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会了：平实，真诚、带着某种书卷气：让音乐从心中自然流出、不“装”，也没有刻意的张扬，非常本分，具有很好的亲和力，这就是我对章绍同音乐会的基本印象。
由于上了年纪，近年来我已不再参加北京地区以外的音乐活动。幸好2016年11月章绍同先生来京参加全国文联代表大会，送我一张“章绍同作品音乐会”的DVD，聆听多次，感触颇多。音乐会的曲目选自章绍同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音乐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它们分别是《鼓浪屿狂想曲》（2008）、电影《苦藏的恋情》音乐选段（1986）、《远山》（2007）、《童聲合唱二首》《给T的诗——为独奏小提琴与弦乐队而作》（2014）、交响诗《勇士》（2014），最后两部近作均为世界首演。全场音乐会的管弦乐队演奏，均由福建省交响乐团承担，特邀指挥李心草。
两首童声合唱《迎着天上红日头》（1994）和《歌声驾着彩虹》（1995）分别是电影《凤凰琴》和《最长的彩虹》主题歌（前者由柯岩作词，后者由王健作词），词曲写得都很棒，福州“小茉莉”合唱团唱得也好，前一首就像从山谷里吹过来的风，自然、淳朴、纯真得令人感动。第二首散发着朝气和少儿式抒情歌曲的芬芳，活泼、清新，使我联想起了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创作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曲，作词：乔羽），二者在情趣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比起早它四十余年前写的歌曲，《歌声驾着彩虹》的音乐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与发挥。这些优秀的少年合唱歌曲都很值得推广，也值得引入歌曲写作教材或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
章绍同的《鼓浪屿狂想曲》洋溢着青春的热情、还赋予了钢琴协奏曲以某些地域性特点，也令人瞩目。《给T的诗》内容偏重于个人内省独白，作曲家采用了中国古代琴歌《阳关三叠》开始的几个音，通过几番发挥使作品具备了新的浪漫主义品格。此作也是作曲家对影响了他大半生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一种回望，比较深刻。但就我个人的听觉而言，还稍感沉闷。也许因为独奏乐器与弦乐队的音色过于统一，需要借助于各种更具魅力的旋律作多方位发挥；也许缺少了必要的新奇和声音响支撑；也许什么都不需要，只是我与作曲家的口味不同而已。我想，音乐诗意的表达有时需要动人的“唱和”、即此起彼伏的复调式线条交织；成年人的心态也往往会“五味杂陈”，因而调入一些“辛辣”的音响也可能比较过瘾。青海“花儿”中曾有一句歌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牡丹花红的破了”——按说，“牡丹花儿红”就已经相当不错，但歌者还嫌“红”得不够，于是又添加“破了”一词来形容，以突显出那花儿竟是血一般的殷红，获得了新意。《给T的诗》给我的印象也类似“红牡丹”，就欠“破了”二字——如若其他听众也有这种感觉，那么作曲家选择一点突破，或许还能有进一步的改观。
章绍同是一位非常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愿意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融入自己创作的中国作曲家。他的室内乐《远山》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为长笛、双簧管、长号、打击乐和钢琴而作，反映了作曲家在闽西西北山区生活的感受，曾由瑞士新音乐团在“北京现代音乐节”演出。由于我特别喜欢这部作品，所以也曾在多所音乐院校的讲学活动中选为重点曲目进行过分析讲解，并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入拙作《中国当代音乐分析》。作品的音乐素材虽然多来自作曲家对福建民间音乐（如类似山村节日的吹打乐音响）和伐木工人劳动号子的印象，但由于在创作中加入了某些民间音调中鲜见的增减音程，并令不同乐器的旋律线条在不同音区、调式、调性中参差呼应，从而变换出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又带有现代韵味的绚丽色彩和气氛。