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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以回忆性叙事为线索，使人物在诸多历史事件的变动中呈现出多重面貌;他同时也通过自然的潜在力量使人物的创伤获得疗愈，品格获得提升。
关键词：童年叙事;饥饿;自然
不同时代的儿童经历必定是不同的。当前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试图极力掩埋沉重的叙事而全力地把欢乐推呈给孩子，可是儿童文学不一定非得拒绝悲伤。儿童进入作家视野，使得“童年”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关于它的儿童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总体来看，关于童年叙事的作品常在“成人—儿童”“过去—现在”两种视角与时态中展开多维度的叙述，正是这兼合了双重时空的叙事艺术将作家归置于“现在”“过去”进行情感言说和生活体悟。这既展现出作家对成人世界的思考与探索，又能对儿童行为方式进行细致观察、对儿童内心世界进行极力关注，从而能很好体现出作家对儿童生命主体性的尊重与关怀，构建起符合儿童成长规律的“儿童观”来指引创作。那么，如何使当下的儿童在成长中有效地感知历史、重返历史现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对于童年叙事策略的有效选择。历史在文本空间的回顾镜像中是疏离又繁杂沉重的，这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无法回避的苦难与不便明说的痛楚。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便是别一种童年叙事，他叙写了10岁女孩桂儿与生产队里的耕牛“老栗”之间的情谊，铺展出特殊年代里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也通过各种历史典型事件遮蔽下的人性善良给予儿童心灵以长养。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以回忆中的突出事件为叙事线索，使人物在历史事件的变动中呈现出多重面貌，也使人物在自然美中获得创伤的疗愈。
一、重建历史创伤的记忆
儿童小说对于苦难的书写，多使聚焦者以“幻想式参与”或“回忆性叙事”的方式触摸历史创伤，而使得文本呈现一种对话型策略。回忆性叙事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之一，作品往往通过聚焦者的回忆视角在“过去—现在”两种时态中使历史的伤痛变得真实可感。作者以这种倒回的想象，使得读者以此认同“聚焦者”，与其一同回到历史现场感知创伤之痛，从而唤起儿童读者的共情，使得儿童对历史形成“体验式”的理解。郝周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把回忆中的饥饿记忆作为打开文本童年叙事的钥匙，他借由桂儿的视角浮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饥饿的集体记忆。“在我们这儿，人们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吃。村民见面总是问：‘吃了吗？’不是假问，是真的问。农妇们聚在一起时，讨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什么野菜或者什么粗粮可以当主食填肚子。另外一件事是成分。成分好不好则关系到会不会被人瞧不起，能不能在大伙儿面前抬起头来。”[1]“饥饿”与“成分”这两个特殊年代里的集体记忆因子就这样潜入文本的叙事中，牵引出了童年叙事的线索。
可以说，郝周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坛同类重构历史书写的特质，对“我”见到的个体在饥饿困境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进行了真实的还原。“我家有六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主粮不够吃，经常吃豆粑——一种用米粉糊糊摊成的长条状的食物。一说吃饭，我们几个总是抢着端起热气腾腾的豆粑，一边飞快地吹几口气，一边飞快地往嘴里扒，‘哧溜哧溜’，不等它凉下来就三口两口下肚了。等到妈妈忙完杂事，端起碗慢吞吞地来到锅灶边，锅里只剩下些汤汤水水了。”[2]诸如此类的细节，在文中比比皆是。郝周用了纪實白描的笔法巧妙地将那个年代日常饥饿的集体记忆穿插于故事之间，并成为情节不断推向高潮的重要背景元素。
郝周除了以白描笔法将读者带回到过往的年代，他还在文中写了三次因杀牛而产生的冲突，场景细腻动人。这些细节除了表现村长与村民对黄牛“老栗”的情感疏离之外，还把村民对养殖知识的匮乏，对生命的尊重与尊严认知缺乏同理心与同情心，以及这饥饿集体记忆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民众的驯顺盲从做了深刻的勾画与叙事。所以我们能理解队长在挥手后的潜台词，更有后来“我”母亲对队长的评价：“他也是个好人。” [3]这个“好人”似一种启发式的发问，进而促使读者溯源饿绿了眼的村民的冷漠，对队长护卫位子的权谋作深层思考。桂儿与物齐德的品质在文本的历史重构中得以保留，成人的齐德之美在被饥饿所遮蔽的现实面前却是如此脆弱不堪：“因为刚刚评上‘爱护牲畜模范生产队’的称号，队长不敢向乡里申领大牲畜宰杀证，他打算偷偷地宰杀。但我心里清楚，队长也是拗不过村民的意愿，他的肚子也刮不出二两油水。‘都散了，都散了！’队长挥了挥手，‘有白先生在，你们今天没这个口福了！’”[4]
