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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5～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对2013年的经济发展，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这一提法实际延续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调。而在十八大报告中，还第一次提出了将实现城乡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目标，并首次省略了“快速增长”的提法。
过往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几乎一成不变的是“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并将“速度”放在首位。后来才将“又快又好”变为“又好又快”，虽把“好”字摆在前，但仍有“快”字。
“去快速”的提法折射的是中国经济这些年中怎样的发展转型？改革又需从哪些角度进行突破？
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2002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随着经济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
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此前就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迫切、难度更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相对不足。在多数发达国家，消费占到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左右，即使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消费的占比也超过60%。而中国自2001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下滑趋势，并且已经连续5年低于50%。
造成中国消费增长相对不足的主因是居民收入相对缓慢。消费的增长是以收入增长为基础的。过去10年GDP年均增速为10.7%，而据统计，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分别增长9.2%和8.1%，分别比GDP增速低了1.5和2.6个百分点。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居民出于预防，增加了预防性储蓄。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5.71%，到2011年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1.94%，财政收入年均名义增速为20.8%，而同期GDP的名义增速为16.42%，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于经济增速。
尽管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是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仍然较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1年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32.5%，这一比重还是包括相应政府机构的行政运行费用在内，如果将其扣除，实际比重要低些。
整体上看，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可能不超过35%。而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比重也都是50%以上。
也正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居民的储蓄率持续高企。2002年底，个人存款总额为9.43万亿元，到2011年底增加到34.74万亿元，增长了2.68倍。
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经济成果不可能长期体现为更多的积累和更少的消费。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要实现中国经济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要扭转不平衡不协调的经济发展局面，消费应该有更大的增速，消费的增速要快于投资（此处所说的消费和投资与社会商品零售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含义并不相同，但是有一致性）。而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也正说明中国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最终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要扩大消费，首先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到2010年，居民消费在支出法计算的GDP中仅为33.8%。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源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长期低于GDP增速。
在过去，收入更多地向资本和政府倾斜，而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1994到1997年4年时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10%多一点，到2011年接近22%，如果考虑到土地出让和其他政府基金性收入，有专家估计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而同期，企业或者是资本收入占比也大幅提高。一个佐证是，2002年底，企业存款为64298.47亿元，低于当时的个人存款，而到2011年底，企业存款（央行新的统计科目为“单位存款”，口径相当）上升到423086.61亿元，增长了5.58倍，远超同期个人存款2.68倍的增幅。
如果再考虑到收入悬殊，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远快于中低收入者，作为消费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会更低，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少。
要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笔者看来，几项改革举措是势在必行的。
首先是要有效实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2008年初实施《劳动合同法》可谓生不逢时，当时反对的声音特别大，尤其是来自私营企业主的阻力很大。最初，政府强力地推行，但是很不幸，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未能幸免，出口订单大幅减少，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出于保增长的目的，还未来得及全面推行的《劳动合同法》事实上被搁置。
当前，全国人大启动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希望修改后的法律不仅更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能够真正推行。
其次是要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很多企业，不仅是私营企业，就是一些央企也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员工，也就存在两种工资待遇，而后者的收入仅仅是前者的几分之一。
第三点是应该发挥工会力量，使职工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并且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员工个人或小的群体在与资方的工资谈判中，根本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获取与付出相对应的收入。
当前有很多人，包括企业主和经济学家，反对增加工资，认为这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优势，还仅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当然可能在接近，甚至超过了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不涨工资的借口，中国要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国民的购买力也必然应有同步的增长，否则，就是停滞不前，或者账面上达到了中等收入，但是国民的购买能力仍停留在低收入国家层面。
要促进消费，还应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应该增加财政支出中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比重，并真正起到二次分配保公平的功能。
眼下也有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反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理由是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原因是社会福利水平太高，居民过度消费。笔者也认同欧债危机根源是它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太高，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财政收入的承担能力，尤其是希腊，财政出现根本性的失衡，所以出现国家债务危机就不可避免。
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离合适水平还有距离，离高福利更远。而中国经济不平衡，尤其是消费不足的原因，恰恰是社会福利水平偏低。中国财政支出中真正用于民生领域和社会福利的可能不足1/3，而多数国家都在一半以上。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笔者看来应着重于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应该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可以考虑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并适度降低大学收费。二是应该提高养老金水平和低保补贴。三是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严格限制，尤其对于商业性质的投资项目应该绝对禁止，以促使其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