而那些源自大自然环境和工人伐木生活的节奏、音响、音块技术，连同西方爵士乐演奏的技法、韵味等，也都吸纳过来用于表现中国闽西那片热土，民俗民风和伐木工人的劳动生活。但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需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远山”的“远”字，即体现了这种适当的距离感——它不是在简单地“就地写实”，而是拉开一定视觉、听觉乃至时光距离，来提炼和回味那些作曲家经历过又跳出来思索过的特定事物以及它们留给作曲家的最美好感受——这种以“意象”方式演化出来的音乐作品必定高于生活，是艺术的，也将是永存的。乐曲创作采用了相对轻松、乐观甚至有点谐谑的格调，用笔洗练，雅俗共赏。我们可以设想，当劳动焕发出热情与欢乐，当音乐创作（包括演奏家们的二次创作）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抵达“玩儿一把”的境地时，那么包括听众在内的每个人心境也都自然是会充满了愉悦的。在本次音乐会的演出中，指挥家李心草饶有兴致地吹起了长笛，也从旁印证了其乐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相对而言，在章绍同的这张DVD中，我听得次数最多的还要数电影《苦藏的恋情》的音乐选段。据介绍，该电影是表现上个世纪60年代一位闽南妇女因为海峡阻隔而与亲人分离的悲情故事，曾荣获第10届法国亚非拉三大洲电影节最佳音乐奖。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音乐选段的欣赏，相反，由于听音乐时不必受具体故事情节的束缚，反而为我留下了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间。作曲家从福建南音和高甲戏的曲牌中获得灵感，在继承中创新。乐曲共分七个段落，小标题分别是：1，苦盼；2，送花；3，辛苦；4，梳妆；5，依恋；6，海劫；7，祭海。乐曲的主要特色表现在：
一、音色配备
作曲家在电影配乐的管弦乐队中镶嵌进了两件最具福建地域音乐特色的乐器：箫和南音琵琶（或许也暗示为两个主人公）。前者声调连绵幽远，后者延续了中国古代琵琶用拨子演奏的方式，因而不仅独具福建特色，而且看上去也古色古香，二者点线结合，相互支撑，表情含蓄，韵味独特。两件乐器的声音虽然不大，演奏的段落也较有限，但由于配器合理，它们的每次出现对听众仍然形成了足够吸引力。同时，由于箫与琵琶演奏段落的布局地位重要，只出现在乐曲总体音色布局的第1段（开始）、第5段（乐曲整体结构的黄金分割部位）和第7段（结束部位）的迂回贯穿，形成了一种宏观结构把控，因而在西乐队中也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主题构成
该作虽然多达七段，而且情节各异，但音乐却只用了两个主题材料：
A主题：都由箫与琵琶主奏（箫：崔士奎，琵琶：段玉媛）。首次亮相出现在“1.苦盼”中，由管弦乐队与之衬托。呼应。A主题速度缓慢，表情含蓄，曲调委婉、细腻、阴柔、暗含着幽怨，娓娓述来。旋律以南音调式音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大3度音程：1-3-2；5-7-6；4-6-5抑或是6-4-5等为核心，调式中心变换游离，令人难以捉摸——这样的“南国口音”，让本地人倍感亲切。对外乡人或外国人而言，这种”距离感”使他们感到新鲜、异样、期待聆听并产生一种浓烈的审美情趣。
B主题：都由管弦乐队演奏。与A主题的箫笛音色形成对比。B主题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2.送花”（虽然此前，在第1段内，B主题曾以乐队片断形式有过预示）。B主题初次出现时速度继续保持平稳。它虽然与A主题在旋律上存在某种派生性联系，但性格却比A主题坦率。明朗。B主题采用了一种疏朗、飞扬、气息悠长和突出中国五声性风格的旋律，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像一股暖流直流到人们的心里。
AB主题的对比以及在乐队配器中所具有的变奏可能性，成为作曲家在七个不同音乐段落中不断加工的主要依据。
三、AB主题加工的主要艺术手段
如前所说，“1.苦盼”：“2.送花”是AB两个主题的原始陈述；从第三段落开始，乐曲进入器乐变奏式展开部分：