这个“白先生”正是桂儿眼中最为敬重的“白鹭叔叔”，一位下放到村里的“右派”。郝周预设的故事背景恰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后，这段历史给知识分子们留下了难以抹除的记忆伤疤。但随着政治思想话语的日益解放，中国文坛中王蒙、从维熙、张贤亮、王安忆、池莉等作家以不同的笔法触及那段历史烟尘中的隐痛。郝周以孩童的视角、儿童文学的叙事策略重构历史的方式看向当时的知识分子，把曾经被折叠的历史褶皱轻轻抚开。郝周减少了对记忆疤痕的撕裂，只以儿童视角的笔触伸向那段绕不开的历史，他在关注儿童立场与重构历史中，为《牛背上的白鹭鸟》推呈出桂儿成长的时代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合法性。从知识给予的角度说：“有时候，白鹭叔叔也会讲故事给我听，他讲的是外国的洋故事，和我以前听到的乡下故事都不一样。最有趣的是《皇帝的新装》。……我最爱听的是《灰姑娘》。”[5]从为人的引导上说，“白鹭叔叔”给了桂儿最良善的反思与引导：“你要记住，永远不要挖苦别人。带刺的话比一把锋利的刀子还要伤人。”[6]郝周恰恰在此类细节中，借由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白鹭叔叔”对于“我”和村民给予的物质、精神救济，不留痕迹地彰显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思考与人文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桂儿的成长是带着某种“时代创伤”的，略带创伤的成长作为新世纪以来作家常用的一种新的儿童成长叙事现象，郝周却对历史特殊事件中普通儿童所遭受的身心双重创伤进行了温情的注视与引导。应该说，这是关于书写童年成长创伤的别一种写作策略。郝周的这“别一种”策略，正是重视了将儿童真实成长的历史环境作为“背景”在文本中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诚如刘绪源所说：“那不是在一种光明的氛围里歌颂光明同时写那一点点小小的不光明，而是在一种沉重甚至黑暗的氛围中努力写出一点点人生的希望和美的微光，后者更真实，更符合现实的人生，所以更能引起人的共鸣。”[7] 二、反思人性本真的深刻
《牛背上的白鹭鸟》在桂儿与牛的情义中还原了历史的原貌，也还原了以牛照见人性的本真。但郝周以平实质朴的文字和机巧的结构设计，把人性的原貌还原出了一种本真性的深刻。他是在去英雄化的形象与隐藏崇高的内模仿中，拉近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见出郝周独具匠心的书写功力与为文品格。
相对以历史事件或战争为背景塑造儿童成长典型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来说，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是在明显的去英雄化手法中塑造人物形象的。10岁的桂儿没有在这历史背景中成为扁平化的小英雄。郝周对她的塑造全然祛除了在这类背景中成长的孩子变而为“小大人”的英雄形象的痕迹，保留了儿童的天真与情趣，也突出了人性本真的气质。初识白鹭叔叔并被约请聊天时，桂儿源于孩童的饥饿本能，心里盘算的是“可是我不想跟他聊天。肚子饿着，有这闲工夫，我去山上找点什么能吃的野果填填肚子多好。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两颗花花绿绿的糖块，在我面前晃了晃：‘你吃糖吗？’吃，当然吃了，这还用得上问吗？当然，我嘴上没有这么说，我咬了咬下嘴唇，微微点点头。”[8]这活脱脱的孩童形象是借由桂儿的内心活动突显出来的。当她因野狗追赶慌不择路掉落到大河乡枫树村的粪池时，好心的老婆婆给予她衣食，郝周以桂儿的心理活动，推呈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我回到小房间里换衣服。当我脱下蓝裙子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儿舍不得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洋故事里的灰姑娘，午夜的时钟一响，我就得变回自己原来的模样，回到冰冷潮湿的家里。我撇了撇嘴巴，一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9]一个成长中的女孩渴望美的心理被郝周拿捏得非常到位，也同时呼应了“白鹭叔叔”讲给我听的《灰姑娘》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文化知识对于桂儿的成长产生的心灵陶养效果。在乡间长大的桂儿是良善而敏感的，她在去往水库寻回老栗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因卖不出烟丝而饥饿不堪的老人，“我走了几步，身后又传来老头一声沉重的叹息。我停下了脚步。这一声叹息是那么熟悉，让我想起了妈妈干完农活儿回到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样子。她每次端起饭碗，看到锅里的杂粮总是不够吃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一声叹息——无奈的叹息。”[10]因此，桂儿把身上仅有的两个红薯匀了一个给老人，这是推己及人的给予。郝周没有将其塑造成英雄拯救万民于危难的伟大形象。桂儿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的价值正在于那一份施予的良善，它源于桂儿对母亲的观察與体恤。
