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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我刚从北京搬来纽约，当时住在位于哈德逊河谷的一个市郊小镇。那年6月，受我之前供职的《新京報》之托，我做了一个对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的访谈。《新京报》一直颇受欢迎的“书评周刊”非常重视这次访谈，因为莉迪亚·戴维斯当时不仅是新晋布克国际奖得主，且在国内鲜有人知，写作风格又以新颖独特著称。由我去做这次访谈不仅有地理上的便利（戴维斯教书的大学距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只有一小时车程），又有身份上的便利：我当时已经开始着手为楚尘出版公司翻译戴维斯的小说了。我接手的四卷本《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几乎收录了她已经出版的所有短篇小说，中文版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结为《几乎没有记忆》和《困扰种种》两本小说集出版。再后来，由小二老师翻译的戴维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终结》面世。今年6月，我翻译的戴维斯最新小说集《不能与不会》又和读者见面。目前为止，国内对戴维斯作品的引进已经十分完整充分，戴维斯也成了国内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作家。
趁《不能与不会》出版之机，《小说界》邀我写一篇关于戴维斯的文章，形制要求听起来有些“印象记”的味道。应邀时我多少有些犹豫，因为虽然译了戴维斯不少作品，我和她私下里的接触其实并不多。面对面的交流除了2014年的那次访谈，便是在曼哈顿关于英文版《不能与不会》的朗读会上。朗读会当晚场面颇盛，主办方还请来了得过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与戴维斯做对谈。那时戴维斯在她的本土美国已经颇具声望，不再只是一个在作家和挑剔的读者群中口口相传、且被目为隶属欧洲文学传统的小作家了，请来同样喜在小说中反传统叙事的让·艾什诺兹与她对谈当然是合适的选择。活动开始前介绍戴维斯的，则是写过《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后来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努涅斯显然是戴维斯的超级粉丝，称她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极为深情”的作家（我认为后面一条是常常被评论家忽略的）。我记得戴维斯当晚读了《关于被窃萨拉米香肠的故事》《坏小说》《我姐姐和英女王》《偶然性vs. 必然性》等小说，这些简短、机敏、饱含戴维斯式冷幽默的故事收获了很好的现场反应，台下笑声不断。不过，当晚令我印象更深刻的可能是戴维斯面对人群的紧张与怯场，至少是在开场时的那好几分钟里。我记得她上台时的脚步仿佛并不自信，初面听众时眼神也有些闪避。开始朗读的好几分钟里，她的声音明显是紧绷和颤抖的。经过了这最初的几分钟，或许她想起了这只是一场作品朗读与讨论会而非某种审判，而来听她说话的人想必都是喜爱她的读者，她才显得安定了下来。
去听这次朗读会时我并没有看到《不能与不会》这本小说集，但后来读到书时，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确是印证了我的一番观察。在《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中，戴维斯以她小说中一贯坦诚、无情自剖的方式写到了教书这一职业带给她的巨大挑战：
教书对我来说一直很难。有时候它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不害怕艰难的工作，我习惯那些工作，但这种特定的工作，我在从事的这种教学工作，是摧残灵魂、几乎让人丧失行动能力的。
我不总是一个坏教师。我在教学上的困难是复杂的，对此我想了很多：这可能是因为，首先，总的来说我缺乏条理，再加上过度备课，加上怯场，加上，在教室里的时候，对想法表述不清且存在感很弱。我很难直视学生的眼睛。我会吐字不清地说话，解释不清楚问题。我不喜欢用黑板。
她接下来写道：
我不喜欢用黑板是因为我不喜欢背对着课堂。我担心如果转过背去，学生们会借机开始说话或是开始看别的课的笔记，或更糟糕，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
