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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多次说,稿子一定要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还要强调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被认为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评价也包括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即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这种形式开会,是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建议的。
据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关于如何开三中全会,叶帅提出,应先开一个预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叶帅说,粉碎“四人帮”后到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意见一致。中央委员呢?先开个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中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预备会议可长可短,准备好会议文件再开全会。叶帅的军事秘书、武警原副司令员王文理也记得这个情节。
在我现在保存的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草稿中,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时间顺序,一份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草稿)》的铅印稿,共11页。在这份铅印稿的第一页注有“会(二)10号”的字样,并有叶帅用铅笔写的“草稿”两个字(下称“11月稿”)。
再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稿,最后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稿”,共16页。上有20多处叶帅亲笔修改的字迹,以及我、刘诗昆多处修改的字迹(下称“12日稿”)。
还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铅印稿,共16页。文件抬头右侧盖有编号“0000002”的号码,显然这是叶帅本人保存的文件。这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由三中全会秘书组于1978年12月17日印发的(下称“17日稿”)。
这三份完整的稿子反映了叶帅讲话起草过程的两个阶段,内容变化很多。尤其是“11月稿”与后面的两个稿子之间,更存在重要的区别。
“11月稿”的起草与放弃
讲话稿起草的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1月15日到25日,由中央党校的阮铭执笔起草,形成了“11月稿”。据阮铭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11月15日,胡耀邦找我到他家中,提出要为邓小平和叶剑英各起草一篇讲话稿,内容有所分工:邓讲重点转移,叶讲分清是非。他说,邓的讲话已由胡乔木起草,叶的讲话要我起草,限三天拿出初稿。11月18日,我把初稿印好清样,送给胡耀邦。”
吴江的回忆也说到:“1978年11月15日,胡耀邦找冯文彬、阮铭和我到他家中,说邓小平和叶剑英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讲话,叶的讲话由我和阮铭起草,着重讲分清是非问题。叶的讲话我请阮铭起草,我作些修改后按期上缴。此后,我就没有再参加会议的任何文字工作了。过了几天,听说叶的讲稿基本通过。”(吴江:《十年的路》第56页)
可以确定,“11月稿”就是由阮铭起草的,这篇稿子没有得到叶帅的认可。
今天重新研读“11月稿”,可以看到这篇稿子没有能够反映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1月稿”在首先肯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及时之后,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且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
二是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文章指出: “这次大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大事。群众发动起来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提高了,党和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11月稿”比十一大政治报告进了一步,提出“综合和消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但得出了正面的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极可宝贵的政治财富”。
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个伟大革命。它不但是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
四是强调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团结的重要,指出:“我们的团结有共同的基础,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民主的方法”。但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
“11月稿”关于党内分歧问题的论述,体现了三中全会前后的宽松气氛,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制定和完善各方面具体的路线、政策、制度和方法。”但“要鼓励探索和试验,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还指出:“有原则分歧,大是大非要分清,但是,只要不是违反纪律,搞秘密集团,就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这篇讲话稿基本上沿用了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论断和思路。全稿字数约4750字,其中,讲到“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段,字数为1520余字,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联系起来。稿子中对于民主问题的阐述,仅仅局限在把民主作为手段和方法,落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上。
这篇讲话稿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重大问题没有论及;对于当时仍在举行的全党全国关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问题只字未提;对于中央工作会议上热烈争论的许多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触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叶帅讲话稿起草工作完成后的近20天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件大事成为重新起草的重要背景
下面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几件大事——
11月20日,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决定,向党中央正式报送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一九七八]第七十五号文件,正式向全党转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同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同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胡耀邦将本期《理论动态》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会者,得到普遍称赞。这是因为于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解决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文章指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移入八寶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邓小平说: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他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被认为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评价也包括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即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这种形式开会,是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建议的。
据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关于如何开三中全会,叶帅提出,应先开一个预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叶帅说,粉碎“四人帮”后到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意见一致。中央委员呢?先开个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中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预备会议可长可短,准备好会议文件再开全会。叶帅的军事秘书、武警原副司令员王文理也记得这个情节。
在我现在保存的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草稿中,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时间顺序,一份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草稿)》的铅印稿,共11页。在这份铅印稿的第一页注有“会(二)10号”的字样,并有叶帅用铅笔写的“草稿”两个字(下称“11月稿”)。
再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稿,最后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稿”,共16页。上有20多处叶帅亲笔修改的字迹,以及我、刘诗昆多处修改的字迹(下称“12日稿”)。
还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铅印稿,共16页。文件抬头右侧盖有编号“0000002”的号码,显然这是叶帅本人保存的文件。这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由三中全会秘书组于1978年12月17日印发的(下称“17日稿”)。
这三份完整的稿子反映了叶帅讲话起草过程的两个阶段,内容变化很多。尤其是“11月稿”与后面的两个稿子之间,更存在重要的区别。
“11月稿”的起草与放弃
讲话稿起草的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1月15日到25日,由中央党校的阮铭执笔起草,形成了“11月稿”。据阮铭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11月15日,胡耀邦找我到他家中,提出要为邓小平和叶剑英各起草一篇讲话稿,内容有所分工:邓讲重点转移,叶讲分清是非。他说,邓的讲话已由胡乔木起草,叶的讲话要我起草,限三天拿出初稿。11月18日,我把初稿印好清样,送给胡耀邦。”
吴江的回忆也说到:“1978年11月15日,胡耀邦找冯文彬、阮铭和我到他家中,说邓小平和叶剑英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讲话,叶的讲话由我和阮铭起草,着重讲分清是非问题。叶的讲话我请阮铭起草,我作些修改后按期上缴。此后,我就没有再参加会议的任何文字工作了。过了几天,听说叶的讲稿基本通过。”(吴江:《十年的路》第56页)
可以确定,“11月稿”就是由阮铭起草的,这篇稿子没有得到叶帅的认可。
今天重新研读“11月稿”,可以看到这篇稿子没有能够反映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1月稿”在首先肯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及时之后,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且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
二是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文章指出: “这次大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大事。群众发动起来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提高了,党和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11月稿”比十一大政治报告进了一步,提出“综合和消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但得出了正面的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极可宝贵的政治财富”。
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个伟大革命。它不但是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
四是强调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团结的重要,指出:“我们的团结有共同的基础,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民主的方法”。但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
“11月稿”关于党内分歧问题的论述,体现了三中全会前后的宽松气氛,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制定和完善各方面具体的路线、政策、制度和方法。”但“要鼓励探索和试验,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还指出:“有原则分歧,大是大非要分清,但是,只要不是违反纪律,搞秘密集团,就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这篇讲话稿基本上沿用了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论断和思路。全稿字数约4750字,其中,讲到“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段,字数为1520余字,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联系起来。稿子中对于民主问题的阐述,仅仅局限在把民主作为手段和方法,落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上。
这篇讲话稿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重大问题没有论及;对于当时仍在举行的全党全国关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问题只字未提;对于中央工作会议上热烈争论的许多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触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叶帅讲话稿起草工作完成后的近20天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件大事成为重新起草的重要背景
下面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几件大事——
11月20日,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决定,向党中央正式报送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一九七八]第七十五号文件,正式向全党转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同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同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胡耀邦将本期《理论动态》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会者,得到普遍称赞。这是因为于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解决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文章指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移入八寶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邓小平说: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他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