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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高考，学校逐渐恢复正常秩序。学校怎么办？怎样按教育规律办学？大家还不太清楚。为此，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在1980年6月给北京市高等学校干部组织了一场“教育科学讲座”。任务就交给北师大教育系。我去作了“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报告，黄济去讲了“教育的本质”。
1980年，教育部在我校建立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聂菊荪任主任。第一、二届，干部学习时间长达一年、半年。北京市的不少干部都在这学习过，如耿学超等。我在班上讲比较教育课程。1984年聂菊荪离休后，由我兼任主任，冒海天任副主任兼书记。后来各高校恢复秩序，干部都已到位，高等教育干部培训任务逐渐消退。但是地方上的大量基础教育干部却需要培训上岗。教育部就决定将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中心改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在部属师范大学各设一所，我校为华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并盖起了培训大楼，仍由我和冒海天负责。我们请了教育部司局领导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做兼职教师。中心主要为各地教育干部举办培训班，时间为一个月、半年不等，讲授教育理论和教育管理知识。中心曾办了一期地方教育局局长高级研讨班，为时一个月，记得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袁采也参加了。
过去，我国没有教育管理这门学科，教育管理主要是凭经验。我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国外早已有了这门学科，我国也需要建立起来。于是1985年我建议在华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的基础上建立教育管理学院，开展教育管理学研究。经教育部批准，我兼任院长，直至2004年卸任。冒海天、陈忠文先后任副院长，马夑如、邸明杰先后任书记。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一位副主任对我说，教委的年轻干部晚上没有什么事，最好组织他们学习。于是1993年我就在教育管理学院组织了一个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京津冀约200位干部利用节假日参加学习，原教育部人事司司长、国家民委监委书记管培俊就是其中一员。我专门为他们编了一本《比较高等教育》小册子并系统地给他们介绍了几个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同年，我们又为北京十一学校办起了国内第一个为中小学教师举办的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以后全国都办起来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生的规模很小，许多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师没有研究生學位，亟须解决他们的进修提高问题。当时几所著名大学都设立助教进修班。1984年，我曾担任我校物理助教进修班的“比较教育”课程教师。1985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我校商谈建立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我们联合向教育部申请。后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两个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在北师大设北京中心，主要负责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培训;在武汉大学设武汉中心，主要负责普通高校教师培训。我校中心主任由纵瑞堂副校长兼任，汪德昭、徐金明先后任副主任。纵瑞堂离休后由我负责。后来教育部又在其他5所部属师范大学和各省师大成立师资培训中心，以我校师资培训中心为中央中心，形成了全国三级高校教师师资培训体系。师资培训中心除举办助教进修班外，主要接收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后来学位研究生逐渐增加，高校教师的培训任务也就消退了。师资培训中心，后改为教师培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已不只是培训高校教师师资，主要培训基础教育师资了。我在中心创办了《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杂志，与华东师范大学师资培训中心联合编辑，我任主编。这是现在《教师教育研究》杂志的前身。
1988年4月至1992年，学校承担国家与加拿大的合作项目，我校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联合建立中加语言中心。主要是提升中央各部委年青干部的英语、法语能力。我校在教2楼辟了一层楼作为中心用房，由外语系承办，中方中心主任是易代钊，加方主任是圣玛丽大学玛德玲教授。该中心为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出国的商务人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1980年，教育部在我校建立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聂菊荪任主任。第一、二届，干部学习时间长达一年、半年。北京市的不少干部都在这学习过，如耿学超等。我在班上讲比较教育课程。1984年聂菊荪离休后，由我兼任主任，冒海天任副主任兼书记。后来各高校恢复秩序，干部都已到位，高等教育干部培训任务逐渐消退。但是地方上的大量基础教育干部却需要培训上岗。教育部就决定将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中心改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在部属师范大学各设一所，我校为华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并盖起了培训大楼，仍由我和冒海天负责。我们请了教育部司局领导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做兼职教师。中心主要为各地教育干部举办培训班，时间为一个月、半年不等，讲授教育理论和教育管理知识。中心曾办了一期地方教育局局长高级研讨班，为时一个月，记得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袁采也参加了。
过去，我国没有教育管理这门学科，教育管理主要是凭经验。我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国外早已有了这门学科，我国也需要建立起来。于是1985年我建议在华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的基础上建立教育管理学院，开展教育管理学研究。经教育部批准，我兼任院长，直至2004年卸任。冒海天、陈忠文先后任副院长，马夑如、邸明杰先后任书记。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一位副主任对我说，教委的年轻干部晚上没有什么事，最好组织他们学习。于是1993年我就在教育管理学院组织了一个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京津冀约200位干部利用节假日参加学习，原教育部人事司司长、国家民委监委书记管培俊就是其中一员。我专门为他们编了一本《比较高等教育》小册子并系统地给他们介绍了几个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同年，我们又为北京十一学校办起了国内第一个为中小学教师举办的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以后全国都办起来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生的规模很小，许多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师没有研究生學位，亟须解决他们的进修提高问题。当时几所著名大学都设立助教进修班。1984年，我曾担任我校物理助教进修班的“比较教育”课程教师。1985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我校商谈建立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我们联合向教育部申请。后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两个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在北师大设北京中心，主要负责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培训;在武汉大学设武汉中心，主要负责普通高校教师培训。我校中心主任由纵瑞堂副校长兼任，汪德昭、徐金明先后任副主任。纵瑞堂离休后由我负责。后来教育部又在其他5所部属师范大学和各省师大成立师资培训中心，以我校师资培训中心为中央中心，形成了全国三级高校教师师资培训体系。师资培训中心除举办助教进修班外，主要接收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后来学位研究生逐渐增加，高校教师的培训任务也就消退了。师资培训中心，后改为教师培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已不只是培训高校教师师资，主要培训基础教育师资了。我在中心创办了《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杂志，与华东师范大学师资培训中心联合编辑，我任主编。这是现在《教师教育研究》杂志的前身。
1988年4月至1992年，学校承担国家与加拿大的合作项目，我校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联合建立中加语言中心。主要是提升中央各部委年青干部的英语、法语能力。我校在教2楼辟了一层楼作为中心用房，由外语系承办，中方中心主任是易代钊，加方主任是圣玛丽大学玛德玲教授。该中心为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出国的商务人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