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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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主义观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出现明显的断裂,邓小平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主义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了新社会主义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把新社会主义观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程中,我们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社会主义观;新社会主义观;演进;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5—0032—05
  
  社会主义观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具体而言,社会主义观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和途径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主要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
  新中国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发生过严重挫折和失误。发生挫折和失误的根本理论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在演变过程中的断裂
  
  建国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大致以195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总体上沿着科学的轨道演进;后一阶段则偏离了前一阶段的正确轨道,基本上陷入了误区。
  
  (一)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积极影响
  首先,毛泽东这一阶段社会主义观的方法论是科学的。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法论与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方法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56年,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是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是一个全新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只得照抄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当时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这使得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建设道路同革命道路一样,照搬外国、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总是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苏联经验,也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特点。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方法论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宝贵的理论财富之一,对他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邓小平虽然纠正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观方面的错误,但继承了其科学方法论,并以这一方法论为指导,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是科学发展观,都是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并最终找到了中同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夺得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其次,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不仅在社会主义观方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而且创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政治上。他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目标是要造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他领导下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它们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相关,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他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尊重价值规律的思想。在文化上,他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方针,还提出要向外国学习,不但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还要向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要反对盲目照搬照抄的思想。在外交上,他提出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揭开了我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序幕。薄一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虽然最终形成于邓小平时代,但最早探索却开始于毛泽东,即“始于毛,成于邓”。邓小平本人也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后来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
  
  (二)后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引起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社会主义观演进的后一阶段严重偏离了前一阶段的正确轨道,基本上陷入了迷途,前后两个阶段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毛泽东社会主义观没有走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泥沼。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等正确思想,但遗憾的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毛泽东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最终又回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上来。例如,毛泽东对苏联模式虽然提出了批评,但他并没有能够突破斯大林的所有制理论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而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本质即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教条,在经济文化比前苏联还落后的中国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
  第二,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具有极大的空想性。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根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具有极大的空想性。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但毛泽东 却想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在短期内从小农的社会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使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陷入了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不顾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盲目拔高生产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刮起“共产风”,推动社会急速地向共产主义“穷过渡”。他抛弃了前一阶段对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把商品货币打成“资产阶级法权”,把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和物质利益原则都当成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从而提出了要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无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的提出,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根源都在于其追求平均主义社会主义观,是为实现其社会主义观服务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说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到十年“文革”期间,他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想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要人们斗私、批修,尽快限制和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即取消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等,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由于错误的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中国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严重衰减。国民经济被折腾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到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地步。
  
  二、邓小平理论:新社会主义观的开启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固定的观念,存在种种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偏差: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构想当成了勿庸置疑的先验原则,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神圣化和普遍化,结果使得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极具胆识和创见,它从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反思问题,一下子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和症结,开启了探索新社会主义观的大门。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了新社会主义观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保障。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先是给社会主义作了一系列否定性规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最后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多年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而且是结论性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瓦解了脱离生产力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科学的水平。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解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大胆改革,从而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改革向城市推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门正式启动。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市场经济逐渐被人们接受,从最初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社会主义观的重大革命。
  总的看来,邓小平理论全面、系统、深刻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观。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社会主义观的拓展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再认识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破除了“两个凡是”、姓“社”姓“资”等思想禁锢,扫除了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陈腐观念,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的变革相配合,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需要我们开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一般的观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但它也蕴含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解答,具体包括:第一,它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人类的先进文明包括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加以对接,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了。第二,它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到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开启的新社会主义观。
  
  四、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社会主义观的再升华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经过20多年的改革,在辉煌的成就后面,也积累和暴露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有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第一,人民享有的福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经济增长很快,但人们享受到的福利没有随之同步增加,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和“负发展”的尴尬局面。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消灭贫穷,仅仅消灭了经济上的贫穷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从更深层的本质看,社会主义最高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离开了人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意义。有鉴于此,我们 党适时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第二,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之初,社会矛盾突出表现为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而现在的突出矛盾则表现为经济相对繁荣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种种不平衡和不和谐问题的爆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这一条腿长而社会发展这一条腿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对立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等等。有鉴于此,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进而又提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不仅实现了发展观的转型,而且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观的革新。它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本源上理清了人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关系;它紧紧抓住了人,把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中心点和归宿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历史的主体,从而实现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变。这种转变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观上的与时俱进。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为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上更多地强调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话,那么现在人的本体和主体地位终于得到了弘扬。当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次飞跃,因为它把社会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了:当我们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又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一次新的飞跃,因为我们把人从“物本”中解放出来了。没有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没有人的解放,但生产力的解放是为了人的解放,只有人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在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之后,我们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这样。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新社会主义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观的再次升华。
  
  五、启示
  
  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观演进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重要启示,这些启示也是我们今后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社会主义观必须切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决不是凭空想象,决不是从美好的价值理想和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在科学分析自南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计划经济替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主张。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科学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之后,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纷纷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旧世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针对的旧世界与之有重大的差别,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的替代物,而后者却建立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的具体观点,而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拿出自己的答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犯了严重错误,无论是对商品经济的看法,还是建立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折射出他们存在着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缺陷。
  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就在于克服了上述缺陷,使社会主义观真正回到了“地上”: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消除差别。公平的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不能搞平均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这就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始终沿着正确的、科学的轨道演进,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保障。
  
  (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前提下,推动社会主义观的与时俱进
  建立一个公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理想呢?一种是试图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就完全实现这一理想,毛泽东平均主义社会主义观就是典型代表:一种是借口历史条件不成熟将马克思主义这一价值理想束之高阁或弃之不理,那种“GDP崇拜”和“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论”是典型表现。
  历史证明,上述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现有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地落实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落实的水平或程度必须与历史提供的条件相适应,既不应该超前,也不应该滞后。这样看来,建国初期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问题是,历史条件发展变化了仍然坚守这一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就走向了反面,限制了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挥,阻碍了历史的发展。邓小平理论顺应我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用“经济建设中心论”替代了“阶级斗争为纲论”,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要求,推进了邓小平开启的新社会主义观,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和谐”、“生态文明”等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之中,不仅极大丰富、深化和完善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促进了人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适应和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引导下,自觉地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主义观的发展和完善,是我们从新中国社会主义观演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启迪,也是我们今后在继续认识社会主义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时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注释:
  [1][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1,89.
  [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00,116.
  [4]胡锦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06-26(1).
  [5][6]萧延中.晚年毛泽东[C].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3-14.113-12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16.
  
  责任编辑:耿超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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