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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正处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叠加演化期，亟须超越起点论和时间论，紧握“权力体系”这一影响叠化走向和发展路径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基于财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资本权、税权五个权力，破解高质量发展情境下的新问题，破除模块化思维，探索高质量叠化发展下的权力新范式。
关键词：权力体系;五权耦合;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75-06
一、研究缘起
中国社会正处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叠加演化期，正从高速度发展社会叠化为高质量发展社会，从工业社会叠化为智信社会，从科层参与型社会治理结构叠化为扁平合作善治型社会治理结构，从关系内卷型社会叠化为现代契约型社会，从产业追随型社会叠化为产业先导型社会。处于这样重要的叠化期，亟须超越起点论和时间论，探寻影响叠化走向和发展路径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社会叠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叠化发展，社会的正向演进变革关键在于人才创新力的有效激发，而人才创新力的激发在于权力体系的充分授权与赋能。但是，认真研判中国人才权力体系，会发现存在权力赋能不足、权力界限不清晰、权力体系运作效率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背景及问题，本文以人才创新力激活为出发点，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探索能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二、權力体系是高质量发展型社会的核心体系
当今世界时局错综复杂，多股势力交错影响，国际社会处于矛盾集中和高发期，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必须挖掘影响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元价值观和基本思维模式，全方位把握束缚叠化发展的关键变量，精准确定发展方向的主要路径。社会高质量叠化发展，需要综合考虑速率、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影响三个维度有效结合，就能确保社会螺旋正向叠化演进。影响三个维度的关键要素在于制度，而制度的演进又是权力体系演进引致的。社会权力体系决定着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向、路径和效率，具备资源调控、交换、惩罚和补偿功能，权力体系的演进决定了制度系统如何进行选择性安排。现实实践中，社会权力精英通过制度体系满足了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导向，在社会非帕累托最优正向演进发展中耦合交织着政治权力寻租。只有在权力体系设置过程中，充分考虑最能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群体意志，实现稀缺资源的趋向最优配置，才会在复杂利益博弈中，构建出稳态正向叠化的路径。
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必须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因此，需要充分激活创新主体，也就是激活人才创新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之间的竞争。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实际上是通过权力赋能激活人才创新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人才发展环境尚不宽松自主，资源配置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权力赋能明显不足。参考国际经验，应该培育适宜创新研究的宽松博弈环境，同时尽可能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综上，把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权力体系的演进方向。只有以高质量的权力体系为人才赋能，持续正向影响生产函数和社会组织边界的叠化进程，在时空排列上实现质和量的优化排列，才能推进社会向着高质量方向叠化演进。
三、“五权耦合”的权力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
人才创新力激活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元出发点，以权力为人才赋能，就需要建立权力要素互为支撑的权力体系，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耦合优化能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一）财产权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本质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和干预（巴泽尔，1997），财产所有权的有效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产权的研究非常深入，指出清晰界定产权边界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良好的国家政治系统将确保公民、企业、部门的财产所有权得到有效保护，避免不当形式的侵害和掠夺，并确保基于契约、合同的交换经济健康运转。过度治理的政策则会对产权造成损害，造成权力残缺。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体系，对财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尽可能减少对私有财产权1的侵害和损伤，明确产权边界，制定合理的保障制度。
我国财产权界定和结构叠化都是通过政府颁布法律推进和执行的，政府是产权界定和分配的主导力量。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部分属于非公共领域产权，尚未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则属于公共领域产权。由此可见，界定越模糊，属于公共领域的产权范围越广，私产权越少，虽然这样可调配的公共资源领域相对丰富，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活力则受到约束，这就形成了政治视角的矛盾冲突。财产权是市场交易的社会工具，帮助市场活动参与者判断进行市场交易时的利益保护和取得程度，财产权边界界定越明确，保护制度越完善，产权结构越合理，市场参与主体积极性越高，经济效率也将得到提高。