郝周以桂儿渐进式的成长显出了儿童文学的内在意义，也如杨志军在谈及儿童文学的意义时说：“我发现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性情和纯粹相去甚远，差不多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浑浊、油腻、心机、虚假、伪善，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我相信儿童读者永远不会讥笑我的天真和幼稚，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天真和幼稚。”[11]作为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这一点特质郝周是绝对拥有的，他以自己的实践对儿童形象进行了还原，对儿童的本真性情进行了认可。尤其是桂儿对黄牛老栗的感情，无论是日常的悉心照顾，还是老栗在生病、生产过程中的焦灼，抑或是老栗垂死前的百般呵护，都显出了一个孩子天性中亲和动物以及对生命的源发性尊重。所以我们能看到桂儿在饿极了的大人的屠刀下救牛的勇气，徒步到水库去看牛并设法带回牛的机敏。“去水库的路太远，我脚上鞋底都磨穿了，脚底也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一样难受。我喝了一口山泉水，吃了一个煮红薯，想到很快就能见到老栗了，便又来了劲头，脚似乎也没有那么痛了。我还想：回家的路就不用那么难受了，我可以骑着老栗回家。”[12]桂儿在以展示骑黄牛的娴熟博得了大人的认可，并得以将枯瘦的老栗牵回村。回村的路“太长了，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有好几次，我很想骑着老栗走一段，好歇歇脚。但我想到它已经被折磨很久了，实在不忍心再爬上它的背给它增加负担。”[13]这前后两种不同心理活动的描写恰恰显出了桂儿的“天真”与“幼稚”，她对牛的感情除却了物质欲念，也抵消了人与畜的距离，只剩作为儿童“天真”与“幼稚”而亲和动物的深情。
郝周在人物塑造中既没有特意拔高儿童以成为“英雄”典型，也没有过分贬低人性中的丑恶，他只是将人性中的“丑”与“恶”以儿童的眼睛“看见”，也同时将人性中的崇高加以浅浅隐藏，使得人性在历史现实中还原出一种真实感，消弭了读者与文本、读者与形象之间的距离。要杀牛的时候，瘦骨嶙峋的夏老头说：“牛是畜生，生下来就是干活儿的。干不动了，就变成人的一盘菜，这就是命。”[14]他的“高见”是农人们对牛的认知，也恰恰是饥饿情态中人对畜的凌驾与俯瞰。而郝周以牛作为镜像，映衬出了人性的不同侧面：队长的粗暴、粗鄙，兽医李一手的卑琐，梁五娃的看客嘴脸和落井下石行径，会计的见风使舵，父亲因失面子而以打孩子为掩饰，母亲的隐忍……这文中的每一个大人，都没有穷凶极恶的面孔，有的只是那个历史背景中人们的见识局限所呈现出的“丑”。在这些“丑”的映衬下，桂儿对牛的深情，是推己及物的深情;白鹭叔叔对桂儿的友情始于人性的本源之善，也源于为人父的慈爱，为人师者的宽厚，更有为人而不畏困境的倔强与坚持，以及知识分子的高洁。在困窘之际，他与桂儿仍不忘谈理想：“我希望找个地方，自己有块田地，像陶渊明一样，开荒种地，自由自在。”[15]
应该说，郝周借由《牛背上的白鹭鸟》作为实践，对当下儿童文学清浅化倾向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思，给“浅语”文学赋予了一种创作新尝试，使得历史的创伤与人性得到了更为立体而深度的刻画。正如前面提到的历史复现与创伤的问题，在儿童文学中，可以给孩子复现一段历史，可是该如何引领人物或读者走出这历史创伤带来的疑问，确实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郝周未予明确指责与批判，他只是在克制中呈现，以一种极美极善的消匿于眼前的无奈与无力感作为呈现、作为结局，使得读者从人物身上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与人物的可触摸性。郝周实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他对于人性本质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度思考。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作家对儿童的塑造与国家民族的想象密切相关，儿童与国家民族必定是异质同构的，因而产生儿童“创伤”与成长所处的空间就具有了隐喻性，如何疗愈伤痛也因此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务必深度思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郝周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优秀作家，他以成人的眼光去体味生活，挖掘作品的思想深度;又主动走进儿童的世界，用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故事，用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心性来感悟生命。唯有如此才能使作品拥有深邃的人生哲理、崇高的思想境界、高超的艺术品质，也就具有了相应的磅礴生命力。 三、探寻自然之美的抚慰
自然生存中的动植物保留着作为生命最本源的骄傲与灵性，也是人类自身心灵的救赎之重要途径。如果我们在郝周还原历史的文本镜像中瞥见儿童心灵的创痛，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郝周对于拟设疗愈创伤的途径，即自然物象赋予人的治愈之功。郝周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丰盈了《牛背上的白鹭鸟》，它所阐发出来的生态内涵，除了呼唤迷失的人性，还重在找回迷失已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以及自然对于人们所受伤痛的抚触与救治的可能。
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山腰上被遗弃的看林人的土屋成了白鹭和桂儿寄放心灵的“世外桃源”。在这个相对安全、与人群疏离的空间中，作为“右派”的“白鹭叔叔”获得了容身之所，成为他在动荡环境中的精神桃源。这“桃源”延伸出了几陇地、几片未经开垦的自然山林;这“桃源”成了桂儿的成长乐园，也成了老栗小栗的避难所。郝周在文本呈现的系列事件中，让自然对桂儿、对“白鹭叔叔”的心理创伤起到了审美救赎作用，它恢复了儿童与世界的联系，涤除了桂儿内心对于现实带来的震惊与恐惧，以及对于人性美好的向往与自我成长路径的辨识，也使读者能在郝周的文字空间、时间场域中感受历史尘嚣之上的质朴、纯净之美。
