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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之后，各地一直热议不断，尤其是那些本身情况比较复杂的学术期刊将面临着转企改制的大考
“我们杂志的受众面非常小，虽然业界很认可，但要完全推上市场，我个人觉得很难生存。如果非转企不可，那我肯定是回主管单位去，不会跟着杂志走的。我同事都是这样想的。”某杂志的主编谢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这样坦言。
让人吃惊的是，谢女士的观点马上得到了聚会中其他学术期刊从业人员的赞同。田老师也是一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他表示，“我的编制本身就是主管单位的，如果杂志转企，那杂志走，杂志可以再招人，我肯定不会走，工作了一辈子，事业编制转企业编制，退休工资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我个人没办法接受。”
随着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我国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涉入深水期。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学术类期刊的改革一直备受关注。据粗略估计，我国现有各类期刊9，000余种，除人文、社会类期刊外，科技类期刊就有5，000余种。其中，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源期刊，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有近2，000种。
事实上，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之后，各地一直热议不断，而这些学术期刊将面临着转企改制的大考。
转企迷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严格按照学术期刊的盲评制度刊用稿件，不收取任何版面费。
对于转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告诉《中国新时代》，“我个人以为，一刀切式令所有期刊（时政类除外），包括学术期刊转企，在政策和操作指导上存在有待商榷和完善之处。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衡量哪种文化更好的唯一标准，更不可能拿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化。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将事与愿违。让文化符合科学发展，首先要认清其自身规律性的特征。以博物馆事业为例，有目共睹，这些年来，我们的博物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国家为了更好地深入普及教育，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公众的功能，补贴大笔的财政经费，使公益性的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简言之，博物馆是承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文学事业。而许多纯粹靠着事业单位或财政全额财政拨款支持的学术类期刊，尤其一些虽发行量不大，却在学界，甚至国际学术界，建立起了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让它转企，犹如让一个参观人数不一定多的专业性的公益性博物馆去自负盈亏。我们现在总喜欢提文化产业化，文化可以产业化，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一些承担着文化传承责任和使命的文化事业，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以及出版学术类期刊，都需要‘养’，即‘喂奶’，而非‘断奶’。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资助重点学术期刊，这样的资助便是重在一个‘养’字。”
而另一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社长则表示，“我们刊物已完成转企。我们在转企之前，也在担忧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实上，转完之后，我们发现可操作的空间大了很多，尤其在人员聘用和资本运作上比原来灵活了很多，效益也不错。所以我们算是尝到转企的甜头了。这可能和我们杂志所立足的行业背景有关吧。”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时代》表示，“总的来说，本轮报刊体制改革情况十分复杂，在此过程中有关各方将要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其复杂性更在于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所面对的情况和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此有关各方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就会有较大差别。”
“从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看：就改革发展的大局而言，报刊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无疑是正确的。通过资源整合并引入市场和现代企业机制，整体上将有利于报刊业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报刊的行业管理。”
“从报刊主管和主办单位的立场来看：其一，对于转企后不改变隶属和产权关系的，自然问题不大。对于隶属和产权关系发生转移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毕竟这是主管和主办单位的一笔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这是好的，但也有的报刊家底单薄，甚至资不抵债，转企过程中主管和主办单位还需要为其注入资金，并且还不一定能让报刊继续生存下去并取得投资回报，这又将如何面对。其二，虽然多数报刊具备转企改革的条件，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转企改革，但各报刊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并非所有报刊都具备企业化运作的条件，这需要其市场需求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达不到一定规模，不能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报刊，并不等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些种类的报刊（如文化艺术类、科技学术类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产品，不但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还应考虑其对主办单位业务或本领域的服务与支撑作用。”
“从报刊领导的立场来看：转企后发展前景好的，前面将是坦途，企业将会蒸蒸日上。市场前景不好的呢，面对的将是穷途末日。因此，作为报刊领导，其态度将取决于：报刊的客观条件和对转企后报刊发展前景的认识与自身的职业规划和对工作、事业的态度。”
“从报刊从业人员的立场来看：对于报刊的老职工，他们原本大多是事业编制，图的是工作和待遇的稳定有保障。尤其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的人员在退休待遇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没有人会愿意在工作几十年面临退休之际再去转成带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企业。对于年轻职工，有能力、想干事、对所在报刊未来有信心的，会希望通过转企改革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或增加收入；图稳定的，好不容易挤进事业单位，当然也不会愿意再转成企业。”
“由于以上复杂的情况，本轮报刊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否充分考虑不同报刊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切实解决好有关各方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困难，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任何一项改革在取得整体收益的同时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我们杂志的受众面非常小，虽然业界很认可，但要完全推上市场，我个人觉得很难生存。如果非转企不可，那我肯定是回主管单位去，不会跟着杂志走的。我同事都是这样想的。”某杂志的主编谢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这样坦言。
