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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业后备军的概念，考察了1988年至2008年间中国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城镇产业后备军运动。本文参考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分别估算了中国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08年这六年城镇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和流量，并说明该变化符合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本文的经验研究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业后备军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产业后备军 劳动力市场
一、文献综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扩张力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为资本的不断增殖提供可被剥削的工人。马克思还说“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斯威齐（Sweezy，1942）用图1来说明产业过程。图1中，就业人员一方面由不断增加的、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新工人（A）补充，另一方面又由产业后备军中的一部分重新被雇佣的失业者（D）补充。而产业后备军一方面是由不断增加的、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却没找到工作的人（B）补充，另一方面是由那些被替换的工人（C）补充。从始至终，这个过程都有就业人员和后备军中撤离的人员——结束生产职业的退休工人（F）和失业一段时间彻底放弃寻找工作的人（E）。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人员扩大而后备军减少；经济萧条时期，就业人员减少而后备军扩大。
巴苏（Deepankar Basu，2013）利用美国的官方人口调查数据（CPS）估计了美国战后经济中产业后备军存量和流量。但巴苏也提到了，由于潜在的产业后备军如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性，在这四种方法中都无法体现，所以产业后备军的存量被低估了。最后的结论是产业后备军流量和存量的动态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化相符，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二、城镇产业后备军运动的推测
1.政策背景。80年代末，中央提出国企改革，劳动合同制开始试行，然而当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場仍然保留计划经济成分，企业几乎不可能解雇多余的员工。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着经营不下去的危机，于是国家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与此同时，中国正式颁布《劳动法》，建立了劳动合同制。这都意味着企业有解雇员工的权利，“铁饭碗”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策的变化为企业解雇员工提供了可能。
2.经济增长与波动兼产业后备军运动的预测。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中国1988年至2008年的GDP（现价美元）和人均GDP（现价美元）的数据制成的折线图，来反映中国资本积累的趋势。1988年至2008年间，中国的经济在增长，说明资本积累也在增加。而至于经济波动，周炎，陈昆亭（2012）在研究金融经济周期拟合中国效应时给出了图3——用不同宏观经济指标反映的1992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两次低谷——第一次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发生在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第二次是在2008年左右，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陷入低迷。而在这期间，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WTO，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经济又开始缓慢复苏。
根据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将呈波动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企的“铁饭碗”依然存在，所以无论经济的发展如何，产业后备军存量都将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产业后备军流量波动将很小；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国企私有化以及劳动合同制的推出，企业拥有解雇员工的权利，所以当受经济低迷的影响，我国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将会下降，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将会增加，产业后备军存量将会迅速上升；到了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额增加，刺激了国内制造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产业后备军流向就业人员的数目再次增加，而就业人员流向后备军的数目会减少，并且产业后备军存量会减少；直至2008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萧条会带来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上升，而流量的趋势与第一次萧条期相同，并且由于这一次经济波动比上一次小，所以相应的产业后备军存量上升幅度将比前一次小，而流量的波动也会小一些。
三、数据分析
1.城镇产业后备军的存量。