除了设置“土屋”这个空间为身体、精神赋予自由与救赎功用之外，郝周还写了“白鹭叔叔”取法自然而迷恋根雕为寄托的重要情节。这不仅丰盈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还使得人物在寻求救赎中，有了精神的寄予，有了融于自然的深情和升华自然的艺术激情。“不用干农活儿的时候，白鹭叔叔就坐在他的小屋子里，琢磨他的根雕。”[16]在他手里栩栩如生的根雕作品，如黑鸟、白鹭，甚至后来的“老栗”是人与自然和谐状态中呈现出的生生之美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自然的救赎与治愈功效的外显化。“树林里散发着草木的清香，地面上，柔软的松针里隐藏着许多探出头来的各种蘑菇。”[17]这是桂儿在饥饿、劳作之外自发自觉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她与“白鹭叔叔”在山间寻找根雕素材时看到“雨后的山林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站在高处一望，只见山洼里三三两两的水牛、黄牛凑在一起吃草、嬉闹。一头体格强壮的黄牯牛凑在老栗耳边，似乎在窃窃私语。一只白鹭鸟站在老栗的悲伤，悠闲的闪动着白色的翅膀，时不时伸长脖子，用灵敏的尖嘴啄食藏身牛毛中的虱子和如影相随的牛蝇。清新的空气里流动这恬静温暖的气息。”[18]桂儿眼中的自然情境，是她作为一个乡村孩子对于自然的自觉自发的喜爱之情，它兼具了成長性，也兼合了治愈性，以至于我们能理解桂儿冒着生命危险，在涨水的河里打捞一丛深褐色的树根而险些丧命的情节设定。这一情节除了显出桂儿对“白鹭叔叔”贴己的喜欢，更是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成长的孩子，被自然长养出的一种特殊的审美自觉，也为文中桂儿为这根特别的树根涉险埋藏下了深情难抑的伏笔。当桂儿因打捞它而沉入水底只觉得天旋地转，感觉快要死去时，老栗来了，它把“那根长长的尾巴”伸向“我”，“往日软乎乎的牛尾巴此刻成了一根有力的救命绳索。……我被一点点地拉出了水面。我的脚踩到湿滑的河岸，又踩到了树根，我终于匍匐在树根上方的芨芨草和灌木上，脱离了险境。我松开双手，老栗也如释重负，‘哞’地叫了一声。”[19]这跳脱了只对和谐自然的描写，而是真正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对桂儿肉身的挽救，更是对桂儿精神世界中最深厚的抚慰。“白鹭叔叔”在老栗临死前把根雕递到我的手心，那“沉甸甸的感觉”一定也来自桂儿心底对老栗的救命之恩的回应。“树根厚实的主体部分成了老栗的身体，四个位置较为适中的根杈打磨后成了四条腿，紧挨在一起的两个树杈雕成了牛角，一丛细小的根须修整后则成了牛尾巴。这些部位几乎都没有多少雕刻的痕迹。最难的也是最巧妙的就是老栗的眼睛——由凸起的两个黑色的树瘤打磨成的。根雕牛微微昂起脑袋，眼睛半闭半睁，似乎在倾听来自远方的呼唤。脖子的部位被烟熏成了一圈褐栗色——这是老栗的独有特征。”[20]桂儿能在失去老栗的悲痛中对根雕牛产生如此细致的端详，除了她与老栗的情义超越一般的人畜关系外，还得益于“白鹭叔叔”借由自然和艺术对桂儿的审美熏陶的“救赎”。我们知道“审美范式基于生态范式，承接着哲学范式，启发艺术范式”[21]。艺术是依生于自然而产生的审美范式，郝周却将此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演绎得如此生动、体现得如此真诚。当饥饿的人们赶来围观宰牛时，桂儿天真地试图带着老栗离开牛棚，去往她心中的“桃源”避开这死难。“我要把老栗带走，带到深山老林，带到没有人烟的山谷，带到有水草的地方，再也不回来。”[22]桂儿的期盼和寄予的处所，是那片梦想中的“桃源”，它承载了桂儿对于苦难的躲避，隔离了人性的贪婪与冷漠，也拓宽呈现了桂儿成长的精神空间进入“诗意栖居”的纯美状态的可能。这类书写以儿童内心无法摆脱的痛楚和绝望的呈现而直指现实的残酷本相，它拓展了郝周在创作上的思想深度，显示了其不凡的笔力。在某种程度上说，郝周还以《牛背上的白鹭鸟》承担起了生态美育在自由自觉生发审美人生和审美机制的文本构建的可能性。
结语
如果说，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以童年叙事立足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并借人与牛的深情、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互动拓展了儿童小说的叙事空间和思想深度，那么，他还就儿童面对庞杂现实时如何走出历史迷雾，抚慰创伤后的心灵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同时，郝周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时空策略中，对历史长河中的个体的爱与痛、善与恶、美与丑、强与弱的叙述，将真、善、美提升到了共情性的召唤上。他借由《牛背上的白鹭鸟》探寻一种创伤叙事中实践儿童文本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上的可能性与可为性，以“博观约取”的手法，融合了成人视角、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中国民间文学等相关素材，着实在童年叙事上拓宽了《牛背上的白鹭鸟》的艺术空间。
[注释]
[1][2][3][4][5][6][8][9][10][12][13][14][15][16][17][18][19][20][22]郝周著、王涵平绘：《牛背上的白鹭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第9页、第216页、第198页、第25-27页、第46页、第6页、第72页、第136页、第135页、第143页、第90页、第55页、第30页、第32页、第33-34页、第37页、第228页、第232页。。
[7] 刘绪源：《文心雕虎全篇（1999—201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11] 杨志军：《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文艺报》，2019年2月13日。