让人吃惊的是，谢女士的观点马上得到了聚会中其他学术期刊从业人员的赞同。田老师也是一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他表示，“我的编制本身就是主管单位的，如果杂志转企，那杂志走，杂志可以再招人，我肯定不会走，工作了一辈子，事业编制转企业编制，退休工资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我个人没办法接受。”
随着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我国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涉入深水期。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学术类期刊的改革一直备受关注。据粗略估计，我国现有各类期刊9，000余种，除人文、社会类期刊外，科技类期刊就有5，000余种。其中，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源期刊，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有近2，000种。
事实上，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之后，各地一直热议不断，而这些学术期刊将面临着转企改制的大考。
转企迷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严格按照学术期刊的盲评制度刊用稿件，不收取任何版面费。
对于转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告诉《中国新时代》，“我个人以为，一刀切式令所有期刊（时政类除外），包括学术期刊转企，在政策和操作指导上存在有待商榷和完善之处。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衡量哪种文化更好的唯一标准，更不可能拿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化。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将事与愿违。让文化符合科学发展，首先要认清其自身规律性的特征。以博物馆事业为例，有目共睹，这些年来，我们的博物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国家为了更好地深入普及教育，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公众的功能，补贴大笔的财政经费，使公益性的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简言之，博物馆是承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文学事业。而许多纯粹靠着事业单位或财政全额财政拨款支持的学术类期刊，尤其一些虽发行量不大，却在学界，甚至国际学术界，建立起了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让它转企，犹如让一个参观人数不一定多的专业性的公益性博物馆去自负盈亏。我们现在总喜欢提文化产业化，文化可以产业化，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一些承担着文化传承责任和使命的文化事业，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以及出版学术类期刊，都需要‘养’，即‘喂奶’，而非‘断奶’。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资助重点学术期刊，这样的资助便是重在一个‘养’字。”
而另一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社长则表示，“我们刊物已完成转企。我们在转企之前，也在担忧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实上，转完之后，我们发现可操作的空间大了很多，尤其在人员聘用和资本运作上比原来灵活了很多，效益也不错。所以我们算是尝到转企的甜头了。这可能和我们杂志所立足的行业背景有关吧。”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时代》表示，“总的来说，本轮报刊体制改革情况十分复杂，在此过程中有关各方将要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其复杂性更在于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所面对的情况和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此有关各方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就会有较大差别。”
“从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看：就改革发展的大局而言，报刊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无疑是正确的。通过资源整合并引入市场和现代企业机制，整体上将有利于报刊业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报刊的行业管理。”
“从报刊主管和主办单位的立场来看：其一，对于转企后不改变隶属和产权关系的，自然问题不大。对于隶属和产权关系发生转移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毕竟这是主管和主办单位的一笔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这是好的，但也有的报刊家底单薄，甚至资不抵债，转企过程中主管和主办单位还需要为其注入资金，并且还不一定能让报刊继续生存下去并取得投资回报，这又将如何面对。其二，虽然多数报刊具备转企改革的条件，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转企改革，但各报刊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并非所有报刊都具备企业化运作的条件，这需要其市场需求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达不到一定规模，不能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报刊，并不等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些种类的报刊（如文化艺术类、科技学术类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产品，不但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还应考虑其对主办单位业务或本领域的服务与支撑作用。”
“从报刊领导的立场来看：转企后发展前景好的，前面将是坦途，企业将会蒸蒸日上。市场前景不好的呢，面对的将是穷途末日。因此，作为报刊领导，其态度将取决于：报刊的客观条件和对转企后报刊发展前景的认识与自身的职业规划和对工作、事业的态度。”
“从报刊从业人员的立场来看：对于报刊的老职工，他们原本大多是事业编制，图的是工作和待遇的稳定有保障。尤其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的人员在退休待遇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没有人会愿意在工作几十年面临退休之际再去转成带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企业。对于年轻职工，有能力、想干事、对所在报刊未来有信心的，会希望通过转企改革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或增加收入；图稳定的，好不容易挤进事业单位，当然也不会愿意再转成企业。”
“由于以上复杂的情况，本轮报刊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否充分考虑不同报刊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切实解决好有关各方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困难，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任何一项改革在取得整体收益的同时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