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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功同志生于1925年，山西交城县人，13岁投身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建国前，曾担任过交城县三区牺盟会协助员、区抗联主任、区委书记、交城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晋源县县长；建国后，历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领导职务。他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至十六大代表。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政绩显著，被山西共青团的干部亲切地称为“我们的老书记”。
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山西省的青年工作历史和李立功同志对青年工作的贡献，2003年3月12日下午，我们在省委大楼拜访了他。
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从23岁当县长，紧接着就从事了青年工作，在出生入死的对敌斗争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问：您是什么时候从事青年工作的？
答：大概在1948年七、八月间，当时，晋源县刚刚解放就成立了人民政府，我是第一任县长。这个县当时也叫太原县，包括现在太原市的小店区和晋源区。县政府驻在晋源城内。该县原属晋绥八分区，晋源解放前夕，我是交城县委组织部部长，晋中战役开始后，又担任交城支前指挥部的负责人。为了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太原，我带着交城县的200多名民工，扛着50副担架，每四人一组，组成担架队支前。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送炮弹、子弹，抬伤员，送粮食、送军鞋。我们这个支前队始终跟随着晋绥三旅，旅长是杨嘉瑞，我们跟着这个很会打仗的旅，一直到晋中平川各个县都解放，晋源县是最后解放的一个县。
我任晋源县县长时太原市还没有解放，工作任务主要是改造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动员人民支援解放太原战争，保障支前需要，维护社会秩序，配合部队围困、瓦解太原的守敌和攻打、解放太原，彻底推翻阎锡山在山西的黑暗统治。支前的主要任务：一是动员、组织群众支援以徐向前司令员为首的太原前线委员会指挥的部队解放太原，比如运送粮草，为军队准备大批门板。要门板干什么呢?因为太原在汾河东岸，解放军在西岸，到了秋天，汾河两岸尽是沼泽地，军队的炮、车都不能过，人也不能走，牲口拉着炮车，一进汾河滩，就会陷进去，所以需要大批门板铺路过汾河。二是宣传教育群众，一方面要揭露阎锡山欺压迫害群众的滔天罪行，提高群众反对压迫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边安心生产，一边支援前线打仗，树立天下穷人是一家的观念。当时群众的生活相当困难，阎锡山统治时期搞“兵农合一”，在各村编“兵农合一”小组，按一定户数编为一个组，编起来以后好去抓壮丁充军，地由别人代种，这种办法把群众害得很苦，老百姓编的顺口溜说：“兵农合一好，满地全是草。”通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很高，许多老百姓把自家的门扇抬出来支援部队，还有的群众把自己的棺材板也支援前线了，出现了踊跃送军粮、送弹药、抬担架，军民一心斗顽敌的感人情景。成立民主政府以后，我们就出布告，在各村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群众信任的人当干部，群众非常高兴。此外，我们还发动群众斗恶霸，那会儿叫反霸清算。
问：您专门从事青年团工作时有哪些任务和特点？
答：1948年秋季，当县长不到半年晋中区党委就调我去汾阳地委任青委书记。当时，青年团还没有建立，只是在党委内部先设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党内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叫妇委。我被调到地委搞青年工作，那时叫晋中二地委，也叫汾阳地委。我当了地委青委书记后才知道，早在1946年9月28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建议》的文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并责成各中央局择地试办青年团。地委的青委书记要派县委书记一级的，区党委的要派地委书记一级的。当时晋中区党委青委书记先是赵雨亭，后来是洛风。我任汾阳地委的青委书记时只有23岁，大概是山西年龄最小的地委青委书记。上任后正赶上中央要在西柏坡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地委就派我去参加。于是我于1948年10月初从榆次出发，经阳泉到了平山县，到了西柏坡就在老百姓家里住。开会时间有20多天，会议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主持，他给我们讲话、作报告，传达中央关于建团的指示。另外，我们还听了中国驻世界青联代表陈家康的报告。这次会议还产生了华北团工委筹备组，负责人是徐世平，布置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青年团，先搞试点。就山西而言，那时都是先配备各级青委书记，建立机构，青委书记一般都是同级党委委员，或者下一级党委书记来担任。当时我们建团的做法基本上是在党委领导下按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报告的精神和中央建团决定开展的。建团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在农村和县城中学、机关。团地委自身还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带领训练班干部参加了文水和汾阳两个县的建团试点工作。同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民主补课，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等，要求青年团员要敢于带头检举、揭发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头头，不包庇、不袒护，敢于和他们作斗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消除阎锡山在群众中对共产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引导青年热爱和拥护共产党。