[21] 袁鼎生：《天生论美学》，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本文系研究项目（ZJYZQN2017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关键词：童年叙事;饥饿;自然
不同时代的儿童经历必定是不同的。当前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试图极力掩埋沉重的叙事而全力地把欢乐推呈给孩子，可是儿童文学不一定非得拒绝悲伤。儿童进入作家视野，使得“童年”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关于它的儿童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总体来看，关于童年叙事的作品常在“成人—儿童”“过去—现在”两种视角与时态中展开多维度的叙述，正是这兼合了双重时空的叙事艺术将作家归置于“现在”“过去”进行情感言说和生活体悟。这既展现出作家对成人世界的思考与探索，又能对儿童行为方式进行细致观察、对儿童内心世界进行极力关注，从而能很好体现出作家对儿童生命主体性的尊重与关怀，构建起符合儿童成长规律的“儿童观”来指引创作。那么，如何使当下的儿童在成长中有效地感知历史、重返历史现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对于童年叙事策略的有效选择。历史在文本空间的回顾镜像中是疏离又繁杂沉重的，这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无法回避的苦难与不便明说的痛楚。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便是别一种童年叙事，他叙写了10岁女孩桂儿与生产队里的耕牛“老栗”之间的情谊，铺展出特殊年代里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也通过各种历史典型事件遮蔽下的人性善良给予儿童心灵以长养。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以回忆中的突出事件为叙事线索，使人物在历史事件的变动中呈现出多重面貌，也使人物在自然美中获得创伤的疗愈。
一、重建历史创伤的记忆
儿童小说对于苦难的书写，多使聚焦者以“幻想式参与”或“回忆性叙事”的方式触摸历史创伤，而使得文本呈现一种对话型策略。回忆性叙事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之一，作品往往通过聚焦者的回忆视角在“过去—现在”两种时态中使历史的伤痛变得真实可感。作者以这种倒回的想象，使得读者以此认同“聚焦者”，与其一同回到历史现场感知创伤之痛，从而唤起儿童读者的共情，使得儿童对历史形成“体验式”的理解。郝周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把回忆中的饥饿记忆作为打开文本童年叙事的钥匙，他借由桂儿的视角浮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饥饿的集体记忆。“在我们这儿，人们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吃。村民见面总是问：‘吃了吗？’不是假问，是真的问。农妇们聚在一起时，讨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什么野菜或者什么粗粮可以当主食填肚子。另外一件事是成分。成分好不好则关系到会不会被人瞧不起，能不能在大伙儿面前抬起头来。”[1]“饥饿”与“成分”这两个特殊年代里的集体记忆因子就这样潜入文本的叙事中，牵引出了童年叙事的线索。
可以说，郝周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坛同类重构历史书写的特质，对“我”见到的个体在饥饿困境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进行了真实的还原。“我家有六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主粮不够吃，经常吃豆粑——一种用米粉糊糊摊成的长条状的食物。一说吃饭，我们几个总是抢着端起热气腾腾的豆粑，一边飞快地吹几口气，一边飞快地往嘴里扒，‘哧溜哧溜’，不等它凉下来就三口两口下肚了。等到妈妈忙完杂事，端起碗慢吞吞地来到锅灶边，锅里只剩下些汤汤水水了。”[2]诸如此类的细节，在文中比比皆是。郝周用了纪實白描的笔法巧妙地将那个年代日常饥饿的集体记忆穿插于故事之间，并成为情节不断推向高潮的重要背景元素。
郝周除了以白描笔法将读者带回到过往的年代，他还在文中写了三次因杀牛而产生的冲突，场景细腻动人。这些细节除了表现村长与村民对黄牛“老栗”的情感疏离之外，还把村民对养殖知识的匮乏，对生命的尊重与尊严认知缺乏同理心与同情心，以及这饥饿集体记忆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民众的驯顺盲从做了深刻的勾画与叙事。所以我们能理解队长在挥手后的潜台词，更有后来“我”母亲对队长的评价：“他也是个好人。” [3]这个“好人”似一种启发式的发问，进而促使读者溯源饿绿了眼的村民的冷漠，对队长护卫位子的权谋作深层思考。桂儿与物齐德的品质在文本的历史重构中得以保留，成人的齐德之美在被饥饿所遮蔽的现实面前却是如此脆弱不堪：“因为刚刚评上‘爱护牲畜模范生产队’的称号，队长不敢向乡里申领大牲畜宰杀证，他打算偷偷地宰杀。但我心里清楚，队长也是拗不过村民的意愿，他的肚子也刮不出二两油水。‘都散了，都散了！’队长挥了挥手，‘有白先生在，你们今天没这个口福了！’”[4]
