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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
作为一名资深经济学者，他凭借扎实的经济学功底与学者的社会担当，多年来一直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鼓与呼;他多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出谋划策，为高层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他扎根中国最高学府，不僅为中国经济建言，也在国际上不断发出中国的声音。
萧瑟冬日里，一缕晨光透过玉兰树的枝桠，洒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伟伦楼的窗沿，更添了一分沉静气质。
从2004年来到清华，白重恩已经在伟伦楼看过了十余载冬春交替。十几年过去，他依然忙碌，依然温蔼待人，依然潜心学术与教育，只是一头乌发渐渐泛起了银灰色。
如今，白重恩接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已一年有余。2018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2年之久的钱颖一卸任，同门师弟白重恩接棒。这个正在走出越来越多学界领袖和商界精英的优秀学院，正式由他掌舵。
“‘无边光景一时新’，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享受追求真理的乐趣。”接棒第一年，白重恩在本科新生开学典礼的致辞最后如是说。
眼下，白重恩正在着力改革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学体系，强化学生的基础课学习，贯彻“价值塑造、能力提升、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同时，白重恩也在为学院争取更丰富的数据资源与业界经验，鼓励学院产出更多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学术研究。
“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国际经济治理的新举措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领域。”白重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学术研究既要紧跟国际，也要讲中国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重“学徒式”教育
从数学中途转向经济学的研究经历，构成了白重恩做科研时“重数据”的学术底色。而师从多位著名数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求学经历，则形成了白重恩“重学徒式教育”的理念根基。
1979年，白重恩考进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时，还未满16周岁。在那个专业选择空间非常有限的年代，少年白重恩选择数学专业的原因，只是纯粹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也非常简单：“我以后要成为优秀的数学研究人员，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
目标转折点在本科毕业时来临。1983年，白重恩已考入中科院数学所继续攻读研究生。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浪潮也在高校掀起一轮学术讨论热潮，校园中随处可见对新经济形势热情讨论的学生。
“那时候，同学之间的聊天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改革，种种不确定性与多元观点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白重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大家开始了解美国、日本、东欧、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济制度，探讨哪些经济改革经验值得借鉴。
新思想碰撞出的火花点燃了白重恩对经济学的兴趣。在中科院数学所攻读研究生期间，他开始挤出更多时间学习研究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自此，比较经济制度也成为白重恩开始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
研究生期间，白重恩结识了来中科院访问的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在丘成桐的推荐下，白重恩在硕士毕业后，赴美继续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去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转修经济学。”白重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幸运的是，丘成桐教授对他的决定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考虑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经济学相距甚远，丘成桐还给他推荐了研究数理统计的教授，与经济学有一些学科交叉。
1988年，25岁的白重恩顺利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学位。但他毅然决定，继续申请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
“要做，就做得足够专业。”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的希望是更加系统地理解和思考经济问题，这是自己零散地看书与业余讨论所不能达到的。”
在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白重恩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同门师兄有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4任院长的钱颖一，清华大学教授、金砖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等知名学者。
1992年，白重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在波士顿学院经济系任教，之后在1999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任教。
“在美国求学期间，我的兴趣和关注点始终是中国经济。”白重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香港任教时，原本也是抱着“骑马找马”的心态，希望进一步发现更适合的高校机会。
橄榄枝很快到来。1999年，清华大学在北京组织了一场转型经济学的国际会议，邀请了包括白重恩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进行座谈，希望听取他们的建议——如何把清华的经济学做得更好？
这场会议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始着手引进海外人才进行学科建设，2002年，学院斥资百万元从海外聘请了四位经济学学者作为特聘教授，白重恩就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特聘项目开始，白重恩与清华经管学院正式结缘。2002年之后的两年间，他频繁往返于港大与清华之间，有时隔几周来一趟，有时每周都会来一趟。
2004年，基于对学院的了解与感情，白重恩最终决定全职进入清华经管学院。“当年特聘教授的项目，是我最终选择清华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契机。”白重恩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年一同进入特聘项目的李稻葵教授也与他同年全职进入清华。
从特惠向普惠过渡
作为迈入经济学领域的第一步，制度经济学一直是白重恩关注研究的方向。按照传统制度经济学理论，有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为企业创造发展机会，进而使得国家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
研究这一问题时，白重恩在政府、企业间多次调研，发现“如果用传统的衡量营商环境的指标去看1978年至今的中国经济，会发现营商环境并不能算是非常好”，他之后提出了“从特惠向普惠过渡”的建议。 “营商环境是一些正式制度的反映，改善制度性基础设施不能一蹴而就。”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基础设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性基础设施，即道路、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另一类则是制度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改善要比建设物质性基础设施难得多。