与国际社会先发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均和私有产权孱弱、公民权利孱弱、私法（民法）不足有关。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产权的私有化激活了工业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补充了私有产权制度，为创造中国经济的奇迹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民营经济制度的迂回与调整，中国对私有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呈现迂回态势，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二）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创新正向引导
随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信社会的逐渐演进，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将从社会的配角逐渐成为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相匹敌的重要权力，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配角走向主角。同时，我们看到知识产权中蕴含的知识支配力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壁垒，先发国家通过输出先进知识获取暴利，也通过遏制先进知识输出维持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知识产权的多向性应用，与国家的软实力、硬实力均密切相关，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 知识的发生和演变是与权力共生的，知识的权力性体现为凭借知识价值大小获得相匹配的权力，这不同于行政权力那样依靠等级制获得权力级别。知识产权体现民主性，而不是靠权威专断的方式来表达。具有重大价值的知识能否确保自身知识产权，集聚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成果变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中国创新型社会建设，是高质量叠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不仅能够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还对整个创新型国家的惯例形成和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而知识本身又具备嵌入性、含默性和分布性等特点[1]（P89-98），创新型国家需要组织起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节点的多学科、多专业、异质性[2]（P121-132）的知识，并加速知识集聚、推动知识流动、实现知识协作、促进互为催化，基于特定复杂情境，创造出推动创新[3]（P56-78）的关键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考虑不同网络位置的知识具备何种知识产权，每个行动者如何依托自身知识产权撬动所需资源、如何实现网络知识产权优化搜寻，加速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浓度和创新质量，是需要认真探索的方向。
（三）股权配置以利益配置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社会的进步受人力资本发展推动和制约，人力资本也是各部门发展的源泉。而人才的行为路径和发展意愿很大程度上与激励性制度系统相关，股权则是激发人力资本跨越式或稳健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制度性工具和手段，保障了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了经济部门剩余索取权的合理配置。历史上社会每一次进步，都交织着利益分配的斗争，社会制度也一直在朝着合理保障人力资本利益，激发人力资本活性的方向演进。反之，人才得到有效利益激励和保障，也会更加有效實现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上升，进而有效促进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叠化发展。
国内外较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股权对社会和经济部门、对人才的激励作用。比如国内部分学者基于中国情境指出：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4]（P146-154）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业绩通常在1年后明显改善;[5]（P1-6）高管受股权激励后，会明显提升公司投资效率[6]（P90-96），也会减缓公司债务增量过快;[7]（P29-34）同时，可以解决公司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改善公司资本投资效率;[8]（P70-81）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9]（P85-99）
我们进一步将视角聚焦于当下叠化期的社会和经济状态，会发现随着多期、多要素的叠加演化，股权制度构建遇到了更多的实践问题，股东角色得以进一步分化，股东权益的分配方式得以通过更多形式和方法进行配置，这些都对进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资本权力实现利益杠杆倍增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驱动力，如何借助资本配置扩大创新效益是重要议题。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而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中国进入了一个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逐渐涌现的时期;中国科技已经步入强国之列，达到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边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2016）。但是，我们看到如此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多没有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峡谷”，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融资渠道、融资方式供给不足。金融正逐步转变为主导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技术与金融结合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杠杆”效应，既可以扩大创新，又可以倍增利益。在“资本为王”过渡到“智本为王”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应该逐步将金融科学，高效地围绕创新人才进行合理配置。要想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就需赋予合理的资本融资渠道和权力。但是，因为资本方、债权人和企业管理者存在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企业管理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融资成本有所不同，引致融资约束，最终形成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情况。[10]（P187-221）
