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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选举前，经济学家皮克迪访台，他的《21世纪资本论》备受瞩目，他洋洋洒洒的数据分析只为印证一件事：贫富不均必然造成动荡，19世纪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部分抹平了世袭财富的不均，他认为20世纪，要避免以战争形式解决不公平不正义的最佳方式有二：第一，累进税制，对不必付出劳务的资本课以重税;第二，加速推进公平教育，以促进社会流动。
皮克迪的主张，与国民党所谓的“三民主义”若合符节，说穿了，就是以社会主义弥补资本主义的缺失。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治理，早年不论是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都是把地主的财富通过征收方式，普及于民。在台湾经济起飞前的威权统治岁月里，台湾拥有财富、土地乃至知识的士绅阶级，某种程度是政治和经济上遭到相对压迫的一群。
另一方面，一般小老百姓、佃农，却因此获得生活的基本条件，至于教育那更是不分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国（初）中前一律平等，都得念书，有本事念得出头，就有机会跻身人中龙凤。
蒋经国接掌政权之后，兴起“吹台青”之风，刻意栽培本土菁英，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以及曾任立委的张俊宏，都曾任职于国民党，当年合著《台湾社会力分析》迄今还是政治经典之一。然而，鼓吹民主太快，终究不见容于尚未民主化的权力核心。对比之下，包括曾任国民党秘书长的许水德（李登辉时代出任考试院长）、吴伯雄、吴敦义都是蒋经国先后特别拉抬的政治菁英。三个人出身背景完全不同，许水德就是一个穷小孩，吴伯雄家族则是“二二八”受难家属（士绅阶级）、吴敦义则是白色恐怖受难家属，学生时代表现亮眼，一篇《台大改革刍议》就受到蒋经国赏识。
在此同时，跟着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圈后代，同样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对象，不论是宋楚瑜或马英九，尽管并非出身于权力核心的最高层，但因父任职于军中或党部，特别被引荐到蒋经国身边担任秘书。国民党还特别设置中山奖学金，对不在党政军圈中的子弟，提供出人头地的管道，胡志强就是一例。
公平一点来说，在国民党统治圈里，固然有所谓官二代、官三代，但同样有更多非属党政军圈中子弟得以出头。但相对而言，有渊源比没渊源便当许多，以新北市长朱立伦为例，从政之初甚少有人把他和“权贵之后”联想在一起，即使他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军官，是第二届“国大”代表，母亲出身台湾士绅阶级的大家族，而岳父高育仁曾经是省议会议长，也是蒋经国“吹台青”政策下崛起的本土菁英。而这一次竞选连任，同样受到“权贵之后”连累，何以致此？
就像皮克迪提所谓的“财富世袭”，因为资本累积远比劳务所得的储蓄能更快积累财富。钱滚钱相对容易，权滚权同样更便捷，这并不是国民党的专利，随便举例，谢长廷的儿子谢维洲这次就竞选台北市议员成功，而民进党“立委”陈其迈的父亲陈哲男就是国民党教育团体“立委”，特别在基层选举，地方派系很大部分就是靠家族政治，就像美国参众两院多得是政治世家。
然而，相对于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对各个部门的控制力全部降低，即使党产尚未完全处理完毕，却也不再有当年财力，从各个管道甄拔人才。家族力量较过往更大程度介入或掌握政治和决策，政治家族之外的企业集团，从早年的不介入政治，到近年每逢选举就成为必须表态的标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强化民众对政治财团化的恶感。
