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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三合中学的时候，我们有点吃惊。倒不是校门的破旧，也不是没有校名挂在门口，而是校园里的过分热闹和教室里的冷冷清清。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已经开学了，本以为放下行李我们就能上岗，谁知道在45公里外的乡下，学生们则像夹着书在院中走来走去的散兵游勇。
校长说，这个学期又有好几名主课教师跳槽到县里的中学去了，现在初高中会考科目的老师都缺乏，学校根本无法开张。我们说我们来了会好些啊，马上张罗起来吧。校长答，早就知道你们会来，已经把你们这些支教老师安排在教学计划里啦，可是还少七八名老师呢，先住下歇着吧，过些天看情况而定。
学校里来报到的学生日益多起来，可是因为白天限制用电，窗外的光又被山挡住，教室里黑乎乎的，统一穿校服的学生只好在校园里游荡。由于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学生显得个个用功，真的好像除了读书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似的。哦，现在有了，就是在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老师进入他们视野的时候，从书本后面探出两只眼睛，这种目不转睛的注视，一直要到你的背影让他(她)看不见了才消失。由此，我知道他们毕竟是孩子，看书并不总是那么专心的。高原的天色黑得很晚，直到太阳完全下班而月亮尚未交接班的19点，屋外伸手不见五指，才由管后勤的老师开启电闸，给学生两个小时有限的也是宝贵的灯光。当教室里的灯光都开启时，我的同事们纷纷上楼去向他们未来的学生作自我介绍，而我只能在高一黑洞洞的教室外徘徊，我的新学生还没有到来。
第一课的课文已经预备得烂熟，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生怕当天就会开学，耽误了上课。校长总是叫我们安心等待，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和他这个无奈摊上这档子事儿的人一样心焦。这个西北汉子习惯于拿着一把大剪刀，一一修剪院子里仅有的几株小个子木本植物，他知道向上申诉也不会起效，大家只有消极等待。我们却常常巴巴地到校门口的土路上去张望，一直到有一天，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提着脸盆脚盆旅行袋三三两两地走来，是新分配来的老师。大家猛然反应过来，新学期开始了。
课前，我一直在反复叨念自我介绍，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可转念一想，应当是学生比我更紧张才是，岂有老师怕学生之理?不希望学生的目光被我的穿着打扮过多地吸引过去而忽略我的讲话，我特地找出一件黯淡的衣服，从宿舍出发穿过长长的走廊，到达另一头的高一(1)班。教室里都沸腾了，所有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希望看看新的英语老师是什么模样。而当我一步踏进教室时，一切嘈杂都平息了，连孩子们的呼吸声我也听不到。他们的脸上有一些幼稚的表情，但这些表情镶嵌在一张张干燥粗糙的面孔上。
我们相互问了好，气氛松懈了一些，大家开始轻松呼吸。这时空气里就凝结着70多人和他们喜食的生葱生蒜的混和气味。我把名字写在黑板上，他们用浓重的西北方言念，我用普通话又说了一遍，有人悄悄模仿我的普通话，遭致一片笑声。上海，在他们听来熟悉而陌生。问“你们知不知道上海”，仿佛是句侮辱的话，他们肯定的口气里含有责备：“怎么就这样小看我们山里人呢。”但接着问：“上海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有点蔫，七嘴八舌，有声音说“一定很多山”，又有人说：“山上有猴子吧。”很美，面片儿比这里的更好吃，地里能长出比这里更多的“洋芋”，总之是个好地方。看，不管我们把西海固想象得多么贫穷困苦，山里的孩子还是拿这里为标准衡量另一个地方的好坏。“咱们西吉这里的特产除了洋芋还有什么啊?”“马铃薯!”“土豆!”“potato!”
我说希望课堂气氛活跃点，他们却都不太好意思活跃。当我讲出第一句英语，他们就开始把头埋得很低很低。我点他们的名字回答问题，他们很惊讶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班那么多人的名字的，而并不晓得有一天晚上我打着手电从公告栏里抄来了名单。
高原的太阳和西北的风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两团红，因此站起来时的那份羞涩就不太明显。我分明听见几个男孩子在底下用三合英语附和，叫到名字就耷拉着脑袋，半晌才蹦出一句：“晓不得。”好像答对了问题是丢脸的事。几支“蜡烛”插下来，一排“兄弟连”还觉得自己挺威风。
“听说你们这里挺看不起妇女的?搭理女老师是不是特没有面子呀?”我问，又翻了翻名册，“李归弟，张等弟，你们都有弟弟了么?”
