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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9日，“从延安到北安——跟党走、奋斗行”大型主题采访第一分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站在巍巍宝塔山下，听着延河水潺潺流淌，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革命先辈们当年的激情岁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伪军、解放东北的同时，着手创建自己的根据地。1945年9月2日，一支由1000余名干部组建的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派出大量干部远赴东北，中央有何考虑？干部团的同志们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又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由于史料中的记载很少，通过探访来解答这些问题，成了我们此次专程到延安采访的目的。
从滚滚延河到凤凰山麓，从杨家岭到枣园，从王家坪再到延安的沟沟峁峁，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红色延安的感人故事，展示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大战略
走进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第一眼就能望见朴素壮观的中央大礼堂。礼堂内，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会集在延安宝塔山下，755名与会同志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在这里参加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70多年过去了，大礼堂陈设如昨，透过那些史料中的珍贵记载，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深入考虑了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迎介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基于此，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指示在华北的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
1945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电令晋绥分局，所有东北籍的干部和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立即集中待命，准备挺进东北。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从延安的中央党校、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10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
干部团成员是党的“宝贝”，远去东北，安全第一。中共中央特抽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一个团、教导二旅一个团，全程护送干部团，使他们能够安全挺进东北，而且最好“一个都不能少”。
毛泽东、朱德签署命令，任命张秀山为东北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
张秀山在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记述：“……中央军委先后派出几支部队由延安南下，并决定我们率教导第一旅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毛主席也找我们做了具体部署，正式下了命令。七大后，我们已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我们立即开赴东北。”
“我报名！”
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的号召一经发出，广大干部立即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赴东北的干部团。
“东北沦丧14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赵德尊等东北青年归心似箭。“我们要到前线去！” 非东北籍的干部们亦主动请战。
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旧址一排排窑洞遗址前，记者仿佛看见了当年干部们“纷纷报名”的壮志豪情。
后来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向凌，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和中央党校六部的其他同学知道消息后，都按捺不住了，立即向组织申请参加干部团。他在回忆文章《在东北红色政权建设的日子里》中记述：“小组或个人请求上前线、请求去东北的信，不断送到校部，送到中央组织部。这些信都得到了答复，党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中央党校六部的同志大部分只有二十多岁，精力旺盛，而且大多数没有结婚，除被子、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外，行李极少。他们把生产中购置的一些工具拿到市场卖掉，买来挎包、麻绳、鞋子及少许药品，立即打成背包，很快完成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颜一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下自己赴东北前的激动心情：“消息传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大师生争先恐后地报名，被批准之后，都高兴极了！说是整理行装，哪有什么行装可整的？一条小薄被、几件换洗的衣服，打好背包，准备抬腿就走。我们每个人的背包只有八斤重，可是心里的担子却是八十斤、八百斤都不止！”
通过翻看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往来电报档案，可以发现，中央对进军东北的军队和干部未提任何硬性要求，也未给予任何照顾性的政策，最突出的是一个“快”字。兵贵神速，当时中央在一系列电报指示中，反复强调争取东北是“千载一时之机”“时机万分紧迫”等，部队的出发也是异常迅速，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其实，在这样大范围的人员调动中，几乎涉及每个干部的去留升迁，但没有人讨价还价。一切为了战略大局，一切服从中央部署，上下一致，纪律严明。
據张秀山回忆，出发前，中央领导同志同他们谈话说：“主席去重庆前，已经决定你们改去东北，并委托我们代表中央同你们讲一讲。国民党接收了东北，我们也要争取东北。你们到了东北，要派一些干部去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但是，也许要上山打游击，这是从最坏的情况作出的估计，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
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干部团成员立即收拾行囊，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向北方
在延安市的老城区穿行，会经过宝塔区城东最宽阔的城市大道——双拥大道。而在多年前，这条大道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百米大道”。
延安市政府研究室原二级调研员闫伟东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条飞机跑道，所谓“百米”，指的并不是长度，而是指飞机跑道的宽度有一百米。这条“百米大道”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承载了许多延安时期的红色记忆。当年挺进东北的干部团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望着如今行人如织、车来车往的“百米大道”，时光仿佛回到70多年前的那个令赴东北的干部团成员终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9月2日，一场大雨把古城延安清洗得更加雄伟壮丽。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东郊机场。太阳冒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
出发在即，大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想到要完成党中央挺进东北的战略目标，大家恨不能飞驰而至;但即将离开革命的圣地，告别挚爱的妻儿和朝夕相处的同志，再见不知将是何时，大家心中难免不舍。
“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多么坎坷，大家的目标始终坚定——向着胜利出发！有的同志中断了在延安的学业，毅然加入北上队伍;有的同志原本已被组织安排好工作，又突然被调去东北，依然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同志将嗷嗷待哺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抛下所有的牵挂，只为扛起挺进东北的使命……
张向凌在回忆起当年出发的场面时写道：“这里看不见通常别离时的伤感、叹息，而是一片欢腾。”走的人对留下的人说：“快来，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号（找）房子。”留下的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会在前方再见。”