1949年春天，区党委决定让我带领交城县的干部南下，随大军过长江。那个时候抽调干部的要求是：一个县配备一套南下班子，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政府的民政科长、财政科长、建设科长、文教科长，以及几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和区里的民政、财政、建设、文教几个助理员，还有武委会主任、公安局长和搞税务工作的，也就是说，整个一个县，从上到下，一整套领导班子都得配好。南下后，解放军解放一个县，党组织就把这套班子放到那个县去接收所有政权，开辟新区工作。当时地委决定我任交城县委书记，带领交城全部南下干部，随军南下。但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说不让我走了，原来是晋中区党委要让我进北平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是洛风，代表团成员还有太谷地委青委书记刘风、忻州地委刘英、徐进、工人代表陈瀛珠、太原市赵慧娟（女）等。那是1949年三、四月份的事，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中央刚开过七届二中全会，准备进北平。党中央决定同时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太原于4月24日解放了。我在北平过了“五四”青年节，参加了两个大会，一个是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选举产生了团中央；一个是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那次去北平，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同日（3月25日）进北平的，还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山的两次接见，同时还聆听了朱总司令和刘少奇的报告。6月份我回到了汾阳地委，把北京两会的精神和所闻所见的情况与各地青年工作的经验进行了传达。那时候，中共山西省委也在筹建之中，但团省委筹委会已经成立了，第一任书记是李超。当时我们接收了一批干部，华北革命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和山西公学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中央团校和省团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了全省各地青年团，汾阳团地委接受了三、四十名，他们成为我省建国初期团干部的骨干力量。
问：您是什么时候到团省委工作的？那时候团省委的主要工作和特点是什么？
答：1951年春天，汾阳地委撤销，我回到团省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那时团省委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建立发展团的组织，宣传团的性质和任务，训练调配各级团的干部，教育发动青年在生产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安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团省委除自身业务外，还要经常配合省委的中心工作来开展活动。我曾多次任省委工作队的队长，带干部下去开展工作。如国家第一次搞粮食统购统销，我被抽调出来去了盂县，从1953年冬天到1954年夏天，在那里宣传党的总路线，宣传工农联盟、工业品下乡，讲工业化，动员农民出售爱国余粮，鼓励人民群众为我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在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期间，坚持党性原则，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青年团工作经验，积极参与国际青年的友谊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学习任务。
问：从您的简历上看，您曾经到苏联学习过，能给我们谈谈您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收获和感受吗？
答：建国初期，正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谁不向往去苏联学习呢？1955年8月份，我非常荣幸地被组织选定到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校址就在莫斯科。当时选人的条件必须是团省委副书记，而且年龄不能超过30岁，我当时正好是30岁，是团省委副书记，符合条件，于是就让我去学习并担任了中国队的领队和党支部书记。那一期去苏联学习，山西就我一个，学习了一年，主要是学马列、学苏联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经验，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都是苏联教授给讲课，翻译给我们翻译。一个星期上一次小课，学员问，教授答，方法很灵活。同时也学俄语，一个星期上两节课。学校为了帮助我们学好俄语，专门安排苏联同学与我们同住一个房间，我们经常靠辞典交谈。苏联的学员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团省委书记和副书记一级的，还有大企业的团委书记。我是中国队的党支部书记和领队，党的关系是双层关系，既受大使馆领导，又受学校党委的领导。
