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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来说，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在批判现实民主的同时，他们要么用直接“回归”马克思理论的方式来展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要么用对社会主义做全新理解的方式来构架民主。然而，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和民主在实践中的异化，最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走向乌托邦的困境。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批判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3-0052-06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不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的早期理论，也包括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为主要代表的法拉克福学派，还包括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20世纪是一个既满载着辉煌，又背负着艰辛的世纪。为了对发展的社会形势做出新的解释和判断，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和活力，在批判资本主义新特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以及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以及激进多元民主理論。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和民主在实践中的异化，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趋向乌托邦，也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之缘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独特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更是人们对政治民主现象反思和认识的结果。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既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反映，也是对极权制度和资本主义新变化深入思考的必然结果。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既包括20年代左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失败，也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对战争的不满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西欧迅速蔓延开来。在德国，波罗的海舰队起义的胜利像一声春雷传遍了全国，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革命的火焰不仅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而且成立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正当革命之势如火如荼发展之时，柏林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却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武装干涉下被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的总体失败使人们开始质疑十月革命道路的暴力革命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质疑的基础上，人们意识到暴力革命道路并不适合民主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把这一道路教条化和模式化。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历史，既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进入一个和谐、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也没有像苏联学者所畅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将长盛不衰。相反，国际资本主义的来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方面使民主退化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程序式民主，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东欧剧变让西方世界重新获得对民主的最大解释权。但是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现实并没有让人民认为弊端丛生、死气沉沉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就是未来社会民主的唯一的、终极的方案。异化的加深、分裂人的存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对枯燥乏味生活的厌倦，使人们逐渐淡漠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和政党权利政治，而开始向多主题和多主体的群众抗议政治转变。如包括生态主义、反权力主义、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工人的阶级斗争，而是它“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1]。正是因为新社会运动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阶级和生产逻辑的政治倾向，传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无力对其做出解释，故而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才应运而生。
（二）极权制度的建立
20世纪的极权制度一方面是指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另一方面则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提倡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达到目标，主张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消除阶级斗争和民主的混乱。令人惊奇的是，作为民主的对立面，并对民主造成巨大危害的法西斯主义—两次世纪大战的实施者，竟然是通过民主的程序上台的。这对一直深信西方民主优越性的西方理论家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法西斯主义不仅危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且对20世纪的整个文明也有着巨大的破坏。为此，如何对这一事实和现象做出理论的思考和辨别就成为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要理论命题。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日趋稳定与斯大林的当政，极权主义的苏联模式也逐步明晰化。客观地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确实有着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民主与列宁原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的民主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苏联模式与其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毋宁说它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变种。为此，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不逃避现实和理论的挑战，对另一种极权制度—苏联模式的民主做出合理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认真研究这一民主同马克思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被提到日程上来。
（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中断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却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痛定思痛、反思过去的基础上，面对战争的创伤积极调整政策，又开始了大踏步的进程。如果说，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愈益明显，那么，二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让资本主义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众所周知，20世纪 5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给生产力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人阶级的知识化、白领化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和新活力等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灭亡的质疑，而且对上层建筑的政治民主也开始重新思考。在思考之余，人们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每一次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民主进步，而是相反。正因为如此，探寻如何在一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民主的不断进步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对现实民主制度的批判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解构
