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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30年内，中国可能还有一次奥运会，你能等到，我不可能，所以这当然就是我这一代唯一一次参与本国举办的奥运会的机会
马国力执掌CCTV-5十几年，按他的话讲，管的就是播什么和怎么播，有人说他控制着几千万中国男人的喜怒哀乐，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怎么可能呢？”
但他又说了，男人是比较喜欢看体育，而看体育最大渠道是CCTV-5，“那你从这个意义讲，世界杯播放权我买不来，那几亿的男人他就……”
曾经的央视“大佬”，现在的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历”相当之“简”：
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之前干了几年航空摄影，之后被分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一直当到体育中心主任，2005年5月底正式借调BOB。
“我这个人一开始就是被分配的。”这个54岁的男人说。
分配到央视，也不容易吧？
“没！容易极了！中央电视台只有到了90年代以后，才显现出越来越重要了，整个80年代，广播影响大，比如那个全国报纸摘要，比新闻联播重要多了。”
以体育节目而言，直播需要卫星传送和转播车，“80年代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卫星地面站，国际卫星很贵，而且必须提前很长时间预订。转播车，中央电视台当时只有一辆。财政呢，全年收入和现在的地级电视台差不多，一直到90年都差不多，年收入超不过一亿元。”
他用“中央电视台”或者“中央台”，几乎不用“央视”这个“90后”简称。他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电视人。
管理者最好什么比赛都不喜欢
1984年。
零的突破、体操王子、女排……中国人对奥运会的集体记忆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马国力在德国，国家安排他去德国电视台进修。那时没有互联网，他都是从德国报纸上获取中国的消息，德国报纸甚至报道了央视，说是由于中国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让央视的转播也开始增加。
马国力觉得，奥运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项目，也是从1984年开始的。“如果84年不是在美国办，它可能不会取得这么大商业上的成功，毕竟美国电视比苏联发达，信号制作精良。”
他并不否认奥运会的政治意涵，但他反复强调的两个词是：技术、财政。
他1989年担任体育部副主任，第一次讲话就对手下说，我不希望大家下了班以后去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买菜来耽误时间。
这完全符合一个“技术官僚”的风格。
“应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第一，赶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体育电视技术的一个大转变，这给体育电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容易的平台；第二，我又赶上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1992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成倍增加，做电视没有钱不行……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体育频道的发展，而我恰好是这一阶段的头儿而已。”
这构成了他对一件事情的解释：2000年，英国《卫报》选出“体育领域最有权力的50个人”，马国力入选。
顿了一下，他又加了两条，“90年代以后，一大批喜欢体育的人有了自己找工作的机会，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在那个榜单上，马国力位列47位，第48位是老虎伍兹，而第1位则是传媒大亨默多克。
《卫报》说，默多克既不参与体育，也不管理体育，连体育比赛也很少看，但这并不影响他拥有影响巨大的体育媒体、球队，签下巨额的赞助合同。
马国力有一个类似的观点：管理者最好什么比赛都不喜欢，才能做到平衡，客观看待不同观众的需要。
2005年5月6日，NBA季后赛火箭对小牛的第六场，总分火箭2：3落后。直播到了关键的第四节，马国力一声令下“切”，生生插进来世乒赛半决赛。
乒乓迷乐了，篮球迷疯了，网上的争吵，包括对马国力的攻击炸开了锅。
马国力看一些网友评论，但并不太以为然。
他对韩乔生他们说，如果一个评论员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就不要上网看。“你看，在美国，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在中国，主要用于发泄，当然，咱们说好听了是评论……以前一封群众来信，至少代表他那个群体20到30个人，现在网络一个评论就代表一个人，我不会按网友的评论去安排节目。”
当然，现在他有了正式的回应：“一个体育频道的总管，他要有取舍，这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内容上的。那是世乒赛啊，半决赛中国选手要是输了呢？这就是大新闻……说起来，就是因为有了网络，现在我要是还管那个事，我还会那么做。”
那么百年澳网呢？2005年央视放弃转播澳网，多数地方的网球迷错过了萨芬与费德勒那场可以载入史册的五盘之战。
“那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那边卖的人告诉我，有人出高价，问我能不能给得更多，我说对不起，这个项目我只能出这么多，那就没了。”他淡淡地说。
把垄断扩大到极致
马国力老家在河北省无极县。他曾回忆自己1967年回老家的情景，当时老家的人包了肉馅饺子款待他这位城里来的“贵客”，而堂兄妹只能吃白菜疙瘩馅。
