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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行的中庸之道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以适度的通胀为代价,建立全民社保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全面市场化以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
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接连上涨引发通胀担忧,而人民币近期则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这让许多人怀疑,人民币是否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补贴了他人损害了自己?
如此痛苦的经济局面出现,说明国内外经济结构不平衡。这并非有意剥夺民财,而是延误经济结构调整不得不吞的苦果。
经济调整原本应在2008年出现,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逆转了改革进程,导致全球政府给经济大打激素,迟延到2010年刺激政策逐步撤出时才开始实行。
货币购买力在国内下降而在国外上升,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的典型表现。当我们试图控制汇率时,控制的不是实际汇率而是名义汇率,在控制的过程中,实际汇率就以国内货币贬值的方式,露出了狰狞的通胀面目。
当实际汇率不可抑制地大幅上升时,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此时出口业也好、制造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日子都不好过。出口行业由于汇率上升面临竞争力下降的挑战,制造业则一直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压力,而金融机构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再融资和高息揽储以补充资本金。当然,最难过的是普通公众,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碗苦药,或者允许通胀,或者允许升值,两者必居其一。国内通胀是为了缓解升值压力,反之,加快升值可以减少通胀压力。
我国目前选择的是中庸之路,一方面恢复浮动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另一方面将国内通胀保持在较高的范围内。
要解决失衡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以前的联邦德国采取的都是一步到位的办法。但这一方法可能导致风险不可控,使中国出口崩盘,出现经济硬着陆。
目前实行的中庸之道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以适度的通胀为代价,建立全民社保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全面市场化以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
进一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摧抑不合理的垄断收入与灰色收入,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并通过建立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盡快取消对城市定居纳税的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所幸的是,目前政府正在从上述方面做一系列调整,结果必将提高企业成本,逼迫制造业迁至中西部,最后是通胀率的上升。但这是中国改革中过程中的阵痛,不经过阵痛不可能有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价格为依托、税收为激励,改变中国以廉价资源成为世界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以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要素价格的提高,同样意味着通胀率的上升,各地近几年对煤气水电屡屡进行听了就涨的价格听证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定价机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我国资源要素基本处于垄断企业手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定价与公平的分配机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尽快进行全面的税收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同时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抑制市场过度投机,为普通收入阶层与实体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最大可能地解决贫富差距。
通胀与升值是阵痛,阵痛之后如果能够收获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那么阵痛就会转变为孕育新经济模式的幸福,最怕阵痛之后既得利益阶层依旧、垄断依旧、投机依旧,发现收获的是三只大跳蚤。
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接连上涨引发通胀担忧,而人民币近期则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这让许多人怀疑,人民币是否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补贴了他人损害了自己?
如此痛苦的经济局面出现,说明国内外经济结构不平衡。这并非有意剥夺民财,而是延误经济结构调整不得不吞的苦果。
经济调整原本应在2008年出现,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逆转了改革进程,导致全球政府给经济大打激素,迟延到2010年刺激政策逐步撤出时才开始实行。
货币购买力在国内下降而在国外上升,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的典型表现。当我们试图控制汇率时,控制的不是实际汇率而是名义汇率,在控制的过程中,实际汇率就以国内货币贬值的方式,露出了狰狞的通胀面目。
当实际汇率不可抑制地大幅上升时,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此时出口业也好、制造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日子都不好过。出口行业由于汇率上升面临竞争力下降的挑战,制造业则一直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压力,而金融机构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再融资和高息揽储以补充资本金。当然,最难过的是普通公众,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碗苦药,或者允许通胀,或者允许升值,两者必居其一。国内通胀是为了缓解升值压力,反之,加快升值可以减少通胀压力。
我国目前选择的是中庸之路,一方面恢复浮动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另一方面将国内通胀保持在较高的范围内。
要解决失衡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以前的联邦德国采取的都是一步到位的办法。但这一方法可能导致风险不可控,使中国出口崩盘,出现经济硬着陆。
目前实行的中庸之道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以适度的通胀为代价,建立全民社保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全面市场化以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
进一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摧抑不合理的垄断收入与灰色收入,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并通过建立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盡快取消对城市定居纳税的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所幸的是,目前政府正在从上述方面做一系列调整,结果必将提高企业成本,逼迫制造业迁至中西部,最后是通胀率的上升。但这是中国改革中过程中的阵痛,不经过阵痛不可能有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价格为依托、税收为激励,改变中国以廉价资源成为世界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以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要素价格的提高,同样意味着通胀率的上升,各地近几年对煤气水电屡屡进行听了就涨的价格听证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定价机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我国资源要素基本处于垄断企业手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定价与公平的分配机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尽快进行全面的税收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同时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抑制市场过度投机,为普通收入阶层与实体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最大可能地解决贫富差距。
通胀与升值是阵痛,阵痛之后如果能够收获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那么阵痛就会转变为孕育新经济模式的幸福,最怕阵痛之后既得利益阶层依旧、垄断依旧、投机依旧,发现收获的是三只大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