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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有哪些年度故事值得回味？
2017年，有哪些杰出的中国作家脱颖而出？
2017年，中国作家的关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未来，中国作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很有趣的是，去年，许多中国作品不约而同关注时间和历史的话题。今年，当代许多写作者则致力于在人群中认出“个人”，他们书写一个人的际遇，渴望与最为普泛的人群在一起。某种程度上，2017年中国文学选择和远方无数的、最宽广的人群在一起。
四个年度中国故事：《心灵外史》《奔月》《离歌》《大乔小乔》
第一个年度故事是《心灵外史》，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石一枫，70后作家。作品首发在《收获》杂志，在2017年《收获》上半年排行榜排名第一。这部作品讲述了大姨妈的一生。五六十年代，大姨妈信仰革命，八九十年代信仰气功，后来又追随传销活动，到了新世纪，她开始信仰上帝，大姨妈的一生，是信仰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生。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人，甚或一代人的盲信史，某种程度上，它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人精神信仰缺失的真实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故事。这是发表之初引起广泛注目的作品，作为年轻一代作家，石一枫备受关注和期待。
第二个年度故事是《奔月》，作者是鲁敏，也是一位70后作家。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消失。小六在发生车祸的刹那意识到，“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逃离”。车祸后她假装自己已死，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在乌鹊，她遇见了新的人，看见了新的事情，但是，她发现生活的本质没有变，想要的自由没有找到，却发现生活的荒诞越来越叠加。在家乡南京，周围人都接受了她在车祸中身亡的实事，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要开始新生活，母亲也不再思念她。小六发现，没有她的世界里，周围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者，那么我是谁”，“我在他人眼里到底是谁”这是这部作品所关注的。
第三部年度故事是《离歌》，作者是著名散文家周晓枫。《离歌》是一部杰出的非虚构散文作品，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写作。作品一经发表，引起广泛影响，被收入散文集《有如候鸟》。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名叫屠苏的男人的一生悲欢。他是曾经的高考状元，毕业于名校，学业有成，春风得意，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一毕业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又处处不如意，婚姻解体，最终与父母亲朋生疏。主人公终其一生，渴望成为人上之人，但却又无法获得自我，最终，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最终离世。渴望向上，却又苦于找不到向上的渠道，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屠苏。
第四个年度故事是《大乔小乔》（中篇小说），作者张悦然，80后作家，收入今年的《我循着火光而来》。作品有关一对姐妹。妹妹是非法出生，因为她的到来，父母失去工作，生活绝望而没有出路。长大后，妹妹来到北京，努力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姐姐则留在父母身边，被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吞食，绝境之中的姐姐来到北京，向妹妹求助。但妹妹很怕因为帮助姐姐而失去现在的生活。这是关于姐妹情谊的故事，同时更关乎今天的年轻一代在困境中奋斗的故事。
此外，今年还有一些年度中国作品值得推荐，如《王城如海》、《好人宋没用》、《梁光正的光》、《劳燕》、《芳华》以及《青苔不会消失》等等，这些作品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际遇，或诡异或荒诞的际遇，这些人的生活最终组成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三位年度作家：李敬泽、李修文、双雪涛
我所指的年度作家，指的是新鲜的、对当代文学格局形成冲击的力量。
第一位年度作家，李敬泽。年度代表作品《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第一部作品是关于文化交流的随笔集，第二部作品则是经典作品的重读与重新理解。这是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此之前，他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评家。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锐作家。他的写作是跨文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关乎一个有中国之心的写作者试图回到传统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也关乎一位当代写作者于历史深处理解人类文明推进的难度。在不同身份之间，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不同文体之间，他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劈面相逢，作家像极了文学天空中自由飞翔、纵横捭阖的那只青鸟，眼光独到，力透纸背。
另一位年度作家是李修文，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散文集《山河袈裟》，这是今年广受欢迎的散文作品。他的作品具有奇异的吸引力，令人读后难以忘记。他写出了中国辽阔大地上民间人的生活，这些民间人，是穷苦的人、失意的人、无助的人，同时也是不认命的人，是心中有光的人。当然，他的作品写下的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痛苦，他不是展览这些人身上的伤痕，他写的是人的精神困窘与疑难，以及人们为这些困窘与疑难所作出的挣扎与反抗。他们身上的某种神性的东西被作家点燃。
第三位年度作家是雙雪涛，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小说集《飞行家》。他是80后作家，一位不负期待的青年作家，来自东北。他的作品里有艳粉街、影子胡、光明堂以及红旗广场等地的生存，他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没落的北方城市，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民留下虚构的记录”，这是他写作的起点，在他充满某种奇妙魔幻色彩的笔调中，有丰饶的隐喻、象征，以及对现实的映照。双雪涛是近两年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横空出世的作家，也是我们令人惊喜的收获。以《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和《飞行家》为代表作品，双雪涛一跃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受瞩目的新作家。
两个年度关键词：“行走”和“飞翔”
