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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绍棠，乡土小说作家，作品曾引起轰动，但又很快沉寂下去。在轰动与沉寂的背后，隐藏的是困扰着小说家的议题：在文化转型的时代，怎样保持“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保持平衡。
关键词：轰动；沉寂；转型；平衡
作者简介：陈娟，女，汉，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02
“守成”出自《诗·大雅·凫鹥序》：“《凫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孔颖达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宾白》：“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在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著作《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中就曾评价过文化守成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是在传统与现当代化的二重模式中充当着平衡剂。文化守成是既吸收着传统的文化，又融入现当代化的因子，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有一定的突破。文化守成在乡土小说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自我”与“他者”的不同
“小说里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是作家对自己真实世界的虚幻反映”。刘绍棠笔下的世界是以他的故乡——通州的运河滩为蓝本，一早一木都是有血肉的，他用神奇的笔赋予了这块土地生命力，让它们开出朝气的花朵。读刘绍棠“运河滩”系列，品味出的是沁人心脾的清香，他描写的大年夜，全家团圆，吃饺子放鞭炮；端午插艾蒿吃粽子，家家户户挂葫芦……。对于这些民间生活，作家更是信手拈来，更不用说农闲时的听书唱戏高跷，赶野台子戏，各种农家生活，作者写起来更是行云流水，让人读起来是津津有味，不舍放下。寻常百姓生活在作家的笔下是不可多得的素材，是珍宝。作者延续了“荷花淀”派的风格，描写的是光明的生活，但目的不是“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从正面鼓舞人，他不敲警世的钟，而用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点燃前进路上的灯。他更多的是像高尔基笔下的丹珂一样，是光明的向导，而没有像《长明灯》里的疯子一样，自己被黑暗的社会所吞没。对于生活的美，作者是本着生活流水不止，屡书不尽的态度。对平常生活的书写，在中国的小说家中，并不罕见，从鲁迅的《故乡》、台静农《地之子》，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莫言的《红高粱》，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透彻地直插生活的另一面——落后、愚昧。无论是30年代还是新时代的乡土作家，关注点都是批判，批判农村的粗鄙、风俗的落后、人们的愚昧。这些已经离家多年的游子用手中的笔将家乡的思念倾泻在纸上，同时用已经经受着先进文化洗礼的目光去挑剔着这块土地上的不合人意，他们渴望看到家乡的改变，渴望家乡像上海、一样摩登化，但是现实是令他们失望的，所以他们的感情是“痛其不变、恨其不改”。所以才会有“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感慨。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从乡土十足的生活中品味出了愚昧与窒息。但是在刘绍棠的小说中，却用化腐朽为神奇的笔，给读者送来了清风，是那么的令人沉醉，会不知不觉地去拥抱他笔下的那些充满活力的形象，如“头上梳个扎绳的朝天小辫，左耳朵上扎个窟窿眼儿，戴一挂耳环子，身上穿一件花花草草的红肚兜”的小男孩时，无论多么硬心肠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融化在这孩童的笑容里。刘绍棠年少成名，却被剥夺写作权利23年之久，与他经历相似的作家都曾淋漓尽致地描写过这段岁月的辛酸心悸，如“反思文学”就将早已愈合的伤口活生生地揭开，一边流血一边展示。但是刘绍棠却例外，他从未对这片土地有过一丝怨言“莫因逆境生悲感，且把从前当死看”，从不有任何损这片土地的文字，不是经不起对不幸的回顾。而是他分外珍惜心中的那一块晴空净地，他愿这块土地永远花香柳绿。他不愿这块土地有任何的乌云，不允许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插荆棘，这是他写作的原则，是他从拿起笔的那刻就信奉的，也是对老师孙犁坚持在晦暗生活中找到阳光的最好延续和发扬。刘绍棠的乡土小说多以运河滩上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却回避生活的残酷，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简单的男女，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活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享受着天伦之乐，有着茶米油盐的烦恼。这些却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
小说家要想小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都要面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保持平衡”，刘绍棠也不能避免。刘的小说有传统章回小说的影子，受其影响，字里行间透露着“绿林好汉”的情结，快意恩仇贯穿着小说，小说中塑造的那些形象都有着传统的影子。最典型的是《蒲柳人家》里的一丈青大娘，“一丈青”是《水浒传》扈三娘的外号，而善于从古典小说中吸取养分的作者却把它用在了一个乡村老大娘的身上，是因为这位老大娘有着扈三娘的豪爽仗义，打抱不平的性格，放鸭时看到一帮裸身赤体的纤夫，亮开那标志性的嗓门，长短句，四六体，大声呵斥，让他们别脏了“俺们运河滩的大姑娘和小媳妇的眼睛”，甚至在身手上似乎也有着扈三娘的雄姿“别看一丈青大娘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单凭这些还够不上是典型，一丈青大娘身上还有着中国传统英雄侠义，见义勇为，救人于水火，从死人堆里扒出望日莲，甚至自己被“炮弹划伤了鬓角也没放下苦命的望日莲”，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就不缺乏这些英雄式的人物，小说中的何大学问等都是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的性格是怎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好汉。