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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维国（路遥）是同班同学，小学时是，初中也是，小学五年级时还是同桌。
我和他最初认识于1961年初秋，我在延川县城关小学上完四年级升入五年级。五年级是高小，我们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一切都大变了。初小时同学都是县城里的，打小都认识，一进高小就不一样了，进来了城关公社辖区的乡下同學。王维国家在城关公社的郭家沟，在本村上完初小考了进来。开学一分座位，我们成了同桌。
那时的人很封建，男女生基本不说话，我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我注意到他是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的算术课堂上，讲课中间开始提问，首先告诉大家发言规矩：先举手，等老师允许了，再站起来回答问题。她的话音未落，我的同桌就呼地站起来，手握成拳头，大声喊：我会，我来答！老师愣了一下，不高兴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高声回答：“维！”显然是小名，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老师也不高兴了，提高声音说：大名叫什么？他这才明白自己错了，低声说：我叫王维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当时我真替这位同桌脸红，心想怎么连举手发言都不懂呢？真丢人！好在他回答对了老师的提问，也算是个补救。他很快就表现出机灵的一面，下课了，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玩去了，他却跑上讲台，擦黑板，清理讲桌上的粉笔灰，干得利利索索，一丝不苟。这时我才看清了他：个子不高，上身粗布上衣，下边大裆裤，转过脸是个孩子，背过身像个赶集市的农民。他用勤奋和“识眼色”打动了我和同学们，从此大家对他友好起来，主动和他打招呼，我们是同桌，关系当然更近些。
慢慢地我对他的生活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感觉到农村孩子和县城孩子的不同。那时学校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学校，早操，早读，连上两节主课后，9点就放学；10点到校后一直到下午4点放学。住在县城的学生9点放学后都回家吃早饭，从农村来的学生中，条件好的，交钱交成品粮上灶；条件不好且离城近的只能在下午4点放学回到家里吃饭，第二天早上早早起床带上当天中午的饭，来学校上课。当时住校的比较多，往回取饭的较少，王维国就是回家取吃的学生。他告诉我说，早上5点就得起床往城里赶，先走十几里路，才开始一天的学习，刮风下雨总是如此。他吃的饭团是黑色的，一种我从未见的形状，我感觉到好奇，回家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妈妈回答我说：咱们家是城里居民，吃的是国家定量供应粮；他家是农村的，吃自己种的粮食，这几年年头不好，农村人没吃的，那饭团里搅了糠菜，因此奇形怪状。妈妈边说边叹气，嘱咐我说：你可以把你的零食分给他点，农村孩子可怜，要帮助他们。听了妈妈的话，我很高兴，当天上学走时就多拿了几块两面馍馍，急不可待地跑到教室，想送给他。路上我很有信心，但一进教室就犹豫起来，同学们都封建，这样做怕招来口舌。我进去时他已经在座位上，认真地看一份报纸——他有一个好习惯，爱看杂志报纸——我没话找话地问：哪来的报纸？他说：教务处借的。本来想以此开头，直接将吃的给他，但总是觉得说不出来。后来我把零食放在桌面下的“仓仓”里，想瞅机会放在他的干粮袋旁——两人的“仓仓”是通的，中间没间隔，我熟悉他那破烂的干粮袋。可令我意外的是，这次我没看见那干粮袋，他那边只有课本和作业本。我几次想问，但正在上课，没敢。下课了，我问他你这么早就把饭吃完了？他低下头小声地告诉我：我家今天没什么可下锅了，我走时，大妈还在借东西还没回来，所以今天没带干粮，只有下午放学回家后吃饭了！我心里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来的干粮。他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急了，把干粮给他推过去。他不接受，又给我推过来。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反复多次，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怕别人看见，本来好好的个事，整得像“做贼”一样。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
一眨眼工夫，五年级结束了，我们成了六年级的学生，我和他不再是同桌。这期间他在班里的处境已经完全改观，成绩一直在班上是前几名，还当上了班长。虽然我们不是同桌了，但还是像以前坐同桌那样互相帮助学习，我的算术较好，他的语文突出，我们常一块讨论，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生活中也一样，有什么事也总能说出来。毕业前班要每人交一毛五分钱作照相费，他没有钱，很尴尬，我主动借钱给他，他没有推辞，很高兴地接受了。
