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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叙事电影中，女性是男性窥视下的一个符号，是男性欲望客体，是男性的“他者”。影片《性、谎言、录像带》的导演将性、谎言和录像带等三个事实符码拼贴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符码，通过录像带，把由性的不协调而生的谎言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触及了一个表面体面、平静的家庭所隐藏的谎言和冲突；女性反抗式的沉默凝视更是将男性异化的自我暴露在观众的面前，颠覆男性在影视中作为中心的权威。
[关键词]符码 凝视 异化 反抗 女性形象
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认为叙事电影是一种音画结合的双重叙事机制。同时，他们又将皮尔士的符号学引入叙事电影的研究。认为任何电影都实行虚构与记录两种体制，画面作为指示符号将虚构和记录这两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戈德罗和若斯特关注的是电影里的画面符号的指示功能。根据皮尔士的符号学分类，画面作为符号仍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画面符号的指示功能和象征功能提升了影片的审美价值。26岁的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大胆运用符号的指示和象征功能。从容不迫，在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Sex，Lie＆Videotape)中将性、谎言和录像带等三个事实符码拼贴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符码，把家庭、婚姻以及婚外恋情这一传统题材演绎得极具个性，一举夺得1 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影片讲述了漂泊九年的格雷厄姆(Grahm)，到老同学约翰(John)家来访，由此触及了一个表面体面、平静的家庭所隐藏的谎言和冲突。影片通过录象带等符码，把由性的不协调而生的谎言表现得淋漓尽致：安与辛西娅反抗式的沉默凝视更是将男性异化的自我暴露在观众的面前，颠覆男性在影视中作为中心的权威。
一、在场的沉默
劳拉·玛洛维“父权社会中存在的潜意识构建了电影的形式”。电影中的男性在场总是惹人注目的，他常常是力量、道德和权威的象征。而女性却是以被阉割的虚弱形象出现。她只是一个男性窥视下的符号，一个承载指涉意义的载体，承载男性价值观的一部分，即男性眼中的女性应该是怎样的。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都希望媒体向女性观众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从而把女性观众纳入男性价值观念的体系中去。因而传统的叙事电影往往把女性塑造成女性贤妻良母的形象。影片的开始，安就是这样女性形象和价值传播工具。她脆弱、洁癖，但贤惠、优雅，是一个维护家庭面子的好妻子。虽然约翰对她性冷淡。但即使对自己的心理医生她也拐弯抹角，试图掩饰不幸福的婚姻。因为家庭对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安来说，是她生命的一切。只有依附家庭和丈夫她才得以生存。与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约翰。他强壮而有活力，工作体面且有经济能力。男人高大能干，女人弱小依赖。这一对比，既满足了男性观众的窥视愉悦，也迎合了他们自恋情节。女性，作为能指。她的在场不指向其自身的意义。她的存在只是丰富了男性“强大”的定义。她是一个在场“他者”。
女性的在场不仅被“他者”化了，而且是一个失声“他者”。她的声音通常为男性所忽视，而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沉默状态，因为她总是滔滔不绝。安在影片中说话最多，然而她却是一个失声的在场。电影作为一种音画的双重叙事机制。更好地表现了安的失声状态。影片的开头出现了几个场景：格雷厄姆赶路。安和心理医生交谈，约翰在办公室炫耀自己的性，约翰与辛西娅偷情。这几个画片交替出现。安的声音似乎是一个画外音。安对心理医生说自己的感受。心理医生是受叙者，但因为画片停留在别的人物上，因此，格雷厄姆、约翰和辛西娅。包括观众在内。都是隐含的受叙者。安不停地诉说自己的感受，而画面上的人物依然故我。安的话为画面的人物所忽视。当安摆出高姿态以掩饰与丈夫的不愉快时，画面叙事更是与她开了一个极讽刺的“玩笑”。画面在叙述约翰与小姨子的偷情。安的声音清楚、响亮，约翰与辛西娅交欢所发出的声响，虽然被安的声音所覆盖，却依然清晰可辨。她用优雅的言辞极力掩饰不幸福婚姻的努力在音画的双重叙事体系中显得苍白无力。她丢失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维护着谎言，甚至制造着谎言，不知不觉也将自己纳入了男性观念体系。变为维护男性权威的一个符号。
二、沉默的凝视