那时叫社会主义阵营，每逢到重大节日，如国庆节等，各国学员都去互相祝贺、赠送礼品，并在一起唱歌、跳舞，互相介绍各自国家的风俗民情和共青团少先队情况。
1956年夏季，我们到列宁格勒度假、参观。苏联的博物馆、纪念馆很多，我们到过许多地方，参观过苏联的历史博物馆、普希金故居、托尔斯泰故居、大型工厂、集体农庄等。这些参观，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的学习内容，开阔了眼界，加深了我们对苏联革命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了解，这对我们的思想认识和观念转变都很有意义，也激发了我的报国之情和爱国之心。
在苏联学习期间，正赶上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有个秘密报告，内容是反斯大林。我们对此不理解，苏联的同学回来也很紧张，说怪话，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斯大林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威望很高。据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一宣布，莫斯科的人倾城大哭，在街上、地铁，好多妇女哭得都晕倒了。苏联人民看到公共场所和许多礼堂的斯大林塑像都被搬走了，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中国同志也是想不通，觉得赫鲁晓夫不应该这么做。我曾把我们的思想向大使馆作了汇报，当时刘晓是大使，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大使馆的同志给我们讲，要多观察，少讲话，要理智一些，等我们党中央的指示再说。
另外，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俭。当时我们领的津贴，相当于苏联团省委书记的工资，吃饭花不了多少钱。每个星期天，我们出去上一次北京饭店，吃一次中国饭菜，比如吃饺子啦、喝杯中国酒啦，也喝咱们山西的竹叶青。能在莫斯科喝到家乡的竹叶青酒，更是倍感亲切。当时苏联有许多东西中国没有，可是我们回国时怕影响不好，不敢多买，每人只买了一个照相机和一些塑料制品小玩意，把剩余下来的不少钱都向大使馆党委交了党费。学习快结束时，我们和苏联同学难舍难分，那真挚的友谊，令人难忘。那时有些国家的留学生，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就在那儿找对象了，去学习时是一个人，回国时还带了一个老婆。我是1956年秋天回国的。
三、主动要求到最复杂、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在领导岗位上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问：从苏联回到省里以后，您在工作期间经历了哪些重大事情？
答：回国后的那年冬天，我就参加了一次省委组织的、由郑林同志带队到雁北老区慰问的活动，慰问了右玉县。
1957年春天，省委书记陶鲁笳和我谈话说，要我到晋南隰县任县委书记，这是临汾西山的一个中心县，并说省委有个想法，就是要加强农村工作，采取“梅花式”布点法，选一个中心点取得经验，在推广中带动附近几个县展开工作。那时叫晋南地委，是原来的运城、临汾两个地委合并而成的，晋南地委所辖29个县。去晋南的有三个人，省委农工部长王锈锦到了洪洞县，省委副秘书长陆达到了运城县，让我到隰县时，陶鲁笳书记对我说，你们三个数你年轻，你上山，到隰县，相邻的有永和、石楼、蒲县、大宁，隰县是个中心，让你去那里当县委书记。于是我们三个坐一趟火车就出发了。当时晋南的地委书记是赵雨亭。说实话，那时我也很想下去，因为我年轻，想下去锻炼锻炼自己。当时我还是团省委副书记，没有免职。省委让我到隰县，我也很有信心，想把这个县的面貌好好地改变一下。去隰县报到的时候，我们还带着行李，走的时候，我从团省委带了一个干部，那会儿不叫秘书，不过起这个作用，他叫董瑞山，去县里当办公室主任。
隰县当时在西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县，那时有七万多人口，西山就数这个县人多，永和、大宁都是四五万人口，石楼也没几万人。我到隰县后，经常下乡，隰县没几个人的小村庄我都去过，每个村里老百姓的饭我都吃过，也可以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工作期间，我经历了几个大的运动，像大跃进、大炼钢铁。那会儿西山的大炼钢铁就在隰县、交口这一带；还有公社化，搞浮夸风，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心事，1958年时行并大县，隰县、蒲县、永和、石楼、大宁五个县并成一个县，县名叫吕梁县。人口也不算多，不到30万，但面积好大呀！有几千平方公里。大炼钢铁的时候，县里就把这五个县的劳力都集中到隰县、交口炼钢铁。同时还大修水库，在西山共修了两个水库，一个是下庄水库，一个是席马水库，现在下庄水库还在发挥作用。
我在西山的时候，还赶上搞“肃反审干”运动。1956年是肃反，1957年是审干，我去时是1957年。所谓审干，就是审查干部的历史，凡历史上参加过敌伪党团组织的和在敌伪政权里面工作过的干部，都要进行审查。“反右”也是那一年搞的。赵雨亭是晋南地委书记，掌握政策比较好，比较稳当，一般不给下面施加太大压力，所以我们那里还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小的失误和不恰当的做法。当时浮夸风很严重，但赵雨亭不带头冒尖，我们县委反右派斗争也比较实事求是，没有太过头的整人现象。
1959年，我就回到地委了。当时省委决定了我任团省委第二书记，仝云是书记，地委让我留下来在地委工作，所以我留在地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从1959年到1963年，我在晋南地委工作了5年。
1963年的秋天，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一直到1964年的秋天毕业。学习期间，我是山西班的支部书记。我们支部有刘舒侠，还有一个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副主任张锦清。学习结束时，中央党校想留我，征求省委的意见，省委书记陶鲁笳不同意，让我回来搞农村“四清”。
