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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欧洲处理对外关系表现出多向度的特征。内忧外患之下，欧洲一方面努力维持自身的聚合发展，应对外部竞争；另一方面艰难权衡与各方的关系。而就世界与欧洲的关系来说，欧洲的战略重要性愈发上升，为未来各方处理对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欧洲正深受“离心力”的折磨。进入2018年，这种“离心力”向更广泛领域蔓延，使得欧洲更加费心尽力地加以应对。围绕欧洲一体化进程，先是拒绝继续为域内治理义务（例如难民安置问题）买单，接着是法兰克福等城市开始因应英国决定脱欧后的形势，盘算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
在国际政治领域，德法对特朗普打击叙利亚的态度不一。难民问题让德国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也没有从行动上对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动武做出任何响应。法国与美国互动相对频繁，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和行动皆持一定程度上的“追随”态度。
面对以夺回制造业高地和争抢技术创新领导权为目标的特朗普经贸政策，欧洲国家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态度尤为审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把对2018年德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2.6%下调为1.8%。德国国内舆论认为这主要是上半年的国内经济社会原因使然，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担忧，美国在经贸领域内针对欧洲施加压力已然殃及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德国制造”等相关产业。相比高关税的外部风险，以德企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更担心此轮美国贸易“大棒”砸向整个全球价值链，从根本上冲击欧洲的外向型经济。
这种审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积极谋求替代性合作对象，中国是欧洲应对未来冲击的重要选项之一。2017年，欧盟对美出口额4237.5亿美元；欧盟对华出口2218.9亿美元。单从数量上看，对美出口更多，但在目前中美欧贸易博弈十分胶着的状况下，保持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增长态势对欧洲来说空前重要。毕竟，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等产品欧洲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4.9%。这不仅是欧洲的机遇，也为中国拉住欧洲提供了重要的“抓手”。
不过，就对美贸易政策而言，作为欧洲一体化中坚力量的德法拥有不同利益考量。德国作为出超贸易强国，在对美贸易政策方面显得更为敏感，其汽车制造等产业领域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尤高。
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面对一个对跨大西洋联盟持与以往不同态度的美国。
首先，这是一个不想再买单的同盟主导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缩安全义务，减少国际事务开支，强压北约其他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的GDP占比，动摇了传统西方同盟体系的基石。欧洲发现在军事安全领域内对美国的可依赖性下降了，美国更为关心自身得失，而不是作为主导国去承担既定份额的治理成本。
其次，这是一个自私多变的同盟主导国。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更强调自己的偏好，降低了与欧洲等盟国在重大问题上“提前通气”的意愿。例如，特朗普即将出席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但就在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在积极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做准备。欧洲主要国家对此甚感困惑和忧虑，担心继西方七国集团（G7）变成“非常6 1”之后，北约会不会也变成“11 1”，同时开始质疑北约的未来存在意义又是什么。
再次，这是一个与欧洲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美国。这种竞合关系体现在货币、经贸等诸多领域。随着欧洲对外贸易的推广，欧元的使用范围和作用“溢出”到全球范围，在多元货币领域同美元存在潜在竞争，挤占了美元的经济战略空间。再如，在国际贸易规范塑造方面，是维持既有的、欧盟可起到相对主导作用的世贸组织规则体系，还是支持美国重塑世贸规则并在其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欧盟面临两难选择。
存在诸多变动性的欧洲愈发重要，成为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必须争取的对象，也就再次成为重要的“国际战略节点”。欧洲向来重视在国际多边领域的规范性话语权，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欧洲对自身定位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开始期待能够充当某种“调停者”或“协调人”。在斡旋大国关系方面，不少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是具有优势的。德国《國际政治与社会》杂志最近就发表了欧洲外事关系协会研究员高恩德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即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从整体上看，德国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参与大国斡旋，并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而有助于推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的解决。
这样一个希望在多边领域有所作为的欧洲，是非常值得争取也是必须争取的对象。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早年所写《致命中国》一书这样描述美国所应奉行的对华战略：“加强全球协调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并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争取的对象则是欧洲、巴西、日本、印度等。对美国来说，欧洲仍是最重要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争取的对象。意识形态相近的欧洲和美国再度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不容低估。我们需要防止欧美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以发起所谓“贸易扭曲”申诉等手段对付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实用主义导向的欧洲，我们仍需提高风险管控意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区域“离心力”明显