“3.辛苦”是B1，换了比较快的速度。音色是木管乐器轮番领奏和弦乐器拨弦奏。新的趣味在于从低音木管开始演奏的B1主题的上方增加了一个弦乐组的拨弦声部，它们以八分音符节奏律动的点状音响与木管组乐器的悠长的旋律形成了有趣的多声对应关系。那悠扬的旋律犹如人的歌唱，而那贯穿始终的八分音符律动的点状织体，大概就用以表现年青劳动者的活力、辛苦与繁忙了。
“4.梳妆”是B2。亮点在于由木管乐组和弦乐组在先后演奏B主题时，采用了复调式的多线条交织和展开，旋律的音色转换和调性变化频繁，音响织体采用了流动的连续十六分音符连奏，音乐的陈述也变得格外热情酣畅，并形成乐曲宏观结构的第一次高潮。
“5.依恋”处于高潮后的低回部位，也由是箫、琵琶和A主题的第一次再现。速度与音量均也重新回落到了乐曲最开始的状况，这种宏观布局使乐曲兼有了回旋性结构因素。开始，在竖琴的伴奏下，听众主要听到的是A1再现。随后，在A1主题的背景上，我们又听到了B3的叠入，但B3再现时节奏宽放了一倍，由弦乐组的轻声进入，成为A1背景的同时也与之“相呼相依”，形成了饶有兴趣的对比复调关系。B3在该段落的配器地位虽然更像是一种背景，但却代表着光明、希望和幸福，令人向往。同时，这种A1与B3的纵向结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双主题变奏。
“6.海劫”是乐曲中唯一比较直观的戏剧性段落，音乐开始采用了类似于插部性的写法。如果说“梳妆”是以抒情性手段和丰富的线性流动技法编织出一个高潮的话，那么此段音乐却是通过营造凶险、恐怖、黑暗等戏剧性音乐气氛掀起的第二次高潮。其第一部分突出了戏剧性器乐音响与动机性写法，不同于前面的歌调性陈述。虽然其中还能隐约听到A主题内由“1-3-2”等以大三度为核心的材料变形与延展，即“3-4-2-（7）等建立在以减三和弦基础上的旋律片断，它们此起彼伏，类似夜色下海的汹涌。接着对置进来的是B主题材料片断的变形（由铜管乐器演奏）好像代表着“希望”与“黑暗”的拼搏，此处配器刻意比较单薄，以表现“寡不敌众”。从总体看，以上各种音响均建立在不协和音响基础上，乐队中的定音鼓也首次展示出其威慑性力，音响厚重、气氛紧张。在乐曲临近尾声的段落里，我们又一听到了微弱的、碎片化了的B主题旋律时隐时现，但此时已无可挽回，幸福和希望都被强暴的势力、黑色的夜幕和大海淹没了。
“7.祭海”的开始是由弦乐队主奏激昂的宣叙性音调，给人以“撕心裂肺，哭天喊地”的印象，铜管乐组和打击乐组等全乐队的回应也令人震撼，传递着一种历史性的悲剧结论。后一部分是箫与琵琶主奏的A2主题的第二次再现与回旋，音乐再次回到了慢板，乐曲也逐步进入了尾声。此时的情绪显然比开始的A段更感悲凉，配器稀疏、暗淡，在定音鼓轻击的持续低音基础上，只有箫和琵琶在简要地回忆往事，令人听去倍感孤凄。
综上所述，电影《苦藏的恋情》的音乐创作委婉细腻，配器变换多样，有很好的层次布局，每一段落配器的目的性都很强，织体也干净利落。这部独具闽南悲情的音诗，不仅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伴随着作曲家特有的书卷气，也流露出他个人对民众生活深深的怜悯令与感叹。
我不知道沉溺于“娱乐至死”的年轻人是否听得懂这种比较内向和婉约的作品。但对于我来说，听这部作品就好像在品尝福建的“功夫茶”，越听越有味道。可惜由于人心浮躁、不少人更看重于轰动效应，所以近年来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我想，要真正认识章绍同也要从这部作品开始，其间有他作为中国作曲家的乡土意识、他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经验、他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他的音乐创作特征。所以，我愿意比较细致地将自己的印象记在这里，以便以后有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压轴节目是交响诗《勇士》。章绍同作曲，歌词选自诗人蔡其矫的诗作《肉搏》。由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男中音独唱姚中译。作品反映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士兵面對日寇拼死战斗的英勇气概。