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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奥内什蒂市在共产主义时期曾是石油化工重镇。如今，在这里的几家被遗忘的巨型工厂中，却只剩默默生锈的设备。待你继续往市区里走几个小时，和行人攀谈几句后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和罗马尼亚腹地的其他城市一样，患了一种病，病名为“人口大规模外流”。
奥内什蒂的许多公寓楼都是60年代盖的，而夜幕降临时，亮灯的却没有几家，许多房子都没人住。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员说：“查一下我们楼的水表，你就会发现65户中只有20来户有人住。”他接着缅怀了一番城市上空浓烟滚滚的时代，是有污染不假，但也有许多工作机会。然而，那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1990年以来，已经有一半居民离开了。图书馆空无一人，体育场和游泳馆也早已停业。人都去哪儿了？市长尼古拉·齐奥塞斯坦率地说：“他们都走了。”
2007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西欧劳动力市场的大门自此向这个国家敞开。罗马尼亚人都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西欧市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奥内什蒂自1990年就开始衰败，但2007年之后，城市的颓势变得更为明显。在长途汽车站，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响声仿佛在喊着那些理想去处的名字：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丹麦……这些无一不是西欧国家。
| 和平时期，人口降幅创新高 |
人口形势危急的奥内什蒂在罗马尼亚绝非个例。虽然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数据，但保守地说，至少有300万罗马尼亚人在国外生活。1989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垮台那一年，罗马尼亚的人口为2300万，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970万。
联合国列举了人口流失情况最严重的十个国家，其中就有罗马尼亚。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到本世纪中叶，罗马尼亚人口可能会降到1600万左右。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摩尔多瓦、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国的情况也与罗马尼亚类似，这些中东欧国家的人口问题已经危及到了它们的立国之本。
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索伯特卡指出，1990年到2017年，欧盟15个老成员国的人口增长了12%，但2004年以来，新加入的13个成员国的人口下降了7%。索伯特卡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估算出如今有1500万到1800万的中东欧公民在西欧生活。人口问题在政治上是敏感话题，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愿意看到本国公民大规模涌向国外。“在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决定了它的政治话语权。”索伯特卡说，“在匈牙利和捷克，政府给出的人口流出数据分别比实际要低1/3和1/5。波兰的人口统计数据甚至会将不在本国生活的波兰人算进来。”
| 侨民资金回流 |
奥内什蒂市长给不出市民的具体人数，他一开始说：“根据最新统计，是5.1万。”不过，罗马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显示，2011年，奥内什蒂只有39172名市民。看到统计局的报告后，他又改口说：“从城市每日产生的垃圾来看，现在的人口应该在3.5万到3.6万之间。”但倘若联系一下当地收垃圾的清洁公司，我们就会发现，这数字还得往下降一降，因为登记在册的用户有3.6万人，而真正交钱的只有2.7万。
奥内什蒂周边的情况更糟。拉多亚就是一例，镇上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路上更是看不到人，只有一家杂货铺开着门。“这很正常。”小店老板说，“80%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路上偶遇的一名建筑工人说，他回来主要是看望祖母。“我在英国一天就能赚174欧，但在罗马尼亚，一个月才能赚232欧！”他感叹道。
虽然这些人出去打工了，但他们却把钱带了回来。公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而居民自己的住所看上去却挺华丽，有些已经盖好了，有些还在施工。
近些年，罗马尼亚的最低工资大幅度上涨，尽管如此，它的平均工资却在欧盟垫底。每年都有20万罗马尼亚人出国打工，相当于每小时就有23人离开祖国。罗马尼亚人口外流问题专家杜米特鲁·桑都表示：“贫穷國家的公民到周边富有国家打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什么举措能真正阻止这一趋势。”