白重恩指出，特惠模式的缺陷在于会带来不公平的问题，并发治理问题、效率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特惠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需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制度性基础设施仍然是不完善的。”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也要明白，一个完善的软制度体系，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的”。
“虽然建立普惠的营商环境最为理想，但在漫长的过渡期中，‘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白重恩表示，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特惠模式”帮助部分企业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一刀切”地限制特惠同样存在弊端。“如果否定地方政府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去解决的能力与主动性，要求所有案例都按规矩来做，我们的经济还能发展吗？”
如何把握平衡？白重恩建议，选定一些特殊行业，并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解决营商环境的政府部门，进行一站式的服务，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感受。
“市场主体最清楚营商环境的好坏，而不是制定文件的人。”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政策制定者应多听市场主体的意见，尤其是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让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能够在评价营商环境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占更大的权重。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長模式比较多地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而现在，我们要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就要让企业起更大的作用，就要改善营商环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同时有效地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白重恩说。
面对经济下行，白重恩强调更要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激发经济的潜能。
“经济学中有一种说法：有时找不到最佳方案，不妨退而求其次。”白重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反而会丧失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警惕指标“挂一漏万”
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学术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透过表层数据看本质，是一位经济学家思考框架的反映。对于各种衡量经济发展与学术水平的数据指标，白重恩有自己的解读。
在世界银行公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不久，白重恩在参加一次会议时，听到了有观点称“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足以和许多发达国家比肩”。他随即指出，不能片面地以指标作为唯一评价标准，更要看到指标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白重恩认为，世界银行在评价一个国家营商环境时所参考的十个方面并不全面。譬如，没有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对企业预期和市场预期的影响，“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产权保护、跨境投资、金融监管等方面均是评价营商环境时，值得重点考虑的复杂因素。
不以单一排名指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方式，既适用于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适用于对学术建设的思考。
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结果中，清华的经济系并未跻身顶尖之列。而在国际高校的学科评估中，清华的经济系却排名靠前。
白重恩认为，清华的经济系在国内外学科评估的差异，一方面是院系人少，另一方面也存在国内外评价体系不同的原因。
“坚持创新、不随大流是我们的特色之一。”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尽管国内排名不拔尖，但我们的教学质量在业内拥有非常高的认可度，这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在学科评估和学术评价方面，白重恩建议，可以尝试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中的长处相结合，形成更加全面的评价体系。
学术与未来接轨
在钱颖一交出院长的接力棒时，清华经管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光环的机构。白重恩深知，在一所顶尖高校中持续建设好这个学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争取丰富开放的经济数据，是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重要支持。
最近两年，白重恩重点加强了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建设，争取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开放，以更丰富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鼓励学者聚焦中国新经济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白重恩主张研究中心的数据并不仅仅对清华的学者开放，而是向全球范围内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开放。如今，全球已有700多位经济学者采用了研究中心的数据，“可以说，这个项目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重视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也是实现经济管理学科与现实接轨的重要一环。
今年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第20次年会，白重恩在年会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让中国企业家与国际顾问委员开展一场深度对话。对话企业家中，不乏联想集团杨元庆、TCL李东生、滴滴程维等重要代表。
“在中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保持这样相对畅通的沟通渠道。”白重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顾问委员会为渠道，不仅是加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也有助于加强两国企业家之间的沟通，“这有利于探讨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有利于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经济发展现实”。
此外，在新经济和数字时代的浪潮下，未来如何给出新的经济治理举措，也是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新经济时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球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值得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与研究。”白重恩认为，应对新经济时代的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能对此做出更多优质的、有时代意义的学术研究”。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non-resident ）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