该作首演于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通过交响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在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的世界性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担当。这部交响诗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交响乐队、合唱队对严峻的战争场面的描述以及男中音独唱家朗诵性的歌唱，叙述交代了那场肉搏战的惊心动魄，音乐写得集中、紧凑，坚毅果敢的宣叙性音乐语言也极具戏剧性。同时，作曲家的浓墨重笔也凸显出其坚韧顽强和男子汉气概的一面。从唱词“敌人倒下，勇士站立着，山谷顿时寂静了、寂静了，寂静了”开始，音乐逐步转入了抒情性的第二部分。这个转换部分写得特别精彩，感人。第二部分主要写“第二年，在那流血的地方，飞来了一只山鹰，它瞅望着、盘旋着，要栖息在英雄的坟墓上”。在此，作者将山鹰想象为英雄的化身，它“不忍离开故乡的山谷”，这一部分音乐写得很舒展，深情。一方面是英雄式的抒情——牺牲了的勇士，生前生后都心怀祖国；另一方面，是生还的士兵和后来人的抒情——向英雄表达真诚的敬意。交响乐队在继续发挥的过程中终于铸就了一种崇高感，其设想也颇具新意。
早就知道写声乐作品是章绍同的长项，而写这样一部戏剧性的交响诗，更多展示的是他驾驭戏剧性、交响音乐的多方面才能。听说他最近又在写一部新的歌剧，有了这些成功的基础，我自然更是翘首以待。
音乐会显示了作曲家在多种音乐体裁领域的创作才能和良好的作曲技术理论修养。但随着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具备这样才的作曲家也似乎越来越多，所以，章绍同如何选择“非我不能”（指别人写不来或写不好、而自己又特别擅长）的音乐作为重点进行创作、锻造出独属于他个人的音乐风或“品牌”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每一位作曲家都能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追求独树一帜。那么，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蓬勃发展和走向世界也就更有指望了。
由于上了年纪，近年来我已不再参加北京地区以外的音乐活动。幸好2016年11月章绍同先生来京参加全国文联代表大会，送我一张“章绍同作品音乐会”的DVD，聆听多次，感触颇多。音乐会的曲目选自章绍同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音乐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它们分别是《鼓浪屿狂想曲》（2008）、电影《苦藏的恋情》音乐选段（1986）、《远山》（2007）、《童聲合唱二首》《给T的诗——为独奏小提琴与弦乐队而作》（2014）、交响诗《勇士》（2014），最后两部近作均为世界首演。全场音乐会的管弦乐队演奏，均由福建省交响乐团承担，特邀指挥李心草。
两首童声合唱《迎着天上红日头》（1994）和《歌声驾着彩虹》（1995）分别是电影《凤凰琴》和《最长的彩虹》主题歌（前者由柯岩作词，后者由王健作词），词曲写得都很棒，福州“小茉莉”合唱团唱得也好，前一首就像从山谷里吹过来的风，自然、淳朴、纯真得令人感动。第二首散发着朝气和少儿式抒情歌曲的芬芳，活泼、清新，使我联想起了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创作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曲，作词：乔羽），二者在情趣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比起早它四十余年前写的歌曲，《歌声驾着彩虹》的音乐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与发挥。这些优秀的少年合唱歌曲都很值得推广，也值得引入歌曲写作教材或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