欧盟的人口可自由流动政策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而落地，欧盟成员国公民自此可在欧洲任一角落工作和生活。此前，欧盟成员国的发展水平相近，但自2004年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以来，发展水平就变得参差不齐了。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的罗马尼亚劳动力人口在欧盟发达地区打工，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的数据则分别为15%和14%。
| 劳动力短缺 |
“波兰水管工”这样的话题经常在法国引起论战，但这在欧盟并非主流。多年以来，波兰等国的劳工都很受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的欢迎，因为他们价格合适、灵活度高，而且为各国建筑业、农业和医疗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也引发了政治上的争端，英国脱欧也多少与此有关。
罗马尼亚人口统计学家瓦西里·格陶说：“人口大规模外流，挽救了罗马尼亚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就业市场的压力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失业率也跟着降低了。2010年以来，在外打工的人口往国内输入了270亿欧元。他们数以百万计的亲人因此过上了好日子，还有数百万人买了房、做起了生意。” 但这一现象也引发了极大的焦虑。他继续说道：“如今，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缺口非常大，并且形势在进一步恶化。以罗马尼亚为例，流失的高素质人口越来越多。这样下去，这些国家未来会吃大亏的。”医疗卫生行业就是重灾区，若本地的医生都跑到西欧就业，其后果可想而知。
| 缩水的学校 |
卡尤蒂学校离奥内什蒂不远，走进教室，孩子们在高兴地画着欧盟旗帜。不过，这里1/3到1/2的孩子的父母都在国外打工。这些父母大多经济条件有限，无力带孩子一起出去，他们多数会让爷爷奶奶或亲戚帮忙照看孩子。
罗马尼亚政府长期对留守儿童问题不闻不问，直到2015年，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凡是出国打工的父母都要向政府申报。46岁的加布里埃拉·托萨是卡尤蒂学校的校长，她说：“我们学校只有26个孩子的父母申报了，但你随便和学生聊几句就会发现，真实数据要比这个多得多。”
托萨认为，父母不愿申报的原因是担心社会服务部门会跟他们提要求。托萨的家人基本都在国外，但她却选择留在国内。她如今在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就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会对孩子造成何种心理影响的问题。“自卑、辍学、祖父母对孩子缺乏鼓励、学校作用发挥不足……”她将负面影响一一列了出来。2017年到2018年，在她的学校就有40名学生辍学。
30岁的玛丽安·达莫克在一家专为该地区学校提供硬件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她说：“不少班级都被砍掉了，老师们也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商议调整工作岗位的事。”她的许多朋友都在国外，但她毕业后却选择留在国内，“大家都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也跟他们解释不清楚。”她很忧心，因为人们对出国工作已经习以为常，长此以往，国家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是个问题。
| 解决人口危机的最大障碍 |
奥克塔维安·里斯特亚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他说：“20年前，来应聘的人能在工厂门口排起长龙，但如今，我们得从各个方面满足工人的需求，这样才能留住他们。”他给工人开出的月薪是440欧元，已超过了国家最低工资。这样的现象在中欧也很普遍。匈牙利的奥迪工厂也给工人涨了工资，涨幅高达18%。
然而，企业家担心，即使涨了工资，外出打工的人还是少有回来的，生产力难以提升。那能否吸引外国劳工呢？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这一传统，提这样的建议甚至会触碰禁忌。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是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2019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道：“如今，欧洲的生育率越来越低。西欧的对策是吸引外来人口，但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关心的不是数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匈牙利孩子。接受外来人口，对我们而言无异于缴械投降。”他进而提出了一揽子促进生育的政策，其中包括对育有四胎的妈妈终生免个税。
不过，依然有国家开始考虑吸引外来人口。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工作的乌克兰人和巴尔干半岛人就有数十万之多。这些外来人口并非欧盟成员国公民，但他们还是能轻松地拿到工作签证。