此外，资本也是调节空间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资本要素的配置会吸引劳动力、技术及各类生产资料要素的跟随性涌入，最终形成生态系统的全要素配置。资本配置通常分为政府主导型配置和市场自发型配置两种，政府主导型配置主要考虑公平性和协调性原则，而市场自发型配置则主要考虑效率性和收益性原则。政府引导资本配置有利于缩短中国东南部和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但是政府在引导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过度干预，或者将资本吸引到本地区后，未能提供较好的营商环境，规则规制仍存在较多问题，导致资本利益受损。因此，需要平衡好政府和市场对资本配置的关系，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提升创新发展为目标进行资本引导和配置。
（五）优化的税制税权实现民主善治
在所有的关系中，税收关系是公民和国家最紧密的关系。税收法律关系其实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的关系问题。[11]（P122-126）国家财政来源于税收征收的公民私有财产让渡，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公民供给，因此可以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税的私有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国家税权力的正当行使才是其作为代理人正当性的根基。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国家税权具备权力的强制性和侵犯性，税收执法权的非正当行使将给公民造成权利侵犯。因此，需要厘清国家和公民税权关系，确定科学合理的税收界限，赋予公民合理有保障的税权。当税收税权明确后，国家机器不应再以其他理由获取、侵占公民私有财产，并应推进多种政策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积累。
在税收制定时，还要充分考虑税收的多寡对创新驱动的影响。国际社会关于税收政策与自主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活创新活力，但也有研究发现仅对部分行业有效（Shah，1995）。典型代表研究如：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86）调研发现，美国政府每进行1美元的税收抵免，企业将增加0.35美元的研发投入。布鲁姆（Bloom，1997）调研分析，每减免10%税收，将刺激增加1%的短期研发投资和10%的长期投资增加额。[12]（P85）在中国税收史中，税收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库积累资金，随着对科学技术进步重要性认识的提高，针对推动自主创新进行了税收职能改革。总体而言，中国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3年的初始阶段，1994—2005年的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的完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根据中国国情发挥了不同效力。应通过税收税权的合理调节，有效降低税负、减少税痛，并促进技术创新正向叠化。 四、中国高质量发展情境下的“五权”新困境
我国历史上，私人财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资权和税权在公权力面前一直弱小，甚至有时微不足道。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宪法的多次修订，国家对私有产权、股权等权利也从完全否定过渡为逐步认可保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关于这些权利的界定与保护处于不断更迭中，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叠化出了独具特色的私有权利保护路径，并最终形成了刻印中国经济发展痕迹的公民权利体系转型发展轨迹。[13]（P72-81）虽然取得了较多进步，但是离高质量发展仍有距离，面临着系列矛盾与困境，而这些矛盾与困境又多与中国政治、文化交织。
数据演化为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成难题。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持续、创新应用，数据不仅以爆炸式态势增长，更成为新业态、新领域、新模式的关键生产要素。2017年，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分析数据的基本属性及特点发现，数据与其他传统财产不同，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无穷性[14]（P104-119），这导致数据产权的确定和保护并不适用传统法律和方法。数据产权的不明确和无保护现状，导致了大量的公民隐私泄露与侵权，也导致了公司之间的数据不合理竞争等各类非规范化交易，由此引发的矛盾不仅更为广泛和激烈，也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数据主导权。
缺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贸易战中凸显被动。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内生动力的叠化，对知识产权的影响同样巨大。知识产权在过去一直处于“一保护就被仿制”的困局，虽然山寨经济有很大改观，但是面对国际竞争和中美贸易战时，中国知识产权战略仍旧弱小，既因保護不足和监管不利导致存在假冒伪劣而被国际社会诟病，又因创新活力不足缺乏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被先发国家牵制。“知识产权—创新—高质量发展”这一正向演进路径仍需得以更好的保障。
股权激励普遍推广，国企混改仍需探索。华为、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的股权分配实现了员工利益分配，造就了一批富翁，也通过利益激励推动着企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现代企业引进的股权分配策略多来源于先发国家，在应用到中国企业中时，遇到了系列实践纷争问题，需要进行适应化变革。
新经济资本过热，传统实体发展遇困境。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目前，中国总体资金并不匮乏甚至超发，却有很多优质制造型企业无法获得资本注入，这也是当下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这是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资本问题，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本渠道，形成资本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各国纷纷加入低税战，抢夺高端企业和人才。国际社会均以税权争夺人才与企业，纷纷提出不断优惠的税收制度。中国2015年前后较著名的“死亡税率”之争，引起了较广范围的讨论。2019年以来，政府推出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初见成效，但是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仍旧无法有效通过宏观税收政策促进经济上扬。因经济下滑等多种因素交织，企业主仍旧具有较明显的“税痛”。新形势下亟须研究税收政策如何发力，税权如何保障，才能推动高质量社会发展。