小马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什么味儿啊？！后来一问，才知道老家每年只在八月十五和春节杀两次猪，他去的时候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伯母取出八月十五没舍得吃的猪肉款待他。农村没冰箱，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那猪肉虽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你说那是什么“味儿”？
二十多年后，小马变成了老马。老马在央视体育部，对同事说，我是从8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的收入不高，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台电视是多么难，弄个票啊什么的，有些人是把电视机作为自己唯一的娱乐工具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
他宣称：“体育频道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没人强迫你必须播什么。”但他否认这是体育频道和“国际水平”差距相对最小的原因。“（差距相对最小）是因为专业性更强，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体育节目的制作标准，这和新闻不一样。体育赛事的标准真的是比较统一的，你没有经济能力，你就做不到。”
他大大方方地承认央视的垄断，也曾因为看到自己的记者或解说员在别处发表不利于央视的文章而大发雷霆。他甚至公开讲：“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位置上把这个垄断扩大到极致。”
什么叫极致？“就是让五套发展得更快一些，比如体育赛事值200万，你垄断可能可以150万买到，你就避免了通过竞争花250万买。”
他管这叫“各为其主”。于是央视一度放弃了中超转播权。
有人质疑，马国力或者说“马国力们”已经习惯垄断这一角色了。他却比更多人清楚“竞争”的好。“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节目评比啊，末位淘汰啊，其实就是想在体制之内保持一定的活力，在相对垄断的情况下，做起来比有竞争的情况下难很多。”
观察家们说，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
于是有人说，马国力必须是政治的，否则他不可能在央视这样的“半政府”机构呆了这么久；老马在央视时的一位同事则说，他的影响力已超出了“技术官僚”的范畴，走在街上，会不断有人找他签名，一些年轻的主持人说起他，如同回忆自己不苟言笑的父亲……
当然，还有他的“霸气”、“强势”、“说一不二”。
他作客新闻频道，对主持人张泉灵说，你要是跟我真正近距离接触，你不会觉得我有什么霸气，“可能是我原来所处的这个位置，再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央电视台飞速发展带来的这种强势地位，我又在上面……”
从第一个雇员，到最后一个雇员
这一次，他又说，“没觉得权力对我的压力，也没觉得很难驾驭。”
中央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在市场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家电视台。现在，他都暂时和它们无关了，尽管在他BOB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CCTV-5。
他说自己来BOB“是自愿、也是分配”，他比较两者的利弊：决定变成了执行，一把手变成了二把手，但少了许多不可不做但又不愿做的事。
也许现在他真的可以只关心技术了。
和他谈起1995年北京世妇会，盛传西方女性团体要裸奔游行，北京警方还真准备了很多白床单，预备遮挡围观者视线。他反应很快，“奥委会有一个规定，类似BOB这样的机构，只能报道赛事本身，比如出现裸奔的，我们肯定不会有镜头跟着它走，好比说，啪一下进来，我们是一个全景，我们就继续保持全景，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可能需要一个近景，他们要让观众看清这个是干什么，要做成一个故事，他们就自己跟进……（所以）这肯定会播出，但是是各个电视台自己的画面，我们只给他们架设线路，他们拍什么我们不管，这样让他们形成个性化的报道。”
又说起他曾说过的“要让观众看到更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奥运会动用的转播力量会更强，比如马拉松，现在看到的就是跑，奥运会我们肯定要动用直升机啊，这就肯定不一样了……这跟知情权没有关系，这是设计加技术，你有没有这个设计，再看技术能不能达到你这个设计，现在，你能想到的，技术上基本上没什么达不到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想到。”
他解释那句“2008，是我们这一代人惟一的机会”，这其实是他当初拟定的BOB招聘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媒体传播成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相信，30年内，中国可能还有一次奥运会，你能等到，我不可能，所以这当然就是我这一代唯一一次参与本国举办的奥运会的机会……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头到尾经历过一遍，从一开始第一个雇员，到最后一个雇员，再到解散这个公司。”
BOB是为奥运而生的，但中国体育不是，中国更不是。他觉得在“无处不奥运”的氛围下，“后奥运”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体育管理部门、市场部门，真的应该考虑，奥运会结束了不等于中国体育的结束，而应该是中国体育的开始，就跟股市一样，不是奥运会结束后就没有股市了。
我更看重奥运会对于中国体育和体育电视的促进作用，我其实希望体育主管部门，通过奥运会达到或者说修订的标准，能够在奥运会之后继续保持。例如电视比赛画面在奥运会之后也应该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画面，这对于观众也是一种服务。”