有的国家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罗马尼亚就在近期出台了提升非欧盟国家公民工作签证配额的政策。如今，罗马尼亚的工厂和宾馆中已经有不少尼泊尔人和越南人了。
安德烈·巴比什除了捷克总理的身份外，还有个身份：农业大亨。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他的做法颇具讽刺意味，虽然口头上高调反对外来人口，但一到自家的屠宰场，他又毫不犹豫地雇用了越南工人。在索伯特卡看来，捷克确实也别无选择。
索伯特卡说：“90年代，西班牙和爱尔兰成为了移民国家。再过一二十年，东欧国家也会走上这条路。”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在于是否会有大批俄罗斯人涌入这些国家。俄罗斯人与非洲人或中东人相比，在文化上更容易融入这些国家，并且俄罗斯有1.4亿人口，可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苏联曾控制过东欧，这些国家对此还有阴影，它们能否接受俄罗斯人还是未知数。
东欧的人口焦虑愈演愈烈，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想法，近年来都相继浮出水面。2018年底，罗马尼亚财政部长提议，将欧盟居民出国生活的上限设为五年，用他的话讲：“这或許限制了大家，但这都是为了社会和谐。我们不能一味地发展西欧，牺牲东欧。”2019年6月，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明确表示：“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政策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大障碍，人口能流动固然是好的，但前提是他们得能回来。目前来看，克罗地亚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面对铺天盖地的斥责声，二人很快就收回了他们的话，但他们的发言也确实反映了这些国家当政者的难处。
| 人口危机与民主危机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拉脱维亚裔历史学家乌娜·伯格曼认为，想要找到解决方案绝非易事。近年来，她的家乡拉脱维亚和它的波罗的海邻国一样，也面临大规模人口外流。
“不论哪种人口政策都无法填补人口外流所造成的缺口。拉脱维亚政府想依靠政策吸引在国外的30万拉脱维亚人回国，这太理想化了。而吸引外国人来拉脱维亚务工又是一个敏感话题，提都不能提，因为自苏联时期以来，拉脱维亚就一直有身份认同危机。”伯格曼说。
东欧的政府官员内心也很纠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将人口外流看作好事。一方面，它可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出去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这些人喜欢批评当政者，他们走了正好。而留在国内的多是受教育程度偏低和生产力较低的人，他们对社会援助的依赖更强。以罗马尼亚为代表的国家就常常利用社会援助左右选举。
这些国家近年来身份僵化、贪腐严重，对法治的攻击也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迫使更多的高学历人才走出国门。这一情况足以说明人口危机和民主危机紧密相连。爱沙尼亚近来兴起了一个民族主义党派，他们拿人口外流做文章，攻击执政党，称执政党鼓励人口外出打工和外国人口流入。2019年3月3日，议会选举，该党派获得的票数非常多，令人震惊。
2018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在前东德地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出去闯荡，导致该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之2015年以来，大批难民涌入前东德地区，生活在那里的白人男性更觉得自己的饭碗被抢了，于是许多白人男性为此将选票投给了极右翼民粹政党AfD（意为“德国的选择”）。
伦敦、布鲁塞尔、柏林等地的东欧侨民也在近年来成立了许多公民组织，远程对抗祖国的保守势力。捷克裔的索伯特卡就发现，捷克侨民更愿意将选票投给自由党派候选人。不过，境外投票手续麻烦，正因如此，侨民在选举中的存在感很低，没有人对接触了西欧社会的他们及其政治立场的变化进行过详细研究。可以说，侨民总生活在边缘地带，不被认可。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生活的国家都不拿他们当回事，在选举中也很少有人替他们发声。
侨民的种种做法或许并不只是为了自由本身，而是在对祖国的当政者表达不满，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留不住人，正是当政者执政不力造成的。在匈牙利，有一个叫“动量运动党”的新党派，由许多国外回来的高学历年轻人共同创办，目标就是让欧尔班下台。不过，在201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该党仅获得3%的选票。由此可见，该党成员虽然在西欧的大都会闯荡过，体验过各地的多样性，但他们依旧无法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
[编译自法国《世界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