伴随着苏联面纱的揭开与资本主义民主虚假性、欺骗性的日趋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开始把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作为己任，在批判现实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超越和解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
十月革命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开始出现中央集权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危机，并逐渐意识到，苏联模式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认为苏联模式不能保证真正民主的实现。继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是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按照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应是其职能逐渐减弱，并日趋消亡的国家，但是苏联无论就其国家的政治职能还是经济职能，都是在不断被强化。伴随国家权力的强化，一个管理国家且享有国家权力的官僚阶层形成。人民在官僚阶层的统治下失去了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同发达资本主义日趋把人和社会绝对“一体化”，从根本上践踏个人权利，使人的个性衰退相比，斯大林主义则以集体利益的更高利益的名义把个性淹没在社会或人民中。梅劳·庞蒂说，“迄今为止，革命注重的是中央的英明、计划的有效和劳动者的纪律性，而不是国际和自由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中央已不再去发掘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阐述历史的方向，不再领导历史的自发过程。”[2]
（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关系对人的支配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物化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包括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都被物化了。换句话说，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物的世界的膨胀，不仅没有促进工人阶级革命民主意识的增加，反而使无产阶级越来越丧失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与改造力，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表现得麻木与冷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几乎遍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不仅生产领域对意识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消费领域也对人的意识和行为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指认，发达工业社会为了使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继续下去，必须使产品得到消费，而为了保障消费渠道的畅通，就必须制造“虚假需要”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按照这个逻辑，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消费，而是“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3]。这样一来，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和模仿式的消费中，个人被发达工业社会同化了，个人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一体化。法兰克福学派鞭辟入里地分析到，科学技术的成果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人的不自由和被统治则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变成“合理”的了。简单说，“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已为个人的理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创造了更理想的环境，人们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先进工具，如广播、电视……但是，由于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如电影、电视的广泛使用，社会意识形态对人心的控制已达到了全面的统治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因此而丧失了”[4]。换而言之，表面看似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种个人同社会“一体化”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真正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人和穷人直接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在这种“一体化”中，个人只能模仿外界，再也不能对所处社会提出抗议，人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而且连“自由”和“民主”也都成了空话。
（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解构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考现实变化的同时，意识到马克思理论的干瘪和无生机，并且使有些领域陷入停顿，甚至走进死胡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当代的拉克劳和墨菲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已经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为此试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拉、墨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阶级的核心概念作为本质论和还原论加以批判和解构。拉、墨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5]85-86这里，拉、墨把经济决定论称作“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认为，一方面，把经济理解为一种自我规定和不受政治等其他外在干预的机制，从而把复杂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的本质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作用的论断实质是一种简单技术决定论，而这种决定论正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批判的。为此，拉、墨坚持必须摧毀经济主义这个堡垒，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拉、墨不但认为生产力概念是本质论的，而且认为历史唯物论的阶级观念也是本质论和还原论的。这样一来，拉、墨以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代替了阶级概念，以身份政治解构了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政治，从而瓦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民主失去了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换而言之，他们对民主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苏联民主，而是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更隐蔽地损害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式的系统研究，试图找到如何适应变化的时代，推动民主不断发展的新途径。他们要么用直接“回归”马克思理论的方式来展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要么用对社会主义做全新理解的方式来构架民主。
（一）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 由于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的脱节，卢卡奇和霍克海默极力主张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出发，卢卡奇提出用民主方式唤醒和提升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保证民主的实现。卢卡奇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为其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卢卡奇指出，“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6]。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性，是人们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融合。卢卡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制度的失败，我们必须开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途径，而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既是一种比西方议会制度更先进、为资本所无法驾驭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7]，也是一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制制度。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把人看作一种能动的创造物，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性质，由于他在日常实践中必定是能动的，这种实践把人类的劳动对象化，把客观的产品变成由人自己自觉地创造并履行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对象。社会主义民主是允许客观性的政治体制，它并不违背客观性的固有规律，而成为自觉能动的人在有目的的设计中的一种工具。”[8]与卢卡奇的研究视角不同，霍克海默则从自发、渐进的革命方式出发，坚持“工人委员会”是摆脱独裁专制的唯一出路。霍克海默强调，要实现持久可靠的民主，必须首先从制度上破除统治阶级的意志，清除极权主义产生的可能。霍克海默对这种自发性组织充满了乐观，他兴奋地指出，“废除特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将被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因素上升为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公民们那不可妥协的独立性将使管理摆脱压迫的性质”[9]。
