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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错误的论文引发的风波，即使是在健全的医疗体系下，也让整整一代英国孩子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这三种流行病，在英国国家医疗健康系统中，有基础、免费的疫苗予以保护。三种疫苗放在一起，分别在孩子1岁、3-到岁时接种，统称MMR疫苗。我国早在1965年也开始了麻疹免疫，2011年发病率已经降到了0.76/10万之低，“出疹子”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
这种惠及全民的公共健康计划，在英国却因为一次事故，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一篇论文引发的风波
1998年2月，著名的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刊登了一篇跟自闭症有关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的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文章研究了12个自闭症小孩，其中有8个的父母表示，他们的小孩在接种了MMR疫苗之后，“行为变得有些奇怪”，并伴有结肠炎的症状。
《柳叶刀》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之医学期刊之一。然而这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在家长界激起轩然大波。维克菲尔德遂将其命名为“自闭症结肠炎”，认为同时接种MMR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过载”，导致结肠炎，和可能一系列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公开表示，“应该暂停三种疫苗的同时接种”。
2002年，维克菲尔德和一个来自都柏林的研究者又在另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期刊上发布了一篇对自己研究的综述和两份实验报告，声称在25个自闭症小孩的肠道里，有24个找到了麻疹病毒，疑似是疫苗病株引起。
MMR疫苗于1988年引入英国。引入的前一年内，有8.6万名儿童感染、16名死亡，而在MMR免费接种计划实施之后，从1992年，就再也没有儿童因为这三种病而死亡了，腮腺炎和风疹更是基本绝迹。长期以来，这三种疫苗是防止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最佳手段，虽然是减毒疫苗（即非常弱的病株，用于触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副作用轻微，并且能够极其有效地降低发病率。
1998年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2002年的研究，夹带上自闭症患儿父母的控诉，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大量报道。当任首相布莱尔在媒体质询他是否给自己儿子打疫苗的时候，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公众舆论一时哗然。
“研究称疫苗引发自闭症，首相居然不给儿子接种”占据了大小报纸头版和评论。自闭症和MMR疫苗因此联系起来。
媒体和科学的背道而驰
在孩子父母们陷入恐慌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这个“样本量极小、没有对照组的回溯性研究”表示了严重的质疑，研究“并没能证明任何因果联系，且无法用正常科学手段验证”。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轰动性的研究结果。
此文一出，自闭症和疫苗领域的研究者，总计花掉了上百万英镑研究费用，希望证实或者证伪其中的联系。2002年到2005年间，这些研究相继见刊，但除了维克菲尔德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表明自闭症和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大量的研究都充分证明了MMR疫苗的安全性——不管是三种一起打，还是分开打，都不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危害。紧接着，英国官方机构国家医疗健康系统也正式宣布，没有证据表明自闭症和MMR疫苗有联系。
实际上，在1998年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次年，皇家自由医院的另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就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维克菲尔德的同僚纷纷出面否认证据的可靠性；维克菲尔德本人也于2001年辞去在皇家自由医院的职务。
然而，这些都没有引起足够大的反响。维克菲尔德依旧接受媒体采访，宣称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借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出声的机会，声称整个疫苗安全性需要重新评估。更恶劣的是，一些媒体配合“挖掘”出一些科研人员与疫苗制造和生产相关公司的联系，以阴谋论质疑他们对于疫苗的支持。但如果没有制药公司，单单依靠学术机构无法支撑疫苗的研发和实验，这样的指责让研究人员很受伤。
在一般人看来，自从接种计划实施以来，自闭症诊断率在不断提高（实际是因为社会更加重视的缘故），加上退化性自闭症的症状多发于第一次接种的年纪附近，它与疫苗接种的关系很难撇清。而许多自闭症的活动组织、外加自闭症儿童父母，将疫苗作为了替罪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引发公众讨论的好机会，但是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在媒体上，一个自闭症父母的血泪倾诉，能轻易胜过一千个科学家的言之凿凿。
