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骑马过延河时，尾随其后的江青嫌周恩来等人骑得慢，挥鞭策马强行从一行人中间穿过，致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周恩来从马背上跌落，造成右臂骨折。
周恩来忍受着剧痛步行来到中央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后打上石膏。因为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尽管医生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处理，但还是没有接好。当年8月18日，三位在华工作的印度医生对周恩来的伤臂进行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无法伸直、肌肉开始萎缩，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
当时国民政府主政新疆的是盛世才。盛世才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曾经与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并依靠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把新疆建成了抗日大后方。待其羽翼渐丰后，他又标榜新疆是中国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政治集团，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再后来，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一反过去的信仰，走上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1939年的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正在发生急剧转变——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政策，特别是他和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当时，受党中央派遣在新疆担任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也曾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新疆是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周恩来在新疆经停期间，除了会见当地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政治态度和动向。另外，周恩来还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周恩来基本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并提高了对他的警惕，开始就我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安排和调整。
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人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请示他。就在这以后不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周恩来两人共同签发的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
周恩来一行在新疆停留一周后经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
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联系，于1939年9月14日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据当时正在苏联给任弼时当翻译的师哲回忆，那段时间，他被安排给周恩来当翻译，所以每天都要去医院。当时苏联政府安排许多高明的医生为周恩来治疗，进行了三次大会诊。医生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是整个治疗过程太痛苦，而且时间很长，同时还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二是不开刀手术，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的时间较短，但伤口愈合效果不会太好。考虑到国内工作千头万绪实在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周恩来坚持执行第二方案。
但实际执行上，苏联医生最终还是给周恩来做了一个小手术。邓颖超在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的经过。邓颖超在信中说，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儿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意在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医生们的最初估计，他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在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指出，根据现有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1939年12月4日，任弼时和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周恩来的治疗将在12月底结束，大约在来年1月中旬就可回国。
这种治疗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固定在一定的角度上，异常痛苦。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更是疼痛难忍。按摩过程也十分痛苦，但周恩来都以极大毅力坚持下来。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出院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0年1月底，他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秘密会议上做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了有关决议。二是分别会见了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三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处理李德问题的工作，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进行审查的。四是看望了当时在莫斯科的许多中国同志。
周恩来出院后还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磋商。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做了一项决议，无疑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做出的重要的决议之一。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了解并解决了陈郁平反的问题，把他调回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
关于陈郁的问题，一份鉴定材料这样写道：陈郁，波列沃依，化名李文。1905年生于广东。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直到现在。在莫斯科时，“1932年，王明指控陈郁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陈郁用俄文写了检讨，承认了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根据1933年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停止他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习，并派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加生产实践。在那里，他作为技师工作到现在，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郁一案，任何一级党的机构都没有调查清楚，而且就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做过任何党的决议”。
周恩来证实：陈郁是中共党员。有关陈郁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交联共（布）中央监委审查，而且应有周恩来参加。这份档案的签发日期是1940年1月16日。
1940年3月，陈郁到达延安后，被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同时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還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1940年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提供的专机经乌鲁木齐到达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九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一行带回。
另外，共产国际还给了中共一些特殊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负责携带，入境时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
到乌鲁木齐后，周恩来一行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其间，周恩来再次和盛世才进行谈判，并接见了中共在当地的干部和工作人员。1940年3月2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延安。
（摘自《人民政协报》）
周恩来忍受着剧痛步行来到中央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后打上石膏。因为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尽管医生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处理，但还是没有接好。当年8月18日，三位在华工作的印度医生对周恩来的伤臂进行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无法伸直、肌肉开始萎缩，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
当时国民政府主政新疆的是盛世才。盛世才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曾经与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并依靠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把新疆建成了抗日大后方。待其羽翼渐丰后，他又标榜新疆是中国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政治集团，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再后来，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一反过去的信仰，走上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1939年的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正在发生急剧转变——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政策，特别是他和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当时，受党中央派遣在新疆担任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也曾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新疆是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周恩来在新疆经停期间，除了会见当地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政治态度和动向。另外，周恩来还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周恩来基本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并提高了对他的警惕，开始就我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安排和调整。
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人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请示他。就在这以后不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周恩来两人共同签发的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
周恩来一行在新疆停留一周后经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
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联系，于1939年9月14日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据当时正在苏联给任弼时当翻译的师哲回忆，那段时间，他被安排给周恩来当翻译，所以每天都要去医院。当时苏联政府安排许多高明的医生为周恩来治疗，进行了三次大会诊。医生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是整个治疗过程太痛苦，而且时间很长，同时还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二是不开刀手术，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的时间较短，但伤口愈合效果不会太好。考虑到国内工作千头万绪实在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周恩来坚持执行第二方案。
但实际执行上，苏联医生最终还是给周恩来做了一个小手术。邓颖超在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的经过。邓颖超在信中说，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儿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意在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医生们的最初估计，他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在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指出，根据现有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1939年12月4日，任弼时和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周恩来的治疗将在12月底结束，大约在来年1月中旬就可回国。
这种治疗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固定在一定的角度上，异常痛苦。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更是疼痛难忍。按摩过程也十分痛苦，但周恩来都以极大毅力坚持下来。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出院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0年1月底，他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秘密会议上做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了有关决议。二是分别会见了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三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处理李德问题的工作，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进行审查的。四是看望了当时在莫斯科的许多中国同志。
周恩来出院后还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磋商。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做了一项决议，无疑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做出的重要的决议之一。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了解并解决了陈郁平反的问题，把他调回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
关于陈郁的问题，一份鉴定材料这样写道：陈郁，波列沃依，化名李文。1905年生于广东。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直到现在。在莫斯科时，“1932年，王明指控陈郁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陈郁用俄文写了检讨，承认了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根据1933年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停止他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习，并派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加生产实践。在那里，他作为技师工作到现在，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郁一案，任何一级党的机构都没有调查清楚，而且就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做过任何党的决议”。
周恩来证实：陈郁是中共党员。有关陈郁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交联共（布）中央监委审查，而且应有周恩来参加。这份档案的签发日期是1940年1月16日。
1940年3月，陈郁到达延安后，被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同时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還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1940年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提供的专机经乌鲁木齐到达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九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一行带回。
另外，共产国际还给了中共一些特殊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负责携带，入境时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
到乌鲁木齐后，周恩来一行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其间，周恩来再次和盛世才进行谈判，并接见了中共在当地的干部和工作人员。1940年3月2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延安。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