“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这是作为教授的戴维斯对于学生对自己态度的推断。这种推断当然过于主观和过于严峻（fatalistic）了，很可能离事实很远。或许戴维斯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主观感受并不可靠;而我怀疑一个像她这样擅长清晰思考的人在课堂上的表现是否真的会像她自称的那样糟糕。但不过，习惯性自我评价偏低就如“怯场”一样，属于个性与气质性领域，很难为理性所纠正与说服。就像我们知道，天才如卡夫卡也一直在与自卑做斗争。而我一直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内向的（或者说向内的）、退缩的、不断自省与自我评判的个性，深刻地影响了戴维斯的生活与写作，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文本魅力。
熟悉戴维斯的读者都会记得一些典型人物——虽然戴维斯的小说几乎不提供情节，但她却颇写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奥兰多太太的恐惧》中随时防范周遭一切危验的奥兰多太太;《房屋平面图》中不断描画想象中房子的草图却永远无法将草图付诸行动的男人;《瓦西里的生活速写》中那个“个性多变，心思不定，有时野心勃勃，有时昏昏沉沉，有时热爱沉思，有时缺乏耐心”的“胖知识分子”瓦西里;《圣马丁》里那对在荒僻的法国乡下替人照看房子的身无分文的作家情侣;《困扰种种》里那个永远纠结于丈夫和母亲的微小情绪的女人。更不要提她的无数其他篇章中那个无名的、总是耽于内心活动的女知识分子所塑造的总体形象了。这些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他们外貌上的清晰或行动上的突出，恰恰相反，他们在外貌上和行动上常常是模糊的、迟疑的。他们往往迟于行动而精于内省，那些无止尽的、缠绕的、琐碎微细的内心活动构成了他们的世界景观，也取代了情节，成为戴维斯小说的书写主体。诗人瓦当在评价戴维斯作品时说，和卡夫卡一样，戴维斯“关注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而非日常生活，这造就了一种戏剧化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我喜欢瓦当在这里提到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这是十分精妙的观察。而我认为，如果说戴维斯的小说会在一部分读者那里制造困惑与挑战，因而注定将他们拒之门外，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不会》延续了这种内省与自我诘问的叙事基调。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情感最为深彻的一篇，是一位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追忆她死去的姐姐。和戴维斯的许多小说一样，读者往往很难将叙事者与作家本人的形象区分开来，在我就翻译问题向戴维斯请教时，她告诉我这一篇的确是根据她本人的经历写成的。在这篇名为《海豹》的小说中，叙事者“我”写到了她和患急病早逝的姐姐一生中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带着典型的戴维斯式的简单而突兀深刻的戏剧性： 我很想念她。也许当你无法弄清楚你和一个人的关系时，你会更想念这个人。在我小的时候，我爱她胜过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她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
我在她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我有时候想对于她的女儿们，甚至对她，我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感觉会突然降临，一种空洞感，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我是边缘人物，我们的兄弟也是，虽然他和我在她早年的生命中占据了那么大的位置。
在她死后，我不断地回到这件事，试着去想她对我是怎样的感情，试着衡量它，试图寻找柔情与爱，掂量它，想要将它确实。她对我的感情一定是矛盾混杂的，对我这个比她小很多的妹妹——我在家的生活比她的要容易得多。她可能一直对此怀有某种嫉妒……
让这些文字更具沉痛色彩的，不仅是叙事者对逝去的姐姐的深情和思念，还因为这思念中那挥之不去的疑问，那种带着追悔和苦涩的语气。并且，毫无疑问，因为生死相隔，那些疑问、悔恨和苦涩已很难消除了，只能借助时间渐渐淡化。又或者，它们会借助于文字永远地封存起来。文字的作用或许就在此于，它们不提供解答，甚至可能也不提供慰藉，但它们提供一种封印，让那些令我们念念不忘的生命的印记不至于永远失去。
不过，戴维斯的小说里不完全是生命之“重”，也有很多轻盈和美妙。这种轻盈在她早期那些类童话的、带着诗歌质感的故事中就出现了。这些故事往往要短得多，语调和情绪上也明快得多，仿佛是为了平衡一些故事里过于沉重阴郁的情绪而存在的。又或者，它们是在那种更轻快的情绪中被写下的吧。