如果说，台湾当年的经济起飞，是幸运地搭上了全球化浪潮的末班车，那么此刻，台湾也可说是搭上了全球化追求公平正义的首发车。当年轻人对世代正义发出怒吼之时，国民党却仍未掌握时代的脉动，一切向钱的重大建设，被视为靠拢财团无视环境破坏的恶政策，甚至2008年金融海啸之际取消遗产税，更坐实是完全逆于时代需求的蠢政策，曾经享受过党政栽培红利的人，不论是不是所谓的二代、三代，一体受害。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的重大挫败，具体反映了时代氛围，但是否从此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还有待观察。毕竟民进党即使在九合一胜选，明年启动的大选，新兴的“公民组合”显然无意“靠行”（挂绿旗），年轻一辈果若靠着网络动员能量，闯出新的晋身权力的渠道，那么势将改写台湾的权力版图。从公平与世代正义的角度，这未始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皮克迪的主张，与国民党所谓的“三民主义”若合符节，说穿了，就是以社会主义弥补资本主义的缺失。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治理，早年不论是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都是把地主的财富通过征收方式，普及于民。在台湾经济起飞前的威权统治岁月里，台湾拥有财富、土地乃至知识的士绅阶级，某种程度是政治和经济上遭到相对压迫的一群。
另一方面，一般小老百姓、佃农，却因此获得生活的基本条件，至于教育那更是不分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国（初）中前一律平等，都得念书，有本事念得出头，就有机会跻身人中龙凤。
蒋经国接掌政权之后，兴起“吹台青”之风，刻意栽培本土菁英，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以及曾任立委的张俊宏，都曾任职于国民党，当年合著《台湾社会力分析》迄今还是政治经典之一。然而，鼓吹民主太快，终究不见容于尚未民主化的权力核心。对比之下，包括曾任国民党秘书长的许水德（李登辉时代出任考试院长）、吴伯雄、吴敦义都是蒋经国先后特别拉抬的政治菁英。三个人出身背景完全不同，许水德就是一个穷小孩，吴伯雄家族则是“二二八”受难家属（士绅阶级）、吴敦义则是白色恐怖受难家属，学生时代表现亮眼，一篇《台大改革刍议》就受到蒋经国赏识。
在此同时，跟着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圈后代，同样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对象，不论是宋楚瑜或马英九，尽管并非出身于权力核心的最高层，但因父任职于军中或党部，特别被引荐到蒋经国身边担任秘书。国民党还特别设置中山奖学金，对不在党政军圈中的子弟，提供出人头地的管道，胡志强就是一例。
公平一点来说，在国民党统治圈里，固然有所谓官二代、官三代，但同样有更多非属党政军圈中子弟得以出头。但相对而言，有渊源比没渊源便当许多，以新北市长朱立伦为例，从政之初甚少有人把他和“权贵之后”联想在一起，即使他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军官，是第二届“国大”代表，母亲出身台湾士绅阶级的大家族，而岳父高育仁曾经是省议会议长，也是蒋经国“吹台青”政策下崛起的本土菁英。而这一次竞选连任，同样受到“权贵之后”连累，何以致此？
就像皮克迪提所谓的“财富世袭”，因为资本累积远比劳务所得的储蓄能更快积累财富。钱滚钱相对容易，权滚权同样更便捷，这并不是国民党的专利，随便举例，谢长廷的儿子谢维洲这次就竞选台北市议员成功，而民进党“立委”陈其迈的父亲陈哲男就是国民党教育团体“立委”，特别在基层选举，地方派系很大部分就是靠家族政治，就像美国参众两院多得是政治世家。
然而，相对于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对各个部门的控制力全部降低，即使党产尚未完全处理完毕，却也不再有当年财力，从各个管道甄拔人才。家族力量较过往更大程度介入或掌握政治和决策，政治家族之外的企业集团，从早年的不介入政治，到近年每逢选举就成为必须表态的标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强化民众对政治财团化的恶感。
如果说，台湾当年的经济起飞，是幸运地搭上了全球化浪潮的末班车，那么此刻，台湾也可说是搭上了全球化追求公平正义的首发车。当年轻人对世代正义发出怒吼之时，国民党却仍未掌握时代的脉动，一切向钱的重大建设，被视为靠拢财团无视环境破坏的恶政策，甚至2008年金融海啸之际取消遗产税，更坐实是完全逆于时代需求的蠢政策，曾经享受过党政栽培红利的人，不论是不是所谓的二代、三代，一体受害。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的重大挫败，具体反映了时代氛围，但是否从此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还有待观察。毕竟民进党即使在九合一胜选，明年启动的大选，新兴的“公民组合”显然无意“靠行”（挂绿旗），年轻一辈果若靠着网络动员能量，闯出新的晋身权力的渠道，那么势将改写台湾的权力版图。从公平与世代正义的角度，这未始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