1.1数据处理。在1988年的调查中，问到“非就业的获得收入家庭成员目前状况”，回答“待业”者，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除此之外，那些说明自己“职业性质”为“临时工”的非“待业”者也计入产业后备军（关于“临时工”部分的计算都相同，下面不再赘述）。由于问卷设置的问题，这里忽略了没有收入的成员的情况，所以1988年的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被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在1995年至2002年的调查中，新增了问题“成员现状与身份”，并且回答这一问题的人拓展到了没有收入的人，回答为“待业或失业”、“下岗职工”、“离岗（或放长假）”者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
以上几年由于没有调查非就业和失业人员的劳动意愿，从而无法得到相关数据，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均被低估。而在2007年与2008年的调查中，问题“成员现状与身份”的选项又做了改变，“1.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2.离退休再就业人员；3.失业人员；4.离退休人员；5.家务劳动者；6.家庭帮工；7.丧失劳动能力；8.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9.待分配/待升学人员/辍学生；10.其他”。还新增设了问题“您是否积极寻找工作”、“如果现在有一份适合您的工作，您能在两周内到岗吗？”以及“您不能到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上学；2.培训；3.等待其他求职结果；4.准备自己创业；5.生病或受伤；6.怀孕或哺乳；7.操持家务；8.其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劳动意愿的非劳动人口数量，从而更准确的估算城镇产业后备军。“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离退休再就业人员”计入就业者，而“失业人员”、除“失业人员”之外的其他积极找工作的人、那些虽然没有积极找工作但表达了想要工作的意愿的人以及上面的条件都不符合但正在等待求职结果的人都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除此之外，2007年和2008年的调查问卷中还询问了调查对象有无兼职的问题，虽然这部分人很少，但我们还是把不属于上述类型的但有兼职工作的人计入了产业后备军。但是，这些问题的提问对象仅为填写调查问卷者，而数据中还包括了这些人的父母、不在身边的子女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就业情况调查，这些人可供选择的选项仅为“1.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2.离退休再就业人员；3.失业人员；4.离退休人员；5.家务劳动者；6.家庭帮工；7.丧失劳动能力；8.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9.待分配/待升学人员/辍学生；10.其他”，所以依然只有“失业人员”可以计入产业后备军。不仅如此，由于问题缺失计算停滞的产业后备军也将缺少这部分。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两年的存量还是被低估了。相比于前四年，2007年和2008年的存量计算较为准确。 1.2结果分析
图2 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
表1显示了每一年的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的计算的结果，图2可以更直观的显示1988年至2008年间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因为本文只有6个非连续年的数据，所以用平滑的曲线将散点连接起来会忽略一些年份的波动，但是大致的趋势确是如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2中的阴影部分表示我国的经济萧条期。从1988年开始，我国的产业后备军存量有上升趋势，这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分析的下岗制度的“雏形”悄然出现。然而这一时期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并不大，国企依旧是人们观念中的“铁饭碗”；而1995年开始，产业后备军存量呈剧烈上升的趋势，直至2002年达到峰值；2002年以后，产业后备军存量有所下降，但比萧条期前的水平高；2007年开始，产业后备军存量又开始上升，但这次的上升幅度较小。结合表示萧条期的阴影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得出，两次经济萧条期间，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呈上升趋势，产业后备军的“蓄水池“正在扩大，而萧条过去之后产业后备军存量出现回落；不仅如此，第一次萧条期产业后备军波动幅度比第二次要大，这也与我们的推测相符；并且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后备军存量是波动上升。这都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根据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预测相符，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
2.城镇产业后备军的流量。
2.1数据处理。由于问题设置的不同，这一部分只分析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本文借鉴巴苏的方法，因为产业后备军是失业者和非劳动力的子集，所以可以粗略地认为产业后备军流量是就业者与非就业者之间的流动。这里临时工和兼职者部分被忽略，但对分析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调查中，问卷设置了“當就业时间：1.全年就业；2.部分时间就业；3.全年失业”的问题，其中2002年是将就业者和失业者分开调查了，但没有实质区别。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状态为非“工作或就业”者，如果有部分时间就业，则算入当年从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C（见图1）；而当前状态为“工作或就业”且不是临时工或兼职者的人如果仅部分时间就业，则算入当年从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D（见图1），而这里的产业后备军就只包括那些不工作的人。
而2007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分别询问了“从什么时候离开上一份工作”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当前这份工作”。那么第一个问题回答了“当年”并且现在是非就业者的人，算入当年产业后备军的流量的C；而对第二个问题回答了当年并且现在是非临时工或兼职者的就业者的人，算入当年产业后备军的流量的D。另外，之前计算存量的时候，这两年还算入了该住户社会关系的情况，但是计算流量的时候无法不包括这部分样本，所以这两年的劳动力数量即分母比上一部分计算存量的时候小。