这个“白先生”正是桂儿眼中最为敬重的“白鹭叔叔”，一位下放到村里的“右派”。郝周预设的故事背景恰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后，这段历史给知识分子们留下了难以抹除的记忆伤疤。但随着政治思想话语的日益解放，中国文坛中王蒙、从维熙、张贤亮、王安忆、池莉等作家以不同的笔法触及那段历史烟尘中的隐痛。郝周以孩童的视角、儿童文学的叙事策略重构历史的方式看向当时的知识分子，把曾经被折叠的历史褶皱轻轻抚开。郝周减少了对记忆疤痕的撕裂，只以儿童视角的笔触伸向那段绕不开的历史，他在关注儿童立场与重构历史中，为《牛背上的白鹭鸟》推呈出桂儿成长的时代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合法性。从知识给予的角度说：“有时候，白鹭叔叔也会讲故事给我听，他讲的是外国的洋故事，和我以前听到的乡下故事都不一样。最有趣的是《皇帝的新装》。……我最爱听的是《灰姑娘》。”[5]从为人的引导上说，“白鹭叔叔”给了桂儿最良善的反思与引导：“你要记住，永远不要挖苦别人。带刺的话比一把锋利的刀子还要伤人。”[6]郝周恰恰在此类细节中，借由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白鹭叔叔”对于“我”和村民给予的物质、精神救济，不留痕迹地彰显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思考与人文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桂儿的成长是带着某种“时代创伤”的，略带创伤的成长作为新世纪以来作家常用的一种新的儿童成长叙事现象，郝周却对历史特殊事件中普通儿童所遭受的身心双重创伤进行了温情的注视与引导。应该说，这是关于书写童年成长创伤的别一种写作策略。郝周的这“别一种”策略，正是重视了将儿童真实成长的历史环境作为“背景”在文本中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诚如刘绪源所说：“那不是在一种光明的氛围里歌颂光明同时写那一点点小小的不光明，而是在一种沉重甚至黑暗的氛围中努力写出一点点人生的希望和美的微光，后者更真实，更符合现实的人生，所以更能引起人的共鸣。”[7] 二、反思人性本真的深刻
《牛背上的白鹭鸟》在桂儿与牛的情义中还原了历史的原貌，也还原了以牛照见人性的本真。但郝周以平实质朴的文字和机巧的结构设计，把人性的原貌还原出了一种本真性的深刻。他是在去英雄化的形象与隐藏崇高的内模仿中，拉近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见出郝周独具匠心的书写功力与为文品格。
相对以历史事件或战争为背景塑造儿童成长典型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来说，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是在明显的去英雄化手法中塑造人物形象的。10岁的桂儿没有在这历史背景中成为扁平化的小英雄。郝周对她的塑造全然祛除了在这类背景中成长的孩子变而为“小大人”的英雄形象的痕迹，保留了儿童的天真与情趣，也突出了人性本真的气质。初识白鹭叔叔并被约请聊天时，桂儿源于孩童的饥饿本能，心里盘算的是“可是我不想跟他聊天。肚子饿着，有这闲工夫，我去山上找点什么能吃的野果填填肚子多好。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两颗花花绿绿的糖块，在我面前晃了晃：‘你吃糖吗？’吃，当然吃了，这还用得上问吗？当然，我嘴上没有这么说，我咬了咬下嘴唇，微微点点头。”[8]这活脱脱的孩童形象是借由桂儿的内心活动突显出来的。当她因野狗追赶慌不择路掉落到大河乡枫树村的粪池时，好心的老婆婆给予她衣食，郝周以桂儿的心理活动，推呈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我回到小房间里换衣服。当我脱下蓝裙子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儿舍不得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洋故事里的灰姑娘，午夜的时钟一响，我就得变回自己原来的模样，回到冰冷潮湿的家里。我撇了撇嘴巴，一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9]一个成长中的女孩渴望美的心理被郝周拿捏得非常到位，也同时呼应了“白鹭叔叔”讲给我听的《灰姑娘》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文化知识对于桂儿的成长产生的心灵陶养效果。在乡间长大的桂儿是良善而敏感的，她在去往水库寻回老栗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因卖不出烟丝而饥饿不堪的老人，“我走了几步，身后又传来老头一声沉重的叹息。我停下了脚步。这一声叹息是那么熟悉，让我想起了妈妈干完农活儿回到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样子。她每次端起饭碗，看到锅里的杂粮总是不够吃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一声叹息——无奈的叹息。”[10]因此，桂儿把身上仅有的两个红薯匀了一个给老人，这是推己及人的给予。郝周没有将其塑造成英雄拯救万民于危难的伟大形象。桂儿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的价值正在于那一份施予的良善，它源于桂儿对母亲的观察與体恤。
郝周以桂儿渐进式的成长显出了儿童文学的内在意义，也如杨志军在谈及儿童文学的意义时说：“我发现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性情和纯粹相去甚远，差不多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浑浊、油腻、心机、虚假、伪善，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我相信儿童读者永远不会讥笑我的天真和幼稚，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天真和幼稚。”[11]作为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这一点特质郝周是绝对拥有的，他以自己的实践对儿童形象进行了还原，对儿童的本真性情进行了认可。