《不能与不会》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编排顺序上还是像她从前的小说集一样长短穿插。其中还有一些故事被标注为“梦”，戴维斯在书尾特别作注说明，这些标注为“梦”的故事，一部分來自于她本人的梦境和“像梦一样的经历”，一部分则来自于亲人朋友的梦。这些故事往往十分短小、精炼，就像真实的梦境一样奇异玄妙，却有着让人一再回味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戴维斯的语言，清晰、透明，有着诗的节奏与质感。
比如名为《月亮》一篇是这样的：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了。我的房间很大，很暗，除了地上的那条白狗。我离开了房间。走廊很宽很长，充斥着一种像是水下的光。我走到了洗手间的走道，看到那里充满了亮光。高天上有一轮满月，在头顶上。它的光透过窗户直照到马桶上，就好像是被助人的上帝送来的。
然后我回到了床上。我在那里醒着躺了一会儿。房间里比之前亮了一些。月亮来到了房子的这一边，我想。但是不对啊，现在已经是黎明了。
或是《寻找丈夫的人》：
一群女人试图登上一座岛，在部落的年轻美貌的男子中寻找丈夫。她们就像棉球或野生植物的种子那样漂洋过海，当被拒绝时她们又像一片毛绒绒的白色的东西那样堆积着漂在海上。
戴维斯还沉迷于写“物”。“人际关系”往往为戴维斯的主人公带来困惑和挑战，但在写“物”的时候，戴维斯的笔下则常常呈现出一种完全的愉悦。我想起第一次和戴维斯见面的时候，我们谈起了猫、花园和老式火车站。戴维斯说她很喜欢动物，喜欢观察它们。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她的每一本小说集里都会有几篇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戴维斯之所以热衷于写它们，或许是因为“物”与我们的互动是简单纯粹的，不会向我们提供含混难解的信息。而我认为，对“物”的精准而角度独特的描写，是戴维斯小说最为宝贵的品质之一。不仅是动物，她感兴趣的还有更广义的“物象”，例如植物、风景和天气。它们成为她细致地观察与描写的对象，而在她写“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忘我的作家，沉浸于天地万物的丰富、独特和奇妙，此时此刻，世界在戴维斯眼中似乎只有完全的欢乐。
例如在超短篇《玉米糊》中：
今天早上，这碗煮好的热玉米糊上盖着一只透明的盘子，坐在那儿，它让盘子底部结上了几颗凝结物：它，也在用自己小小的方式采取行动。
或是在书中最长的篇章之一《母牛》里：
每一天，当它们从谷仓的远端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开始了新的一幕，或者是一整场戏剧。
它们从谷仓远端缓缓走进你的视线，用有节奏的、优雅的步伐，那是一件大事，就像开始了一场游行表演。
今天早晨她们看起来像是充满期待，但这是由于这两件事的结合：暴风雨到来前那种奇怪的黄光，以及聆听一只很大声的啄木鸟时她们脸上那种警觉的表情。
这或许就是这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片断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原因。不仅因为它们的精准、怪异和有趣，也因为它们带来一种宝贵的平衡：平衡了一个惯于否定的头脑，一个稍显苦涩的声音。归根到底，平衡才是世界的存在之道，不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趁《不能与不会》出版之机，《小说界》邀我写一篇关于戴维斯的文章，形制要求听起来有些“印象记”的味道。应邀时我多少有些犹豫，因为虽然译了戴维斯不少作品，我和她私下里的接触其实并不多。面对面的交流除了2014年的那次访谈，便是在曼哈顿关于英文版《不能与不会》的朗读会上。朗读会当晚场面颇盛，主办方还请来了得过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与戴维斯做对谈。那时戴维斯在她的本土美国已经颇具声望，不再只是一个在作家和挑剔的读者群中口口相传、且被目为隶属欧洲文学传统的小作家了，请来同样喜在小说中反传统叙事的让·艾什诺兹与她对谈当然是合适的选择。活动开始前介绍戴维斯的，则是写过《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后来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努涅斯显然是戴维斯的超级粉丝，称她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极为深情”的作家（我认为后面一条是常常被评论家忽略的）。我记得戴维斯当晚读了《关于被窃萨拉米香肠的故事》《坏小说》《我姐姐和英女王》《偶然性vs. 必然性》等小说，这些简短、机敏、饱含戴维斯式冷幽默的故事收获了很好的现场反应，台下笑声不断。不过，当晚令我印象更深刻的可能是戴维斯面对人群的紧张与怯场，至少是在开场时的那好几分钟里。我记得她上台时的脚步仿佛并不自信，初面听众时眼神也有些闪避。开始朗读的好几分钟里，她的声音明显是紧绷和颤抖的。经过了这最初的几分钟，或许她想起了这只是一场作品朗读与讨论会而非某种审判，而来听她说话的人想必都是喜爱她的读者，她才显得安定了下来。