欧洲正深受“离心力”的折磨。进入2018年，这种“离心力”向更广泛领域蔓延，使得欧洲更加费心尽力地加以应对。围绕欧洲一体化进程，先是拒绝继续为域内治理义务（例如难民安置问题）买单，接着是法兰克福等城市开始因应英国决定脱欧后的形势，盘算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
在国际政治领域，德法对特朗普打击叙利亚的态度不一。难民问题让德国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也没有从行动上对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动武做出任何响应。法国与美国互动相对频繁，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和行动皆持一定程度上的“追随”态度。
面对以夺回制造业高地和争抢技术创新领导权为目标的特朗普经贸政策，欧洲国家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态度尤为审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把对2018年德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2.6%下调为1.8%。德国国内舆论认为这主要是上半年的国内经济社会原因使然，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担忧，美国在经贸领域内针对欧洲施加压力已然殃及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德国制造”等相关产业。相比高关税的外部风险，以德企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更担心此轮美国贸易“大棒”砸向整个全球价值链，从根本上冲击欧洲的外向型经济。
这种审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积极谋求替代性合作对象，中国是欧洲应对未来冲击的重要选项之一。2017年，欧盟对美出口额4237.5亿美元；欧盟对华出口2218.9亿美元。单从数量上看，对美出口更多，但在目前中美欧贸易博弈十分胶着的状况下，保持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增长态势对欧洲来说空前重要。毕竟，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等产品欧洲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4.9%。这不仅是欧洲的机遇，也为中国拉住欧洲提供了重要的“抓手”。
不过，就对美贸易政策而言，作为欧洲一体化中坚力量的德法拥有不同利益考量。德国作为出超贸易强国，在对美贸易政策方面显得更为敏感，其汽车制造等产业领域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尤高。
同盟关系的艰难权衡
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面对一个对跨大西洋联盟持与以往不同态度的美国。
首先，这是一个不想再买单的同盟主导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缩安全义务，减少国际事务开支，强压北约其他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的GDP占比，动摇了传统西方同盟体系的基石。欧洲发现在军事安全领域内对美国的可依赖性下降了，美国更为关心自身得失，而不是作为主导国去承担既定份额的治理成本。
其次，这是一个自私多变的同盟主导国。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更强调自己的偏好，降低了与欧洲等盟国在重大问题上“提前通气”的意愿。例如，特朗普即将出席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但就在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在积极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做准备。欧洲主要国家对此甚感困惑和忧虑，担心继西方七国集团（G7）变成“非常6 1”之后，北约会不会也变成“11 1”，同时开始质疑北约的未来存在意义又是什么。
再次，这是一个与欧洲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美国。这种竞合关系体现在货币、经贸等诸多领域。随着欧洲对外贸易的推广，欧元的使用范围和作用“溢出”到全球范围，在多元货币领域同美元存在潜在竞争，挤占了美元的经济战略空间。再如，在国际贸易规范塑造方面，是维持既有的、欧盟可起到相对主导作用的世贸组织规则体系，还是支持美国重塑世贸规则并在其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欧盟面临两难选择。
存在诸多变动性的欧洲愈发重要，成为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必须争取的对象，也就再次成为重要的“国际战略节点”。欧洲向来重视在国际多边领域的规范性话语权，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欧洲对自身定位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开始期待能够充当某种“调停者”或“协调人”。在斡旋大国关系方面，不少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是具有优势的。德国《國际政治与社会》杂志最近就发表了欧洲外事关系协会研究员高恩德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即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从整体上看，德国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参与大国斡旋，并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而有助于推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的解决。
这样一个希望在多边领域有所作为的欧洲，是非常值得争取也是必须争取的对象。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早年所写《致命中国》一书这样描述美国所应奉行的对华战略：“加强全球协调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并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争取的对象则是欧洲、巴西、日本、印度等。对美国来说，欧洲仍是最重要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争取的对象。意识形态相近的欧洲和美国再度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不容低估。我们需要防止欧美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以发起所谓“贸易扭曲”申诉等手段对付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实用主义导向的欧洲，我们仍需提高风险管控意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