当然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刘绍棠把这些人物放在特殊的年代，环境的复杂才能凸显出人物的品格，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不再是简单的革命光彩，其行为不再是传统小说中做好事那么容易，还掺杂了阶级立场。在革命时代，他们凭着质朴的信念支持着革命，如《春草》中的乌龙骓，这位曾经的义和团战士，虽然不懂夏竞雄革命的意义，但是他还是“从今以后，哥哥要将功补过，一家老少男女三口，以命相保，保他水火不敢欺，刀枪不敢伤；生死关头，三命换一命”。 刘绍棠所写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底层人物，这些底层人物在黑暗的社会中承受了苦难，并将苦难自我消化。刘绍棠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以自己的生存韧性，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消解。虽然与其它乡土作家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刘绍棠更多的是在一种类似古代“侠义”的环境里刻画出主人公“守”背后“义”的一面，不是阿Q式的到死都不知道反抗的“守”，也不似革命派作家激进式的“反”。刘绍棠笔下的主人公是在守中取“义”，在“义”中守成，他在塑造主人公时总是侃侃而谈，而听众则始终被这种充满希望的快乐所感染着，因为刘绍棠总是在最深处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希望：农民能够获救，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好日子，而且这是个既定的现实。这是刘绍棠式小说区别于其他侠义小说的不同，生活在证明着作家留下的希望，但是生活也在提出新问题。就刘绍棠的小说而言，他将主人公的遭遇都推给历史，并预示苦难的终结，这似乎太过于乐观。事实是，主人公的苦难远没有结束，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解决。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刘绍棠不能脱离阶级的立场去解决主人公的苦难，他以书生惯有的“救国救民”的信念在生存与毁灭中充当着平衡剂的作用，他没有激进派的“一冲到底“的气势，也没有保守派“一守到底”的顽固，他在现实主义的苦难中以自己特有的笔调书写了给人希望的小说。
作家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的，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中，只有作家才能将这种对立平衡，也只有作家才能在书写中找到平衡之道。
参考文献：
[1]《文学理论》 雷·韦勒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2001.
[2]《故乡》 鲁迅 人民教育出版社[M]. 1999.
[3]《村姑》 刘绍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 1995.
[4]《刘绍棠传》 郑恩波 社会科学出版社[M]. 1994.
[5]《文学与人生》 郝丽 文艺出版社[M]. 2007.
[6]《90年代的乡村文化守成》 周涛 孝感文学院学报 2008.
[7]《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 熊家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8]《信仰·母题·叙事》 朱迪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 2007.
[9]《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张永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关键词：轰动；沉寂；转型；平衡
作者简介：陈娟，女，汉，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02
“守成”出自《诗·大雅·凫鹥序》：“《凫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孔颖达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宾白》：“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在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著作《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中就曾评价过文化守成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是在传统与现当代化的二重模式中充当着平衡剂。文化守成是既吸收着传统的文化，又融入现当代化的因子，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有一定的突破。文化守成在乡土小说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自我”与“他者”的不同
“小说里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是作家对自己真实世界的虚幻反映”。刘绍棠笔下的世界是以他的故乡——通州的运河滩为蓝本，一早一木都是有血肉的，他用神奇的笔赋予了这块土地生命力，让它们开出朝气的花朵。读刘绍棠“运河滩”系列，品味出的是沁人心脾的清香，他描写的大年夜，全家团圆，吃饺子放鞭炮；端午插艾蒿吃粽子，家家户户挂葫芦……。对于这些民间生活，作家更是信手拈来，更不用说农闲时的听书唱戏高跷，赶野台子戏，各种农家生活，作者写起来更是行云流水，让人读起来是津津有味，不舍放下。寻常百姓生活在作家的笔下是不可多得的素材，是珍宝。作者延续了“荷花淀”派的风格，描写的是光明的生活，但目的不是“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从正面鼓舞人，他不敲警世的钟，而用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点燃前进路上的灯。他更多的是像高尔基笔下的丹珂一样，是光明的向导，而没有像《长明灯》里的疯子一样，自己被黑暗的社会所吞没。对于生活的美，作者是本着生活流水不止，屡书不尽的态度。对平常生活的书写，在中国的小说家中，并不罕见，从鲁迅的《故乡》、台静农《地之子》，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莫言的《红高粱》，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透彻地直插生活的另一面——落后、愚昧。无论是30年代还是新时代的乡土作家，关注点都是批判，批判农村的粗鄙、风俗的落后、人们的愚昧。这些已经离家多年的游子用手中的笔将家乡的思念倾泻在纸上，同时用已经经受着先进文化洗礼的目光去挑剔着这块土地上的不合人意，他们渴望看到家乡的改变，渴望家乡像上海、一样摩登化，但是现实是令他们失望的，所以他们的感情是“痛其不变、恨其不改”。所以才会有“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感慨。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从乡土十足的生活中品味出了愚昧与窒息。