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七国峰会上，美欧之间对于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更加明显。特朗普就任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限制移民，支持英国脱欧，还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可以说他正在兑现选举期间各种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的承诺。这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多边主义的言行，让世界感到强烈的无序感。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国内外都被空前期待。笔者认为在此时刻，中国的国际战略既需要登高望远，积极作为，同时也需要务实审慎。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对于国际秩序，特别是仍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中心的西方世界，特朗普带来的最大冲击是空前的“失向感”，中国作为实际上已经高度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一员，首要战略任务是如何同其他国家一起“拉住美国”，坚持在多边国际秩序基础上积极有所作为。
防止美国滑向“无赖超级大国”
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变化必然带来深刻的全球效果，现在还不清楚新政府对于国际关系的真正影响。过去美国曾经把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定义为“无赖国家”，但美国新政府的一些言行如果持续并且扩散为信条，可能会让美国滑向“无赖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是很多国家外交政策的标杆，这会引发可怕的全球示范效应。
首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特朗普政府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看成最为有效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工具，那将会对战后多边经济秩序造成毁灭性打击。诚然，多边谈判费时费事，双边有的时候也必要，但是如果特朗普的言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双边主义好于多边主义的思潮泛滥，会造成世界市场的碎片化，跨国公司将无法谋划长期计划，大量内容不同的双边协定，会让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蕴含国际产业链断裂風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过担心国际贸易机制碎片化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的多边主义符合自身发展利益。
反自由贸易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还会引发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如果美国发动同中国的贸易战，将会让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倒退，且后果可能更具有战略的影响。如果美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
第二，美国的同盟伙伴体系有很多冷战思维的成分，但这个体系的突然解体，会带来国际政治的动荡。国际政治的未来，必须建立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框架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欧亚主导的同盟体系，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的机制，而这个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联合国框架领导力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美国的参与，就没有全球的合作，中国对于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在联合国作用尚未完全确立、中国的影响力尚未完全达到全球层面之前，如果不借力美国继续发挥适当领导力，世界可能会变成人人自由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当前中国、欧洲、日本等面临的战略问题，首先是如何牵制特朗普，拉住美国，防止美国滑向“无赖国家”。在维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是中美全球领导力竞争论，还是转移论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中美之间具有根本对立的两套国际秩序意识形态。任何人、任何国家的世界观不相同是正常的，但需要区分是否存在根本对立，还是部分不同。
一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并非西方专利，不存在全球的意识形态对抗。国际秩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安全和经济繁荣，而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对于过去殖民主义、保护主义、法西斯各种教训的知识总结的体现，是人类共同探索且达到的一个成果。
二是，西方的“失向感”不是要否定自由秩序的根本，而是要更加谦虚和耐心地反省实现方式。冷战后以美國为首的西方，很多的重大战略决策证明事与愿违。为了实现安全和繁荣，的确需要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但这需要西方以更加谦虚的姿态来对待国际事务和推动国际合作。西方在国际秩序上的“失向感”，其敌人不在外部，而在自身，这需要战略思维上的软着陆。
中欧战略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国际战略无论从守成的角度拉住美国，还是从创新的角度积极作为这两个方面来看，积极发展同欧洲的战略关系，都具有突破口的重要意义。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要拉住美国坚持多边主义，需要欧洲。欧洲有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区域化组织——欧盟，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地区之首，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赞赏英国脱离欧盟，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攻击北约引发欧洲担忧，但是美欧之间的不和，不是今天才有的。
对于中国来说，大国外交中的中俄外交最为成功，同时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有限。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战略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习近平提出过中美可以共享朋友圈，这是一个准确的大方向，这方面中欧战略互动可以有示范作用。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欧自由贸易投资协定将有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多边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融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9000亿美元，可以说成绩斐然。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些投资及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还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如何打入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获得新的技术、管理和法制经验，无论对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升级，都离不开与发达经济体的深度经济互动。（摘自《联合早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国内外都被空前期待。笔者认为在此时刻，中国的国际战略既需要登高望远，积极作为，同时也需要务实审慎。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对于国际秩序，特别是仍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中心的西方世界，特朗普带来的最大冲击是空前的“失向感”，中国作为实际上已经高度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一员，首要战略任务是如何同其他国家一起“拉住美国”，坚持在多边国际秩序基础上积极有所作为。
防止美国滑向“无赖超级大国”
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变化必然带来深刻的全球效果，现在还不清楚新政府对于国际关系的真正影响。过去美国曾经把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定义为“无赖国家”，但美国新政府的一些言行如果持续并且扩散为信条，可能会让美国滑向“无赖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是很多国家外交政策的标杆，这会引发可怕的全球示范效应。
首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特朗普政府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看成最为有效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工具，那将会对战后多边经济秩序造成毁灭性打击。诚然，多边谈判费时费事，双边有的时候也必要，但是如果特朗普的言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双边主义好于多边主义的思潮泛滥，会造成世界市场的碎片化，跨国公司将无法谋划长期计划，大量内容不同的双边协定，会让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蕴含国际产业链断裂風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过担心国际贸易机制碎片化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的多边主义符合自身发展利益。
反自由贸易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还会引发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如果美国发动同中国的贸易战，将会让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倒退，且后果可能更具有战略的影响。如果美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
第二，美国的同盟伙伴体系有很多冷战思维的成分，但这个体系的突然解体，会带来国际政治的动荡。国际政治的未来，必须建立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框架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欧亚主导的同盟体系，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的机制，而这个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联合国框架领导力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美国的参与，就没有全球的合作，中国对于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在联合国作用尚未完全确立、中国的影响力尚未完全达到全球层面之前，如果不借力美国继续发挥适当领导力，世界可能会变成人人自由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当前中国、欧洲、日本等面临的战略问题，首先是如何牵制特朗普，拉住美国，防止美国滑向“无赖国家”。在维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是中美全球领导力竞争论，还是转移论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中美之间具有根本对立的两套国际秩序意识形态。任何人、任何国家的世界观不相同是正常的，但需要区分是否存在根本对立，还是部分不同。
一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并非西方专利，不存在全球的意识形态对抗。国际秩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安全和经济繁荣，而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对于过去殖民主义、保护主义、法西斯各种教训的知识总结的体现，是人类共同探索且达到的一个成果。
二是，西方的“失向感”不是要否定自由秩序的根本，而是要更加谦虚和耐心地反省实现方式。冷战后以美國为首的西方，很多的重大战略决策证明事与愿违。为了实现安全和繁荣，的确需要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但这需要西方以更加谦虚的姿态来对待国际事务和推动国际合作。西方在国际秩序上的“失向感”，其敌人不在外部，而在自身，这需要战略思维上的软着陆。
中欧战略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国际战略无论从守成的角度拉住美国，还是从创新的角度积极作为这两个方面来看，积极发展同欧洲的战略关系，都具有突破口的重要意义。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要拉住美国坚持多边主义，需要欧洲。欧洲有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区域化组织——欧盟，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地区之首，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赞赏英国脱离欧盟，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攻击北约引发欧洲担忧，但是美欧之间的不和，不是今天才有的。
对于中国来说，大国外交中的中俄外交最为成功，同时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有限。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战略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习近平提出过中美可以共享朋友圈，这是一个准确的大方向，这方面中欧战略互动可以有示范作用。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欧自由贸易投资协定将有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多边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融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9000亿美元，可以说成绩斐然。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些投资及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还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如何打入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获得新的技术、管理和法制经验，无论对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升级，都离不开与发达经济体的深度经济互动。（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