五、破除模块化思维，探索高质量叠化发展下的权力新范式
政策高质量发展需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需求”为方向。面对新变革、新形式、新环境，五种权力的确权与保障模式应该打破传统模块化模式，在法律体系、国际话语权、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重新构建更适合新情况的发展范式。
采用追踪机制，进行数据确权。传统的产权保护是基于排他性或独创性，但是数据产权不适宜这类确定方法;同时，在法律层面，数据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不适用于“结构—行为—效果”这一传统分析框架。[15]（P13-17）这需要突破现有制度规则的藩篱，充分考虑数据要素的独有特点，建议采用“追踪机制”，明确数据的“独立来源”，以独立来源进行数据的科学确权，并进一步明确大数据交易机制，明确交易流程和定价规则，进行数据确权后的合法分享与抓取。
激发创新活力，抢占国际话语权。优化顶层元政策，构建政策子系统，激活创新，抢占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权力的国际话语权。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中国话语权，将知识产权战略衍生为中国软实力，在知识产权领域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的主宰者。[16]（P57-60）这就需要中国政府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完善顶层元政策，并逐级构建包括区域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17]（P18）等子系列，由此构建一个具备完善性、系统性、领先性、协调性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同样，数据产权也需要制定国家战略，抢占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政策制定与评价中，要综合考虑政策的周期规律、对创新和政治经济的传导机制、客体利益平衡机制、政策外部性等方面内容。只有基于多维度的因素综合考虑，建立实现知识生产与传播多方高效的制度[18]（P53-60），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变革。
优化股权交易，兑现人才利益。在诸多股权问题中，尤其应该关注场外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为更多的中国人才和企业提供股权交易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保障。为了发挥股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建议采用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形式，构建“人才板”区域股权市场。挂牌条件除了常规条件外，比如企业存续期、经营规范、主营业务突出等，“人才板”的挂牌条件应该更加体现人才潜力、创新力等特点，为创新企业量身定做上板条件，体现人才元素，与其他板有所区分。引导“人才板”向着规范化、标准化、证券化的价值型交易方向进步，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激活人才的发展潜力，推动现有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成为价值型产权交易为主，可不间断性交易的、高效率的初级资本市场。
优化资本融资模式，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政府与市场联合优化资本融资环境及模式。资本融资有多种形式，可以重点关注优化中小企业集合债，采用“政府+企业”担保基金的模式，实现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府层面，建议成立政府担保基金，作为集合债发行担保的引导基金。市场层面，由在位企业联合构建会员制的联合担保机构。同时实行两级担保模式，第一步，遴选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进行集合发债，协商产业内在位企业进行一级担保。政府可以适度予以财政补贴支持担保企业，比如税收抵扣、给予科技创新补贴等，进一步激发在位企业活力。第二步，推动二级担保即反担保，由介入发债的各企业根据总债数额限度的百分比向担保机构提供相应额度的反担保。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应积极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模式，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商标、股权、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抵押担保模式实践。 从减税走向轻税，赋予纳税人更多自主性。首先，从世界发展规律和现状来看，轻税制显然更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其次，中国国情特点决定了纳税人的税权缺失，减税许可似乎成为政府官员的特殊权力，官员的权力一直大于企业的税权，本末倒置的纳税环境使得减税会变相为个别权力掌握者提供寻租空间。第三，减税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中央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减少税负，但是效果仍有待提高。因此，应从长期考虑，逐步安排，变现在的减税模式为轻税模式才是长久可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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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society is in a period of multi-faceted，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evolution. It is urgent to transcend the starting point theory and the time theory，and grasp the “power system” as the core elements and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overlapping trend and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equity，capital right and tax right，we can solve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break the modular thinking，and explore a new paradigm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overlapping.