高小毕业，升学备考开始。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全县2000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学只收三个班，共150人，县中两个班，计100人，永坪中学一个班，收50人。考试结束后，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等通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他考上没有我不知道，尽管知道他的实力，但心中还是不安。考试的事，很难没有意外。
一直等到开学那天，我早早去县中学看墙上贴的学生名单和分班情况。开始有点沮丧，我被分到了六六乙班，是小学同班女生中唯一的一个。接着往下看又有点释然，因为王维国也在这个班，虽然他是男生，但总是要好的同学。但令我意外的是，同学们陆续都来了，就是不见王维国的影子，一天过去了，没来；两天过去了，还没来。报名只有三天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段就会被视为放弃。我着急了，要问，还不敢问，因为封建思想并没有因上了中学而减弱，反而因新同学多更加严重。好在第三天他来了，没带书包，只来了“空人”一个。同学们问他怎么回事，他一开口，大家都愣了。他说，不准备上学了，这次来只是和大家打招呼。急得同学们又是劝又是问，要他说清原因。他始终没说原因，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说：“好吧，我一定来。”后来他果然来了，铺盖十分简陋，有被子没褥子。中学生生活比小学的开支要大得多，所以对他来说，困难太多了，但他是乐观的。学校有图书馆，他酷爱文学，这是他精神的粮仓，除了上课上自习外经常坐在图书馆看书。谈吐越来越自然，知识面越来越广，大家都很佩服。
记得有一次他提出要骑车带我回趟郭家沟取东西，因我外婆家在马家店村和他家是邻村，于是便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借了我们班同学曹随平的自行车，我们下午最后一节自习没上，离开了学校，在拐峁大桥会合，就出发了。他当时也刚学会骑自行车，一骑上就摇摇晃晃的，但我没有感觉到害怕，仍然觉得开心。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到了郭家沟对面的路边，他回去取东西，我在路边守车子等他，直到他取来才一起返城。返城的路是下坡路，本来应该很快，因他的车技不行，费了好长时间。其间还摔倒过一次，把我和他都“掼”在地上，我们顾不得伤痛，赶紧看车子摔坏没有，担心摔坏了自行车没钱修。好在有惊无险，人和车都无大碍，按时返回了学校。
几十年过去了，那美好的回忆仍像在眼前，与当时的王维国、后来的路遥度过的最美好的少年时光，深深地刻在心上。我们曾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有过激烈的辩论，也有过无声的竞争，虽然男女有别，但也天真无邪，这些有趣的事情就会出现在脑海，好像是发生在昨天。
（作者系路遥同在延川城关小学的同班同学，曾同桌一年；考入延川中学时仍为同班同学，直至1968年分别插队和返乡。）
我和他最初认识于1961年初秋，我在延川县城关小学上完四年级升入五年级。五年级是高小，我们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一切都大变了。初小时同学都是县城里的，打小都认识，一进高小就不一样了，进来了城关公社辖区的乡下同學。王维国家在城关公社的郭家沟，在本村上完初小考了进来。开学一分座位，我们成了同桌。
那时的人很封建，男女生基本不说话，我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我注意到他是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的算术课堂上，讲课中间开始提问，首先告诉大家发言规矩：先举手，等老师允许了，再站起来回答问题。她的话音未落，我的同桌就呼地站起来，手握成拳头，大声喊：我会，我来答！老师愣了一下，不高兴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高声回答：“维！”显然是小名，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老师也不高兴了，提高声音说：大名叫什么？他这才明白自己错了，低声说：我叫王维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当时我真替这位同桌脸红，心想怎么连举手发言都不懂呢？真丢人！好在他回答对了老师的提问，也算是个补救。他很快就表现出机灵的一面，下课了，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玩去了，他却跑上讲台，擦黑板，清理讲桌上的粉笔灰，干得利利索索，一丝不苟。这时我才看清了他：个子不高，上身粗布上衣，下边大裆裤，转过脸是个孩子，背过身像个赶集市的农民。他用勤奋和“识眼色”打动了我和同学们，从此大家对他友好起来，主动和他打招呼，我们是同桌，关系当然更近些。