至于他自己呢？
“没办法预期，我一开始就是被分配的，（奥运会后）我肯定也会被分配一个。”
马国力执掌CCTV-5十几年，按他的话讲，管的就是播什么和怎么播，有人说他控制着几千万中国男人的喜怒哀乐，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怎么可能呢？”
但他又说了，男人是比较喜欢看体育，而看体育最大渠道是CCTV-5，“那你从这个意义讲，世界杯播放权我买不来，那几亿的男人他就……”
曾经的央视“大佬”，现在的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历”相当之“简”：
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之前干了几年航空摄影，之后被分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一直当到体育中心主任，2005年5月底正式借调BOB。
“我这个人一开始就是被分配的。”这个54岁的男人说。
分配到央视，也不容易吧？
“没！容易极了！中央电视台只有到了90年代以后，才显现出越来越重要了，整个80年代，广播影响大，比如那个全国报纸摘要，比新闻联播重要多了。”
以体育节目而言，直播需要卫星传送和转播车，“80年代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卫星地面站，国际卫星很贵，而且必须提前很长时间预订。转播车，中央电视台当时只有一辆。财政呢，全年收入和现在的地级电视台差不多，一直到90年都差不多，年收入超不过一亿元。”
他用“中央电视台”或者“中央台”，几乎不用“央视”这个“90后”简称。他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电视人。
管理者最好什么比赛都不喜欢
1984年。
零的突破、体操王子、女排……中国人对奥运会的集体记忆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马国力在德国，国家安排他去德国电视台进修。那时没有互联网，他都是从德国报纸上获取中国的消息，德国报纸甚至报道了央视，说是由于中国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让央视的转播也开始增加。
马国力觉得，奥运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项目，也是从1984年开始的。“如果84年不是在美国办，它可能不会取得这么大商业上的成功，毕竟美国电视比苏联发达，信号制作精良。”
他并不否认奥运会的政治意涵，但他反复强调的两个词是：技术、财政。
他1989年担任体育部副主任，第一次讲话就对手下说，我不希望大家下了班以后去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买菜来耽误时间。
这完全符合一个“技术官僚”的风格。
“应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第一，赶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体育电视技术的一个大转变，这给体育电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容易的平台；第二，我又赶上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1992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成倍增加，做电视没有钱不行……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体育频道的发展，而我恰好是这一阶段的头儿而已。”
这构成了他对一件事情的解释：2000年，英国《卫报》选出“体育领域最有权力的50个人”，马国力入选。
顿了一下，他又加了两条，“90年代以后，一大批喜欢体育的人有了自己找工作的机会，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在那个榜单上，马国力位列47位，第48位是老虎伍兹，而第1位则是传媒大亨默多克。
《卫报》说，默多克既不参与体育，也不管理体育，连体育比赛也很少看，但这并不影响他拥有影响巨大的体育媒体、球队，签下巨额的赞助合同。
马国力有一个类似的观点：管理者最好什么比赛都不喜欢，才能做到平衡，客观看待不同观众的需要。
2005年5月6日，NBA季后赛火箭对小牛的第六场，总分火箭2：3落后。直播到了关键的第四节，马国力一声令下“切”，生生插进来世乒赛半决赛。
乒乓迷乐了，篮球迷疯了，网上的争吵，包括对马国力的攻击炸开了锅。
马国力看一些网友评论，但并不太以为然。
他对韩乔生他们说，如果一个评论员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就不要上网看。“你看，在美国，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在中国，主要用于发泄，当然，咱们说好听了是评论……以前一封群众来信，至少代表他那个群体20到30个人，现在网络一个评论就代表一个人，我不会按网友的评论去安排节目。”
当然，现在他有了正式的回应：“一个体育频道的总管，他要有取舍，这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内容上的。那是世乒赛啊，半决赛中国选手要是输了呢？这就是大新闻……说起来，就是因为有了网络，现在我要是还管那个事，我还会那么做。”
那么百年澳网呢？2005年央视放弃转播澳网，多数地方的网球迷错过了萨芬与费德勒那场可以载入史册的五盘之战。
“那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那边卖的人告诉我，有人出高价，问我能不能给得更多，我说对不起，这个项目我只能出这么多，那就没了。”他淡淡地说。
把垄断扩大到极致
马国力老家在河北省无极县。他曾回忆自己1967年回老家的情景，当时老家的人包了肉馅饺子款待他这位城里来的“贵客”，而堂兄妹只能吃白菜疙瘩馅。