凝视是权力的象征。通常，拥有支配权力的强大的一方处在中心地位，他们会“明目张胆”地凝视弱小的一方。而弱小的一方往往不敢回望强大的一方。比如父辈对子女的凝视，他们的目光是不容质疑的。而子女没有勇气对抬头瞥一眼父母。在强势一方的凝视下，弱小的一方被“他者化”了。在影视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是绝对的、不容质疑的。他们是中心的权威。而女性在这种凝视下，是被边缘化了的男性的“他者”。女性低头自怜，从未想过抬头质疑男性注视的权威。然而这部影片却跳出窠臼，把传统的中心置于沉默的女性凝视之下。因而赋予女性的沉默以权威。
媒体是知识和权力的再造系统。这一体系通过各种策略和控制机制来巩固男性的主导地位和无尚权威。但影片并未将安变成这一系统的牺牲品。她从被压抑的失声状态中觉醒，摧毁了懦弱、被动的自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从一个“变态”的主妇回归为一个“常态”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安的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发的觉醒，即从谎言中觉醒。当安发现辛西娅的耳环，证实了约翰的不忠。她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其实只是一个谎言时，安选择了在摄像机前说出真相，揭示谎言，抛弃虚伪的生活。谎言的证实是一个催化剂，它促成了安对生活真正意义的思考。
二是自觉的觉醒，或自觉的反抗。安是一个沉默的在场，然而她用沉默的凝视作武器，回击了男性压制性的凝视。凝视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对权威的反抗和挑战。格雷厄姆在影片中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传统男性导演的隐射，也扮演着男性观众的角色。他的镜头所指向的对象是满足他好奇和欲望的女性客体。他的窥视是为了弥补性无能的缺憾。满足他的性幻想。格雷厄姆的双重身份体现了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同谋。这种双重凝视压制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她从未想过，也没有勇气质问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凝视。然而安却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在沉默中，她把目光投向了格雷厄姆，甚至夺过象征权力的摄像机，并把镜头指向了格雷厄姆，质疑、挑战和反抗以格雷厄姆为代表的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注视权威。
在安的注视下。格雷厄姆作为男性导演的权威被颠覆了。格雷厄姆的表情，他的焦虑，他的脆弱，在安的面前表露无遗。通过安的目光，观众看到的格雷厄姆是一个性无能者，一个交流滞障者。他不再是一个“常态”的。高大的自我。由于爱情和生活的挫折，格雷厄姆的性格被扭曲了。他封闭自己，也无法体验自己，任由他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来主宰自己。他无法用语言和身体与他人 正常交流。他只跟录象带里的女人获得“身体”和“精神”的交流。然而这只是性的幻想。他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他的过去。无论对影片中的人物，或是对大摄影师，亦或是对观众来说，都是一个空白。他是一个躲在摄象机背后懦弱的、虚幻的空壳，一个异化的自我。支撑象征权力的摄像机的支架倒塌了。安发现了这个隐藏在权力背后的秘密、虚弱和空洞。在夺过摄像机并把镜头指向格雷厄姆的一刹那，安的沉默获得了权威，而男性导演的权威也随之被颠覆了。
格雷厄姆作为导演的角色被颠覆，还体现在大摄影师对摄影机的取位上。影片开始。格雷厄姆在卫生间里换衣服时。镜头是朝上的。朝上的镜头使人物形象显得高大而具有权威。但在影片的结尾，当安夺过了格雷厄姆手中的摄像机，夺取了他作为摄像者的权力，将镜头朝向他时，大摄像师的镜头是朝下的。此时的格雷厄姆脆弱无力。需要呵护。他的权威和高大形象也随之消失。从这一镜头的取位上也反映了影片的导演的态度。他反对传统导演的专制和压制，而提倡平等的对话，还女性一个展现自我真性情的平台。
三、超越沉默
在沉默、软弱和虚伪之中，辛西娅是影片的闪亮点。她目睹了安、约翰和格雷厄姆这三个人的虚伪和软弱，又以局内人的身份见证了约翰和安的谎言。然而她却不再是一个指涉男性的符号。不再是被压抑的“他者”。也不是道德传播的工具。她就是她自己。她用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主宰自己的生活。