尤其是桂儿对黄牛老栗的感情，无论是日常的悉心照顾，还是老栗在生病、生产过程中的焦灼，抑或是老栗垂死前的百般呵护，都显出了一个孩子天性中亲和动物以及对生命的源发性尊重。所以我们能看到桂儿在饿极了的大人的屠刀下救牛的勇气，徒步到水库去看牛并设法带回牛的机敏。“去水库的路太远，我脚上鞋底都磨穿了，脚底也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一样难受。我喝了一口山泉水，吃了一个煮红薯，想到很快就能见到老栗了，便又来了劲头，脚似乎也没有那么痛了。我还想：回家的路就不用那么难受了，我可以骑着老栗回家。”[12]桂儿在以展示骑黄牛的娴熟博得了大人的认可，并得以将枯瘦的老栗牵回村。回村的路“太长了，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有好几次，我很想骑着老栗走一段，好歇歇脚。但我想到它已经被折磨很久了，实在不忍心再爬上它的背给它增加负担。”[13]这前后两种不同心理活动的描写恰恰显出了桂儿的“天真”与“幼稚”，她对牛的感情除却了物质欲念，也抵消了人与畜的距离，只剩作为儿童“天真”与“幼稚”而亲和动物的深情。
郝周在人物塑造中既没有特意拔高儿童以成为“英雄”典型，也没有过分贬低人性中的丑恶，他只是将人性中的“丑”与“恶”以儿童的眼睛“看见”，也同时将人性中的崇高加以浅浅隐藏，使得人性在历史现实中还原出一种真实感，消弭了读者与文本、读者与形象之间的距离。要杀牛的时候，瘦骨嶙峋的夏老头说：“牛是畜生，生下来就是干活儿的。干不动了，就变成人的一盘菜，这就是命。”[14]他的“高见”是农人们对牛的认知，也恰恰是饥饿情态中人对畜的凌驾与俯瞰。而郝周以牛作为镜像，映衬出了人性的不同侧面：队长的粗暴、粗鄙，兽医李一手的卑琐，梁五娃的看客嘴脸和落井下石行径，会计的见风使舵，父亲因失面子而以打孩子为掩饰，母亲的隐忍……这文中的每一个大人，都没有穷凶极恶的面孔，有的只是那个历史背景中人们的见识局限所呈现出的“丑”。在这些“丑”的映衬下，桂儿对牛的深情，是推己及物的深情;白鹭叔叔对桂儿的友情始于人性的本源之善，也源于为人父的慈爱，为人师者的宽厚，更有为人而不畏困境的倔强与坚持，以及知识分子的高洁。在困窘之际，他与桂儿仍不忘谈理想：“我希望找个地方，自己有块田地，像陶渊明一样，开荒种地，自由自在。”[15]
应该说，郝周借由《牛背上的白鹭鸟》作为实践，对当下儿童文学清浅化倾向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思，给“浅语”文学赋予了一种创作新尝试，使得历史的创伤与人性得到了更为立体而深度的刻画。正如前面提到的历史复现与创伤的问题，在儿童文学中，可以给孩子复现一段历史，可是该如何引领人物或读者走出这历史创伤带来的疑问，确实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郝周未予明确指责与批判，他只是在克制中呈现，以一种极美极善的消匿于眼前的无奈与无力感作为呈现、作为结局，使得读者从人物身上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与人物的可触摸性。郝周实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他对于人性本质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度思考。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作家对儿童的塑造与国家民族的想象密切相关，儿童与国家民族必定是异质同构的，因而产生儿童“创伤”与成长所处的空间就具有了隐喻性，如何疗愈伤痛也因此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务必深度思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郝周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优秀作家，他以成人的眼光去体味生活，挖掘作品的思想深度;又主动走进儿童的世界，用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故事，用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心性来感悟生命。唯有如此才能使作品拥有深邃的人生哲理、崇高的思想境界、高超的艺术品质，也就具有了相应的磅礴生命力。 三、探寻自然之美的抚慰
自然生存中的动植物保留着作为生命最本源的骄傲与灵性，也是人类自身心灵的救赎之重要途径。如果我们在郝周还原历史的文本镜像中瞥见儿童心灵的创痛，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郝周对于拟设疗愈创伤的途径，即自然物象赋予人的治愈之功。郝周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丰盈了《牛背上的白鹭鸟》，它所阐发出来的生态内涵，除了呼唤迷失的人性，还重在找回迷失已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以及自然对于人们所受伤痛的抚触与救治的可能。
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山腰上被遗弃的看林人的土屋成了白鹭和桂儿寄放心灵的“世外桃源”。在这个相对安全、与人群疏离的空间中，作为“右派”的“白鹭叔叔”获得了容身之所，成为他在动荡环境中的精神桃源。这“桃源”延伸出了几陇地、几片未经开垦的自然山林;这“桃源”成了桂儿的成长乐园，也成了老栗小栗的避难所。郝周在文本呈现的系列事件中，让自然对桂儿、对“白鹭叔叔”的心理创伤起到了审美救赎作用，它恢复了儿童与世界的联系，涤除了桂儿内心对于现实带来的震惊与恐惧，以及对于人性美好的向往与自我成长路径的辨识，也使读者能在郝周的文字空间、时间场域中感受历史尘嚣之上的质朴、纯净之美。