学界的声音被淹没了。媒体的报道中，总要有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对自闭症儿童充满关怀的维克菲尔德，和一两个支持疫苗的科学家，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看似“平衡”“客观”，但实际上根本无法代表科学界的真实权重，是一种“虚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
一直到维克菲尔德接受医学总会调查之前的2007年，他还时不时出现在所谓权威媒体的报道上“代表一方”谈论这个“争议话题”（例如《卫报》旗下的《观察者》于2007年发表的专访），而那时候学界对自闭症和MMR的研究早已板上钉钉地否决。
人们总期望科学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却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研究都存在被质疑，甚至被推翻的可能，何况一篇本身证据不足的文章。
死神重降
科学界对于媒体的偏见性报道，实际上手段有限。在那个年代，英国纸质媒体和电视把控着绝大部分的声量。“打了麻疹疫苗，小孩就会得自闭症”，读完小报耸人听闻标题的父母们，把寄来的免费疫苗丢进垃圾桶，拒绝带孩子前往诊所接种——由于伦理和自由权利方面的考虑，英国并没有强制接种一说（1898年法案）。
就在专家们大量发表文章、否定MMR和自闭症联系的那几年，疫苗接种率一路跌至谷底，从1995年的95%以上，猛降到了2004年的81%；在人口密集的伦敦，接种率只有61%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几。2002年，有高达24%的父母认为疫苗的危险大于疾病本身，有26%认为政府和医疗机构关于MMR和自闭症没有联系的说法“没有说服自己”。 疫苗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感染率急剧上升。感染最严重的旅行者社群（Travelling Community，指吉普赛人），将麻疹病毒散播到英国各地。1998年，全年只有56个麻疹病例，而2006年，仅前半年就有近500个病例，感染率翻了20倍。就连差点被消灭的腮腺炎，也卷土重来。
幸运的孩子可能只是高烧和皮疹，而不幸遭遇并发症的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胸部感染、脑炎甚至大脑的终身不可逆损伤。2006年，一个13岁的男孩死于麻疹并发症带来的肺部感染。缺席了14年的麻疹死神，重新降临到了英国人头上。
2008年，一度基本被消灭的麻疹，被英国重新提升为局部流行的程度。
一条痛苦而漫长的出路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英国国家健康系统如何保证疫苗的安全，重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即使在医疗体系相对健全（要说明一点，健全≠高效）的英国，这个过程也是相当漫长而痛苦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疫苗的致病风险时有被提起，但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整个医疗体系已经能够为疫苗提供足够坚实的制度基础。英国早在1840年就通过了第一个与疫苗有关的法案；二战后的1946年，国家医疗健康系统建立伊始，就规定了公共免疫各个政府主体之间的义务范围。1963年，独立的免疫和疫苗委员会成立为政府制定免疫接种计划和疫苗安全性的评估。
疫苗和接种事宜，由国家医疗健康系统总协调并由国库提供经费支持，英国公共卫生署负责规范制定执行和信息发布，而药品和健康用品规范署负责每一种疫苗的审批、上市以及监督。疫苗从医院和大学实验室走出，再到每个儿童体内，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过程，并且有专门的机构和经费保障疫苗的存储与运输——每个环节上的规定，都写在英国免疫接种的“小绿书”上。
而在儿童有可能面临的疫苗风险上，1979年的疫苗赔偿法案，给予因为疫苗注射而造成伤残的儿童高达12万英镑的赔偿。疫苗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能够被接种人用黄卡记录并提交给医院、汇总在规范署全国的数据库中。即使药品真的出现了损坏和质量问题，还可以直接报告给下属于规范署的缺陷药品中心，并由中心直接指挥基层的免疫负责部门来应对。
这一切，都为疫苗系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基础的保障，在这个关口上容不得一点差错。而在这个基础上，则是更加漫长的公共知识重建。
由于无法执行强制措施，说服教育的社区工作成为了推进免疫的重心。面临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不信任，一些社区机构在医疗研究者指导下，采取了第三方中立信息源，给予父母细节上的指导，帮助他们做出理智的决策。面对疾病的局部暴发，英国医药协会为医生提供了行为建议，并且在国家经费支持下，为所有超龄的儿童补打疫苗，尽最大可能防患于未然。
最关键的，还是信息的充分传递。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医药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坐在医院或者实验室里埋头研究是不对的，需要走出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以及决策者听见。医生团体不断发起请愿，2006年，由皇家儿科学院主席汉密尔顿牵头，英国顶级的儿科医生和免疫专家联名上书，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专家、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重建对于MMR疫苗的信任。而在传播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承担了沟通科学家和媒体的重任，尽量让媒体获取准确、科学的信息。