这部分的估算也会由于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低估而存在问题，并且这个方法只能粗略的得到产业后备军流量的变化，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大致的趋势并不会受到影响。
2.2结果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了产业后备军流量占劳动力比例计算的结果，为了更直观的展示流量的变化，我们将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比例这个相对量的趋势以平滑的曲线展现出来，忽略了一些波动，得到图3的变化趋势。图3中的阴影部分表示我国的经济萧条期。结合阴影部分，从趋势上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经济萧条期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明显减少，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有所增加，不仅如此，这一阶段进入产业后备军的人要大于从产业后备军中流出的人；在此之后，经济回暖，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又开始上升，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数量下降；直至2007年，相反的趋势再一次出现，正好与第二次经济萧条期对应。产业后备军流量的变化也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的预测相符，这么一来，我们又从流量的角度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四、稳健性检验
根据CHIP的数据，我们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由于我们只计算了六个非连续年的数据，1988年至995年、1995年至2002年以及2002年至2007年期间的波动均被忽略，如果在这段时间出现产业后备军的异常波动，可能会导致本文的经验分析无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前人的研究来验证本文的研究是否稳健。由于现有的文献对中国产业后备军数量的经验研究几乎没有，我们只能用失业率这一指标的变化近似的进行检验产业后备军存量的变化。在这里，用UHS数据库计算的失业率结果与本文用CHIP数据库计算的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比例结果不谋而合。在我们无法计算的那些年里，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异常波动，并且我们可以推知流量也不会有这样的异常波动，所以可以说明本文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语
本文利用CHIP数据，给出了中国1988年至2008年间六个非连续年的产业后备军流量和存量的估计，说明了产业后备军存量随经济发展而波动上升，并且产业后备军运动与经济波动有关密切联系——经济高涨时期，产业后备军队伍中的劳动力被资本主义生产吸收；经济衰退时期，多余的工人又被扔回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CHIP数据调查的年份不是连续的，导致了本文计算的结果只能以六个非连续的年份呈现，使得这期间的产业后备军波动无法显示；除此之外，本文仅关注了城镇产业后备军的变化，忽略了农村的部分，日后可进一步完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周炎，陈昆亭：《金融经济周期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效果检验》，《管理世界（月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产业后备军 劳动力市场
一、文献综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扩张力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为资本的不断增殖提供可被剥削的工人。马克思还说“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斯威齐（Sweezy，1942）用图1来说明产业过程。图1中，就业人员一方面由不断增加的、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新工人（A）补充，另一方面又由产业后备军中的一部分重新被雇佣的失业者（D）补充。而产业后备军一方面是由不断增加的、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却没找到工作的人（B）补充，另一方面是由那些被替换的工人（C）补充。从始至终，这个过程都有就业人员和后备军中撤离的人员——结束生产职业的退休工人（F）和失业一段时间彻底放弃寻找工作的人（E）。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人员扩大而后备军减少；经济萧条时期，就业人员减少而后备军扩大。
巴苏（Deepankar Basu，2013）利用美国的官方人口调查数据（CPS）估计了美国战后经济中产业后备军存量和流量。但巴苏也提到了，由于潜在的产业后备军如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性，在这四种方法中都无法体现，所以产业后备军的存量被低估了。最后的结论是产业后备军流量和存量的动态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化相符，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二、城镇产业后备军运动的推测
1.政策背景。80年代末，中央提出国企改革，劳动合同制开始试行，然而当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場仍然保留计划经济成分，企业几乎不可能解雇多余的员工。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着经营不下去的危机，于是国家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与此同时，中国正式颁布《劳动法》，建立了劳动合同制。这都意味着企业有解雇员工的权利，“铁饭碗”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策的变化为企业解雇员工提供了可能。