Key Words：power system;five power coupling;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权力体系;五权耦合;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75-06
一、研究缘起
中国社会正处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叠加演化期，正从高速度发展社会叠化为高质量发展社会，从工业社会叠化为智信社会，从科层参与型社会治理结构叠化为扁平合作善治型社会治理结构，从关系内卷型社会叠化为现代契约型社会，从产业追随型社会叠化为产业先导型社会。处于这样重要的叠化期，亟须超越起点论和时间论，探寻影响叠化走向和发展路径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社会叠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叠化发展，社会的正向演进变革关键在于人才创新力的有效激发，而人才创新力的激发在于权力体系的充分授权与赋能。但是，认真研判中国人才权力体系，会发现存在权力赋能不足、权力界限不清晰、权力体系运作效率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背景及问题，本文以人才创新力激活为出发点，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探索能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二、權力体系是高质量发展型社会的核心体系
当今世界时局错综复杂，多股势力交错影响，国际社会处于矛盾集中和高发期，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必须挖掘影响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元价值观和基本思维模式，全方位把握束缚叠化发展的关键变量，精准确定发展方向的主要路径。社会高质量叠化发展，需要综合考虑速率、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影响三个维度有效结合，就能确保社会螺旋正向叠化演进。影响三个维度的关键要素在于制度，而制度的演进又是权力体系演进引致的。社会权力体系决定着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向、路径和效率，具备资源调控、交换、惩罚和补偿功能，权力体系的演进决定了制度系统如何进行选择性安排。现实实践中，社会权力精英通过制度体系满足了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导向，在社会非帕累托最优正向演进发展中耦合交织着政治权力寻租。只有在权力体系设置过程中，充分考虑最能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群体意志，实现稀缺资源的趋向最优配置，才会在复杂利益博弈中，构建出稳态正向叠化的路径。
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必须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因此，需要充分激活创新主体，也就是激活人才创新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之间的竞争。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实际上是通过权力赋能激活人才创新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人才发展环境尚不宽松自主，资源配置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权力赋能明显不足。参考国际经验，应该培育适宜创新研究的宽松博弈环境，同时尽可能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综上，把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权力体系的演进方向。只有以高质量的权力体系为人才赋能，持续正向影响生产函数和社会组织边界的叠化进程，在时空排列上实现质和量的优化排列，才能推进社会向着高质量方向叠化演进。
三、“五权耦合”的权力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
人才创新力激活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元出发点，以权力为人才赋能，就需要建立权力要素互为支撑的权力体系，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耦合优化能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一）财产权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本质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和干预（巴泽尔，1997），财产所有权的有效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产权的研究非常深入，指出清晰界定产权边界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良好的国家政治系统将确保公民、企业、部门的财产所有权得到有效保护，避免不当形式的侵害和掠夺，并确保基于契约、合同的交换经济健康运转。过度治理的政策则会对产权造成损害，造成权力残缺。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体系，对财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尽可能减少对私有财产权1的侵害和损伤，明确产权边界，制定合理的保障制度。
我国财产权界定和结构叠化都是通过政府颁布法律推进和执行的，政府是产权界定和分配的主导力量。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部分属于非公共领域产权，尚未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则属于公共领域产权。由此可见，界定越模糊，属于公共领域的产权范围越广，私产权越少，虽然这样可调配的公共资源领域相对丰富，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活力则受到约束，这就形成了政治视角的矛盾冲突。财产权是市场交易的社会工具，帮助市场活动参与者判断进行市场交易时的利益保护和取得程度，财产权边界界定越明确，保护制度越完善，产权结构越合理，市场参与主体积极性越高，经济效率也将得到提高。
与国际社会先发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均和私有产权孱弱、公民权利孱弱、私法（民法）不足有关。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产权的私有化激活了工业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补充了私有产权制度，为创造中国经济的奇迹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民营经济制度的迂回与调整，中国对私有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呈现迂回态势，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二）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创新正向引导