章绍同的《鼓浪屿狂想曲》洋溢着青春的热情、还赋予了钢琴协奏曲以某些地域性特点，也令人瞩目。《给T的诗》内容偏重于个人内省独白，作曲家采用了中国古代琴歌《阳关三叠》开始的几个音，通过几番发挥使作品具备了新的浪漫主义品格。此作也是作曲家对影响了他大半生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一种回望，比较深刻。但就我个人的听觉而言，还稍感沉闷。也许因为独奏乐器与弦乐队的音色过于统一，需要借助于各种更具魅力的旋律作多方位发挥；也许缺少了必要的新奇和声音响支撑；也许什么都不需要，只是我与作曲家的口味不同而已。我想，音乐诗意的表达有时需要动人的“唱和”、即此起彼伏的复调式线条交织；成年人的心态也往往会“五味杂陈”，因而调入一些“辛辣”的音响也可能比较过瘾。青海“花儿”中曾有一句歌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牡丹花红的破了”——按说，“牡丹花儿红”就已经相当不错，但歌者还嫌“红”得不够，于是又添加“破了”一词来形容，以突显出那花儿竟是血一般的殷红，获得了新意。《给T的诗》给我的印象也类似“红牡丹”，就欠“破了”二字——如若其他听众也有这种感觉，那么作曲家选择一点突破，或许还能有进一步的改观。
章绍同是一位非常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愿意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融入自己创作的中国作曲家。他的室内乐《远山》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为长笛、双簧管、长号、打击乐和钢琴而作，反映了作曲家在闽西西北山区生活的感受，曾由瑞士新音乐团在“北京现代音乐节”演出。由于我特别喜欢这部作品，所以也曾在多所音乐院校的讲学活动中选为重点曲目进行过分析讲解，并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入拙作《中国当代音乐分析》。作品的音乐素材虽然多来自作曲家对福建民间音乐（如类似山村节日的吹打乐音响）和伐木工人劳动号子的印象，但由于在创作中加入了某些民间音调中鲜见的增减音程，并令不同乐器的旋律线条在不同音区、调式、调性中参差呼应，从而变换出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又带有现代韵味的绚丽色彩和气氛。而那些源自大自然环境和工人伐木生活的节奏、音响、音块技术，连同西方爵士乐演奏的技法、韵味等，也都吸纳过来用于表现中国闽西那片热土，民俗民风和伐木工人的劳动生活。但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需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远山”的“远”字，即体现了这种适当的距离感——它不是在简单地“就地写实”，而是拉开一定视觉、听觉乃至时光距离，来提炼和回味那些作曲家经历过又跳出来思索过的特定事物以及它们留给作曲家的最美好感受——这种以“意象”方式演化出来的音乐作品必定高于生活，是艺术的，也将是永存的。乐曲创作采用了相对轻松、乐观甚至有点谐谑的格调，用笔洗练，雅俗共赏。我们可以设想，当劳动焕发出热情与欢乐，当音乐创作（包括演奏家们的二次创作）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抵达“玩儿一把”的境地时，那么包括听众在内的每个人心境也都自然是会充满了愉悦的。在本次音乐会的演出中，指挥家李心草饶有兴致地吹起了长笛，也从旁印证了其乐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相对而言，在章绍同的这张DVD中，我听得次数最多的还要数电影《苦藏的恋情》的音乐选段。据介绍，该电影是表现上个世纪60年代一位闽南妇女因为海峡阻隔而与亲人分离的悲情故事，曾荣获第10届法国亚非拉三大洲电影节最佳音乐奖。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音乐选段的欣赏，相反，由于听音乐时不必受具体故事情节的束缚，反而为我留下了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间。作曲家从福建南音和高甲戏的曲牌中获得灵感，在继承中创新。乐曲共分七个段落，小标题分别是：1，苦盼；2，送花；3，辛苦；4，梳妆；5，依恋；6，海劫；7，祭海。乐曲的主要特色表现在：
一、音色配备
