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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并非巴赫首倡，前任IOC（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亦有动议。然而，在疫情大流行中捱过艰难一年后，“团结”一词对全球体育界更显珍贵。连任场合做出的这一表述，其实是巴赫对自己一系列斡旋智慧的“金句”式总结。
此时巴赫的放松姿态，也反映了这一年来由于疫情和大国政治角力引发的奥林匹克危机正渐渐消退。人们不禁要问，他是如何把一度濒临分崩离析的办奥共识重新聚合？又是如何为体育赋予了共克时艰的超越性力量？
一整年的大风大浪中，巴赫做对了什么？
搁置争议黑暗中抓住希望之光
将时间倒退回2020年3月，巴赫可谓是面臨着内忧外患。
对于巴赫和IOC而言，一年前的3月以极其难堪的情势开启。“自家人”（IOC委员）迪克·庞德在2月25日放出“如果三个月之后新冠疫情威胁不能消除，东京奥运会可能取消”的惊人之语，将东京奥运会的前途问题摆到台面上。
由庞德引爆的争议实属必爆之雷。自2020年2月起，疫情波及面迅速扩大，全球范围内感染人数急剧增加，旅行禁令使得包括奥运资格赛在内的国际比赛纷纷停摆。然而，即使是在“取消”谣言不胫而走的情况下，IOC仍未及时与公众沟通其预判和应对计划，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庞德“失控言论”的恶劣影响。
公关上的考虑欠妥，还体现在直至3月24日，IOC仍在按照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想法安排筹办工作。这招致外界对奥运资格归属公平性、运动员健康等问题的质疑。事实上，此时仍坚持如期举办奥运会，不仅不具备客观上的可行性，也失去了民意基础。
身处危机中心的巴赫，带领IOC做出的第一个正确决断是——承诺“取消奥运会不在议程之上”！
此前，奥运会只因世界大战被取消过。如在和平年代“开先例”，IOC的公信力将大受质疑，本就问津者渐少的奥运申办将更被冷落，IOC的商业地位以及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也将随之削弱。同时，取消也绝不会得到已筹备奥运会7年，花费上百亿美元的日本政府的支持。此外，取消对于备战多年的运动员而言也是巨大打击。
这一决断打消了各方对于“最坏情况”的顾虑，为后续沟通创造了条件。
尽管推迟可能是东京奥运会唯一的命运选项，但也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同时打乱运动员的备战计划和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赛事安排。基于此，巴赫领导IOC对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斡旋。
针对日本政府，巴赫和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识。巴赫说：“推迟奥运会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我们不能优先考虑经济方面”。这使得外界一度热议的经济方面龃龉，最大限度保持在“幕后博弈”的范畴，减少了推迟办奥遭遇的舆论杂音。
3月中旬以来，IOC和运动员、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也展开了密切沟通。在这些会议上，保护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以及确保运动员利益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不受损害，被确立为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最高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期发表的致全球奥林匹克选手的公开信中，巴赫分享了他对于东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期许，以一名经历过奥运史上的巨大不确定性——莫斯科奥运会遭抵制事件——当事人的口吻写道：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接受并支持我们提出的原则……在不知道这条黑暗隧道将要走多久的时候，我们希望奥运圣火能在隧道尽头成为一盏明灯。”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这是巴赫这一年间反复提及的“隧道尽头的一束光”、“团结”等表述最早的出处。说明在面临疫情挑战的早期，巴赫就对奥运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作用和角色有了清晰的定位——在大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奥运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不应成为危机的一部分，而应当成为解决危机、弥合人类分歧与不信任的一种手段。
“高峰到高峰”创造性地弥合分歧
巴赫的2020年“危情三月”，最终以在3月30日做出的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的决定结束。但是，此时的他显然还未“拆雷”完毕。
奥运会这个堪称“星球上最复杂活动”的延期产生了连带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在日程上和北京冬奥会、达喀尔青奥会相当接近，这将导致另两个奥运的筹备和关注度大受影响。
巴赫并没有回避这一顾虑。在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已做出、但具体延期日期尚未确定的3月25日，他就代表IOC公开表态，承认了东京、北京、达喀尔三个奥运赛事接连举行是巨大挑战。在重申会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后，巴赫表示，推迟东京奥运会需要各方的“牺牲与妥协”。
但巴赫和IOC也深知，如果只有“牺牲与妥协”，既不足以安抚另两个奥运的主办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也不利于在全局上实现奥林匹克事业的团结，不利于打造巴赫所许诺的后疫情时代作为希望象征和庆典仪式的奥运。
