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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老有所养”，家乡日新月异，这些对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金昌来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作为小岗村18位“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内心由衷的欣慰。
如今，18位中还有10人健在。
40年前，在凤阳县小岗村一低矮的茅草屋中，18位小岗村农民冒着巨大风险按下了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40年间，小岗村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实践未有终点，改革未有穷期。40年，一个个以瞬间书写完成的改革开放大历史，有太多的理由为之赞叹。
同样，浙江省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将义乌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发展成国际小商品城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老书记谢高华，义乌人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多年来，谢高华每年都受邀参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义乌商人都自发组织车队候在高速路口，欢迎老人“回家”。
无论是小岗村18位“大包干”带头人，还是义乌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开拓者，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敢教日月换新天
1978年12月的那個寒夜，让严宏昌永远不能忘记。
当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严宏昌家里6口人，4个孩子张着嘴等吃的，可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时常靠“要饭”生活。
那天晚上，在严宏昌家中，18个人围坐在一张木桌前，没有一个人说话。安静的屋中只剩下桌上煤油灯芯爆的声音。突然，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打破沉默：“怎么样？都考虑好了吗？”其中一位村民语气中含有顾虑地说道：“这可不是小事，搞不好要掉脑袋的。”严宏昌说道：“想想孩子们。”这句话仿佛给了周围人巨大的勇气，他们在一张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这一按，因开启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而载入史册。
“大包干”后的第一年，1979年，小岗村大丰收：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前十年年均产量的4倍;油料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前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从这一年开始，严宏昌一家再没出去要过饭。
小岗村引起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注意。他态度鲜明支持“大包干”。
从此，小岗村的“大包干”陆续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但此时，社会上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大包干”能不能上“户口”？不仅严宏昌，整个安徽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放到了万里的桌上。
1980年春节刚过，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两人谈了近4个小时。万里公开表态：“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没有人敢，你干对了。”
同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幕。
此后，以小岗村“大包干”为原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验被推向全国各地农村。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小岗村是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的“三靠村”。今天的小岗，高标准农业园区集中连片，一排排二层小楼整齐划一。
小岗村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吃螃蟹”的典型，如何继承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朝着改革开放之路再出发，无疑是又一次考验。
小岗村首创“大包干”后，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却滞后了，村民增收乏力，被称为“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力，掀起了改革浪潮，今天怎样继承发扬小岗精神，如何再出发？”这是小岗村年轻人发出的时代之问。
在“包干到户”之后，21世纪初，小岗村当初的18位“带头人”曾经历了另一次改革。
2004年，沈浩到小岗村挂职，任村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开始推行“二次土改”，建立新型土地流转机制——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合作社为“龙头”，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村民以土地持股形式加入。
2016年，小岗村开展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工作。
除了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小岗村还在破解村集体经济方面积极探索，成立了小岗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按集体所有、民主管理、收益共享的原则，壮大集体经济。2013年以来，公司收入连年突破500万元。
身为40年前按下手印的18人之一，尚在世的“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至今留着自家60多亩土地没有流转出去。但他的后人，也已经不再种地。儿子严余山在村上开了一家KTV、一家土特产商店，还买了辆车做快递营业点业务。
小岗村不再只是简单的农业种植，村头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有严金昌等18位带头人当年摁的红手印签的生死状，紧邻的“当年农家”院落也成了景点，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园的现代农业加自然美景成为旅游新亮点。小岗村以“大包干”纪念馆和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为依托，打造文化、旅游、培训、现代农业四个特色品牌，筑起一条创新跨越之路。
如今，小岗村又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开启了新一轮改革。2018年2月9日，小岗村进行了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分红，实现了从村民“户户包田有地”到“人人持股分红”的转变。 小岗村现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参观者、旅游者络绎不绝，日接待量1000多人，农家乐示范户日接待近200人次，吃乡村土菜，宿农家院，体验农家乐，小岗旅游日创收2万多元。
“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永不过时”，严金昌说，自己坚信小岗村会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村、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城乡一体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拍板” 创建商品城
来义乌，买遍全球——事实上，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浙江义乌，几乎关联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甚至走出国门的人从国外带回的纪念品等也赫然印着“MADE IN CHINA”，在中国的产地可能就是义乌。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县域经济50强榜单中，义乌升至第9名。一个既不沿海也无资源的农业小县，成为中国最富的地区之一。这受益于“小商品”，小商品批发让义乌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这一切都缘于36年前，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冲破旧观念束缚，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压力，力排众议，率先于全国开放小商品交易市场。
1982年春天，谢高华两次在街上被当地人拦住，诉说摆摊赚小钱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天天追赶和罚款。这些小摊贩发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
此后不久，義乌县政府召开大会，开会当天，商户去了三四百人，全县的机关干部都到场。谢高华在会上宣布，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不是违法的商品不能没收，政府要支持老百姓致富，谁再为难他们就处理谁。
在此基础上，义乌最终形成“四个允许”政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彻底激活了义乌市场经济的活力。
然而，要为市场松绑并非易事，当地不少干部怕担责任，顾虑重重。
为此，谢高华在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一锤定音之下，义乌县委班子也集体表态，开放义乌市场。
同年9月5日，政府用水泥板搭起两排简易摊位，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这便是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
1984年10月，谢高华主持义乌县委制订了“以商兴城”的发展计划，提出要将商业贸易发展成义乌支柱产业，打造更大市场。
这一发展规划源于谢高华到深圳、珠海、上海的调研总结。这几个城市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参观那些地方以后发现，总是要先有市场，再有城市发展”。
当年12月6日，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并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摊主们告别油毡布棚，搬进室内。
率先获得市场“准生证”的义乌，犹如海绵，将涌动的商品吸聚过来，更推动各种市场快速向此集聚。
1986年9月，位于城中路的第三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内设4096个固定摊位和1000余个临时摊位，商品也扩大到服装、围巾、鞋类等。两年后，义乌撤县设市。
随着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各地客商如潮水般涌来。1992年11月，义乌首个大型室内市场——篁园市场开业，市场摊位增加到1.5万余个，日用百货、针棉、线带、鞋类、纽扣、眼镜等都已经成为大类商品。
谢高华敢于大胆决策，更敢于承担责任。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党员干部必须服务人民，不能跟人民群众想做的对着干。”
谢高华一直有意回避公众对他的过高评价，他把义乌的成功归因于义乌人民的精神——敢闯敢拼、包容勤奋、富有企业家精神。
36年后再回首，当年谢高华召开的那次大会，重要性难以估量，那是真正的“吃螃蟹”。
时至今日，谢高华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年初的一次会议表示：“要大力选树一批像谢高华同志这样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这点出了义乌市场蓬勃发展的根源：群众敢想敢试的首创精神，干部敢于担当的开明负责。
1995年，当年主导创建义务小商品城的县委书记谢高华退休。2017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谢书记”的原型，就是谢高华。
尽管不是义乌本地人，但谢高华认为义乌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义乌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谢高华只干了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但时至今日，义乌老百姓仍然感谢他曾经做出的贡献。
来自义乌市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末，义乌市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339.3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1158亿元，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66081元和33393元。
同时，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3万多名境外商客常驻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义乌已有13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个国家级经开区、2.67万家工业企业，各类经济主体超过38万户。
面对如此成绩，谢高华表示，“义乌的市场是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都是从人民当中来的，我又不会做生意，都是人民当中来的，群众才是真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