作曲家在电影配乐的管弦乐队中镶嵌进了两件最具福建地域音乐特色的乐器：箫和南音琵琶（或许也暗示为两个主人公）。前者声调连绵幽远，后者延续了中国古代琵琶用拨子演奏的方式，因而不仅独具福建特色，而且看上去也古色古香，二者点线结合，相互支撑，表情含蓄，韵味独特。两件乐器的声音虽然不大，演奏的段落也较有限，但由于配器合理，它们的每次出现对听众仍然形成了足够吸引力。同时，由于箫与琵琶演奏段落的布局地位重要，只出现在乐曲总体音色布局的第1段（开始）、第5段（乐曲整体结构的黄金分割部位）和第7段（结束部位）的迂回贯穿，形成了一种宏观结构把控，因而在西乐队中也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主题构成
该作虽然多达七段，而且情节各异，但音乐却只用了两个主题材料：
A主题：都由箫与琵琶主奏（箫：崔士奎，琵琶：段玉媛）。首次亮相出现在“1.苦盼”中，由管弦乐队与之衬托。呼应。A主题速度缓慢，表情含蓄，曲调委婉、细腻、阴柔、暗含着幽怨，娓娓述来。旋律以南音调式音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大3度音程：1-3-2；5-7-6；4-6-5抑或是6-4-5等为核心，调式中心变换游离，令人难以捉摸——这样的“南国口音”，让本地人倍感亲切。对外乡人或外国人而言，这种”距离感”使他们感到新鲜、异样、期待聆听并产生一种浓烈的审美情趣。
B主题：都由管弦乐队演奏。与A主题的箫笛音色形成对比。B主题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2.送花”（虽然此前，在第1段内，B主题曾以乐队片断形式有过预示）。B主题初次出现时速度继续保持平稳。它虽然与A主题在旋律上存在某种派生性联系，但性格却比A主题坦率。明朗。B主题采用了一种疏朗、飞扬、气息悠长和突出中国五声性风格的旋律，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像一股暖流直流到人们的心里。
AB主题的对比以及在乐队配器中所具有的变奏可能性，成为作曲家在七个不同音乐段落中不断加工的主要依据。
三、AB主题加工的主要艺术手段
如前所说，“1.苦盼”：“2.送花”是AB两个主题的原始陈述；从第三段落开始，乐曲进入器乐变奏式展开部分：
“3.辛苦”是B1，换了比较快的速度。音色是木管乐器轮番领奏和弦乐器拨弦奏。新的趣味在于从低音木管开始演奏的B1主题的上方增加了一个弦乐组的拨弦声部，它们以八分音符节奏律动的点状音响与木管组乐器的悠长的旋律形成了有趣的多声对应关系。那悠扬的旋律犹如人的歌唱，而那贯穿始终的八分音符律动的点状织体，大概就用以表现年青劳动者的活力、辛苦与繁忙了。
“4.梳妆”是B2。亮点在于由木管乐组和弦乐组在先后演奏B主题时，采用了复调式的多线条交织和展开，旋律的音色转换和调性变化频繁，音响织体采用了流动的连续十六分音符连奏，音乐的陈述也变得格外热情酣畅，并形成乐曲宏观结构的第一次高潮。
“5.依恋”处于高潮后的低回部位，也由是箫、琵琶和A主题的第一次再现。速度与音量均也重新回落到了乐曲最开始的状况，这种宏观布局使乐曲兼有了回旋性结构因素。开始，在竖琴的伴奏下，听众主要听到的是A1再现。随后，在A1主题的背景上，我们又听到了B3的叠入，但B3再现时节奏宽放了一倍，由弦乐组的轻声进入，成为A1背景的同时也与之“相呼相依”，形成了饶有兴趣的对比复调关系。B3在该段落的配器地位虽然更像是一种背景，但却代表着光明、希望和幸福，令人向往。同时，这种A1与B3的纵向结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双主题变奏。
“6.海劫”是乐曲中唯一比较直观的戏剧性段落，音乐开始采用了类似于插部性的写法。如果说“梳妆”是以抒情性手段和丰富的线性流动技法编织出一个高潮的话，那么此段音乐却是通过营造凶险、恐怖、黑暗等戏剧性音乐气氛掀起的第二次高潮。其第一部分突出了戏剧性器乐音响与动机性写法，不同于前面的歌调性陈述。虽然其中还能隐约听到A主题内由“1-3-2”等以大三度为核心的材料变形与延展，即“3-4-2-（7）等建立在以减三和弦基础上的旋律片断，它们此起彼伏，类似夜色下海的汹涌。接着对置进来的是B主题材料片断的变形（由铜管乐器演奏）好像代表着“希望”与“黑暗”的拼搏，此处配器刻意比较单薄，以表现“寡不敌众”。从总体看，以上各种音响均建立在不协和音响基础上，乐队中的定音鼓也首次展示出其威慑性力，音响厚重、气氛紧张。在乐曲临近尾声的段落里，我们又一听到了微弱的、碎片化了的B主题旋律时隐时现，但此时已无可挽回，幸福和希望都被强暴的势力、黑色的夜幕和大海淹没了。