除了设置“土屋”这个空间为身体、精神赋予自由与救赎功用之外，郝周还写了“白鹭叔叔”取法自然而迷恋根雕为寄托的重要情节。这不仅丰盈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还使得人物在寻求救赎中，有了精神的寄予，有了融于自然的深情和升华自然的艺术激情。“不用干农活儿的时候，白鹭叔叔就坐在他的小屋子里，琢磨他的根雕。”[16]在他手里栩栩如生的根雕作品，如黑鸟、白鹭，甚至后来的“老栗”是人与自然和谐状态中呈现出的生生之美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自然的救赎与治愈功效的外显化。“树林里散发着草木的清香，地面上，柔软的松针里隐藏着许多探出头来的各种蘑菇。”[17]这是桂儿在饥饿、劳作之外自发自觉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她与“白鹭叔叔”在山间寻找根雕素材时看到“雨后的山林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站在高处一望，只见山洼里三三两两的水牛、黄牛凑在一起吃草、嬉闹。一头体格强壮的黄牯牛凑在老栗耳边，似乎在窃窃私语。一只白鹭鸟站在老栗的悲伤，悠闲的闪动着白色的翅膀，时不时伸长脖子，用灵敏的尖嘴啄食藏身牛毛中的虱子和如影相随的牛蝇。清新的空气里流动这恬静温暖的气息。”[18]桂儿眼中的自然情境，是她作为一个乡村孩子对于自然的自觉自发的喜爱之情，它兼具了成長性，也兼合了治愈性，以至于我们能理解桂儿冒着生命危险，在涨水的河里打捞一丛深褐色的树根而险些丧命的情节设定。这一情节除了显出桂儿对“白鹭叔叔”贴己的喜欢，更是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成长的孩子，被自然长养出的一种特殊的审美自觉，也为文中桂儿为这根特别的树根涉险埋藏下了深情难抑的伏笔。当桂儿因打捞它而沉入水底只觉得天旋地转，感觉快要死去时，老栗来了，它把“那根长长的尾巴”伸向“我”，“往日软乎乎的牛尾巴此刻成了一根有力的救命绳索。……我被一点点地拉出了水面。我的脚踩到湿滑的河岸，又踩到了树根，我终于匍匐在树根上方的芨芨草和灌木上，脱离了险境。我松开双手，老栗也如释重负，‘哞’地叫了一声。”[19]这跳脱了只对和谐自然的描写，而是真正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对桂儿肉身的挽救，更是对桂儿精神世界中最深厚的抚慰。“白鹭叔叔”在老栗临死前把根雕递到我的手心，那“沉甸甸的感觉”一定也来自桂儿心底对老栗的救命之恩的回应。“树根厚实的主体部分成了老栗的身体，四个位置较为适中的根杈打磨后成了四条腿，紧挨在一起的两个树杈雕成了牛角，一丛细小的根须修整后则成了牛尾巴。这些部位几乎都没有多少雕刻的痕迹。最难的也是最巧妙的就是老栗的眼睛——由凸起的两个黑色的树瘤打磨成的。根雕牛微微昂起脑袋，眼睛半闭半睁，似乎在倾听来自远方的呼唤。脖子的部位被烟熏成了一圈褐栗色——这是老栗的独有特征。”[20]桂儿能在失去老栗的悲痛中对根雕牛产生如此细致的端详，除了她与老栗的情义超越一般的人畜关系外，还得益于“白鹭叔叔”借由自然和艺术对桂儿的审美熏陶的“救赎”。我们知道“审美范式基于生态范式，承接着哲学范式，启发艺术范式”[21]。艺术是依生于自然而产生的审美范式，郝周却将此在《牛背上的白鹭鸟》中演绎得如此生动、体现得如此真诚。当饥饿的人们赶来围观宰牛时，桂儿天真地试图带着老栗离开牛棚，去往她心中的“桃源”避开这死难。“我要把老栗带走，带到深山老林，带到没有人烟的山谷，带到有水草的地方，再也不回来。”[22]桂儿的期盼和寄予的处所，是那片梦想中的“桃源”，它承载了桂儿对于苦难的躲避，隔离了人性的贪婪与冷漠，也拓宽呈现了桂儿成长的精神空间进入“诗意栖居”的纯美状态的可能。这类书写以儿童内心无法摆脱的痛楚和绝望的呈现而直指现实的残酷本相，它拓展了郝周在创作上的思想深度，显示了其不凡的笔力。在某种程度上说，郝周还以《牛背上的白鹭鸟》承担起了生态美育在自由自觉生发审美人生和审美机制的文本构建的可能性。
结语
如果说，郝周的《牛背上的白鹭鸟》以童年叙事立足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并借人与牛的深情、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互动拓展了儿童小说的叙事空间和思想深度，那么，他还就儿童面对庞杂现实时如何走出历史迷雾，抚慰创伤后的心灵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同时，郝周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时空策略中，对历史长河中的个体的爱与痛、善与恶、美与丑、强与弱的叙述，将真、善、美提升到了共情性的召唤上。他借由《牛背上的白鹭鸟》探寻一种创伤叙事中实践儿童文本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上的可能性与可为性，以“博观约取”的手法，融合了成人视角、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中国民间文学等相关素材，着实在童年叙事上拓宽了《牛背上的白鹭鸟》的艺术空间。
[注释]
[1][2][3][4][5][6][8][9][10][12][13][14][15][16][17][18][19][20][22]郝周著、王涵平绘：《牛背上的白鹭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第9页、第216页、第198页、第25-27页、第46页、第6页、第72页、第136页、第135页、第143页、第90页、第55页、第30页、第32页、第33-34页、第37页、第228页、第232页。。
[7] 刘绪源：《文心雕虎全篇（1999—201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11] 杨志军：《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文艺报》，2019年2月13日。
[21] 袁鼎生：《天生论美学》，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本文系研究项目（ZJYZQN2017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