1964年秋天学习回来后，正赶上召开山西省党代大会，我被选为省委侯补委员，会后我回晋南地委搞“四清”运动。第一次搞“四清”，是大兵团作战，我担任洪洞县“四清”工作团团长。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的夏天，搞了一期“四清”，洪洞县集中了一万多人。中央的工作队也来了不少人，有安子文、裴丽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档案局局长曾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李葆光，还有田秀娟。安子文带着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在马牧村，裴丽生带着中国科学院的人在万安镇，曾山带着中央办公厅的人在堤村，那时候晋南地区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地区。省委书记陶鲁笳、地委书记赵雨亭等都在洪洞搞“四清”，我是团长，可想而知，那会儿我这个团长好难当啊!好在那时候安子文也在，他是中组部部长，还有省委书记陶鲁笳，我有什么情况就向他们汇报请示。
洪洞“四清”工作完了以后，仝云调到长治当地委书记去了，我就离开晋南，回到团省委当了书记。1965年的秋天，我又以团省委书记的身份，到闻喜当了“四清”工作团团长，还亲自蹲一个点，就在西宋大队。同时下去的还有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他在桃园大队蹲点，我们两个都代表省委。1966年4月份，省委决定调我到阳泉任市委书记，阳泉的市委书记郭兴来调到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当时陶鲁笳已经调走了。接到命令后，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卫恒亲自和我谈话说：阳泉是个工业城市，让你到阳泉，是想让你去搞一搞工业，全面锻炼一下，这也是从培养后备干部角度考虑的。但是我没有马上去上任，我想看过去比较落后，如今已初步改变了面貌的西宋大队收了小麦以后，看看究竟能增产多少再走。
不料6月份的一天，省委突然来了电话，说中组部调我到北京去担任北京团市委书记，还不准我提意见，让我连夜进京，不准迟一天。那时候，省委书记卫恒，还有省里的一些领导、县委书记都在北京参加“前门饭店”会议，那是华北局召开的会议。我接到通知后，第二天就动身到了北京。去了北京见到卫恒后，他对我说，你赶快到中组部报到，让你当北京团市委书记。这个任务很重，我搞了这么多年农村工作，一下子让我到首都搞团的工作，说实话，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中组部的同志和我谈完话，就让我到团中央去找胡克实书记报到，我很快就到北京团市委上任了。
四、担任了山西省委书记和全国人大常委以后，仍然对共青团的工作特别重视、支持，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格外关心。
采访结束之后，我们还想到老书记李立功关心青年和团的工作的许多事。
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的广大青年，知识断档，渴望科学知识的甘泉，《山西青年》杂志社为此主办了“刊授大学”。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的李立功对这一新生事物十分支持，在1982年第11期《山西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共青团的头等大事———写在刊大开学之日》认为这是绝对的好事，并说：“组织全社会力量关怀青年的成长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
198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李立功同志针对山西不少大专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全国学潮的影响，而对我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心存疑虑，就毫不犹豫地通过《山西青年》杂志，解答了广大青年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应该对我们党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传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相信：我们党是完全有信心、有力量能够战胜那些腐败东西的。”
1995年元月，正值山西省青少年研究所筹办《当代青少年研究》创刊之际，所长刘琼同志特请李立功老书记为杂志的创刊号题词，老书记欣然命笔：“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同时，他还很高兴地应聘担任了《当代青少年研究》的顾问。
1997年年底，共青团山西省委在十一次团代会召开之际，曾经诚请省级领导和各地市、各厅局的主要领导撰稿，拟编辑出版一部“浓缩人生精华，凝炼人生感悟，汇聚长辈厚望”的《寄语三晋青年》，作为赠给全省团员青年的一份跨世纪厚礼。当他们把约稿函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李立功老书记时，老书记非常高兴，很快就让秘书送来了他亲自题写的寄语：“发扬共青团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光荣传统，引导青少年奋发学习，争做21世纪的栋梁之材。”
回想到，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愿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能永远记着走老一辈革命家对自己的关怀和帮助，能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向成功。
2003年3月24于太原
（责编 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