“7.祭海”的开始是由弦乐队主奏激昂的宣叙性音调，给人以“撕心裂肺，哭天喊地”的印象，铜管乐组和打击乐组等全乐队的回应也令人震撼，传递着一种历史性的悲剧结论。后一部分是箫与琵琶主奏的A2主题的第二次再现与回旋，音乐再次回到了慢板，乐曲也逐步进入了尾声。此时的情绪显然比开始的A段更感悲凉，配器稀疏、暗淡，在定音鼓轻击的持续低音基础上，只有箫和琵琶在简要地回忆往事，令人听去倍感孤凄。
综上所述，电影《苦藏的恋情》的音乐创作委婉细腻，配器变换多样，有很好的层次布局，每一段落配器的目的性都很强，织体也干净利落。这部独具闽南悲情的音诗，不仅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伴随着作曲家特有的书卷气，也流露出他个人对民众生活深深的怜悯令与感叹。
我不知道沉溺于“娱乐至死”的年轻人是否听得懂这种比较内向和婉约的作品。但对于我来说，听这部作品就好像在品尝福建的“功夫茶”，越听越有味道。可惜由于人心浮躁、不少人更看重于轰动效应，所以近年来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我想，要真正认识章绍同也要从这部作品开始，其间有他作为中国作曲家的乡土意识、他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经验、他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他的音乐创作特征。所以，我愿意比较细致地将自己的印象记在这里，以便以后有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压轴节目是交响诗《勇士》。章绍同作曲，歌词选自诗人蔡其矫的诗作《肉搏》。由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男中音独唱姚中译。作品反映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士兵面對日寇拼死战斗的英勇气概。该作首演于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通过交响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在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的世界性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担当。这部交响诗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交响乐队、合唱队对严峻的战争场面的描述以及男中音独唱家朗诵性的歌唱，叙述交代了那场肉搏战的惊心动魄，音乐写得集中、紧凑，坚毅果敢的宣叙性音乐语言也极具戏剧性。同时，作曲家的浓墨重笔也凸显出其坚韧顽强和男子汉气概的一面。从唱词“敌人倒下，勇士站立着，山谷顿时寂静了、寂静了，寂静了”开始，音乐逐步转入了抒情性的第二部分。这个转换部分写得特别精彩，感人。第二部分主要写“第二年，在那流血的地方，飞来了一只山鹰，它瞅望着、盘旋着，要栖息在英雄的坟墓上”。在此，作者将山鹰想象为英雄的化身，它“不忍离开故乡的山谷”，这一部分音乐写得很舒展，深情。一方面是英雄式的抒情——牺牲了的勇士，生前生后都心怀祖国；另一方面，是生还的士兵和后来人的抒情——向英雄表达真诚的敬意。交响乐队在继续发挥的过程中终于铸就了一种崇高感，其设想也颇具新意。
早就知道写声乐作品是章绍同的长项，而写这样一部戏剧性的交响诗，更多展示的是他驾驭戏剧性、交响音乐的多方面才能。听说他最近又在写一部新的歌剧，有了这些成功的基础，我自然更是翘首以待。
音乐会显示了作曲家在多种音乐体裁领域的创作才能和良好的作曲技术理论修养。但随着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具备这样才的作曲家也似乎越来越多，所以，章绍同如何选择“非我不能”（指别人写不来或写不好、而自己又特别擅长）的音乐作为重点进行创作、锻造出独属于他个人的音乐风或“品牌”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每一位作曲家都能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追求独树一帜。那么，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蓬勃发展和走向世界也就更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