人们也开始反思，报道的偏差，对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可怕的，然而责任绝不只在媒体。科学共同体如何走出来，如何将信息清楚、明白、完全地传递给公众？
“普通民众宁愿被动地让自己处于风险中，也不愿主动去冒未知的风险，这是人之常情。”科学媒介中心的一份总结文件中提道。一味地讲“MMR绝对安全”，没有人会相信；而“风险未知”这种话，只会造成更大的恐慌。科学家需要诚实地告诉公众收益与风险，如果不接种会有什么后果，以及免疫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引导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媒体的救赎与故事的终结
最后，维克菲尔德的这篇论文，被证明是一场学术闹剧。而跟着闹剧起舞的媒体，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救赎。
2004年，调查记者布莱恩·迪尔（Brain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发表了一篇经过四个月深入挖掘、证据确凿的报道，指出维克菲尔德及其研究团队在研究伦理上有巨大漏洞，并且和反疫苗诉讼律师存在利益交换。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过，甚至研究对象儿童的父母，也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期望索赔的家长。换句话说，揪着疫苗事故打官司的律所，贿赂了维克菲尔德，让他为诉讼提供有力的“学术证据”。
这个报道再一次震惊了英国社会。2007年，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对维克菲尔德展开了长达3年的调查，最后宣布取缔维克菲尔德的从医资格。2010年，那篇遗毒12年的论文，终于从《柳叶刀》上被完全撤稿。
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终结了，但痛苦和折磨还未因此结束。2012年，经过了多年的努力，MMR的接种率提升到了90%，但依然在世卫组织规定的95%标准线以下。2012、2013年，默西塞德郡和南威尔士相继暴发麻疹疫情，而受害者们，绝大部分是MMR-自闭症事件以后被父母放弃接种的小孩。
医生迈克尔·费茨帕特里克是自闭症患儿的父亲，但为疫苗和自闭症的错误联系以及这整件事的严重后果而痛心疾首。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自闭症与MMR》。“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失灵。”他说，“从作者，到论文质量把关，再到他的上司、《柳叶刀》期刊、整个科学界、媒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谈制度建设、不谈阴谋论，即使在医疗体系健全的英国，一篇错误的论文，也能够摧毁不止多少人对于医疗健康的信任，而这个代价，是整整一代小孩子的健康。
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这三种流行病，在英国国家医疗健康系统中，有基础、免费的疫苗予以保护。三种疫苗放在一起，分别在孩子1岁、3-到岁时接种，统称MMR疫苗。我国早在1965年也开始了麻疹免疫，2011年发病率已经降到了0.76/10万之低，“出疹子”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
这种惠及全民的公共健康计划，在英国却因为一次事故，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一篇论文引发的风波
1998年2月，著名的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刊登了一篇跟自闭症有关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的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文章研究了12个自闭症小孩，其中有8个的父母表示，他们的小孩在接种了MMR疫苗之后，“行为变得有些奇怪”，并伴有结肠炎的症状。
《柳叶刀》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之医学期刊之一。然而这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在家长界激起轩然大波。维克菲尔德遂将其命名为“自闭症结肠炎”，认为同时接种MMR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过载”，导致结肠炎，和可能一系列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公开表示，“应该暂停三种疫苗的同时接种”。
2002年，维克菲尔德和一个来自都柏林的研究者又在另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期刊上发布了一篇对自己研究的综述和两份实验报告，声称在25个自闭症小孩的肠道里，有24个找到了麻疹病毒，疑似是疫苗病株引起。
MMR疫苗于1988年引入英国。引入的前一年内，有8.6万名儿童感染、16名死亡，而在MMR免费接种计划实施之后，从1992年，就再也没有儿童因为这三种病而死亡了，腮腺炎和风疹更是基本绝迹。长期以来，这三种疫苗是防止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最佳手段，虽然是减毒疫苗（即非常弱的病株，用于触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副作用轻微，并且能够极其有效地降低发病率。
1998年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2002年的研究，夹带上自闭症患儿父母的控诉，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大量报道。当任首相布莱尔在媒体质询他是否给自己儿子打疫苗的时候，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公众舆论一时哗然。
