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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说，他每写完一本书，就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写完《尽头》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真实。但一个已经习惯锻炼肌肉的人，将永远能够在文本里发现思考的缝隙。书籍并非现成的答案，而是问题的开始。阅读催动了思维，让身体不安分。在出版几本主要关注西方小说的书之后，如今，唐诺将视野转向中国古籍，开始阅读《左传》。久远的古籍有什么现代意义呢？在唐诺眼里，当然是有的，他选了八个角度：小国的视野，作者的角色，神灵、梦境和超现实，情欲、乱伦和身体，战争、国家和政治，音乐的教用和魔力，历史记述的应然和实然。
只有七个，对不对？因为还有一篇中，稍稍绕开了这样的主题式议论，更接近《左传》的文学底色，跟踪报道似的，专门去追踪一桩历史事件的现场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在唐诺这里，《左传》是否真实，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唐诺更关心它如何观看历史，描写了哪些故事。唐诺解读《左传》，不是将它当成一部确定的文本，去验证、追踪一时一地之真相，而是将它当成一部小说，去探查、去寻找、去揣摩一个作者观看春秋那242年的目光。他假设这个作者和他一样站在世界的此端，用文字记录每个人的“眼前”。这个作者并不在意会诞生什么结论，会融铸什么主题，他只是供奉神灵似的，将《春秋》经文放在文本之前，试着去解释这本书而已。但在文字的浇筑中，模具会渐渐成型。唐诺将这些“眼前”的集合翻译出来，再放到现代，加入自己的“眼前”。问题会像枝蔓一样生长、延续，随着书写深入到未知之境，又勾连出已知的信息。新鲜的未知和既存的已知融合，就生出不尽的问题和解答的尝试，所以唐诺的文章也越写越长。
《左传》是一种版本的历史记录，春秋各国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版本。为什么是鲁国，为什么是《左传》留了下来？这就引出了唐诺的讨论。鲁国的位置（唐诺说它是“一个有着大灵魂的小身体”），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周公的宗族延续），它保留历史遗产的必然——“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复杂，人超过了他的现实，遂利于书写；而且因为多少种种难以实践、化不了事实的思维，所以特别有利于文学书写”。
将这八篇文章每一个主题看成一支根脉，《左传》的内容是它的主干（唐诺先讲一讲原文），由此展开的议论和想象就是枝叶。唐诺的文章都是蓊蓊郁郁的大树，每一次疑问的吹拂，都会让一片叶子带动另一片，交错层叠，直到整棵大树都应声而动。
唐诺写《左传》中最常出现的子产（这个人制作了我国古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即“铸刑书”），审视这个政治家如何在大国夹缝的小国间准确、审慎、节制地掌舵，因为输不起也浪费不起。由此引申出大国的优越性和小国的忧患意识，“大国家有适合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大树。”
唐诺探讨历史写作的应然和实然，看看《左传》相比《春秋》延续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增加了什么，历史书写者应如何准确再现历史，一个字凝聚的含义（如“谥号”）会给理解历史带来决定性影响，历史书写的方式决定了历史观看的维度，哪一种更可取、更诚实？唐诺探讨战争与盟会，春秋无义战，人类历史上的冲突与和平，是利益的交割和理性的商榷，当国家由丛聚走向统一，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扩展还是收缩？一个众声喧哗的春秋战国，充满小国家的视野，对世界的探索带着急切和焦灼，过渡到统一国家之时，有些什么可能性却被抹掉了，“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
唐诺探讨《左传》中出现的占卜与梦，宗教的魔力和潜意识的构成，非理性总是远远地驱动着我们对事物的决策。唐诺探讨作者的角色，从左丘明的身份之谜（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到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藏身于文本之后，乃至于编者和作者的稍微不同，并指出《左传》的文学性“《左传》因此不是一部日后严格意义的史书，书中藏放着为不少史书不宜或放不进去的特殊时间成分，过多的当下和未来，这是书写者置身其中挟带进来的违禁关怀和希望。一般而言，这是文学才做的事”。
种种。唐诺选择八个角度，抽出《左传》的故事作为例证，实际乃是“夹带私货”，回溯一些东西在古早呈现的模样，并放入现在的目光，用他所知解释它们何以为此。他将242年的历史铺展开来，看到这个光带洒下的星点光焰。唐诺的写作是解释性的，不是器物之用的。书本不是对世界的收束性总结，不是解剖世界的利刃，毋宁说更像渗入世界的水滴，一滴一滴，不知道会落到哪里，但总会溶解某些顽固的东西，让谜题慢慢洇开。
这“眼前”亦是唐诺所有书的共同主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传》并不是尘封的古籍，它留下了作者记述彼端世界的生鲜目光。放到现代，亦迸射出又一层新的接触。眼前，就是《左传》的开始，也是唐诺阅读这本书，和每一本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