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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看点很多，其伦理学方面自不用说，但其中闪烁着的法律思想，犹如珍珠玛瑙，稀有而恰到好处的分布其间，因而扩大了读者群。文章拟就书中伦理、法律思想之钩联契合，并联系实际，谈到人的重要性，在实现规则之治中伦理、法律、人的关联。
本书成于1759年，作者正当盛年，并是其处女作，当然是用足精力；她也深孚众望，为作者赢得巨大声誉。她是超越当时作者时代的思想深刻的伦理学经典。我想说，每个人都是有限的（生命）存在，外加上时代、（所处内外）环境、际遇等诸多限制，要想留下超越时空的文化经典，是多么的不易。这当然需要选择相较而言更加恒久的主题，加上广博的学识、终生的兴趣、持续的钻研、高水平的交流与辩论等等，这些很难的集于一身，而本书作者就做到了，实为难得，为后人留下一座文化的高峰。
当下，中国的经济三十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不少学者都在反思得失利害，并加以改进。对比经济上大发展、繁荣，道德上的滑坡，就殊为显著。最近三年来，出现很多道德渐丧的实例。具体实例，我在这里不想说出。我也十分困惑，而本书给了我一些启示，为一家之言。
书中十分重要的是对发生于个人的或与个人（直接）相关的“好事”“坏事”而言，理性而正直（或者富有正义感的旁观者）的人们的“同情”看到、感受到的程度，较之于当事人的程度，总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只能接近，而不可能一样。“同情”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论是最奸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还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富人、好人都有；只是个人的程度不同；对自己、对他人的程度不同。对“好”人的“同情”，不必讲；有个关于“坏”人的“同情”，明朝王阳明审过一个案子，当地人一致认为最无赖、最没有同情心的人，但是王陽明却说他一定有，但他的学生都不相信老师的说法。他就命人把该人带到堂上讯问。问他可知耻，那人不理睬，王就命人脱去他的上衣，他还是不在乎；又命人脱去他的裤子，依然如故；于是提高声调，命脱去他的裤头（最后一片衣裳），那无赖下意识的捂住裆部，不让衙役执行。于是王说道，此人还有最后一丝羞耻之心，还是可教化的。即他还有微弱的“同情”。要知道在当时，在公开场所，当着众人直面脱去上衣，已经是对人的极大羞辱，正常的普通人都是受不了的，此人的无赖可见一般。知耻近乎勇，有羞耻之心，还可救。这可知，世界上每个人都可救，这是指坏人而言。
我以为，斯密手稿中的“sympathy”对应中文的“同情”，是不完全对应的；在这两种语言中，这两个词是有不能忽略的微妙的差别，这里不探讨这种差别，这就足够写出一篇文章了，在这里指出，以后或者可能，写一篇关于这二者的检视。
道德，是主流价值观的反应，并不都是统治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只是后者更有可能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与之对应的是硬约束，最常见也最主要的就是法律规则。而后者在主要程度上是具有道德行的，或者说法律规则都是有道德性的，即使是最为中性的技术性法则，也是如此。有言说制度规范道德、制度引导道德，就是这个意思。在本书中，法律，法庭，相对于伦理学方面，就是惊鸿一瞥，冰山一角，但是不是可以忽略的。如何做到与法律的较为完美的结合，而不是最为完美的结合，因为“最为完美”是不肯能实现的，这是系统性缺陷，用工程技术语言说；因为法律就是次优的选择，你不可能指望它生发一个完美的结果。也许人类都有自知之明，知道人（类）是带有偏见的有限的理性地存在，“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有个度的问题，绝不可以理解为“差不多”先生。
上引道德、法律的结合，只需有良心而富有正义感的理性人依照一定规则（理性的），没有时可以创造出符合一般人理性的一般规则，并加以适用，就能实现。不能不提的是，说到法律，立法、司法、执法，都是行使权力的公职行为；在当代国家阶段，法律与政治千丝万缕，割舍不断。我以为，在和平年代，政治在法律之下，诸多争议问题，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获得一个在当今规则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裁决，这方面美国做得较好，值得国人借鉴。否则，本来应由法律解决问题，用其他方式解决，虽然可能更好、更有效；但是给人们的错觉是：这个国家没有法律、不遵守法律，没有法律信仰，难以持久，也难以长生文明、淳化民风，中国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并不可怕，毛主席说过，犯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改之。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需要宽广的胸怀，很大的气度，理性而善的人，德意志民族可以作为国人借鉴的榜样。国人百年来一直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但是总学走了样，仅知其行（而上），不知其神、其人，这就症结所在，所以出问题了。
不论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人在立、人在变。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把这点解决好，所有问题都容易处理；本书也不止一处论述。这就是说，凡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都需要一定道德素质的人，当然不是非得道德楷模，需要的是合理的规则引导，引其向善处；或者至少使其不敢触犯这些引导（的底线）或者使其冒着极大风险，一旦触犯，就会有最严厉处理措施，不光金钱处罚，更有信用、名誉处罚。后者的这种惩罚更重要，对有道德者，讲信用、信誉之人，这比有形财富重要得多，而这需要以信用社会为前提。
法律、规则，措施再多，再少，实际上当今时代，各国的规则已经相当多了，但没有一个国家说足够了，这种情况正在陷于一中恶性循环。需有有效监督，透明化，所有的人都监督（有分别的），进而形成习惯，人们就都遵守之。