“研究称疫苗引发自闭症，首相居然不给儿子接种”占据了大小报纸头版和评论。自闭症和MMR疫苗因此联系起来。
媒体和科学的背道而驰
在孩子父母们陷入恐慌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这个“样本量极小、没有对照组的回溯性研究”表示了严重的质疑，研究“并没能证明任何因果联系，且无法用正常科学手段验证”。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轰动性的研究结果。
此文一出，自闭症和疫苗领域的研究者，总计花掉了上百万英镑研究费用，希望证实或者证伪其中的联系。2002年到2005年间，这些研究相继见刊，但除了维克菲尔德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表明自闭症和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大量的研究都充分证明了MMR疫苗的安全性——不管是三种一起打，还是分开打，都不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危害。紧接着，英国官方机构国家医疗健康系统也正式宣布，没有证据表明自闭症和MMR疫苗有联系。
实际上，在1998年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次年，皇家自由医院的另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就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维克菲尔德的同僚纷纷出面否认证据的可靠性；维克菲尔德本人也于2001年辞去在皇家自由医院的职务。
然而，这些都没有引起足够大的反响。维克菲尔德依旧接受媒体采访，宣称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借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出声的机会，声称整个疫苗安全性需要重新评估。更恶劣的是，一些媒体配合“挖掘”出一些科研人员与疫苗制造和生产相关公司的联系，以阴谋论质疑他们对于疫苗的支持。但如果没有制药公司，单单依靠学术机构无法支撑疫苗的研发和实验，这样的指责让研究人员很受伤。
在一般人看来，自从接种计划实施以来，自闭症诊断率在不断提高（实际是因为社会更加重视的缘故），加上退化性自闭症的症状多发于第一次接种的年纪附近，它与疫苗接种的关系很难撇清。而许多自闭症的活动组织、外加自闭症儿童父母，将疫苗作为了替罪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引发公众讨论的好机会，但是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在媒体上，一个自闭症父母的血泪倾诉，能轻易胜过一千个科学家的言之凿凿。
学界的声音被淹没了。媒体的报道中，总要有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对自闭症儿童充满关怀的维克菲尔德，和一两个支持疫苗的科学家，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看似“平衡”“客观”，但实际上根本无法代表科学界的真实权重，是一种“虚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
一直到维克菲尔德接受医学总会调查之前的2007年，他还时不时出现在所谓权威媒体的报道上“代表一方”谈论这个“争议话题”（例如《卫报》旗下的《观察者》于2007年发表的专访），而那时候学界对自闭症和MMR的研究早已板上钉钉地否决。
人们总期望科学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却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研究都存在被质疑，甚至被推翻的可能，何况一篇本身证据不足的文章。
死神重降
科学界对于媒体的偏见性报道，实际上手段有限。在那个年代，英国纸质媒体和电视把控着绝大部分的声量。“打了麻疹疫苗，小孩就会得自闭症”，读完小报耸人听闻标题的父母们，把寄来的免费疫苗丢进垃圾桶，拒绝带孩子前往诊所接种——由于伦理和自由权利方面的考虑，英国并没有强制接种一说（1898年法案）。
就在专家们大量发表文章、否定MMR和自闭症联系的那几年，疫苗接种率一路跌至谷底，从1995年的95%以上，猛降到了2004年的81%；在人口密集的伦敦，接种率只有61%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几。2002年，有高达24%的父母认为疫苗的危险大于疾病本身，有26%认为政府和医疗机构关于MMR和自闭症没有联系的说法“没有说服自己”。 疫苗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感染率急剧上升。感染最严重的旅行者社群（Travelling Community，指吉普赛人），将麻疹病毒散播到英国各地。1998年，全年只有56个麻疹病例，而2006年，仅前半年就有近500个病例，感染率翻了20倍。就连差点被消灭的腮腺炎，也卷土重来。
幸运的孩子可能只是高烧和皮疹，而不幸遭遇并发症的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胸部感染、脑炎甚至大脑的终身不可逆损伤。2006年，一个13岁的男孩死于麻疹并发症带来的肺部感染。缺席了14年的麻疹死神，重新降临到了英国人头上。
2008年，一度基本被消灭的麻疹，被英国重新提升为局部流行的程度。
一条痛苦而漫长的出路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英国国家健康系统如何保证疫苗的安全，重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即使在医疗体系相对健全（要说明一点，健全≠高效）的英国，这个过程也是相当漫长而痛苦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疫苗的致病风险时有被提起，但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整个医疗体系已经能够为疫苗提供足够坚实的制度基础。英国早在1840年就通过了第一个与疫苗有关的法案；二战后的1946年，国家医疗健康系统建立伊始，就规定了公共免疫各个政府主体之间的义务范围。1963年，独立的免疫和疫苗委员会成立为政府制定免疫接种计划和疫苗安全性的评估。