对此，4月1日，IOC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曾提到要善于捕捉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更佳临近带来的积极影响——“没有了通常的一年半间隔，意味着更容易将奥运会的氛围从一届赛事传递到下一届赛事。”接下来，巴赫在5月15日亦表态称，所有相关方都应共同考虑如何使东京和北京的奥运相互借力。 巴赫和国际奥委会的呼吁充分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响应和支持。在6月9月的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会议后，IOC和北京冬奥组委共同承诺携手同行。此时，一个创造性的表述首次面世——“高峰到高峰”。
一天后，巴赫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也公开表示，北京与东京的合作是他从协调委员会报告中看到的亮点。他指出，两届奥运紧邻，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可以使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宣传方面享有持续的高关注度。
“在这个‘高峰到高峰’的方式中，我们感到蕴含着许多好处……两个组委会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也一定会确保不断进行协调，从而抓住一切机会。”IOC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在同一会议上列举了这一方式在物流、运行等方面的其它好处，并代表IOC作出了支持两大奥组委合作的承诺。
截至目前，IOC、东京奥组委、北京冬奥组委的合作成效已经在简化办赛、防疫和疫苗合作等方面逐渐显现。同时，从近期历次IOC会议的讨论内容看，东京和北京的奥运得到了同等重视。
摈弃体育政治化力挺北京冬奥会
在过去的一年间，巴赫曾不只一次提及他从莫斯科奥运会遭抵制事件中亲身感受到的遗憾和教训。
“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体育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恐怕这种对体育运动的威胁现在更大了。”巴赫在2020年7月17日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的这段话，深切反映了他对疫情后兴起的又一波体育政治化逆潮的担忧。
这波逆潮，不仅包括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开销之争，亦涉及“黑人的生命也是命”的抗议蔓延到体育赛场，更重要的是北京冬奥会面临的“抵制”杂音。自北京申冬奥成功以来，国际上的部分反华政客就一直在制造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言论。新冠疫情爆发后，这样的杂音随着疫情“中国责任论”等无理论调甚嚣尘上。
倘若北京冬奥会的前景也蒙上阴影，这种局面不仅是东道主中国不愿看到的，也是在疫情中已遭遇重大困难的IOC不愿看到的。奥运的金字招牌决不能再次蒙灰。
对此，巴赫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体育抵制对政治没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观点。他身份和言辞的巧妙之处还在于，作为最重要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巴赫始终将立场放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最重要的参与元素——人身上，始终避免卷入大国间外交辞令的“互怼”。
政治立场下，“互怼”永远弥合不了分歧，但巴赫的观点对任何一方都具有普适性：“抵制体育百害而无一利，不仅伤害运动员，而且伤害民众，因为他们失去了与自己国家（地区）奥运健儿分享喜悦、自豪和成功的机会。”
进而他强调，必须守护奥运会这一“唯一能使世界在和平、团结、没有歧视的情况下联结起来的赛事”。
除了再三在各种场合强调上述观点，最难能可贵的是，巴赫在2021年开年后，顶住英美等国政客制造的新一轮抵制逆潮，公开对北京冬奥会表达力挺态度，展现了其胸怀和担当。
在1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之后，巴赫频繁地与习近平展开互动。1月25日，巴赫同习近平通话，重申IOC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立场，表达了愿同中方继续加强长期合作的愿望。2月12日，他又在致习近平的新年贺信中，高度赞扬了“北京已经做好准备”，并明确表示“对中国充满信心”。
两人间除了直接沟通外，巴赫还在1月28日的新华社专访中，点评习近平在考察冬奥筹办工作时提出的“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完全反映了国际奥委会的立场。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巴赫在顾拜旦的办公桌上签署邀请函，邀请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及各位运动员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致辞的结尾，他用中文说：“2022，北京见。”
面对未来有能力应对新挑战
可以预料，在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相继开幕前，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平息前，巴赫和IOC的工作，都绝非走在坦途上。东京奥组委的一场场辞职风波、国外观众不能进入日本观赛的争议……都在给这位67岁的掌舵人出着新难题。
但是，经历了奥林匹克历史上罕见危机的他，此刻已变得更加从容，并且不忘展望未来。3月13日，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讨论，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路线图——《奥林匹克2020 5议程》。
巴赫如是评价这部由他推动制定的新议程的作用：“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世界，这个世界已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即使我们最终克服了这次健康危机，仍将面临深远的社会、金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我们必须为这个新世界做好準备。”
巴赫在过去一年中的精彩作为，已使人确信他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杰出的斡旋者，有能力应对任何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