经济增长要从速度为重转向质量为重，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就必须要得到切实的推动，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未来。
过往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几乎一成不变的是“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并将“速度”放在首位。后来才将“又快又好”变为“又好又快”，虽把“好”字摆在前，但仍有“快”字。
“去快速”的提法折射的是中国经济这些年中怎样的发展转型？改革又需从哪些角度进行突破？
10年“结构失衡”式增长
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2002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随着经济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
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此前就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迫切、难度更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相对不足。在多数发达国家，消费占到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左右，即使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消费的占比也超过60%。而中国自2001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下滑趋势，并且已经连续5年低于50%。
造成中国消费增长相对不足的主因是居民收入相对缓慢。消费的增长是以收入增长为基础的。过去10年GDP年均增速为10.7%，而据统计，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分别增长9.2%和8.1%，分别比GDP增速低了1.5和2.6个百分点。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居民出于预防，增加了预防性储蓄。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5.71%，到2011年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1.94%，财政收入年均名义增速为20.8%，而同期GDP的名义增速为16.42%，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于经济增速。
尽管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是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仍然较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1年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32.5%，这一比重还是包括相应政府机构的行政运行费用在内，如果将其扣除，实际比重要低些。
整体上看，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可能不超过35%。而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比重也都是50%以上。
也正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居民的储蓄率持续高企。2002年底，个人存款总额为9.43万亿元，到2011年底增加到34.74万亿元，增长了2.68倍。
扩内需的要点
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经济成果不可能长期体现为更多的积累和更少的消费。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要实现中国经济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要扭转不平衡不协调的经济发展局面，消费应该有更大的增速，消费的增速要快于投资（此处所说的消费和投资与社会商品零售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含义并不相同，但是有一致性）。而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也正说明中国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最终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要扩大消费，首先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到2010年，居民消费在支出法计算的GDP中仅为33.8%。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源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长期低于GDP增速。
在过去，收入更多地向资本和政府倾斜，而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1994到1997年4年时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10%多一点，到2011年接近22%，如果考虑到土地出让和其他政府基金性收入，有专家估计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而同期，企业或者是资本收入占比也大幅提高。一个佐证是，2002年底，企业存款为64298.47亿元，低于当时的个人存款，而到2011年底，企业存款（央行新的统计科目为“单位存款”，口径相当）上升到423086.61亿元，增长了5.58倍，远超同期个人存款2.68倍的增幅。
如果再考虑到收入悬殊，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远快于中低收入者，作为消费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会更低，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少。
如何提高收入？
要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笔者看来，几项改革举措是势在必行的。
首先是要有效实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2008年初实施《劳动合同法》可谓生不逢时，当时反对的声音特别大，尤其是来自私营企业主的阻力很大。最初，政府强力地推行，但是很不幸，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未能幸免，出口订单大幅减少，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出于保增长的目的，还未来得及全面推行的《劳动合同法》事实上被搁置。
当前，全国人大启动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希望修改后的法律不仅更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能够真正推行。
其次是要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很多企业，不仅是私营企业，就是一些央企也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员工，也就存在两种工资待遇，而后者的收入仅仅是前者的几分之一。
第三点是应该发挥工会力量，使职工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并且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员工个人或小的群体在与资方的工资谈判中，根本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获取与付出相对应的收入。
当前有很多人，包括企业主和经济学家，反对增加工资，认为这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优势，还仅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当然可能在接近，甚至超过了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不涨工资的借口，中国要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国民的购买力也必然应有同步的增长，否则，就是停滞不前，或者账面上达到了中等收入，但是国民的购买能力仍停留在低收入国家层面。
要促进消费，还应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应该增加财政支出中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比重，并真正起到二次分配保公平的功能。
眼下也有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反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理由是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原因是社会福利水平太高，居民过度消费。笔者也认同欧债危机根源是它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太高，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财政收入的承担能力，尤其是希腊，财政出现根本性的失衡，所以出现国家债务危机就不可避免。
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离合适水平还有距离，离高福利更远。而中国经济不平衡，尤其是消费不足的原因，恰恰是社会福利水平偏低。中国财政支出中真正用于民生领域和社会福利的可能不足1/3，而多数国家都在一半以上。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笔者看来应着重于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应该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可以考虑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并适度降低大学收费。二是应该提高养老金水平和低保补贴。三是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严格限制，尤其对于商业性质的投资项目应该绝对禁止，以促使其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
经济增长要从速度为重转向质量为重，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就必须要得到切实的推动，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