（二）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
葛兰西、科尔施、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葛兰西认为同俄国国情不同，西欧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不仅形成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的完整体系，而且形成了浓厚的民主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应当在继承民主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占领文化阵地和取得领导权的长期准备之后，对资产阶级政权发动最后暴力突击。葛兰西和科尔施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不仅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工厂委员会”作为民主的组织不仅能解放生产力，提高工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而且更有利于培养和发扬无产阶级从具体的集体劳动和经验中吸取新的社会民主意识。葛兰西强调，“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将是工厂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10]。科尔施则笃定地认为，在革命基础上，只有把社会建设成为委员会制度的社会，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冲突。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无民主自由的现象，马尔库塞提出了“总体革命”的主张。他指出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发展民主，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本能结构的革命，即心理的革命，也就是解放人的性欲并使之升华的革命。马尔库塞把本能革命看作比政治革命更重要的解放人的手段，这种革命不仅能改变人的需要、意识和情感，甚至也能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弗洛姆在倡导自发性健康性格的基础上，呼吁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理想。
（三）新霸权式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后，激进民主理论在去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直接构建理想的民主理论。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试图以多元主体身份的中性概念来重新规划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一方面否认社会主义和民主存在先在的等同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主体中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则是对民主的压抑。他们对社会主义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11]。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实现新的“霸权”的自由体。新霸权在阶级解构的基础上，强调了不同身份的多元社会主义主体对工人阶级的取代。或者说，被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力军的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将是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工人、农民或者生态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等。在拉、墨看来，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仍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革命和社会主义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社会主义的要求应该被看作民主革命的一种内在要素”[5]173。拉、墨认为，对抗和冲突的存在使社会不再是完全固定的空间，政治也不再是由必然因素决定的特权领域，它们都是一种实践链接。拉、墨意义上的实践连接并不是某种必然的活动，而是建立在偶然逻辑基础上的各种不同斗争之间通过话语实践所建构的一种关联。简单地说，领导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链接实践或活动，它没有必然的承袭关系，不是优先决定的。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的语境中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开拓出民主理论新的生发点，但是民主理论的乌托邦构想和实践中的异化又使这一民主走向不可避免的困境。
（一）民主理论的乌托邦
应该承认，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20世纪在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发展的同时也让民主理论研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使以苏联为批判目标的民主理论失去研究对象，从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民主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极权的批判都有一种空泛性和乌托邦色彩的笼统特征。从坚持革命集体主体和阶级斗争理论、深信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崩溃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主张对现行制度进行斗争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反本质主义，向往一种替代性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拉克劳、墨菲，他们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既不参加党派活动，也不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组织。同任何群众运动相比，他们则更趨向于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虽然葛兰西、科尔施的“工厂委员会”、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霍克海默的“工人委员会”和拉、墨的霸权民主构建了民主社会的美好，但是这些理论没有对如何实现美好社会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具体路径。借用萨托利的话说，这些理论就是建构上热情有余，但又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12]。或者说，他们的理论空想成分总是大于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对现实的批判和颠覆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停留在言说的层面。从卢卡奇到拉、墨的民主理论虽然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但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渗入这些理论之中。且不说，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不仅包括政权革命、经济革命，同时包括文化革命和人的心理革命，单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赖希和弗洛姆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就已经把人道主义和人性彰显得无以复加。虽然他们倡导现实的变革和革命，但是由于过多注重了人性的改变，从而忽略了根本制度的革命和废除。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就把人性的需要看成是历史的动力，从而彻底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理论家不回避现实，却不主动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13]。 （二）民主实践的异化
民主的原意是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做主。更准确地说，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民主制的原型。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部分思想家认为这种过于强调人民意愿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继而把民主看成是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而获得政治决定权利的政治方法，民主就在现实的运用中逐渐被异化了。正如熊彼特所说，当代“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14]。