（作者介绍：胡才轩（1985-），男，河南商城人，南京大学法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本书成于1759年，作者正当盛年，并是其处女作，当然是用足精力；她也深孚众望，为作者赢得巨大声誉。她是超越当时作者时代的思想深刻的伦理学经典。我想说，每个人都是有限的（生命）存在，外加上时代、（所处内外）环境、际遇等诸多限制，要想留下超越时空的文化经典，是多么的不易。这当然需要选择相较而言更加恒久的主题，加上广博的学识、终生的兴趣、持续的钻研、高水平的交流与辩论等等，这些很难的集于一身，而本书作者就做到了，实为难得，为后人留下一座文化的高峰。
当下，中国的经济三十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不少学者都在反思得失利害，并加以改进。对比经济上大发展、繁荣，道德上的滑坡，就殊为显著。最近三年来，出现很多道德渐丧的实例。具体实例，我在这里不想说出。我也十分困惑，而本书给了我一些启示，为一家之言。
书中十分重要的是对发生于个人的或与个人（直接）相关的“好事”“坏事”而言，理性而正直（或者富有正义感的旁观者）的人们的“同情”看到、感受到的程度，较之于当事人的程度，总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只能接近，而不可能一样。“同情”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论是最奸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还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富人、好人都有；只是个人的程度不同；对自己、对他人的程度不同。对“好”人的“同情”，不必讲；有个关于“坏”人的“同情”，明朝王阳明审过一个案子，当地人一致认为最无赖、最没有同情心的人，但是王陽明却说他一定有，但他的学生都不相信老师的说法。他就命人把该人带到堂上讯问。问他可知耻，那人不理睬，王就命人脱去他的上衣，他还是不在乎；又命人脱去他的裤子，依然如故；于是提高声调，命脱去他的裤头（最后一片衣裳），那无赖下意识的捂住裆部，不让衙役执行。于是王说道，此人还有最后一丝羞耻之心，还是可教化的。即他还有微弱的“同情”。要知道在当时，在公开场所，当着众人直面脱去上衣，已经是对人的极大羞辱，正常的普通人都是受不了的，此人的无赖可见一般。知耻近乎勇，有羞耻之心，还可救。这可知，世界上每个人都可救，这是指坏人而言。
我以为，斯密手稿中的“sympathy”对应中文的“同情”，是不完全对应的；在这两种语言中，这两个词是有不能忽略的微妙的差别，这里不探讨这种差别，这就足够写出一篇文章了，在这里指出，以后或者可能，写一篇关于这二者的检视。
道德，是主流价值观的反应，并不都是统治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只是后者更有可能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与之对应的是硬约束，最常见也最主要的就是法律规则。而后者在主要程度上是具有道德行的，或者说法律规则都是有道德性的，即使是最为中性的技术性法则，也是如此。有言说制度规范道德、制度引导道德，就是这个意思。在本书中，法律，法庭，相对于伦理学方面，就是惊鸿一瞥，冰山一角，但是不是可以忽略的。如何做到与法律的较为完美的结合，而不是最为完美的结合，因为“最为完美”是不肯能实现的，这是系统性缺陷，用工程技术语言说；因为法律就是次优的选择，你不可能指望它生发一个完美的结果。也许人类都有自知之明，知道人（类）是带有偏见的有限的理性地存在，“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有个度的问题，绝不可以理解为“差不多”先生。
上引道德、法律的结合，只需有良心而富有正义感的理性人依照一定规则（理性的），没有时可以创造出符合一般人理性的一般规则，并加以适用，就能实现。不能不提的是，说到法律，立法、司法、执法，都是行使权力的公职行为；在当代国家阶段，法律与政治千丝万缕，割舍不断。我以为，在和平年代，政治在法律之下，诸多争议问题，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获得一个在当今规则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裁决，这方面美国做得较好，值得国人借鉴。否则，本来应由法律解决问题，用其他方式解决，虽然可能更好、更有效；但是给人们的错觉是：这个国家没有法律、不遵守法律，没有法律信仰，难以持久，也难以长生文明、淳化民风，中国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并不可怕，毛主席说过，犯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改之。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需要宽广的胸怀，很大的气度，理性而善的人，德意志民族可以作为国人借鉴的榜样。国人百年来一直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但是总学走了样，仅知其行（而上），不知其神、其人，这就症结所在，所以出问题了。
不论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人在立、人在变。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把这点解决好，所有问题都容易处理；本书也不止一处论述。这就是说，凡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都需要一定道德素质的人，当然不是非得道德楷模，需要的是合理的规则引导，引其向善处；或者至少使其不敢触犯这些引导（的底线）或者使其冒着极大风险，一旦触犯，就会有最严厉处理措施，不光金钱处罚，更有信用、名誉处罚。后者的这种惩罚更重要，对有道德者，讲信用、信誉之人，这比有形财富重要得多，而这需要以信用社会为前提。
法律、规则，措施再多，再少，实际上当今时代，各国的规则已经相当多了，但没有一个国家说足够了，这种情况正在陷于一中恶性循环。需有有效监督，透明化，所有的人都监督（有分别的），进而形成习惯，人们就都遵守之。
（作者介绍：胡才轩（1985-），男，河南商城人，南京大学法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