去听这次朗读会时我并没有看到《不能与不会》这本小说集，但后来读到书时，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确是印证了我的一番观察。在《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中，戴维斯以她小说中一贯坦诚、无情自剖的方式写到了教书这一职业带给她的巨大挑战：
教书对我来说一直很难。有时候它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不害怕艰难的工作，我习惯那些工作，但这种特定的工作，我在从事的这种教学工作，是摧残灵魂、几乎让人丧失行动能力的。
我不总是一个坏教师。我在教学上的困难是复杂的，对此我想了很多：这可能是因为，首先，总的来说我缺乏条理，再加上过度备课，加上怯场，加上，在教室里的时候，对想法表述不清且存在感很弱。我很难直视学生的眼睛。我会吐字不清地说话，解释不清楚问题。我不喜欢用黑板。
她接下来写道：
我不喜欢用黑板是因为我不喜欢背对着课堂。我担心如果转过背去，学生们会借机开始说话或是开始看别的课的笔记，或更糟糕，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
“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这是作为教授的戴维斯对于学生对自己态度的推断。这种推断当然过于主观和过于严峻（fatalistic）了，很可能离事实很远。或许戴维斯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主观感受并不可靠;而我怀疑一个像她这样擅长清晰思考的人在课堂上的表现是否真的会像她自称的那样糟糕。但不过，习惯性自我评价偏低就如“怯场”一样，属于个性与气质性领域，很难为理性所纠正与说服。就像我们知道，天才如卡夫卡也一直在与自卑做斗争。而我一直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内向的（或者说向内的）、退缩的、不断自省与自我评判的个性，深刻地影响了戴维斯的生活与写作，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文本魅力。
熟悉戴维斯的读者都会记得一些典型人物——虽然戴维斯的小说几乎不提供情节，但她却颇写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奥兰多太太的恐惧》中随时防范周遭一切危验的奥兰多太太;《房屋平面图》中不断描画想象中房子的草图却永远无法将草图付诸行动的男人;《瓦西里的生活速写》中那个“个性多变，心思不定，有时野心勃勃，有时昏昏沉沉，有时热爱沉思，有时缺乏耐心”的“胖知识分子”瓦西里;《圣马丁》里那对在荒僻的法国乡下替人照看房子的身无分文的作家情侣;《困扰种种》里那个永远纠结于丈夫和母亲的微小情绪的女人。更不要提她的无数其他篇章中那个无名的、总是耽于内心活动的女知识分子所塑造的总体形象了。这些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他们外貌上的清晰或行动上的突出，恰恰相反，他们在外貌上和行动上常常是模糊的、迟疑的。他们往往迟于行动而精于内省，那些无止尽的、缠绕的、琐碎微细的内心活动构成了他们的世界景观，也取代了情节，成为戴维斯小说的书写主体。诗人瓦当在评价戴维斯作品时说，和卡夫卡一样，戴维斯“关注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而非日常生活，这造就了一种戏剧化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我喜欢瓦当在这里提到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这是十分精妙的观察。而我认为，如果说戴维斯的小说会在一部分读者那里制造困惑与挑战，因而注定将他们拒之门外，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不会》延续了这种内省与自我诘问的叙事基调。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情感最为深彻的一篇，是一位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追忆她死去的姐姐。和戴维斯的许多小说一样，读者往往很难将叙事者与作家本人的形象区分开来，在我就翻译问题向戴维斯请教时，她告诉我这一篇的确是根据她本人的经历写成的。在这篇名为《海豹》的小说中，叙事者“我”写到了她和患急病早逝的姐姐一生中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带着典型的戴维斯式的简单而突兀深刻的戏剧性： 我很想念她。也许当你无法弄清楚你和一个人的关系时，你会更想念这个人。在我小的时候，我爱她胜过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她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
