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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和政府在对国内、国际形势战略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构建”，是制度建设，而不是对和谐社会原则、目标和意义的理论敷陈；关键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而不是仅仅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念。
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就必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就是说，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党和政府。一个清正廉洁并得到人民信任的执政党和政府，是推动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最基本动力。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腐败已经成为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阻力。基于这种认识，从制度上反对腐败已成为我们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最关键环节。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历史的教训表明：腐败是国家的慢性毒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840年的中国，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GDP占当时世界的19.6%，大约1/5左右（现在我们仅占5%左右）。拥有4亿人口、95万军队、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这样一个大国，却被远道而来只有7000余人的英国军队打败。从此国门大开，清朝政府积攒几百年的财富，在短短60多年间被列强哄抢得荡然无存，而且负债累累，国家和民族元气大伤。史学家可以分析出许多原因，但根本的一条是统治阶层腐败，各级官员所想所行，无不是围绕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打转，国家民族利益基本处于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之外。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晚清官僚体制使官场充斥着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庸官，一种是拍马屁的恶官。晚清政府也曾思谋改革，搞所谓的“维新运动”，终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而失败。
腐败并不因为历史的改变而遁亡。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认识到腐败不除，民心难平、社会难稳、国家难盛，于是开始加大反腐力度。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构共查处贪污受贿罪犯达67505人，三年内处分省部级干部51人，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省法院院长等。反腐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彰显了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尽管如此，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的腐败出现了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期权化”、权力“假借”和“转让”、赃款“漂白”、伪装“廉洁”。这为进一步反腐增加了难度，也显现出制度反腐的紧迫性。
防止政治生态与行政生态失衡
如何增加反腐的有效性？除了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净化政治生态和行政生态环境外，关键是要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制度，落实民主监督制度，建立有效的外部检察机构、夯实人民群众作为反腐主力的基础性地位。
首先，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行政生态环境，彻底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治生态失衡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主要表现是：公共机构管理内部人控制现象蔓延和“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制约，这是导致职位权力和公共权力私化的直接诱因，为一些权力控制者相互勾结、借改革的旗号损害百姓利益国家利益、侵吞公共资源留下了很大的制度空间。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直接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意志，以人代党、以人代国，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群众对本单位、本部门一些领导的胡作非为无能为力，完全没有制约力和话语权。公共资源成了部门领导随意支配的盛宴，结果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公民社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诚信度和政府公信力被弱化，制度的刚性被嘲弄，致使“制度空转”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行政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腐败的集团化与普遍化现象严重，窝案与腐败面积扩大；二是在人才选拔上的买官卖官现象和任人唯亲唯近现象，把公共职位“家族化”、公共权力私有化，个别一把手成了“官帽批发商”，严重亵渎了宪法原则和党章规定；三是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政策性浪费现象严重，致使利益在改革中向强势集团转化，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改革的负面效应扩大。结果将使改革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长期处于“价值空置”状态，价值与事实长期背离，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人民群众是在现实生活而非理论说教和宣传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
其次，要切实推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改革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近几年我国政府的改革实践中，政务公开一直是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政务公开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电子政府建设，把政府活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放到政府网站，把政府活动摊到阳光下，便于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除了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以外，涉及国计民生的事项，诸如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土地出让等都应该放到政府网站。目前的问题是不按规章制度办事，把政府网站当成招牌，发几条采购和招标信息了事，采购和招标地点、程序、结果从不公开。更有甚者竟然把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变成了“腐败链”上的一环，如政府采购本是反腐措施之一，却变成了腐败重灾区。二是财政公开。公共财政与预算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要把“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把财政预算分配向社会公开，向人民公开。三是要切实公开用人制度。从理论上讲，这些年的改革中，用人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最健全，包括监督制度，但我们在用人上失误也较大，有些部门看起来是按照民主程序选人用人，公开、公示、票决制样样不缺，但结果还是体现领导意图而不是群众意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值得研究。四是公共政策制定要公开，尤其是关乎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政策制定、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让老百姓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政策性失误和浪费，减少由政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要按照宪法原则、党章规定，按照十六大精神在制度上完善民主程序，从各个方面建立健全对权力的民主制约机制：第一，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减少“一只笔”、“一张嘴”在财政和用人上的失误，减少权力行使过程中可能腐败的空间；第二，加强新闻舆论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作用，各国反腐败经验证明，媒体在反腐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三，强化反腐败过程中的执行力，坚决捍卫制度的刚性原则，加强查处力度和查处效率，做到谁腐败谁没有好结果，使腐败者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腐败乃国之痛。