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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加了一次以“转型发展中的信息化”为主题的管理论坛。主办方对信息化服务业所作的精彩预见，以及多位企业代表对本企业在转型中的信息化实践和思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一位特邀嘉宾的发言以及与企业代表的互动，却让我深感不安。
这位来自某市发改委的官员痛陈了国家在建设投资上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严重不足。接着，他透露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信息服务业的一些举措，以及在物联网、云计算、超级计算等一系列热门技术方向上的项目意向，并向企业发出了热情的邀约。当与会的企业代表问及政府支持力度的时候，这位官员不无豪气地透露出“不怕大”的意向：弄不出几个“拿得出手”的大项目，辜负了国家发改委的期望，也挣不回超级计算能力“世界第一”的头衔旁落天津的面子。
我不禁赞叹这位官员的豪气。当然，更应该慨叹的是背后整个国家对“转型”的决心。但同时，我也嗅到了其中浓浓的非理性味道。那是一股掩饰不住的投资冲动。只是不知道那些揣着貌似强大的“国力”、准备大手笔投入IT的决策者，对物联网、云计算、超级计算这些“时髦概念”的内在逻辑了解多少？有没有论证过这种投入的必要性？投入的产出应该怎样衡量？有没有考虑过政府机构、企业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应有的恰当定位？
我有幸在20年前参加过超级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开发。那时候“十亿次”还是个很高的指标。20年过去，“峰值运算速度”数值后面跟的“零”已经叫人数不清了。但有一个基本判断应该依然有效：那就是这可畏的计算能力是需要配套的应用来“消耗”的；“运算次数”本身不是生产力。当初的亿次、十亿次级别上，我国尚且在气象、石油钻探、地震预报等方面做了诸多的应用开发；如今后面多出了一大串“零”，是否也应该在计算能力的利用率上下下功夫，减少其中沉睡的“零”的个数？这应该比大家去攀比“运算速度第一”要有意义得多。国家理应集约投资进行战略性、关键性的技术研发，但面向需求进行大量的应用开发，填补市场需求与计算能力的鸿沟、提高计算能力的利用率等等工作，其实需要的是“超级计算中心”和咨询机构的参与，以及少量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撮合和推介。这些工作是高智力的投入，同时也是各部门、机构的职责之所在，不需要太“拿得出手”的项目经费来支持。
再来看看炙手可热的“云计算”。据我所知，云计算相关的技术在SOA出现以后就没有过新的东西，因而云计算并没有特定的技术平台、新的技术标准需要研发，更不会受限于特定的供应商。云计算目前在全球获得迅猛的普及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拉动和成熟技术平滑演进的结果。看清楚了这一规律的国家如美国，其政府在“云计算”热潮中主要做了一件事情——采购云计算服务，而且这种采购是政府完全站在客户立场、看准了能大量节省（50%以上甚至90%）IT运营经费才采购的。或者说，政府就是来“摘果子”的，真正的研发、推广，已经由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咨询机构和院校自发完成了。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企业、研究机构等在自发地向云计算过渡。“云计算”这一波浪潮，明摆着是客户、研发咨询机构、服务提供方多赢的事情，也不需要由政府去往里面扔钱。
回顾我国信息化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总是很被动地被新浪潮新概念“忽悠”。其实这不能怪那些提出概念的老外。是我们不去探究技术发展的脉络，加上决策层错误的政绩观，以及一些商业动机的影响，结果是自己忽悠了自己。其实，我国对信息化的投入，早就该进入“整合”阶段，从“投钱”转向“投知识”和“投智力”了。该啃的骨头，迟早总是要啃的。没有利用“SOA”做好的资源整合，可以用“云计算”理念做得更好。但如果继续忽略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把新技术、新理念只看做新一轮的“投资”机会，“骨头”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硬。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做一个具体的信息化项目的时候，如果看不清方向、估不准规模，我们会先集中一点时间、一些心思和一点小钱进行咨询、研究、论证，这是避免盲目投资的聪明办法和科学态度。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这么一个“大项目”何尝不是如此！花上10万元钱做个课题，也许就能为“超算中心”制定一个拓展市场、提高计算能力利用率50%的方案；花上100万，也许就能请到顶尖的咨询公司，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云计算”做个像样的规划。具体的建设项目——超级计算也好、云计算也好，完全就可以放到市场上去运作。方案和规划做得好，超算中心、云计算中心都是受益单位，哪里还需要政府的这只手来推动？
一遇到困难就想到砸钱，是典型的“暴发户”思维。虽然“有所作为”的冲动心情可以理解，但盲目砸钱，其实对产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砸准了，取得了局部的效益，却妨碍了市场格局的自然形成，浪费了高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机会，更无益于企业能力和产业能级的提升；而要是砸得不准，那后果就像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一样——GDP上去了，全国有一半城市却被建筑垃圾包围。再这样盲目投资，估计我们被IT垃圾包围到不能呼吸的一天也不远了。