我在她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我有时候想对于她的女儿们，甚至对她，我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感觉会突然降临，一种空洞感，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我是边缘人物，我们的兄弟也是，虽然他和我在她早年的生命中占据了那么大的位置。
在她死后，我不断地回到这件事，试着去想她对我是怎样的感情，试着衡量它，试图寻找柔情与爱，掂量它，想要将它确实。她对我的感情一定是矛盾混杂的，对我这个比她小很多的妹妹——我在家的生活比她的要容易得多。她可能一直对此怀有某种嫉妒……
让这些文字更具沉痛色彩的，不仅是叙事者对逝去的姐姐的深情和思念，还因为这思念中那挥之不去的疑问，那种带着追悔和苦涩的语气。并且，毫无疑问，因为生死相隔，那些疑问、悔恨和苦涩已很难消除了，只能借助时间渐渐淡化。又或者，它们会借助于文字永远地封存起来。文字的作用或许就在此于，它们不提供解答，甚至可能也不提供慰藉，但它们提供一种封印，让那些令我们念念不忘的生命的印记不至于永远失去。
不过，戴维斯的小说里不完全是生命之“重”，也有很多轻盈和美妙。这种轻盈在她早期那些类童话的、带着诗歌质感的故事中就出现了。这些故事往往要短得多，语调和情绪上也明快得多，仿佛是为了平衡一些故事里过于沉重阴郁的情绪而存在的。又或者，它们是在那种更轻快的情绪中被写下的吧。
《不能与不会》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编排顺序上还是像她从前的小说集一样长短穿插。其中还有一些故事被标注为“梦”，戴维斯在书尾特别作注说明，这些标注为“梦”的故事，一部分來自于她本人的梦境和“像梦一样的经历”，一部分则来自于亲人朋友的梦。这些故事往往十分短小、精炼，就像真实的梦境一样奇异玄妙，却有着让人一再回味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戴维斯的语言，清晰、透明，有着诗的节奏与质感。
比如名为《月亮》一篇是这样的：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了。我的房间很大，很暗，除了地上的那条白狗。我离开了房间。走廊很宽很长，充斥着一种像是水下的光。我走到了洗手间的走道，看到那里充满了亮光。高天上有一轮满月，在头顶上。它的光透过窗户直照到马桶上，就好像是被助人的上帝送来的。
然后我回到了床上。我在那里醒着躺了一会儿。房间里比之前亮了一些。月亮来到了房子的这一边，我想。但是不对啊，现在已经是黎明了。
或是《寻找丈夫的人》：
一群女人试图登上一座岛，在部落的年轻美貌的男子中寻找丈夫。她们就像棉球或野生植物的种子那样漂洋过海，当被拒绝时她们又像一片毛绒绒的白色的东西那样堆积着漂在海上。
戴维斯还沉迷于写“物”。“人际关系”往往为戴维斯的主人公带来困惑和挑战，但在写“物”的时候，戴维斯的笔下则常常呈现出一种完全的愉悦。我想起第一次和戴维斯见面的时候，我们谈起了猫、花园和老式火车站。戴维斯说她很喜欢动物，喜欢观察它们。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她的每一本小说集里都会有几篇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戴维斯之所以热衷于写它们，或许是因为“物”与我们的互动是简单纯粹的，不会向我们提供含混难解的信息。而我认为，对“物”的精准而角度独特的描写，是戴维斯小说最为宝贵的品质之一。不仅是动物，她感兴趣的还有更广义的“物象”，例如植物、风景和天气。它们成为她细致地观察与描写的对象，而在她写“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忘我的作家，沉浸于天地万物的丰富、独特和奇妙，此时此刻，世界在戴维斯眼中似乎只有完全的欢乐。
例如在超短篇《玉米糊》中：
今天早上，这碗煮好的热玉米糊上盖着一只透明的盘子，坐在那儿，它让盘子底部结上了几颗凝结物：它，也在用自己小小的方式采取行动。
或是在书中最长的篇章之一《母牛》里：
每一天，当它们从谷仓的远端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开始了新的一幕，或者是一整场戏剧。
它们从谷仓远端缓缓走进你的视线，用有节奏的、优雅的步伐，那是一件大事，就像开始了一场游行表演。
今天早晨她们看起来像是充满期待，但这是由于这两件事的结合：暴风雨到来前那种奇怪的黄光，以及聆听一只很大声的啄木鸟时她们脸上那种警觉的表情。
这或许就是这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片断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原因。不仅因为它们的精准、怪异和有趣，也因为它们带来一种宝贵的平衡：平衡了一个惯于否定的头脑，一个稍显苦涩的声音。归根到底，平衡才是世界的存在之道，不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