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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到深圳采访。结束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条显示地址的微信。很快，几个随打工潮涌来的老乡约见我，为显示我“乡情不褪色”，我赴约了。
他们20岁出头，平时在村里属于较木讷的那种，但此时，他们抽烟、喝酒、吹水—通常吹打斗的事。看起来，他们对深圳非常熟悉。看起来，他们正长成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们将偶尔的打斗成功，视为在城市成功立足的标志，想象着自己正掌控和主导城市的一切，这真是年轻人的通病。
早些年，逞凶斗狠普遍被小女孩视为“英雄”，很多小男孩因此莽撞得不顾一切，这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不知害了多少年轻人。近年来，韩风劲刮，“英雄主义”逐渐褪色，时代开始以“变娘”为荣了。不过，村民出来后变坏、变狠的情况依旧不少，以至于，每次回家过年，我常常不敢说自己在广东上班，一度曾想把手机号码换成新疆、西藏等家乡人很少去打工的区号。
要知道，当你身处一个老乡遍地的区域，麻烦事真不少：领不到工钱的，请不了假的，交通事故的，车辆被扣的，都会找你，何况，你还是他们眼中“神通广大”的记者。还有些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工作，或惹事后，案件要开庭了，他们父母希望你到庭听听……
背井离乡的人，希望在陌生城市遇到有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帮忙和温暖，可以理解，但我自己也有工作和家庭要忙，何况很多事，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帮忙。再说了，也不是什么事，我都会帮忙，明显违法犯罪的，我也丢不起这个脸去说情。但“城一代”的人都知道，家乡人求你，不要说伸手向对方拿好处了，请客和烟钱都得你掏，否则，你吃喝他们的，他们会觉得你“也不是那么好说话”或“付了不少代价，他才帮忙”。
有些求助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去年，一陌生人找到我，他是通过我村的出嫁女拐弯找到我的。因为他亲戚所在的小作坊排污，小作坊被端，老板和他作为工人的亲戚一并被抓。他找我的理由是：他亲戚就一个打工的，什么事都得听老板的，排污也是老板指使的，为什么也抓他亲戚？他希望我帮忙捞出。
我听后，想笑又不敢笑，我哪有捞人的本事呀？可人家一口一个舅舅地叫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我就冒出这么多外甥。
更为难的是，人家一不做二不休，在街上买两斤猪肉就直奔我老家拜访我哥哥。我知道后，劈头盖脸骂我哥：“你缺他那两斤猪肉吗？要知道，我跑到那個城市（发生地在我居住城市旁的另一座城市），光来回的路费就能给你买10多斤肉，还浪费我不少时间呢，何况还真帮不了呢。”我哥也很委屈：“农村社会都是这样的，你不收或把猪肉扔出门去，会被视为很无礼或一点想帮忙的诚意都没有。”
就这样，明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因为两斤猪肉，我得跑到那座城市去一趟和他的亲戚见见面，听他们没完没了的诉说，然后敷衍式地说：“我想想办法找人。”当时，我都知道我在撒谎，但没办法。
之后，在大排档，我请他们吃一餐，安慰他们，之后这事，我还陆续接到他们的几次电话，再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之后，我还得继续我不愿意但无法直接拒绝的很多事儿—当然，法律框架内、合情合理的，我尽量找同行和朋友“出一把力”，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很多人曾以为考了大学，远离家乡工作，那就是跳出“农门”了，想得真美啊！对“城一代”而言，农门是注定跟一辈子的事儿，他永远无法跳出，因为即便他可以不考虑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但他那还在村中生活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感受，他也需要适当顾及。
他们20岁出头，平时在村里属于较木讷的那种，但此时，他们抽烟、喝酒、吹水—通常吹打斗的事。看起来，他们对深圳非常熟悉。看起来，他们正长成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们将偶尔的打斗成功，视为在城市成功立足的标志，想象着自己正掌控和主导城市的一切，这真是年轻人的通病。
早些年，逞凶斗狠普遍被小女孩视为“英雄”，很多小男孩因此莽撞得不顾一切，这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不知害了多少年轻人。近年来，韩风劲刮，“英雄主义”逐渐褪色，时代开始以“变娘”为荣了。不过，村民出来后变坏、变狠的情况依旧不少，以至于，每次回家过年，我常常不敢说自己在广东上班，一度曾想把手机号码换成新疆、西藏等家乡人很少去打工的区号。
要知道，当你身处一个老乡遍地的区域，麻烦事真不少：领不到工钱的，请不了假的，交通事故的，车辆被扣的，都会找你，何况，你还是他们眼中“神通广大”的记者。还有些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工作，或惹事后，案件要开庭了，他们父母希望你到庭听听……
背井离乡的人，希望在陌生城市遇到有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帮忙和温暖，可以理解，但我自己也有工作和家庭要忙，何况很多事，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帮忙。再说了，也不是什么事，我都会帮忙，明显违法犯罪的，我也丢不起这个脸去说情。但“城一代”的人都知道，家乡人求你，不要说伸手向对方拿好处了，请客和烟钱都得你掏，否则，你吃喝他们的，他们会觉得你“也不是那么好说话”或“付了不少代价，他才帮忙”。
有些求助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去年，一陌生人找到我，他是通过我村的出嫁女拐弯找到我的。因为他亲戚所在的小作坊排污，小作坊被端，老板和他作为工人的亲戚一并被抓。他找我的理由是：他亲戚就一个打工的，什么事都得听老板的，排污也是老板指使的，为什么也抓他亲戚？他希望我帮忙捞出。
我听后，想笑又不敢笑，我哪有捞人的本事呀？可人家一口一个舅舅地叫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我就冒出这么多外甥。
更为难的是，人家一不做二不休，在街上买两斤猪肉就直奔我老家拜访我哥哥。我知道后，劈头盖脸骂我哥：“你缺他那两斤猪肉吗？要知道，我跑到那個城市（发生地在我居住城市旁的另一座城市），光来回的路费就能给你买10多斤肉，还浪费我不少时间呢，何况还真帮不了呢。”我哥也很委屈：“农村社会都是这样的，你不收或把猪肉扔出门去，会被视为很无礼或一点想帮忙的诚意都没有。”
就这样，明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因为两斤猪肉，我得跑到那座城市去一趟和他的亲戚见见面，听他们没完没了的诉说，然后敷衍式地说：“我想想办法找人。”当时，我都知道我在撒谎，但没办法。
之后，在大排档，我请他们吃一餐，安慰他们，之后这事，我还陆续接到他们的几次电话，再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之后，我还得继续我不愿意但无法直接拒绝的很多事儿—当然，法律框架内、合情合理的，我尽量找同行和朋友“出一把力”，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很多人曾以为考了大学，远离家乡工作，那就是跳出“农门”了，想得真美啊！对“城一代”而言，农门是注定跟一辈子的事儿，他永远无法跳出，因为即便他可以不考虑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但他那还在村中生活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感受，他也需要适当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