但是在刘绍棠的小说中，却用化腐朽为神奇的笔，给读者送来了清风，是那么的令人沉醉，会不知不觉地去拥抱他笔下的那些充满活力的形象，如“头上梳个扎绳的朝天小辫，左耳朵上扎个窟窿眼儿，戴一挂耳环子，身上穿一件花花草草的红肚兜”的小男孩时，无论多么硬心肠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融化在这孩童的笑容里。刘绍棠年少成名，却被剥夺写作权利23年之久，与他经历相似的作家都曾淋漓尽致地描写过这段岁月的辛酸心悸，如“反思文学”就将早已愈合的伤口活生生地揭开，一边流血一边展示。但是刘绍棠却例外，他从未对这片土地有过一丝怨言“莫因逆境生悲感，且把从前当死看”，从不有任何损这片土地的文字，不是经不起对不幸的回顾。而是他分外珍惜心中的那一块晴空净地，他愿这块土地永远花香柳绿。他不愿这块土地有任何的乌云，不允许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插荆棘，这是他写作的原则，是他从拿起笔的那刻就信奉的，也是对老师孙犁坚持在晦暗生活中找到阳光的最好延续和发扬。刘绍棠的乡土小说多以运河滩上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却回避生活的残酷，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简单的男女，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活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享受着天伦之乐，有着茶米油盐的烦恼。这些却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
小说家要想小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都要面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保持平衡”，刘绍棠也不能避免。刘的小说有传统章回小说的影子，受其影响，字里行间透露着“绿林好汉”的情结，快意恩仇贯穿着小说，小说中塑造的那些形象都有着传统的影子。最典型的是《蒲柳人家》里的一丈青大娘，“一丈青”是《水浒传》扈三娘的外号，而善于从古典小说中吸取养分的作者却把它用在了一个乡村老大娘的身上，是因为这位老大娘有着扈三娘的豪爽仗义，打抱不平的性格，放鸭时看到一帮裸身赤体的纤夫，亮开那标志性的嗓门，长短句，四六体，大声呵斥，让他们别脏了“俺们运河滩的大姑娘和小媳妇的眼睛”，甚至在身手上似乎也有着扈三娘的雄姿“别看一丈青大娘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单凭这些还够不上是典型，一丈青大娘身上还有着中国传统英雄侠义，见义勇为，救人于水火，从死人堆里扒出望日莲，甚至自己被“炮弹划伤了鬓角也没放下苦命的望日莲”，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就不缺乏这些英雄式的人物，小说中的何大学问等都是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的性格是怎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好汉。当然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刘绍棠把这些人物放在特殊的年代，环境的复杂才能凸显出人物的品格，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不再是简单的革命光彩，其行为不再是传统小说中做好事那么容易，还掺杂了阶级立场。在革命时代，他们凭着质朴的信念支持着革命，如《春草》中的乌龙骓，这位曾经的义和团战士，虽然不懂夏竞雄革命的意义，但是他还是“从今以后，哥哥要将功补过，一家老少男女三口，以命相保，保他水火不敢欺，刀枪不敢伤；生死关头，三命换一命”。 刘绍棠所写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底层人物，这些底层人物在黑暗的社会中承受了苦难，并将苦难自我消化。刘绍棠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以自己的生存韧性，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消解。虽然与其它乡土作家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刘绍棠更多的是在一种类似古代“侠义”的环境里刻画出主人公“守”背后“义”的一面，不是阿Q式的到死都不知道反抗的“守”，也不似革命派作家激进式的“反”。刘绍棠笔下的主人公是在守中取“义”，在“义”中守成，他在塑造主人公时总是侃侃而谈，而听众则始终被这种充满希望的快乐所感染着，因为刘绍棠总是在最深处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希望：农民能够获救，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好日子，而且这是个既定的现实。这是刘绍棠式小说区别于其他侠义小说的不同，生活在证明着作家留下的希望，但是生活也在提出新问题。就刘绍棠的小说而言，他将主人公的遭遇都推给历史，并预示苦难的终结，这似乎太过于乐观。事实是，主人公的苦难远没有结束，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解决。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刘绍棠不能脱离阶级的立场去解决主人公的苦难，他以书生惯有的“救国救民”的信念在生存与毁灭中充当着平衡剂的作用，他没有激进派的“一冲到底“的气势，也没有保守派“一守到底”的顽固，他在现实主义的苦难中以自己特有的笔调书写了给人希望的小说。
作家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的，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中，只有作家才能将这种对立平衡，也只有作家才能在书写中找到平衡之道。
参考文献：
[1]《文学理论》 雷·韦勒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2001.
[2]《故乡》 鲁迅 人民教育出版社[M]. 1999.
[3]《村姑》 刘绍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 1995.
[4]《刘绍棠传》 郑恩波 社会科学出版社[M]. 1994.
[5]《文学与人生》 郝丽 文艺出版社[M]. 2007.
[6]《90年代的乡村文化守成》 周涛 孝感文学院学报 2008.
[7]《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 熊家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8]《信仰·母题·叙事》 朱迪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 2007.
[9]《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张永 上海三联书店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