疫苗和接种事宜，由国家医疗健康系统总协调并由国库提供经费支持，英国公共卫生署负责规范制定执行和信息发布，而药品和健康用品规范署负责每一种疫苗的审批、上市以及监督。疫苗从医院和大学实验室走出，再到每个儿童体内，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过程，并且有专门的机构和经费保障疫苗的存储与运输——每个环节上的规定，都写在英国免疫接种的“小绿书”上。
而在儿童有可能面临的疫苗风险上，1979年的疫苗赔偿法案，给予因为疫苗注射而造成伤残的儿童高达12万英镑的赔偿。疫苗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能够被接种人用黄卡记录并提交给医院、汇总在规范署全国的数据库中。即使药品真的出现了损坏和质量问题，还可以直接报告给下属于规范署的缺陷药品中心，并由中心直接指挥基层的免疫负责部门来应对。
这一切，都为疫苗系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基础的保障，在这个关口上容不得一点差错。而在这个基础上，则是更加漫长的公共知识重建。
由于无法执行强制措施，说服教育的社区工作成为了推进免疫的重心。面临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不信任，一些社区机构在医疗研究者指导下，采取了第三方中立信息源，给予父母细节上的指导，帮助他们做出理智的决策。面对疾病的局部暴发，英国医药协会为医生提供了行为建议，并且在国家经费支持下，为所有超龄的儿童补打疫苗，尽最大可能防患于未然。
最关键的，还是信息的充分传递。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医药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坐在医院或者实验室里埋头研究是不对的，需要走出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以及决策者听见。医生团体不断发起请愿，2006年，由皇家儿科学院主席汉密尔顿牵头，英国顶级的儿科医生和免疫专家联名上书，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专家、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重建对于MMR疫苗的信任。而在传播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承担了沟通科学家和媒体的重任，尽量让媒体获取准确、科学的信息。
人们也开始反思，报道的偏差，对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可怕的，然而责任绝不只在媒体。科学共同体如何走出来，如何将信息清楚、明白、完全地传递给公众？
“普通民众宁愿被动地让自己处于风险中，也不愿主动去冒未知的风险，这是人之常情。”科学媒介中心的一份总结文件中提道。一味地讲“MMR绝对安全”，没有人会相信；而“风险未知”这种话，只会造成更大的恐慌。科学家需要诚实地告诉公众收益与风险，如果不接种会有什么后果，以及免疫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引导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媒体的救赎与故事的终结
最后，维克菲尔德的这篇论文，被证明是一场学术闹剧。而跟着闹剧起舞的媒体，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救赎。
2004年，调查记者布莱恩·迪尔（Brain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发表了一篇经过四个月深入挖掘、证据确凿的报道，指出维克菲尔德及其研究团队在研究伦理上有巨大漏洞，并且和反疫苗诉讼律师存在利益交换。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过，甚至研究对象儿童的父母，也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期望索赔的家长。换句话说，揪着疫苗事故打官司的律所，贿赂了维克菲尔德，让他为诉讼提供有力的“学术证据”。
这个报道再一次震惊了英国社会。2007年，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对维克菲尔德展开了长达3年的调查，最后宣布取缔维克菲尔德的从医资格。2010年，那篇遗毒12年的论文，终于从《柳叶刀》上被完全撤稿。
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终结了，但痛苦和折磨还未因此结束。2012年，经过了多年的努力，MMR的接种率提升到了90%，但依然在世卫组织规定的95%标准线以下。2012、2013年，默西塞德郡和南威尔士相继暴发麻疹疫情，而受害者们，绝大部分是MMR-自闭症事件以后被父母放弃接种的小孩。
医生迈克尔·费茨帕特里克是自闭症患儿的父亲，但为疫苗和自闭症的错误联系以及这整件事的严重后果而痛心疾首。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自闭症与MMR》。“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失灵。”他说，“从作者，到论文质量把关，再到他的上司、《柳叶刀》期刊、整个科学界、媒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谈制度建设、不谈阴谋论，即使在医疗体系健全的英国，一篇错误的论文，也能够摧毁不止多少人对于医疗健康的信任，而这个代价，是整整一代小孩子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