随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信社会的逐渐演进，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将从社会的配角逐渐成为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相匹敌的重要权力，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配角走向主角。同时，我们看到知识产权中蕴含的知识支配力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壁垒，先发国家通过输出先进知识获取暴利，也通过遏制先进知识输出维持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知识产权的多向性应用，与国家的软实力、硬实力均密切相关，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 知识的发生和演变是与权力共生的，知识的权力性体现为凭借知识价值大小获得相匹配的权力，这不同于行政权力那样依靠等级制获得权力级别。知识产权体现民主性，而不是靠权威专断的方式来表达。具有重大价值的知识能否确保自身知识产权，集聚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成果变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中国创新型社会建设，是高质量叠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不仅能够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还对整个创新型国家的惯例形成和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而知识本身又具备嵌入性、含默性和分布性等特点[1]（P89-98），创新型国家需要组织起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节点的多学科、多专业、异质性[2]（P121-132）的知识，并加速知识集聚、推动知识流动、实现知识协作、促进互为催化，基于特定复杂情境，创造出推动创新[3]（P56-78）的关键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考虑不同网络位置的知识具备何种知识产权，每个行动者如何依托自身知识产权撬动所需资源、如何实现网络知识产权优化搜寻，加速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浓度和创新质量，是需要认真探索的方向。
（三）股权配置以利益配置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社会的进步受人力资本发展推动和制约，人力资本也是各部门发展的源泉。而人才的行为路径和发展意愿很大程度上与激励性制度系统相关，股权则是激发人力资本跨越式或稳健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制度性工具和手段，保障了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了经济部门剩余索取权的合理配置。历史上社会每一次进步，都交织着利益分配的斗争，社会制度也一直在朝着合理保障人力资本利益，激发人力资本活性的方向演进。反之，人才得到有效利益激励和保障，也会更加有效實现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上升，进而有效促进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叠化发展。
国内外较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股权对社会和经济部门、对人才的激励作用。比如国内部分学者基于中国情境指出：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4]（P146-154）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业绩通常在1年后明显改善;[5]（P1-6）高管受股权激励后，会明显提升公司投资效率[6]（P90-96），也会减缓公司债务增量过快;[7]（P29-34）同时，可以解决公司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改善公司资本投资效率;[8]（P70-81）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9]（P85-99）
我们进一步将视角聚焦于当下叠化期的社会和经济状态，会发现随着多期、多要素的叠加演化，股权制度构建遇到了更多的实践问题，股东角色得以进一步分化，股东权益的分配方式得以通过更多形式和方法进行配置，这些都对进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资本权力实现利益杠杆倍增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驱动力，如何借助资本配置扩大创新效益是重要议题。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而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中国进入了一个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逐渐涌现的时期;中国科技已经步入强国之列，达到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边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2016）。但是，我们看到如此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多没有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峡谷”，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融资渠道、融资方式供给不足。金融正逐步转变为主导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技术与金融结合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杠杆”效应，既可以扩大创新，又可以倍增利益。在“资本为王”过渡到“智本为王”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应该逐步将金融科学，高效地围绕创新人才进行合理配置。要想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就需赋予合理的资本融资渠道和权力。但是，因为资本方、债权人和企业管理者存在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企业管理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融资成本有所不同，引致融资约束，最终形成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情况。[10]（P187-221）