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党对历史上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能否有效反腐，能否建立长效的反腐倡廉机制，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和人民的生活安宁。只有通过制度反腐，才能防止制度性腐败，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就必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就是说，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党和政府。一个清正廉洁并得到人民信任的执政党和政府，是推动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最基本动力。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腐败已经成为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阻力。基于这种认识，从制度上反对腐败已成为我们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最关键环节。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历史的教训表明：腐败是国家的慢性毒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840年的中国，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GDP占当时世界的19.6%，大约1/5左右（现在我们仅占5%左右）。拥有4亿人口、95万军队、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这样一个大国，却被远道而来只有7000余人的英国军队打败。从此国门大开，清朝政府积攒几百年的财富，在短短60多年间被列强哄抢得荡然无存，而且负债累累，国家和民族元气大伤。史学家可以分析出许多原因，但根本的一条是统治阶层腐败，各级官员所想所行，无不是围绕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打转，国家民族利益基本处于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之外。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晚清官僚体制使官场充斥着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庸官，一种是拍马屁的恶官。晚清政府也曾思谋改革，搞所谓的“维新运动”，终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而失败。
腐败并不因为历史的改变而遁亡。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认识到腐败不除，民心难平、社会难稳、国家难盛，于是开始加大反腐力度。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构共查处贪污受贿罪犯达67505人，三年内处分省部级干部51人，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省法院院长等。反腐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彰显了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尽管如此，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的腐败出现了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期权化”、权力“假借”和“转让”、赃款“漂白”、伪装“廉洁”。这为进一步反腐增加了难度，也显现出制度反腐的紧迫性。
防止政治生态与行政生态失衡
如何增加反腐的有效性？除了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净化政治生态和行政生态环境外，关键是要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制度，落实民主监督制度，建立有效的外部检察机构、夯实人民群众作为反腐主力的基础性地位。
首先，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行政生态环境，彻底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治生态失衡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主要表现是：公共机构管理内部人控制现象蔓延和“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制约，这是导致职位权力和公共权力私化的直接诱因，为一些权力控制者相互勾结、借改革的旗号损害百姓利益国家利益、侵吞公共资源留下了很大的制度空间。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直接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意志，以人代党、以人代国，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群众对本单位、本部门一些领导的胡作非为无能为力，完全没有制约力和话语权。公共资源成了部门领导随意支配的盛宴，结果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公民社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诚信度和政府公信力被弱化，制度的刚性被嘲弄，致使“制度空转”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行政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腐败的集团化与普遍化现象严重，窝案与腐败面积扩大；二是在人才选拔上的买官卖官现象和任人唯亲唯近现象，把公共职位“家族化”、公共权力私有化，个别一把手成了“官帽批发商”，严重亵渎了宪法原则和党章规定；三是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政策性浪费现象严重，致使利益在改革中向强势集团转化，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改革的负面效应扩大。结果将使改革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长期处于“价值空置”状态，价值与事实长期背离，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人民群众是在现实生活而非理论说教和宣传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
其次，要切实推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改革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近几年我国政府的改革实践中，政务公开一直是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政务公开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电子政府建设，把政府活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放到政府网站，把政府活动摊到阳光下，便于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除了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以外，涉及国计民生的事项，诸如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土地出让等都应该放到政府网站。目前的问题是不按规章制度办事，把政府网站当成招牌，发几条采购和招标信息了事，采购和招标地点、程序、结果从不公开。更有甚者竟然把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变成了“腐败链”上的一环，如政府采购本是反腐措施之一，却变成了腐败重灾区。二是财政公开。公共财政与预算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要把“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把财政预算分配向社会公开，向人民公开。三是要切实公开用人制度。从理论上讲，这些年的改革中，用人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最健全，包括监督制度，但我们在用人上失误也较大，有些部门看起来是按照民主程序选人用人，公开、公示、票决制样样不缺，但结果还是体现领导意图而不是群众意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值得研究。四是公共政策制定要公开，尤其是关乎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政策制定、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让老百姓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政策性失误和浪费，减少由政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要按照宪法原则、党章规定，按照十六大精神在制度上完善民主程序，从各个方面建立健全对权力的民主制约机制：第一，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减少“一只笔”、“一张嘴”在财政和用人上的失误，减少权力行使过程中可能腐败的空间；第二，加强新闻舆论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作用，各国反腐败经验证明，媒体在反腐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三，强化反腐败过程中的执行力，坚决捍卫制度的刚性原则，加强查处力度和查处效率，做到谁腐败谁没有好结果，使腐败者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腐败乃国之痛。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党对历史上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能否有效反腐，能否建立长效的反腐倡廉机制，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和人民的生活安宁。只有通过制度反腐，才能防止制度性腐败，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