注视着嘉岭山顶的宝塔，注视着滚滚的延河水，1000多人的干部团挥手作别延安，一路急行，风餐露宿，向北方，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编辑：柳菲絮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伪军、解放东北的同时，着手创建自己的根据地。1945年9月2日，一支由1000余名干部组建的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派出大量干部远赴东北，中央有何考虑？干部团的同志们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又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由于史料中的记载很少，通过探访来解答这些问题，成了我们此次专程到延安采访的目的。
从滚滚延河到凤凰山麓，从杨家岭到枣园，从王家坪再到延安的沟沟峁峁，这片黄土地仍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红色延安的感人故事，展示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大战略
走进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第一眼就能望见朴素壮观的中央大礼堂。礼堂内，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会集在延安宝塔山下，755名与会同志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在这里参加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70多年过去了，大礼堂陈设如昨，透过那些史料中的珍贵记载，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深入考虑了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迎介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基于此，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指示在华北的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
1945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电令晋绥分局，所有东北籍的干部和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立即集中待命，准备挺进东北。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从延安的中央党校、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10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
干部团成员是党的“宝贝”，远去东北，安全第一。中共中央特抽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一个团、教导二旅一个团，全程护送干部团，使他们能够安全挺进东北，而且最好“一个都不能少”。
毛泽东、朱德签署命令，任命张秀山为东北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
张秀山在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记述：“……中央军委先后派出几支部队由延安南下，并决定我们率教导第一旅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毛主席也找我们做了具体部署，正式下了命令。七大后，我们已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我们立即开赴东北。”
“我报名！”
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的号召一经发出，广大干部立即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赴东北的干部团。
“东北沦丧14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赵德尊等东北青年归心似箭。“我们要到前线去！” 非东北籍的干部们亦主动请战。
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旧址一排排窑洞遗址前，记者仿佛看见了当年干部们“纷纷报名”的壮志豪情。
后来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向凌，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和中央党校六部的其他同学知道消息后，都按捺不住了，立即向组织申请参加干部团。他在回忆文章《在东北红色政权建设的日子里》中记述：“小组或个人请求上前线、请求去东北的信，不断送到校部，送到中央组织部。这些信都得到了答复，党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中央党校六部的同志大部分只有二十多岁，精力旺盛，而且大多数没有结婚，除被子、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外，行李极少。他们把生产中购置的一些工具拿到市场卖掉，买来挎包、麻绳、鞋子及少许药品，立即打成背包，很快完成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颜一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下自己赴东北前的激动心情：“消息传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大师生争先恐后地报名，被批准之后，都高兴极了！说是整理行装，哪有什么行装可整的？一条小薄被、几件换洗的衣服，打好背包，准备抬腿就走。我们每个人的背包只有八斤重，可是心里的担子却是八十斤、八百斤都不止！”
通过翻看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往来电报档案，可以发现，中央对进军东北的军队和干部未提任何硬性要求，也未给予任何照顾性的政策，最突出的是一个“快”字。兵贵神速，当时中央在一系列电报指示中，反复强调争取东北是“千载一时之机”“时机万分紧迫”等，部队的出发也是异常迅速，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其实，在这样大范围的人员调动中，几乎涉及每个干部的去留升迁，但没有人讨价还价。一切为了战略大局，一切服从中央部署，上下一致，纪律严明。
據张秀山回忆，出发前，中央领导同志同他们谈话说：“主席去重庆前，已经决定你们改去东北，并委托我们代表中央同你们讲一讲。国民党接收了东北，我们也要争取东北。你们到了东北，要派一些干部去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但是，也许要上山打游击，这是从最坏的情况作出的估计，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
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干部团成员立即收拾行囊，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向北方
在延安市的老城区穿行，会经过宝塔区城东最宽阔的城市大道——双拥大道。而在多年前，这条大道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百米大道”。
延安市政府研究室原二级调研员闫伟东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条飞机跑道，所谓“百米”，指的并不是长度，而是指飞机跑道的宽度有一百米。这条“百米大道”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承载了许多延安时期的红色记忆。当年挺进东北的干部团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望着如今行人如织、车来车往的“百米大道”，时光仿佛回到70多年前的那个令赴东北的干部团成员终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9月2日，一场大雨把古城延安清洗得更加雄伟壮丽。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东郊机场。太阳冒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
出发在即，大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想到要完成党中央挺进东北的战略目标，大家恨不能飞驰而至;但即将离开革命的圣地，告别挚爱的妻儿和朝夕相处的同志，再见不知将是何时，大家心中难免不舍。
“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多么坎坷，大家的目标始终坚定——向着胜利出发！有的同志中断了在延安的学业，毅然加入北上队伍;有的同志原本已被组织安排好工作，又突然被调去东北，依然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同志将嗷嗷待哺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抛下所有的牵挂，只为扛起挺进东北的使命……
张向凌在回忆起当年出发的场面时写道：“这里看不见通常别离时的伤感、叹息，而是一片欢腾。”走的人对留下的人说：“快来，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号（找）房子。”留下的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会在前方再见。”
注视着嘉岭山顶的宝塔，注视着滚滚的延河水，1000多人的干部团挥手作别延安，一路急行，风餐露宿，向北方，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编辑：柳菲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