小马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什么味儿啊？！后来一问，才知道老家每年只在八月十五和春节杀两次猪，他去的时候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伯母取出八月十五没舍得吃的猪肉款待他。农村没冰箱，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那猪肉虽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你说那是什么“味儿”？
二十多年后，小马变成了老马。老马在央视体育部，对同事说，我是从8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的收入不高，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台电视是多么难，弄个票啊什么的，有些人是把电视机作为自己唯一的娱乐工具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
他宣称：“体育频道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没人强迫你必须播什么。”但他否认这是体育频道和“国际水平”差距相对最小的原因。“（差距相对最小）是因为专业性更强，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体育节目的制作标准，这和新闻不一样。体育赛事的标准真的是比较统一的，你没有经济能力，你就做不到。”
他大大方方地承认央视的垄断，也曾因为看到自己的记者或解说员在别处发表不利于央视的文章而大发雷霆。他甚至公开讲：“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位置上把这个垄断扩大到极致。”
什么叫极致？“就是让五套发展得更快一些，比如体育赛事值200万，你垄断可能可以150万买到，你就避免了通过竞争花250万买。”
他管这叫“各为其主”。于是央视一度放弃了中超转播权。
有人质疑，马国力或者说“马国力们”已经习惯垄断这一角色了。他却比更多人清楚“竞争”的好。“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节目评比啊，末位淘汰啊，其实就是想在体制之内保持一定的活力，在相对垄断的情况下，做起来比有竞争的情况下难很多。”
观察家们说，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
于是有人说，马国力必须是政治的，否则他不可能在央视这样的“半政府”机构呆了这么久；老马在央视时的一位同事则说，他的影响力已超出了“技术官僚”的范畴，走在街上，会不断有人找他签名，一些年轻的主持人说起他，如同回忆自己不苟言笑的父亲……
当然，还有他的“霸气”、“强势”、“说一不二”。
他作客新闻频道，对主持人张泉灵说，你要是跟我真正近距离接触，你不会觉得我有什么霸气，“可能是我原来所处的这个位置，再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央电视台飞速发展带来的这种强势地位，我又在上面……”
从第一个雇员，到最后一个雇员
这一次，他又说，“没觉得权力对我的压力，也没觉得很难驾驭。”
中央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在市场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家电视台。现在，他都暂时和它们无关了，尽管在他BOB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CCTV-5。
他说自己来BOB“是自愿、也是分配”，他比较两者的利弊：决定变成了执行，一把手变成了二把手，但少了许多不可不做但又不愿做的事。
也许现在他真的可以只关心技术了。
和他谈起1995年北京世妇会，盛传西方女性团体要裸奔游行，北京警方还真准备了很多白床单，预备遮挡围观者视线。他反应很快，“奥委会有一个规定，类似BOB这样的机构，只能报道赛事本身，比如出现裸奔的，我们肯定不会有镜头跟着它走，好比说，啪一下进来，我们是一个全景，我们就继续保持全景，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可能需要一个近景，他们要让观众看清这个是干什么，要做成一个故事，他们就自己跟进……（所以）这肯定会播出，但是是各个电视台自己的画面，我们只给他们架设线路，他们拍什么我们不管，这样让他们形成个性化的报道。”
又说起他曾说过的“要让观众看到更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奥运会动用的转播力量会更强，比如马拉松，现在看到的就是跑，奥运会我们肯定要动用直升机啊，这就肯定不一样了……这跟知情权没有关系，这是设计加技术，你有没有这个设计，再看技术能不能达到你这个设计，现在，你能想到的，技术上基本上没什么达不到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想到。”
他解释那句“2008，是我们这一代人惟一的机会”，这其实是他当初拟定的BOB招聘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媒体传播成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相信，30年内，中国可能还有一次奥运会，你能等到，我不可能，所以这当然就是我这一代唯一一次参与本国举办的奥运会的机会……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头到尾经历过一遍，从一开始第一个雇员，到最后一个雇员，再到解散这个公司。”
BOB是为奥运而生的，但中国体育不是，中国更不是。他觉得在“无处不奥运”的氛围下，“后奥运”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体育管理部门、市场部门，真的应该考虑，奥运会结束了不等于中国体育的结束，而应该是中国体育的开始，就跟股市一样，不是奥运会结束后就没有股市了。
我更看重奥运会对于中国体育和体育电视的促进作用，我其实希望体育主管部门，通过奥运会达到或者说修订的标准，能够在奥运会之后继续保持。例如电视比赛画面在奥运会之后也应该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画面，这对于观众也是一种服务。”
至于他自己呢？
“没办法预期，我一开始就是被分配的，（奥运会后）我肯定也会被分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