此外，资本也是调节空间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资本要素的配置会吸引劳动力、技术及各类生产资料要素的跟随性涌入，最终形成生态系统的全要素配置。资本配置通常分为政府主导型配置和市场自发型配置两种，政府主导型配置主要考虑公平性和协调性原则，而市场自发型配置则主要考虑效率性和收益性原则。政府引导资本配置有利于缩短中国东南部和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但是政府在引导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过度干预，或者将资本吸引到本地区后，未能提供较好的营商环境，规则规制仍存在较多问题，导致资本利益受损。因此，需要平衡好政府和市场对资本配置的关系，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提升创新发展为目标进行资本引导和配置。
（五）优化的税制税权实现民主善治
在所有的关系中，税收关系是公民和国家最紧密的关系。税收法律关系其实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的关系问题。[11]（P122-126）国家财政来源于税收征收的公民私有财产让渡，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公民供给，因此可以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税的私有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国家税权力的正当行使才是其作为代理人正当性的根基。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国家税权具备权力的强制性和侵犯性，税收执法权的非正当行使将给公民造成权利侵犯。因此，需要厘清国家和公民税权关系，确定科学合理的税收界限，赋予公民合理有保障的税权。当税收税权明确后，国家机器不应再以其他理由获取、侵占公民私有财产，并应推进多种政策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积累。
在税收制定时，还要充分考虑税收的多寡对创新驱动的影响。国际社会关于税收政策与自主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活创新活力，但也有研究发现仅对部分行业有效（Shah，1995）。典型代表研究如：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86）调研发现，美国政府每进行1美元的税收抵免，企业将增加0.35美元的研发投入。布鲁姆（Bloom，1997）调研分析，每减免10%税收，将刺激增加1%的短期研发投资和10%的长期投资增加额。[12]（P85）在中国税收史中，税收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库积累资金，随着对科学技术进步重要性认识的提高，针对推动自主创新进行了税收职能改革。总体而言，中国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3年的初始阶段，1994—2005年的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的完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根据中国国情发挥了不同效力。应通过税收税权的合理调节，有效降低税负、减少税痛，并促进技术创新正向叠化。 四、中国高质量发展情境下的“五权”新困境
我国历史上，私人财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资权和税权在公权力面前一直弱小，甚至有时微不足道。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宪法的多次修订，国家对私有产权、股权等权利也从完全否定过渡为逐步认可保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关于这些权利的界定与保护处于不断更迭中，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叠化出了独具特色的私有权利保护路径，并最终形成了刻印中国经济发展痕迹的公民权利体系转型发展轨迹。[13]（P72-81）虽然取得了较多进步，但是离高质量发展仍有距离，面临着系列矛盾与困境，而这些矛盾与困境又多与中国政治、文化交织。
数据演化为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成难题。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持续、创新应用，数据不仅以爆炸式态势增长，更成为新业态、新领域、新模式的关键生产要素。2017年，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分析数据的基本属性及特点发现，数据与其他传统财产不同，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无穷性[14]（P104-119），这导致数据产权的确定和保护并不适用传统法律和方法。数据产权的不明确和无保护现状，导致了大量的公民隐私泄露与侵权，也导致了公司之间的数据不合理竞争等各类非规范化交易，由此引发的矛盾不仅更为广泛和激烈，也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数据主导权。
缺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贸易战中凸显被动。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内生动力的叠化，对知识产权的影响同样巨大。知识产权在过去一直处于“一保护就被仿制”的困局，虽然山寨经济有很大改观，但是面对国际竞争和中美贸易战时，中国知识产权战略仍旧弱小，既因保護不足和监管不利导致存在假冒伪劣而被国际社会诟病，又因创新活力不足缺乏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被先发国家牵制。“知识产权—创新—高质量发展”这一正向演进路径仍需得以更好的保障。
股权激励普遍推广，国企混改仍需探索。华为、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的股权分配实现了员工利益分配，造就了一批富翁，也通过利益激励推动着企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现代企业引进的股权分配策略多来源于先发国家，在应用到中国企业中时，遇到了系列实践纷争问题，需要进行适应化变革。
新经济资本过热，传统实体发展遇困境。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目前，中国总体资金并不匮乏甚至超发，却有很多优质制造型企业无法获得资本注入，这也是当下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这是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资本问题，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本渠道，形成资本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各国纷纷加入低税战，抢夺高端企业和人才。国际社会均以税权争夺人才与企业，纷纷提出不断优惠的税收制度。中国2015年前后较著名的“死亡税率”之争，引起了较广范围的讨论。2019年以来，政府推出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初见成效，但是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仍旧无法有效通过宏观税收政策促进经济上扬。因经济下滑等多种因素交织，企业主仍旧具有较明显的“税痛”。新形势下亟须研究税收政策如何发力，税权如何保障，才能推动高质量社会发展。
