边框是什么？
规矩的四维就是文化共识，道德要求，职业操守，组织规程。
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守规矩需要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意识。连非江湖人士之间都有一些规则。譬如古时行镖与劫道的，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用和平解决是皆大欢喜的，毕竟动武对双方都不是好事。有规矩约束着人的基本行为规范，社会才能有一个基本秩序。
规矩是职业操守。当官不要想发财，否则权力将变成私器;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首先必为人师表;火灾事件里，在普通人撤出时，救火员们仍然冒着危险进入。职业操守有时候对人提出生命考验。
在组织层面，规矩是组织要求，是组织正常运行的保障。西周时各诸侯国不听周天子的号令，臣子大夫不听诸侯的号令，尊卑倒置、上下易位。致使发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
所以孔子倡导“礼”，包括仁政爱民、忠君报国、尊卑秩序、礼仪规矩等等，也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等。后来儒家文化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深远的主流文化。当规矩上升到文化层面，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社会的共识。
规矩共识形成难，毁坏易。一度，历经“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使传统道德观念和各个层面的规矩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以来，拜金思潮侵蚀人心。二者极大地释放了人性的恶和欲，规矩遭遇了各种严峻挑战。
社会基础道德层面的规矩缺失，与组织层面的规矩破坏，互为助推。官商？“勾肩搭背”、家臣式人身依附关系、一人升官“封妻荫子”等等行为，破坏着规矩共识。
规矩一旦被撕开口子，就失去了原有的边框，让人即使想守规矩，却感到无所适从。
作为人性弱点的戒箍，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时候重新明确规矩，强调规矩，划清明确的边框，建立社会共识，何以为何以不为。
自律：软约束靠“守”
相对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那些不言自明的规矩毕竟是一种软约束。这类规矩怎么讲，更多需要人的自律，即强调个人的守。
软约束的规矩，也分多个层次。
电影《蜘蛛侠》里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许算不上一种明确的规矩，但却是社会对精英人士的要求。譬如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讲规矩，对于越是高级别的官员，越要强调。
更高的要求则需要更高的觉悟和自律。周恩来就是守规矩的模范。他坚持凡个人事务都要自己付费。在用车上，不仅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
对于社会的一些基本规矩，同样靠的是个人的坚守与执行。但是，中国人素有规则意识淡薄的恶名，特别是“露丑”于海外，引起国人的反省。
德国的机场停车，停车费一般是15分钟一欧元。有的中国人会选择将车停到禁止停车的地方，违规停车的罚单只有几欧元。
规则很明显，规则的漏洞也可以很明显，守与不守，很大程度上靠个人自觉。但这往往很难。
在强调与群体的关系时，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发自内心的态度的重要性。之所以多次强调，也反映了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易。他说，“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霍桑实验证明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不是会说话的机器。即使有激励性制度，人的感情不能被触动的话，依然不能投入全部热情去执行。
纵观能够自觉守规矩的例子，往往出自两方面，一是自戒，一是自觉。
自戒，出于敬畏遵守规矩。譬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公职人员害怕不端行为被曝光于网络，这迫使政府公职人员越来越心怀敬畏，规矩行事。
但这稍嫌被动。对于党员干部，习近平提出更高要求，“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这就要求党员干部需要有更高的觉悟和自律。周恩来顾大局、讲规矩，让世人看到了其背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党性觉悟。
同时，自觉性也决定了规矩可以有不同的执行程度。同样是把信送给加西亚，但执行的过程中的态度和力度，决定了效果的千差万别。
境界：内化于心
守规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将之内化为人们的内心意识，形成坚不可摧的信念。
泰坦尼克号撞冰后，绝大多数男士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女人和孩子;911事件后，被飞机穿过的双子塔里，人们依次排队下楼，甚至还给消防人员让出一侧通道。
生死之间，人们抵制着求生的本能欲望，克服了强者生存的动物规则，如此理智、有序，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
类似的，我国古代一些传统道德规范，也能产生惊人的力量，甚至成为有些人与生命同在的一种理念。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后，逼方孝孺为他写诏书，方孝孺挥笔写下四个字：燕贼篡位。朱棣威胁道：你不怕我杀你九族？方孝孺从容作答：便十族奈何。结果朱棣在方孝孺九族之外，另加上他的朋友、学生凑成十族，一同处死。
有的东西也会让人愿意用生命相守。齐国相国崔杼杀了国王齐庄公，立齐庄公的兄弟为傀儡国君，自己独揽大权，然后让太史记录齐庄公是害病死的。太史拒绝。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杀掉，太史季仍然拒绝篡改历史，崔杼只好作罢。
守规矩，是一种壮烈，也是一种高贵。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输给奥巴马的麦凯恩，曾经在越战中被俘。得知麦凯恩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的总指挥官，越南人民军派国防部长来看望，希望通过释放麦凯恩，来换取双方谈判中的有利条件。谁知让这位部长感到惊讶的是，麦凯恩立刻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谁先进来谁先出去，如有比我先进来的士兵没有获释，我就拒绝被释放。”
社会对待规矩的主流态度，左右着它扎根人心的深度。当下亟待重新打造共识，通过纠偏框正、奖优罚劣的舆论环境，让规矩意识更好地内化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