慢慢地我对他的生活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感觉到农村孩子和县城孩子的不同。那时学校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学校，早操，早读，连上两节主课后，9点就放学；10点到校后一直到下午4点放学。住在县城的学生9点放学后都回家吃早饭，从农村来的学生中，条件好的，交钱交成品粮上灶；条件不好且离城近的只能在下午4点放学回到家里吃饭，第二天早上早早起床带上当天中午的饭，来学校上课。当时住校的比较多，往回取饭的较少，王维国就是回家取吃的学生。他告诉我说，早上5点就得起床往城里赶，先走十几里路，才开始一天的学习，刮风下雨总是如此。他吃的饭团是黑色的，一种我从未见的形状，我感觉到好奇，回家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妈妈回答我说：咱们家是城里居民，吃的是国家定量供应粮；他家是农村的，吃自己种的粮食，这几年年头不好，农村人没吃的，那饭团里搅了糠菜，因此奇形怪状。妈妈边说边叹气，嘱咐我说：你可以把你的零食分给他点，农村孩子可怜，要帮助他们。听了妈妈的话，我很高兴，当天上学走时就多拿了几块两面馍馍，急不可待地跑到教室，想送给他。路上我很有信心，但一进教室就犹豫起来，同学们都封建，这样做怕招来口舌。我进去时他已经在座位上，认真地看一份报纸——他有一个好习惯，爱看杂志报纸——我没话找话地问：哪来的报纸？他说：教务处借的。本来想以此开头，直接将吃的给他，但总是觉得说不出来。后来我把零食放在桌面下的“仓仓”里，想瞅机会放在他的干粮袋旁——两人的“仓仓”是通的，中间没间隔，我熟悉他那破烂的干粮袋。可令我意外的是，这次我没看见那干粮袋，他那边只有课本和作业本。我几次想问，但正在上课，没敢。下课了，我问他你这么早就把饭吃完了？他低下头小声地告诉我：我家今天没什么可下锅了，我走时，大妈还在借东西还没回来，所以今天没带干粮，只有下午放学回家后吃饭了！我心里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来的干粮。他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急了，把干粮给他推过去。他不接受，又给我推过来。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反复多次，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怕别人看见，本来好好的个事，整得像“做贼”一样。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
一眨眼工夫，五年级结束了，我们成了六年级的学生，我和他不再是同桌。这期间他在班里的处境已经完全改观，成绩一直在班上是前几名，还当上了班长。虽然我们不是同桌了，但还是像以前坐同桌那样互相帮助学习，我的算术较好，他的语文突出，我们常一块讨论，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生活中也一样，有什么事也总能说出来。毕业前班要每人交一毛五分钱作照相费，他没有钱，很尴尬，我主动借钱给他，他没有推辞，很高兴地接受了。
高小毕业，升学备考开始。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全县2000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学只收三个班，共150人，县中两个班，计100人，永坪中学一个班，收50人。考试结束后，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等通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他考上没有我不知道，尽管知道他的实力，但心中还是不安。考试的事，很难没有意外。
一直等到开学那天，我早早去县中学看墙上贴的学生名单和分班情况。开始有点沮丧，我被分到了六六乙班，是小学同班女生中唯一的一个。接着往下看又有点释然，因为王维国也在这个班，虽然他是男生，但总是要好的同学。但令我意外的是，同学们陆续都来了，就是不见王维国的影子，一天过去了，没来；两天过去了，还没来。报名只有三天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段就会被视为放弃。我着急了，要问，还不敢问，因为封建思想并没有因上了中学而减弱，反而因新同学多更加严重。好在第三天他来了，没带书包，只来了“空人”一个。同学们问他怎么回事，他一开口，大家都愣了。他说，不准备上学了，这次来只是和大家打招呼。急得同学们又是劝又是问，要他说清原因。他始终没说原因，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说：“好吧，我一定来。”后来他果然来了，铺盖十分简陋，有被子没褥子。中学生生活比小学的开支要大得多，所以对他来说，困难太多了，但他是乐观的。学校有图书馆，他酷爱文学，这是他精神的粮仓，除了上课上自习外经常坐在图书馆看书。谈吐越来越自然，知识面越来越广，大家都很佩服。
记得有一次他提出要骑车带我回趟郭家沟取东西，因我外婆家在马家店村和他家是邻村，于是便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借了我们班同学曹随平的自行车，我们下午最后一节自习没上，离开了学校，在拐峁大桥会合，就出发了。他当时也刚学会骑自行车，一骑上就摇摇晃晃的，但我没有感觉到害怕，仍然觉得开心。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到了郭家沟对面的路边，他回去取东西，我在路边守车子等他，直到他取来才一起返城。返城的路是下坡路，本来应该很快，因他的车技不行，费了好长时间。其间还摔倒过一次，把我和他都“掼”在地上，我们顾不得伤痛，赶紧看车子摔坏没有，担心摔坏了自行车没钱修。好在有惊无险，人和车都无大碍，按时返回了学校。
几十年过去了，那美好的回忆仍像在眼前，与当时的王维国、后来的路遥度过的最美好的少年时光，深深地刻在心上。我们曾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有过激烈的辩论，也有过无声的竞争，虽然男女有别，但也天真无邪，这些有趣的事情就会出现在脑海，好像是发生在昨天。
（作者系路遥同在延川城关小学的同班同学，曾同桌一年；考入延川中学时仍为同班同学，直至1968年分别插队和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