而且回头看看，其实政府兜里的“国力”，也只是“貌似强大”而已。在国富民穷的中国，能省几个亿，总是好的。
这位来自某市发改委的官员痛陈了国家在建设投资上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严重不足。接着，他透露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信息服务业的一些举措，以及在物联网、云计算、超级计算等一系列热门技术方向上的项目意向，并向企业发出了热情的邀约。当与会的企业代表问及政府支持力度的时候，这位官员不无豪气地透露出“不怕大”的意向：弄不出几个“拿得出手”的大项目，辜负了国家发改委的期望，也挣不回超级计算能力“世界第一”的头衔旁落天津的面子。
我不禁赞叹这位官员的豪气。当然，更应该慨叹的是背后整个国家对“转型”的决心。但同时，我也嗅到了其中浓浓的非理性味道。那是一股掩饰不住的投资冲动。只是不知道那些揣着貌似强大的“国力”、准备大手笔投入IT的决策者，对物联网、云计算、超级计算这些“时髦概念”的内在逻辑了解多少？有没有论证过这种投入的必要性？投入的产出应该怎样衡量？有没有考虑过政府机构、企业在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应有的恰当定位？
我有幸在20年前参加过超级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开发。那时候“十亿次”还是个很高的指标。20年过去，“峰值运算速度”数值后面跟的“零”已经叫人数不清了。但有一个基本判断应该依然有效：那就是这可畏的计算能力是需要配套的应用来“消耗”的；“运算次数”本身不是生产力。当初的亿次、十亿次级别上，我国尚且在气象、石油钻探、地震预报等方面做了诸多的应用开发；如今后面多出了一大串“零”，是否也应该在计算能力的利用率上下下功夫，减少其中沉睡的“零”的个数？这应该比大家去攀比“运算速度第一”要有意义得多。国家理应集约投资进行战略性、关键性的技术研发，但面向需求进行大量的应用开发，填补市场需求与计算能力的鸿沟、提高计算能力的利用率等等工作，其实需要的是“超级计算中心”和咨询机构的参与，以及少量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撮合和推介。这些工作是高智力的投入，同时也是各部门、机构的职责之所在，不需要太“拿得出手”的项目经费来支持。
再来看看炙手可热的“云计算”。据我所知，云计算相关的技术在SOA出现以后就没有过新的东西，因而云计算并没有特定的技术平台、新的技术标准需要研发，更不会受限于特定的供应商。云计算目前在全球获得迅猛的普及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拉动和成熟技术平滑演进的结果。看清楚了这一规律的国家如美国，其政府在“云计算”热潮中主要做了一件事情——采购云计算服务，而且这种采购是政府完全站在客户立场、看准了能大量节省（50%以上甚至90%）IT运营经费才采购的。或者说，政府就是来“摘果子”的，真正的研发、推广，已经由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咨询机构和院校自发完成了。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企业、研究机构等在自发地向云计算过渡。“云计算”这一波浪潮，明摆着是客户、研发咨询机构、服务提供方多赢的事情，也不需要由政府去往里面扔钱。
回顾我国信息化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总是很被动地被新浪潮新概念“忽悠”。其实这不能怪那些提出概念的老外。是我们不去探究技术发展的脉络，加上决策层错误的政绩观，以及一些商业动机的影响，结果是自己忽悠了自己。其实，我国对信息化的投入，早就该进入“整合”阶段，从“投钱”转向“投知识”和“投智力”了。该啃的骨头，迟早总是要啃的。没有利用“SOA”做好的资源整合，可以用“云计算”理念做得更好。但如果继续忽略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把新技术、新理念只看做新一轮的“投资”机会，“骨头”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硬。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做一个具体的信息化项目的时候，如果看不清方向、估不准规模，我们会先集中一点时间、一些心思和一点小钱进行咨询、研究、论证，这是避免盲目投资的聪明办法和科学态度。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这么一个“大项目”何尝不是如此！花上10万元钱做个课题，也许就能为“超算中心”制定一个拓展市场、提高计算能力利用率50%的方案；花上100万，也许就能请到顶尖的咨询公司，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云计算”做个像样的规划。具体的建设项目——超级计算也好、云计算也好，完全就可以放到市场上去运作。方案和规划做得好，超算中心、云计算中心都是受益单位，哪里还需要政府的这只手来推动？
一遇到困难就想到砸钱，是典型的“暴发户”思维。虽然“有所作为”的冲动心情可以理解，但盲目砸钱，其实对产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砸准了，取得了局部的效益，却妨碍了市场格局的自然形成，浪费了高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机会，更无益于企业能力和产业能级的提升；而要是砸得不准，那后果就像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一样——GDP上去了，全国有一半城市却被建筑垃圾包围。再这样盲目投资，估计我们被IT垃圾包围到不能呼吸的一天也不远了。
而且回头看看，其实政府兜里的“国力”，也只是“貌似强大”而已。在国富民穷的中国，能省几个亿，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