2.经济增长与波动兼产业后备军运动的预测。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中国1988年至2008年的GDP（现价美元）和人均GDP（现价美元）的数据制成的折线图，来反映中国资本积累的趋势。1988年至2008年间，中国的经济在增长，说明资本积累也在增加。而至于经济波动，周炎，陈昆亭（2012）在研究金融经济周期拟合中国效应时给出了图3——用不同宏观经济指标反映的1992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两次低谷——第一次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发生在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第二次是在2008年左右，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陷入低迷。而在这期间，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WTO，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经济又开始缓慢复苏。
根据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将呈波动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企的“铁饭碗”依然存在，所以无论经济的发展如何，产业后备军存量都将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产业后备军流量波动将很小；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国企私有化以及劳动合同制的推出，企业拥有解雇员工的权利，所以当受经济低迷的影响，我国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将会下降，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将会增加，产业后备军存量将会迅速上升；到了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额增加，刺激了国内制造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产业后备军流向就业人员的数目再次增加，而就业人员流向后备军的数目会减少，并且产业后备军存量会减少；直至2008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萧条会带来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上升，而流量的趋势与第一次萧条期相同，并且由于这一次经济波动比上一次小，所以相应的产业后备军存量上升幅度将比前一次小，而流量的波动也会小一些。
三、数据分析
1.城镇产业后备军的存量。
1.1数据处理。在1988年的调查中，问到“非就业的获得收入家庭成员目前状况”，回答“待业”者，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除此之外，那些说明自己“职业性质”为“临时工”的非“待业”者也计入产业后备军（关于“临时工”部分的计算都相同，下面不再赘述）。由于问卷设置的问题，这里忽略了没有收入的成员的情况，所以1988年的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被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在1995年至2002年的调查中，新增了问题“成员现状与身份”，并且回答这一问题的人拓展到了没有收入的人，回答为“待业或失业”、“下岗职工”、“离岗（或放长假）”者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
以上几年由于没有调查非就业和失业人员的劳动意愿，从而无法得到相关数据，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均被低估。而在2007年与2008年的调查中，问题“成员现状与身份”的选项又做了改变，“1.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2.离退休再就业人员；3.失业人员；4.离退休人员；5.家务劳动者；6.家庭帮工；7.丧失劳动能力；8.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9.待分配/待升学人员/辍学生；10.其他”。还新增设了问题“您是否积极寻找工作”、“如果现在有一份适合您的工作，您能在两周内到岗吗？”以及“您不能到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上学；2.培训；3.等待其他求职结果；4.准备自己创业；5.生病或受伤；6.怀孕或哺乳；7.操持家务；8.其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有劳动意愿的非劳动人口数量，从而更准确的估算城镇产业后备军。“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离退休再就业人员”计入就业者，而“失业人员”、除“失业人员”之外的其他积极找工作的人、那些虽然没有积极找工作但表达了想要工作的意愿的人以及上面的条件都不符合但正在等待求职结果的人都计入城镇产业后备军。除此之外，2007年和2008年的调查问卷中还询问了调查对象有无兼职的问题，虽然这部分人很少，但我们还是把不属于上述类型的但有兼职工作的人计入了产业后备军。但是，这些问题的提问对象仅为填写调查问卷者，而数据中还包括了这些人的父母、不在身边的子女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就业情况调查，这些人可供选择的选项仅为“1.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2.离退休再就业人员；3.失业人员；4.离退休人员；5.家务劳动者；6.家庭帮工；7.丧失劳动能力；8.在校学生/学龄前儿童；9.待分配/待升学人员/辍学生；10.其他”，所以依然只有“失业人员”可以计入产业后备军。不仅如此，由于问题缺失计算停滞的产业后备军也将缺少这部分。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两年的存量还是被低估了。相比于前四年，2007年和2008年的存量计算较为准确。 1.2结果分析
图2 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