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做的更多是“破”，即批判社会制度对民主的损害，而对于如何在现实政治中构建民主制度的“立”却做的很少。任何一种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批判中的“破”或不切实际的设想，更关键的是最终要回到实践，并对现实社会发生切实的影响。为此，民主理论研究的困境一方面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无力和过时，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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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張桂霞]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批判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3-0052-06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不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的早期理论，也包括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为主要代表的法拉克福学派，还包括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20世纪是一个既满载着辉煌，又背负着艰辛的世纪。为了对发展的社会形势做出新的解释和判断，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和活力，在批判资本主义新特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以及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以及激进多元民主理論。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和民主在实践中的异化，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趋向乌托邦，也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之缘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独特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更是人们对政治民主现象反思和认识的结果。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既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反映，也是对极权制度和资本主义新变化深入思考的必然结果。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既包括20年代左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失败，也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对战争的不满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西欧迅速蔓延开来。在德国，波罗的海舰队起义的胜利像一声春雷传遍了全国，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革命的火焰不仅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而且成立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正当革命之势如火如荼发展之时，柏林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却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武装干涉下被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的总体失败使人们开始质疑十月革命道路的暴力革命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质疑的基础上，人们意识到暴力革命道路并不适合民主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把这一道路教条化和模式化。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历史，既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进入一个和谐、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也没有像苏联学者所畅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将长盛不衰。相反，国际资本主义的来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方面使民主退化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程序式民主，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
东欧剧变让西方世界重新获得对民主的最大解释权。但是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现实并没有让人民认为弊端丛生、死气沉沉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就是未来社会民主的唯一的、终极的方案。异化的加深、分裂人的存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对枯燥乏味生活的厌倦，使人们逐渐淡漠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和政党权利政治，而开始向多主题和多主体的群众抗议政治转变。如包括生态主义、反权力主义、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工人的阶级斗争，而是它“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1]。正是因为新社会运动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阶级和生产逻辑的政治倾向，传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无力对其做出解释，故而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才应运而生。
（二）极权制度的建立
20世纪的极权制度一方面是指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另一方面则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提倡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达到目标，主张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消除阶级斗争和民主的混乱。令人惊奇的是，作为民主的对立面，并对民主造成巨大危害的法西斯主义—两次世纪大战的实施者，竟然是通过民主的程序上台的。这对一直深信西方民主优越性的西方理论家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法西斯主义不仅危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且对20世纪的整个文明也有着巨大的破坏。为此，如何对这一事实和现象做出理论的思考和辨别就成为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要理论命题。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日趋稳定与斯大林的当政，极权主义的苏联模式也逐步明晰化。客观地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确实有着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民主与列宁原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的民主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苏联模式与其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毋宁说它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变种。为此，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不逃避现实和理论的挑战，对另一种极权制度—苏联模式的民主做出合理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认真研究这一民主同马克思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被提到日程上来。
（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中断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却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痛定思痛、反思过去的基础上，面对战争的创伤积极调整政策，又开始了大踏步的进程。如果说，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愈益明显，那么，二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让资本主义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众所周知，20世纪 5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给生产力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人阶级的知识化、白领化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和新活力等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灭亡的质疑，而且对上层建筑的政治民主也开始重新思考。在思考之余，人们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每一次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民主进步，而是相反。正因为如此，探寻如何在一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民主的不断进步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对现实民主制度的批判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解构
伴随着苏联面纱的揭开与资本主义民主虚假性、欺骗性的日趋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开始把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作为己任，在批判现实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超越和解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