首先，不同于安，她有自己的工作和房子，有自己思考的空间，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该怎么做，也不喜欢被人控制。在她眼里。安是一个无能、无助，甚至有些老气的家庭主妇。安总是像妈妈一样，告诉她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是她无法忍受，也是她极力要挣脱的。其次，她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感情，无论是对安，还是对约翰或是格雷厄姆。虽然她的话比安要少得多，但只要开口她就一定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她更在乎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乎自我的存在。她鄙视安的传统与虚伪。比如，安要她否认曾录像时，她却坚持说已经录像。她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又如，安要送她一条看起来很老土的裙子时，她说那像一块桌布，并付了买裙子的钱。裙子是安加在辛西娅身上的传统价值观。辛西娅拒绝了裙子，也就是屏弃了强加在她身上的传统女性价值观念。再次，她认为人需要忠诚和信任。虚伪的人通过合同和签字等物质化的实体来获得承诺。但是这只是人类自我欺骗的游戏。约翰曾发誓要忠诚于安，而到最后却和安的妹妹发生关系。辛西娅不需要物质化的承诺以获得信赖，就如她对格雷厄姆的相信一样。这是人类原始，纯真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已被虚伪的社会物质化了。影片对辛西娅的描述并不是太多，但辛西娅的生活方式是导演在影片中所要倡导。她，就像约翰和安送给她的植物一样，是生命和活力的象征。导演希望每个人都能舍弃复杂、虚伪的生活。真诚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人，过自然而愉快的生活。
四、小结
两对男女，一个摄像机，简单的场景等朴素事实符码赋予了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极高的审美价值。在画面符码的解读过程中，影片的主题也跃然而现。尤其是录像带的运用给性与谎言这一传统题材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摄像机作为符号是权力的象征。而摄像机前后的人物关系所指涉的是权力的质疑和争夺。然而格雷厄姆手中的这个录像机与传统导演手中的权力却又有所不同。传统的导演意在给女性构造道德与规范的框架，惩罚超越道德框架的女性。格雷厄姆虽然也把女性作为其性欲望满足的对象，然而他却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示内心秘密，展现真实自我的平台。由此他手中冷冰冰的录像机又多了几份人情味。另外。影片中人物的衣着、场景、灯光和人物的动作等其他的符码也不仅指示缺席或是抽象的事实，还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简单的符码，平缓的节奏。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道德的说教。但正是在这种简单和平缓之中，在遮羞布慢慢揭开的过程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却刻画得入木三分，耐人寻味。
[关键词]符码 凝视 异化 反抗 女性形象
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认为叙事电影是一种音画结合的双重叙事机制。同时，他们又将皮尔士的符号学引入叙事电影的研究。认为任何电影都实行虚构与记录两种体制，画面作为指示符号将虚构和记录这两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戈德罗和若斯特关注的是电影里的画面符号的指示功能。根据皮尔士的符号学分类，画面作为符号仍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画面符号的指示功能和象征功能提升了影片的审美价值。26岁的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大胆运用符号的指示和象征功能。从容不迫，在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Sex，Lie＆Videotape)中将性、谎言和录像带等三个事实符码拼贴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符码，把家庭、婚姻以及婚外恋情这一传统题材演绎得极具个性，一举夺得1 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影片讲述了漂泊九年的格雷厄姆(Grahm)，到老同学约翰(John)家来访，由此触及了一个表面体面、平静的家庭所隐藏的谎言和冲突。影片通过录象带等符码，把由性的不协调而生的谎言表现得淋漓尽致：安与辛西娅反抗式的沉默凝视更是将男性异化的自我暴露在观众的面前，颠覆男性在影视中作为中心的权威。
一、在场的沉默