表1显示了每一年的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的计算的结果，图2可以更直观的显示1988年至2008年间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因为本文只有6个非连续年的数据，所以用平滑的曲线将散点连接起来会忽略一些年份的波动，但是大致的趋势确是如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2中的阴影部分表示我国的经济萧条期。从1988年开始，我国的产业后备军存量有上升趋势，这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分析的下岗制度的“雏形”悄然出现。然而这一时期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并不大，国企依旧是人们观念中的“铁饭碗”；而1995年开始，产业后备军存量呈剧烈上升的趋势，直至2002年达到峰值；2002年以后，产业后备军存量有所下降，但比萧条期前的水平高；2007年开始，产业后备军存量又开始上升，但这次的上升幅度较小。结合表示萧条期的阴影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得出，两次经济萧条期间，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呈上升趋势，产业后备军的“蓄水池“正在扩大，而萧条过去之后产业后备军存量出现回落；不仅如此，第一次萧条期产业后备军波动幅度比第二次要大，这也与我们的推测相符；并且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后备军存量是波动上升。这都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根据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预测相符，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
2.城镇产业后备军的流量。
2.1数据处理。由于问题设置的不同，这一部分只分析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本文借鉴巴苏的方法，因为产业后备军是失业者和非劳动力的子集，所以可以粗略地认为产业后备军流量是就业者与非就业者之间的流动。这里临时工和兼职者部分被忽略，但对分析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调查中，问卷设置了“當就业时间：1.全年就业；2.部分时间就业；3.全年失业”的问题，其中2002年是将就业者和失业者分开调查了，但没有实质区别。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状态为非“工作或就业”者，如果有部分时间就业，则算入当年从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C（见图1）；而当前状态为“工作或就业”且不是临时工或兼职者的人如果仅部分时间就业，则算入当年从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D（见图1），而这里的产业后备军就只包括那些不工作的人。
而2007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分别询问了“从什么时候离开上一份工作”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当前这份工作”。那么第一个问题回答了“当年”并且现在是非就业者的人，算入当年产业后备军的流量的C；而对第二个问题回答了当年并且现在是非临时工或兼职者的就业者的人，算入当年产业后备军的流量的D。另外，之前计算存量的时候，这两年还算入了该住户社会关系的情况，但是计算流量的时候无法不包括这部分样本，所以这两年的劳动力数量即分母比上一部分计算存量的时候小。
这部分的估算也会由于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低估而存在问题，并且这个方法只能粗略的得到产业后备军流量的变化，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大致的趋势并不会受到影响。
2.2结果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了产业后备军流量占劳动力比例计算的结果，为了更直观的展示流量的变化，我们将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比例这个相对量的趋势以平滑的曲线展现出来，忽略了一些波动，得到图3的变化趋势。图3中的阴影部分表示我国的经济萧条期。结合阴影部分，从趋势上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经济萧条期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明显减少，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有所增加，不仅如此，这一阶段进入产业后备军的人要大于从产业后备军中流出的人；在此之后，经济回暖，产业后备军流向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又开始上升，而产业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数量下降；直至2007年，相反的趋势再一次出现，正好与第二次经济萧条期对应。产业后备军流量的变化也与我们在第三部分中的预测相符，这么一来，我们又从流量的角度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四、稳健性检验
根据CHIP的数据，我们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由于我们只计算了六个非连续年的数据，1988年至995年、1995年至2002年以及2002年至2007年期间的波动均被忽略，如果在这段时间出现产业后备军的异常波动，可能会导致本文的经验分析无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前人的研究来验证本文的研究是否稳健。由于现有的文献对中国产业后备军数量的经验研究几乎没有，我们只能用失业率这一指标的变化近似的进行检验产业后备军存量的变化。在这里，用UHS数据库计算的失业率结果与本文用CHIP数据库计算的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劳动力比例结果不谋而合。在我们无法计算的那些年里，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异常波动，并且我们可以推知流量也不会有这样的异常波动，所以可以说明本文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语
本文利用CHIP数据，给出了中国1988年至2008年间六个非连续年的产业后备军流量和存量的估计，说明了产业后备军存量随经济发展而波动上升，并且产业后备军运动与经济波动有关密切联系——经济高涨时期，产业后备军队伍中的劳动力被资本主义生产吸收；经济衰退时期，多余的工人又被扔回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CHIP数据调查的年份不是连续的，导致了本文计算的结果只能以六个非连续的年份呈现，使得这期间的产业后备军波动无法显示；除此之外，本文仅关注了城镇产业后备军的变化，忽略了农村的部分，日后可进一步完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周炎，陈昆亭：《金融经济周期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效果检验》，《管理世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