十月革命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开始出现中央集权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危机，并逐渐意识到，苏联模式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认为苏联模式不能保证真正民主的实现。继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是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按照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应是其职能逐渐减弱，并日趋消亡的国家，但是苏联无论就其国家的政治职能还是经济职能，都是在不断被强化。伴随国家权力的强化，一个管理国家且享有国家权力的官僚阶层形成。人民在官僚阶层的统治下失去了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同发达资本主义日趋把人和社会绝对“一体化”，从根本上践踏个人权利，使人的个性衰退相比，斯大林主义则以集体利益的更高利益的名义把个性淹没在社会或人民中。梅劳·庞蒂说，“迄今为止，革命注重的是中央的英明、计划的有效和劳动者的纪律性，而不是国际和自由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中央已不再去发掘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阐述历史的方向，不再领导历史的自发过程。”[2]
（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关系对人的支配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物化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包括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都被物化了。换句话说，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物的世界的膨胀，不仅没有促进工人阶级革命民主意识的增加，反而使无产阶级越来越丧失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与改造力，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表现得麻木与冷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几乎遍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不仅生产领域对意识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消费领域也对人的意识和行为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指认，发达工业社会为了使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继续下去，必须使产品得到消费，而为了保障消费渠道的畅通，就必须制造“虚假需要”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按照这个逻辑，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消费，而是“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3]。这样一来，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和模仿式的消费中，个人被发达工业社会同化了，个人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一体化。法兰克福学派鞭辟入里地分析到，科学技术的成果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人的不自由和被统治则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变成“合理”的了。简单说，“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已为个人的理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创造了更理想的环境，人们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先进工具，如广播、电视……但是，由于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如电影、电视的广泛使用，社会意识形态对人心的控制已达到了全面的统治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因此而丧失了”[4]。换而言之，表面看似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种个人同社会“一体化”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真正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人和穷人直接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在这种“一体化”中，个人只能模仿外界，再也不能对所处社会提出抗议，人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而且连“自由”和“民主”也都成了空话。
（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解构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考现实变化的同时，意识到马克思理论的干瘪和无生机，并且使有些领域陷入停顿，甚至走进死胡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当代的拉克劳和墨菲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已经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为此试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拉、墨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阶级的核心概念作为本质论和还原论加以批判和解构。拉、墨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5]85-86这里，拉、墨把经济决定论称作“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认为，一方面，把经济理解为一种自我规定和不受政治等其他外在干预的机制，从而把复杂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的本质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作用的论断实质是一种简单技术决定论，而这种决定论正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批判的。为此，拉、墨坚持必须摧毀经济主义这个堡垒，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拉、墨不但认为生产力概念是本质论的，而且认为历史唯物论的阶级观念也是本质论和还原论的。这样一来，拉、墨以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代替了阶级概念，以身份政治解构了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政治，从而瓦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民主失去了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换而言之，他们对民主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苏联民主，而是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更隐蔽地损害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式的系统研究，试图找到如何适应变化的时代，推动民主不断发展的新途径。他们要么用直接“回归”马克思理论的方式来展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要么用对社会主义做全新理解的方式来构架民主。
（一）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 由于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的脱节，卢卡奇和霍克海默极力主张将民主植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出发，卢卡奇提出用民主方式唤醒和提升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保证民主的实现。卢卡奇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为其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卢卡奇指出，“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6]。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性，是人们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融合。卢卡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制度的失败，我们必须开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途径，而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既是一种比西方议会制度更先进、为资本所无法驾驭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7]，也是一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制制度。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把人看作一种能动的创造物，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性质，由于他在日常实践中必定是能动的，这种实践把人类的劳动对象化，把客观的产品变成由人自己自觉地创造并履行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对象。社会主义民主是允许客观性的政治体制，它并不违背客观性的固有规律，而成为自觉能动的人在有目的的设计中的一种工具。”[8]与卢卡奇的研究视角不同，霍克海默则从自发、渐进的革命方式出发，坚持“工人委员会”是摆脱独裁专制的唯一出路。霍克海默强调，要实现持久可靠的民主，必须首先从制度上破除统治阶级的意志，清除极权主义产生的可能。霍克海默对这种自发性组织充满了乐观，他兴奋地指出，“废除特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将被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因素上升为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公民们那不可妥协的独立性将使管理摆脱压迫的性质”[9]。