劳拉·玛洛维“父权社会中存在的潜意识构建了电影的形式”。电影中的男性在场总是惹人注目的，他常常是力量、道德和权威的象征。而女性却是以被阉割的虚弱形象出现。她只是一个男性窥视下的符号，一个承载指涉意义的载体，承载男性价值观的一部分，即男性眼中的女性应该是怎样的。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都希望媒体向女性观众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从而把女性观众纳入男性价值观念的体系中去。因而传统的叙事电影往往把女性塑造成女性贤妻良母的形象。影片的开始，安就是这样女性形象和价值传播工具。她脆弱、洁癖，但贤惠、优雅，是一个维护家庭面子的好妻子。虽然约翰对她性冷淡。但即使对自己的心理医生她也拐弯抹角，试图掩饰不幸福的婚姻。因为家庭对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安来说，是她生命的一切。只有依附家庭和丈夫她才得以生存。与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约翰。他强壮而有活力，工作体面且有经济能力。男人高大能干，女人弱小依赖。这一对比，既满足了男性观众的窥视愉悦，也迎合了他们自恋情节。女性，作为能指。她的在场不指向其自身的意义。她的存在只是丰富了男性“强大”的定义。她是一个在场“他者”。
女性的在场不仅被“他者”化了，而且是一个失声“他者”。她的声音通常为男性所忽视，而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沉默状态，因为她总是滔滔不绝。安在影片中说话最多，然而她却是一个失声的在场。电影作为一种音画的双重叙事机制。更好地表现了安的失声状态。影片的开头出现了几个场景：格雷厄姆赶路。安和心理医生交谈，约翰在办公室炫耀自己的性，约翰与辛西娅偷情。这几个画片交替出现。安的声音似乎是一个画外音。安对心理医生说自己的感受。心理医生是受叙者，但因为画片停留在别的人物上，因此，格雷厄姆、约翰和辛西娅。包括观众在内。都是隐含的受叙者。安不停地诉说自己的感受，而画面上的人物依然故我。安的话为画面的人物所忽视。当安摆出高姿态以掩饰与丈夫的不愉快时，画面叙事更是与她开了一个极讽刺的“玩笑”。画面在叙述约翰与小姨子的偷情。安的声音清楚、响亮，约翰与辛西娅交欢所发出的声响，虽然被安的声音所覆盖，却依然清晰可辨。她用优雅的言辞极力掩饰不幸福婚姻的努力在音画的双重叙事体系中显得苍白无力。她丢失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维护着谎言，甚至制造着谎言，不知不觉也将自己纳入了男性观念体系。变为维护男性权威的一个符号。
二、沉默的凝视
凝视是权力的象征。通常，拥有支配权力的强大的一方处在中心地位，他们会“明目张胆”地凝视弱小的一方。而弱小的一方往往不敢回望强大的一方。比如父辈对子女的凝视，他们的目光是不容质疑的。而子女没有勇气对抬头瞥一眼父母。在强势一方的凝视下，弱小的一方被“他者化”了。在影视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是绝对的、不容质疑的。他们是中心的权威。而女性在这种凝视下，是被边缘化了的男性的“他者”。女性低头自怜，从未想过抬头质疑男性注视的权威。然而这部影片却跳出窠臼，把传统的中心置于沉默的女性凝视之下。因而赋予女性的沉默以权威。
媒体是知识和权力的再造系统。这一体系通过各种策略和控制机制来巩固男性的主导地位和无尚权威。但影片并未将安变成这一系统的牺牲品。她从被压抑的失声状态中觉醒，摧毁了懦弱、被动的自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从一个“变态”的主妇回归为一个“常态”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安的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发的觉醒，即从谎言中觉醒。当安发现辛西娅的耳环，证实了约翰的不忠。她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其实只是一个谎言时，安选择了在摄像机前说出真相，揭示谎言，抛弃虚伪的生活。谎言的证实是一个催化剂，它促成了安对生活真正意义的思考。
二是自觉的觉醒，或自觉的反抗。安是一个沉默的在场，然而她用沉默的凝视作武器，回击了男性压制性的凝视。凝视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对权威的反抗和挑战。格雷厄姆在影片中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传统男性导演的隐射，也扮演着男性观众的角色。他的镜头所指向的对象是满足他好奇和欲望的女性客体。他的窥视是为了弥补性无能的缺憾。满足他的性幻想。格雷厄姆的双重身份体现了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同谋。这种双重凝视压制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她从未想过，也没有勇气质问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凝视。然而安却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在沉默中，她把目光投向了格雷厄姆，甚至夺过象征权力的摄像机，并把镜头指向了格雷厄姆，质疑、挑战和反抗以格雷厄姆为代表的男性导演和男性观众的注视权威。