今年的两个文学年度关键词是“行走”和“飞翔”。为什么会是“行走”与“飞翔”？之所以是行走，我想强调的是作家的行走于大地。2017年的中国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关于每个个体的鲜活故事，作家们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样态，人们的活生生的爱与恨，写作者行走于大地、扎根于大地，在大地上和最普通的劳动者在一起的感受给人印象深刻。 另外，2017年，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家作品不再只关注我们的日常琐事，写作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我们精神和内心生活的匮乏与焦虑。——我们的生活在变好，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心灵外史》关注的是我们时代心灵的如何安放，《奔月》和《离歌》则直面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因此，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是“飞翔于星空”。
一个年度文学问题：中国作家如何讲故事，为何讲
近几年，中国作家开始回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资源，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事实上，在这样的转变背后，隐含着写作者们的思考，即，在世界文学的想象之下，中国何以成为中國？中国文学何以成为中国文学？似乎是，许多写作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故事、神话及戏曲相结合是一种可能。比如《奔月》，它让人联想到嫦娥奔月，也想到鲁迅当年的小说《奔月》。《山河袈裟》中大量引入了传统戏曲元素，而“袈裟”一词也与佛教有关。《青鸟故事集》中，“青鸟”一词当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而《咏而归》本身也是中国古人生活的一种形象表达。再比如被视为我们时代的“新聊斋”的《厌做人间语》和《中国志谭》等作品，无论是作者的创作理念还是阅读期待，当它们与“聊斋”相连时，属于中国传统特色便呼之欲出。
前不久，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同行引用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段话：“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独还在写故事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小说受德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但严肃的德国知识分子不喜欢。”
顾彬的这段话引起了在座作家的回应。《心灵外史》的作者石一枫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还在讲故事？欧洲，加拿大为什么不讲，法国为什么不讲？德国为什么不讲？日本为什么不讲？英国人为什么不讲？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还在讲？因为每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时代，每一位作家的文学命运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作家生活在岁月静好的环境，资源多、人口少，生活没有太大的波动和变化，那么，他们自然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微小波澜。而无论是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动和震荡是存在的，那么，在一个“故事”容易发生的时代，写作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作家能否讲文学故事，在于他所面对的“文学滋养”，而这种文学滋养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对石一枫的看法深以为然。今天，作为作家，生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是不容选择的，只能领受自己所在国家和所在时代的文学运命，写到我们能写到的那一步。那么，作为中国作家，恐怕是要认领自己的文学命运，以自己的方式讲好自己所遇到的中国人时代，中国人生活，中国人故事。
责任编辑：钟鑫
2017年，有哪些杰出的中国作家脱颖而出？
2017年，中国作家的关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未来，中国作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很有趣的是，去年，许多中国作品不约而同关注时间和历史的话题。今年，当代许多写作者则致力于在人群中认出“个人”，他们书写一个人的际遇，渴望与最为普泛的人群在一起。某种程度上，2017年中国文学选择和远方无数的、最宽广的人群在一起。
四个年度中国故事：《心灵外史》《奔月》《离歌》《大乔小乔》
第一个年度故事是《心灵外史》，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石一枫，70后作家。作品首发在《收获》杂志，在2017年《收获》上半年排行榜排名第一。这部作品讲述了大姨妈的一生。五六十年代，大姨妈信仰革命，八九十年代信仰气功，后来又追随传销活动，到了新世纪，她开始信仰上帝，大姨妈的一生，是信仰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生。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人，甚或一代人的盲信史，某种程度上，它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人精神信仰缺失的真实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故事。这是发表之初引起广泛注目的作品，作为年轻一代作家，石一枫备受关注和期待。
第二个年度故事是《奔月》，作者是鲁敏，也是一位70后作家。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消失。小六在发生车祸的刹那意识到，“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逃离”。车祸后她假装自己已死，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在乌鹊，她遇见了新的人，看见了新的事情，但是，她发现生活的本质没有变，想要的自由没有找到，却发现生活的荒诞越来越叠加。在家乡南京，周围人都接受了她在车祸中身亡的实事，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要开始新生活，母亲也不再思念她。小六发现，没有她的世界里，周围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者，那么我是谁”，“我在他人眼里到底是谁”这是这部作品所关注的。
第三部年度故事是《离歌》，作者是著名散文家周晓枫。《离歌》是一部杰出的非虚构散文作品，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写作。作品一经发表，引起广泛影响，被收入散文集《有如候鸟》。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名叫屠苏的男人的一生悲欢。他是曾经的高考状元，毕业于名校，学业有成，春风得意，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一毕业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又处处不如意，婚姻解体，最终与父母亲朋生疏。主人公终其一生，渴望成为人上之人，但却又无法获得自我，最终，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最终离世。渴望向上，却又苦于找不到向上的渠道，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屠苏。
第四个年度故事是《大乔小乔》（中篇小说），作者张悦然，80后作家，收入今年的《我循着火光而来》。作品有关一对姐妹。妹妹是非法出生，因为她的到来，父母失去工作，生活绝望而没有出路。长大后，妹妹来到北京，努力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姐姐则留在父母身边，被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吞食，绝境之中的姐姐来到北京，向妹妹求助。但妹妹很怕因为帮助姐姐而失去现在的生活。这是关于姐妹情谊的故事，同时更关乎今天的年轻一代在困境中奋斗的故事。