（二）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
葛兰西、科尔施、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引入革命。葛兰西认为同俄国国情不同，西欧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不仅形成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的完整体系，而且形成了浓厚的民主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应当在继承民主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占领文化阵地和取得领导权的长期准备之后，对资产阶级政权发动最后暴力突击。葛兰西和科尔施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不仅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工厂委员会”作为民主的组织不仅能解放生产力，提高工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而且更有利于培养和发扬无产阶级从具体的集体劳动和经验中吸取新的社会民主意识。葛兰西强调，“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将是工厂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10]。科尔施则笃定地认为，在革命基础上，只有把社会建设成为委员会制度的社会，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冲突。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无民主自由的现象，马尔库塞提出了“总体革命”的主张。他指出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发展民主，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本能结构的革命，即心理的革命，也就是解放人的性欲并使之升华的革命。马尔库塞把本能革命看作比政治革命更重要的解放人的手段，这种革命不仅能改变人的需要、意识和情感，甚至也能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弗洛姆在倡导自发性健康性格的基础上，呼吁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理想。
（三）新霸权式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后，激进民主理论在去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直接构建理想的民主理论。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试图以多元主体身份的中性概念来重新规划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一方面否认社会主义和民主存在先在的等同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主体中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则是对民主的压抑。他们对社会主义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11]。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实现新的“霸权”的自由体。新霸权在阶级解构的基础上，强调了不同身份的多元社会主义主体对工人阶级的取代。或者说，被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力军的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将是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工人、农民或者生态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等。在拉、墨看来，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仍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革命和社会主义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社会主义的要求应该被看作民主革命的一种内在要素”[5]173。拉、墨认为，对抗和冲突的存在使社会不再是完全固定的空间，政治也不再是由必然因素决定的特权领域，它们都是一种实践链接。拉、墨意义上的实践连接并不是某种必然的活动，而是建立在偶然逻辑基础上的各种不同斗争之间通过话语实践所建构的一种关联。简单地说，领导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链接实践或活动，它没有必然的承袭关系，不是优先决定的。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的语境中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开拓出民主理论新的生发点，但是民主理论的乌托邦构想和实践中的异化又使这一民主走向不可避免的困境。
（一）民主理论的乌托邦
应该承认，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20世纪在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发展的同时也让民主理论研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使以苏联为批判目标的民主理论失去研究对象，从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民主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极权的批判都有一种空泛性和乌托邦色彩的笼统特征。从坚持革命集体主体和阶级斗争理论、深信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崩溃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主张对现行制度进行斗争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反本质主义，向往一种替代性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拉克劳、墨菲，他们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既不参加党派活动，也不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组织。同任何群众运动相比，他们则更趨向于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虽然葛兰西、科尔施的“工厂委员会”、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霍克海默的“工人委员会”和拉、墨的霸权民主构建了民主社会的美好，但是这些理论没有对如何实现美好社会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具体路径。借用萨托利的话说，这些理论就是建构上热情有余，但又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12]。或者说，他们的理论空想成分总是大于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对现实的批判和颠覆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停留在言说的层面。从卢卡奇到拉、墨的民主理论虽然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但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渗入这些理论之中。且不说，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不仅包括政权革命、经济革命，同时包括文化革命和人的心理革命，单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赖希和弗洛姆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就已经把人道主义和人性彰显得无以复加。虽然他们倡导现实的变革和革命，但是由于过多注重了人性的改变，从而忽略了根本制度的革命和废除。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就把人性的需要看成是历史的动力，从而彻底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理论家不回避现实，却不主动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13]。 （二）民主实践的异化
民主的原意是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做主。更准确地说，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民主制的原型。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部分思想家认为这种过于强调人民意愿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继而把民主看成是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而获得政治决定权利的政治方法，民主就在现实的运用中逐渐被异化了。正如熊彼特所说，当代“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14]。
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做的更多是“破”，即批判社会制度对民主的损害，而对于如何在现实政治中构建民主制度的“立”却做的很少。任何一种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批判中的“破”或不切实际的设想，更关键的是最终要回到实践，并对现实社会发生切实的影响。为此，民主理论研究的困境一方面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无力和过时，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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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張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