在安的注视下。格雷厄姆作为男性导演的权威被颠覆了。格雷厄姆的表情，他的焦虑，他的脆弱，在安的面前表露无遗。通过安的目光，观众看到的格雷厄姆是一个性无能者，一个交流滞障者。他不再是一个“常态”的。高大的自我。由于爱情和生活的挫折，格雷厄姆的性格被扭曲了。他封闭自己，也无法体验自己，任由他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来主宰自己。他无法用语言和身体与他人 正常交流。他只跟录象带里的女人获得“身体”和“精神”的交流。然而这只是性的幻想。他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他的过去。无论对影片中的人物，或是对大摄影师，亦或是对观众来说，都是一个空白。他是一个躲在摄象机背后懦弱的、虚幻的空壳，一个异化的自我。支撑象征权力的摄像机的支架倒塌了。安发现了这个隐藏在权力背后的秘密、虚弱和空洞。在夺过摄像机并把镜头指向格雷厄姆的一刹那，安的沉默获得了权威，而男性导演的权威也随之被颠覆了。
格雷厄姆作为导演的角色被颠覆，还体现在大摄影师对摄影机的取位上。影片开始。格雷厄姆在卫生间里换衣服时。镜头是朝上的。朝上的镜头使人物形象显得高大而具有权威。但在影片的结尾，当安夺过了格雷厄姆手中的摄像机，夺取了他作为摄像者的权力，将镜头朝向他时，大摄像师的镜头是朝下的。此时的格雷厄姆脆弱无力。需要呵护。他的权威和高大形象也随之消失。从这一镜头的取位上也反映了影片的导演的态度。他反对传统导演的专制和压制，而提倡平等的对话，还女性一个展现自我真性情的平台。
三、超越沉默
在沉默、软弱和虚伪之中，辛西娅是影片的闪亮点。她目睹了安、约翰和格雷厄姆这三个人的虚伪和软弱，又以局内人的身份见证了约翰和安的谎言。然而她却不再是一个指涉男性的符号。不再是被压抑的“他者”。也不是道德传播的工具。她就是她自己。她用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主宰自己的生活。
首先，不同于安，她有自己的工作和房子，有自己思考的空间，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该怎么做，也不喜欢被人控制。在她眼里。安是一个无能、无助，甚至有些老气的家庭主妇。安总是像妈妈一样，告诉她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是她无法忍受，也是她极力要挣脱的。其次，她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感情，无论是对安，还是对约翰或是格雷厄姆。虽然她的话比安要少得多，但只要开口她就一定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她更在乎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乎自我的存在。她鄙视安的传统与虚伪。比如，安要她否认曾录像时，她却坚持说已经录像。她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又如，安要送她一条看起来很老土的裙子时，她说那像一块桌布，并付了买裙子的钱。裙子是安加在辛西娅身上的传统价值观。辛西娅拒绝了裙子，也就是屏弃了强加在她身上的传统女性价值观念。再次，她认为人需要忠诚和信任。虚伪的人通过合同和签字等物质化的实体来获得承诺。但是这只是人类自我欺骗的游戏。约翰曾发誓要忠诚于安，而到最后却和安的妹妹发生关系。辛西娅不需要物质化的承诺以获得信赖，就如她对格雷厄姆的相信一样。这是人类原始，纯真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已被虚伪的社会物质化了。影片对辛西娅的描述并不是太多，但辛西娅的生活方式是导演在影片中所要倡导。她，就像约翰和安送给她的植物一样，是生命和活力的象征。导演希望每个人都能舍弃复杂、虚伪的生活。真诚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人，过自然而愉快的生活。
四、小结
两对男女，一个摄像机，简单的场景等朴素事实符码赋予了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极高的审美价值。在画面符码的解读过程中，影片的主题也跃然而现。尤其是录像带的运用给性与谎言这一传统题材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摄像机作为符号是权力的象征。而摄像机前后的人物关系所指涉的是权力的质疑和争夺。然而格雷厄姆手中的这个录像机与传统导演手中的权力却又有所不同。传统的导演意在给女性构造道德与规范的框架，惩罚超越道德框架的女性。格雷厄姆虽然也把女性作为其性欲望满足的对象，然而他却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示内心秘密，展现真实自我的平台。由此他手中冷冰冰的录像机又多了几份人情味。另外。影片中人物的衣着、场景、灯光和人物的动作等其他的符码也不仅指示缺席或是抽象的事实，还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简单的符码，平缓的节奏。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道德的说教。但正是在这种简单和平缓之中，在遮羞布慢慢揭开的过程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却刻画得入木三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