此外，今年还有一些年度中国作品值得推荐，如《王城如海》、《好人宋没用》、《梁光正的光》、《劳燕》、《芳华》以及《青苔不会消失》等等，这些作品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际遇，或诡异或荒诞的际遇，这些人的生活最终组成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三位年度作家：李敬泽、李修文、双雪涛
我所指的年度作家，指的是新鲜的、对当代文学格局形成冲击的力量。
第一位年度作家，李敬泽。年度代表作品《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第一部作品是关于文化交流的随笔集，第二部作品则是经典作品的重读与重新理解。这是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此之前，他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评家。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锐作家。他的写作是跨文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关乎一个有中国之心的写作者试图回到传统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也关乎一位当代写作者于历史深处理解人类文明推进的难度。在不同身份之间，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不同文体之间，他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劈面相逢，作家像极了文学天空中自由飞翔、纵横捭阖的那只青鸟，眼光独到，力透纸背。
另一位年度作家是李修文，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散文集《山河袈裟》，这是今年广受欢迎的散文作品。他的作品具有奇异的吸引力，令人读后难以忘记。他写出了中国辽阔大地上民间人的生活，这些民间人，是穷苦的人、失意的人、无助的人，同时也是不认命的人，是心中有光的人。当然，他的作品写下的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痛苦，他不是展览这些人身上的伤痕，他写的是人的精神困窘与疑难，以及人们为这些困窘与疑难所作出的挣扎与反抗。他们身上的某种神性的东西被作家点燃。
第三位年度作家是雙雪涛，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小说集《飞行家》。他是80后作家，一位不负期待的青年作家，来自东北。他的作品里有艳粉街、影子胡、光明堂以及红旗广场等地的生存，他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没落的北方城市，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民留下虚构的记录”，这是他写作的起点，在他充满某种奇妙魔幻色彩的笔调中，有丰饶的隐喻、象征，以及对现实的映照。双雪涛是近两年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横空出世的作家，也是我们令人惊喜的收获。以《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和《飞行家》为代表作品，双雪涛一跃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受瞩目的新作家。
两个年度关键词：“行走”和“飞翔”
今年的两个文学年度关键词是“行走”和“飞翔”。为什么会是“行走”与“飞翔”？之所以是行走，我想强调的是作家的行走于大地。2017年的中国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关于每个个体的鲜活故事，作家们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样态，人们的活生生的爱与恨，写作者行走于大地、扎根于大地，在大地上和最普通的劳动者在一起的感受给人印象深刻。 另外，2017年，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家作品不再只关注我们的日常琐事，写作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我们精神和内心生活的匮乏与焦虑。——我们的生活在变好，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心灵外史》关注的是我们时代心灵的如何安放，《奔月》和《离歌》则直面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因此，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是“飞翔于星空”。
一个年度文学问题：中国作家如何讲故事，为何讲
近几年，中国作家开始回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资源，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事实上，在这样的转变背后，隐含着写作者们的思考，即，在世界文学的想象之下，中国何以成为中國？中国文学何以成为中国文学？似乎是，许多写作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故事、神话及戏曲相结合是一种可能。比如《奔月》，它让人联想到嫦娥奔月，也想到鲁迅当年的小说《奔月》。《山河袈裟》中大量引入了传统戏曲元素，而“袈裟”一词也与佛教有关。《青鸟故事集》中，“青鸟”一词当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而《咏而归》本身也是中国古人生活的一种形象表达。再比如被视为我们时代的“新聊斋”的《厌做人间语》和《中国志谭》等作品，无论是作者的创作理念还是阅读期待，当它们与“聊斋”相连时，属于中国传统特色便呼之欲出。
前不久，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同行引用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段话：“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独还在写故事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小说受德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但严肃的德国知识分子不喜欢。”
顾彬的这段话引起了在座作家的回应。《心灵外史》的作者石一枫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还在讲故事？欧洲，加拿大为什么不讲，法国为什么不讲？德国为什么不讲？日本为什么不讲？英国人为什么不讲？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还在讲？因为每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时代，每一位作家的文学命运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作家生活在岁月静好的环境，资源多、人口少，生活没有太大的波动和变化，那么，他们自然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微小波澜。而无论是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动和震荡是存在的，那么，在一个“故事”容易发生的时代，写作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作家能否讲文学故事，在于他所面对的“文学滋养”，而这种文学滋养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对石一枫的看法深以为然。今天，作为作家，生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是不容选择的，只能领受自己所在国家和所在时代的文学运命，写到我们能写到的那一步。那么，作为中国作家，恐怕是要认领自己的文学命运，以自己的方式讲好自己所遇到的中国人时代，中国人生活，中国人故事。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