五、破除模块化思维，探索高质量叠化发展下的权力新范式
政策高质量发展需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需求”为方向。面对新变革、新形式、新环境，五种权力的确权与保障模式应该打破传统模块化模式，在法律体系、国际话语权、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重新构建更适合新情况的发展范式。
采用追踪机制，进行数据确权。传统的产权保护是基于排他性或独创性，但是数据产权不适宜这类确定方法;同时，在法律层面，数据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不适用于“结构—行为—效果”这一传统分析框架。[15]（P13-17）这需要突破现有制度规则的藩篱，充分考虑数据要素的独有特点，建议采用“追踪机制”，明确数据的“独立来源”，以独立来源进行数据的科学确权，并进一步明确大数据交易机制，明确交易流程和定价规则，进行数据确权后的合法分享与抓取。
激发创新活力，抢占国际话语权。优化顶层元政策，构建政策子系统，激活创新，抢占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权力的国际话语权。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中国话语权，将知识产权战略衍生为中国软实力，在知识产权领域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的主宰者。[16]（P57-60）这就需要中国政府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完善顶层元政策，并逐级构建包括区域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17]（P18）等子系列，由此构建一个具备完善性、系统性、领先性、协调性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同样，数据产权也需要制定国家战略，抢占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政策制定与评价中，要综合考虑政策的周期规律、对创新和政治经济的传导机制、客体利益平衡机制、政策外部性等方面内容。只有基于多维度的因素综合考虑，建立实现知识生产与传播多方高效的制度[18]（P53-60），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变革。
优化股权交易，兑现人才利益。在诸多股权问题中，尤其应该关注场外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为更多的中国人才和企业提供股权交易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保障。为了发挥股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建议采用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形式，构建“人才板”区域股权市场。挂牌条件除了常规条件外，比如企业存续期、经营规范、主营业务突出等，“人才板”的挂牌条件应该更加体现人才潜力、创新力等特点，为创新企业量身定做上板条件，体现人才元素，与其他板有所区分。引导“人才板”向着规范化、标准化、证券化的价值型交易方向进步，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激活人才的发展潜力，推动现有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成为价值型产权交易为主，可不间断性交易的、高效率的初级资本市场。
优化资本融资模式，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政府与市场联合优化资本融资环境及模式。资本融资有多种形式，可以重点关注优化中小企业集合债，采用“政府+企业”担保基金的模式，实现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府层面，建议成立政府担保基金，作为集合债发行担保的引导基金。市场层面，由在位企业联合构建会员制的联合担保机构。同时实行两级担保模式，第一步，遴选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进行集合发债，协商产业内在位企业进行一级担保。政府可以适度予以财政补贴支持担保企业，比如税收抵扣、给予科技创新补贴等，进一步激发在位企业活力。第二步，推动二级担保即反担保，由介入发债的各企业根据总债数额限度的百分比向担保机构提供相应额度的反担保。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应积极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模式，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商标、股权、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抵押担保模式实践。 从减税走向轻税，赋予纳税人更多自主性。首先，从世界发展规律和现状来看，轻税制显然更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其次，中国国情特点决定了纳税人的税权缺失，减税许可似乎成为政府官员的特殊权力，官员的权力一直大于企业的税权，本末倒置的纳税环境使得减税会变相为个别权力掌握者提供寻租空间。第三，减税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中央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减少税负，但是效果仍有待提高。因此，应从长期考虑，逐步安排，变现在的减税模式为轻税模式才是长久可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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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society is in a period of multi-faceted，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evolution. It is urgent to transcend the starting point theory and the time theory，and grasp the “power system” as the core elements and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overlapping trend and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equity，capital right and tax right，we can solve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break the modular thinking，and explore a new paradigm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overlapping.
Key Words：power system;five power coupling;high 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