两个女生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有，还不止一两个。“那么李等兄呢?等兄怎么个等法，你能告诉我么?”大家想了想，突然哄堂大笑。“等兄也好等弟也好，等来的都是锯了嘴的葫芦么?女同学都能回答的问题，你们如果回答不出，有什么可光荣的?”男生们面面相觑，依然不吭声。只是下次提问的时候，小声回答了。脸上还挂着严肃，可我心里挺得意。
常常听说初次登上讲台的老师总是紧张得语速加快，把备了一节课的内容半节课就讲完。我却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一直在学生耳边嗡嗡作响，甚至还拖了堂。讲奇闻轶事的时候，他们好奇地抬头望着我；讲课文了，又飞快地低下头。紧张?全留给学生了，还要不时安慰他们讲错了没关系，人的潜力看来真是不可限量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支教学生，现为中文系研究生)
校长说，这个学期又有好几名主课教师跳槽到县里的中学去了，现在初高中会考科目的老师都缺乏，学校根本无法开张。我们说我们来了会好些啊，马上张罗起来吧。校长答，早就知道你们会来，已经把你们这些支教老师安排在教学计划里啦，可是还少七八名老师呢，先住下歇着吧，过些天看情况而定。
学校里来报到的学生日益多起来，可是因为白天限制用电，窗外的光又被山挡住，教室里黑乎乎的，统一穿校服的学生只好在校园里游荡。由于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学生显得个个用功，真的好像除了读书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似的。哦，现在有了，就是在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老师进入他们视野的时候，从书本后面探出两只眼睛，这种目不转睛的注视，一直要到你的背影让他(她)看不见了才消失。由此，我知道他们毕竟是孩子，看书并不总是那么专心的。高原的天色黑得很晚，直到太阳完全下班而月亮尚未交接班的19点，屋外伸手不见五指，才由管后勤的老师开启电闸，给学生两个小时有限的也是宝贵的灯光。当教室里的灯光都开启时，我的同事们纷纷上楼去向他们未来的学生作自我介绍，而我只能在高一黑洞洞的教室外徘徊，我的新学生还没有到来。
第一课的课文已经预备得烂熟，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生怕当天就会开学，耽误了上课。校长总是叫我们安心等待，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和他这个无奈摊上这档子事儿的人一样心焦。这个西北汉子习惯于拿着一把大剪刀，一一修剪院子里仅有的几株小个子木本植物，他知道向上申诉也不会起效，大家只有消极等待。我们却常常巴巴地到校门口的土路上去张望，一直到有一天，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提着脸盆脚盆旅行袋三三两两地走来，是新分配来的老师。大家猛然反应过来，新学期开始了。
课前，我一直在反复叨念自我介绍，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可转念一想，应当是学生比我更紧张才是，岂有老师怕学生之理?不希望学生的目光被我的穿着打扮过多地吸引过去而忽略我的讲话，我特地找出一件黯淡的衣服，从宿舍出发穿过长长的走廊，到达另一头的高一(1)班。教室里都沸腾了，所有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希望看看新的英语老师是什么模样。而当我一步踏进教室时，一切嘈杂都平息了，连孩子们的呼吸声我也听不到。他们的脸上有一些幼稚的表情，但这些表情镶嵌在一张张干燥粗糙的面孔上。
我们相互问了好，气氛松懈了一些，大家开始轻松呼吸。这时空气里就凝结着70多人和他们喜食的生葱生蒜的混和气味。我把名字写在黑板上，他们用浓重的西北方言念，我用普通话又说了一遍，有人悄悄模仿我的普通话，遭致一片笑声。上海，在他们听来熟悉而陌生。问“你们知不知道上海”，仿佛是句侮辱的话，他们肯定的口气里含有责备：“怎么就这样小看我们山里人呢。”但接着问：“上海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有点蔫，七嘴八舌，有声音说“一定很多山”，又有人说：“山上有猴子吧。”很美，面片儿比这里的更好吃，地里能长出比这里更多的“洋芋”，总之是个好地方。看，不管我们把西海固想象得多么贫穷困苦，山里的孩子还是拿这里为标准衡量另一个地方的好坏。“咱们西吉这里的特产除了洋芋还有什么啊?”“马铃薯!”“土豆!”“potato!”
我说希望课堂气氛活跃点，他们却都不太好意思活跃。当我讲出第一句英语，他们就开始把头埋得很低很低。我点他们的名字回答问题，他们很惊讶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班那么多人的名字的，而并不晓得有一天晚上我打着手电从公告栏里抄来了名单。
高原的太阳和西北的风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两团红，因此站起来时的那份羞涩就不太明显。我分明听见几个男孩子在底下用三合英语附和，叫到名字就耷拉着脑袋，半晌才蹦出一句：“晓不得。”好像答对了问题是丢脸的事。几支“蜡烛”插下来，一排“兄弟连”还觉得自己挺威风。
“听说你们这里挺看不起妇女的?搭理女老师是不是特没有面子呀?”我问，又翻了翻名册，“李归弟，张等弟，你们都有弟弟了么?”
两个女生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有，还不止一两个。“那么李等兄呢?等兄怎么个等法，你能告诉我么?”大家想了想，突然哄堂大笑。“等兄也好等弟也好，等来的都是锯了嘴的葫芦么?女同学都能回答的问题，你们如果回答不出，有什么可光荣的?”男生们面面相觑，依然不吭声。只是下次提问的时候，小声回答了。脸上还挂着严肃，可我心里挺得意。
常常听说初次登上讲台的老师总是紧张得语速加快，把备了一节课的内容半节课就讲完。我却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一直在学生耳边嗡嗡作响，甚至还拖了堂。讲奇闻轶事的时候，他们好奇地抬头望着我；讲课文了，又飞快地低下头。紧张?全留给学生了，还要不时安慰他们讲错了没关系，人的潜力看来真是不可限量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支教学生，现为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