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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0年仲夏的一个晚上，阿根廷首都的一条小巷子里，工人伊夫曼刚从酒吧出来，醉意正浓的他步伐蹒跚。突然，路边的两辆汽车大灯打开，刹那之间，刺得伊夫曼眼睛发黑。没等他反应过来，六个人飞速奔过来，死死按住了他，并马上注射了麻醉剂，将其打扮成车祸负伤的机组人员……
分秒之间，伊夫曼已被绑架上车，然后飞速抵达机场，被带上一架以色列的专机。这一切没有惊动任何人，阿根廷政府浑然不知，还以为这架飞机是搭载以色列代表团前来恭贺阿根廷国庆日的。
这并非电影，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二战后，多个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追捕那些逃逸的纳粹罪犯。在以色列，境外追捕纳粹行动的任务主要落到了一个名为摩萨德的秘密情报机构肩上。在一个线人的帮助下，摩萨德得知了伊夫曼的踪迹，经以色列总理特批，允许可通过绑架方式将其带回国。为此，摩萨德成立了一个32人的行动小组，而为了不引起阿根廷政府的注意，情报人员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乃至国籍，然后以旅行名义被安排至世界各地，直到三年后，这些“旅行家”才不约而同地来到阿根廷会合，最终成功捕获了这位潜逃者。
二
为摩萨德提供情报的线人，名字叫西蒙·威森塔尔。
威森塔尔原本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一家老小都被强制送到了集中营。战争结束时，他有89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而他本人则在12个集中营待过，经历了种种残暴的折磨，最终侥幸获救。
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惨遭折磨的他身体尚未恢复，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搜集纳粹暴行证据的工作中。1947年，威森塔尔与其他30名集中营幸存者在奥地利北部城市林茨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旨在为将来审判纳粹战犯搜集证据。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他们原本以为两三年就可以重获正义，但许多罪犯都潜逃至其他国家，资料匮乏，又没有资金，政府无处可查。而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各国都不再集中追查纳粹在逃战犯，他的同事们也退出了这项工作。1954年，文献中心被迫关闭。
但威森塔尔从未想过放弃。在此后的时光里，他孤身一人，对有纳粹历史的罪犯穷追猛打，无论被拥戴、被诽谤，还是被人身攻击，他也从未忘记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
三
数年的坚持，威森塔尔终于查到了伊夫曼的下落，此人曾是盖世太保犹太部的主管，“最后解决方案”正是由他监督执行的。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执行者，伊夫曼是罪恶的元凶，几十万犹太人死于他的命令下，他的双手沾满了血腥。战争结束后，他化名潜逃至阿根廷，后来被威森塔尔查出，逃亡15年之后被抓回。经过2年的漫长审判，开庭114次，于1962年6月1日终于被送上绞刑架。正义也许迟到，但终于还是来了。
受到鼓舞的威森塔尔在维也纳重开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继续集中精力追捕在逃的纳粹战犯。
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弗伦茨·斯坦戈尔，一直是威森塔尔追捕的主要目标。经过3年的努力，威森塔尔终于找到了藏身巴西的斯坦戈尔。
曾折磨过《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成员卡尔·西尔伯鲍尔被寻找到了，屠杀数百名儿童的瑞安夫人、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约瑟夫·门格勒也都被威森塔尔抓获。
1966年10月，16名党卫军军官在西德接受了审判，这些人参与了在利沃夫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而其中的9个人都是由威森塔尔找到的。
作为一名建筑师，威森塔尔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犹太法典编著者的缜密心思，更有调查研究的天赋。他把一条条看似晦涩、不完整甚至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内部联系，使它们成为法庭上有力的证据。
威森塔尔的正义行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各种荣誉，并被尊称为“纳粹猎人”。在他的游说下，美国、波兰、澳大利亚、德国、卢旺达，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加入到查找纳粹潜逃者的行列中来。
四
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威森塔尔绳之以法，但直到2005年9月20日他与世长辞，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挑战审判的不是法律变质、道德沦陷，而是时间。二战爆发至今已过去多年，当时的纳粹将领、士兵和集中营看守，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进入耄耋之年。此外，由于战后潜逃，几十年来隐姓埋名，即使他们被发现并被起诉，也须先经过国际引渡程序，这又要耗费不少光阴。同样经受时间考验的还有证人，他们一样年事已高，将战犯入罪，需要证人精神和体力上的坚持。
假如审判尚未结束，而嫌犯已经去见上帝，那罪恶就无法在人世间获得惩罚，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见的局面。
时间紧迫，令人忧心。
好在后来者从未停下正义的脚步。1986年，祖罗夫来到专职追捕纳粹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担当起了追捕重任。
与狡猾的猎物周旋是长期、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更何况你面对的还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头，祖罗夫的热血来自他强烈的正义感——刽子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应该受到的处罚绝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我们要追究任何能够追究到的责任人！
五
为了不让年事已高的纳粹战犯以“自然死亡”的方式逃脱审判，祖罗夫发起了名为“执行，最后的机会”的追捕行动，“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要在潜逃纳粹战犯去世前将他们绳之以法。
2009年11月30日，89岁的代姆扬尤克在慕尼黑出庭受审。他瘫坐在轮椅里，身上盖着毛毯，面无血色的他眼睛半闭、鼻息微弱，似乎刚刚从鬼门关抢救回来。60多年前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看守“恐怖伊万”，正是眼前这位不堪一击的老人。
从发现行踪，到审判有罪，历时30余年。1986年，代姆扬尤克被引渡至以色列受审，法庭认定他就是“恐怖伊万”，大约有29000名犹太人的死亡与他有关，以色列法庭当时就判处了他死刑。 但事情不久却出现了转折，以色列陪审团无法确定代姆扬尤克和“恐怖伊万”是同一个人。1993年，陪审团推翻了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判决。2008年底，调查人员找到了当年被代姆扬尤克亲自带进毒气室的受害者的目击证人；2009年3月，慕尼黑地方法院发出逮捕令； 2011年5月判处代姆扬尤克5年监禁，他提起上诉，直到2012年3月他去世，案件仍未正式完结。
从代姆扬尤克在作恶30多年后才被发现，到取证的困难，再到诉讼过程的曲折，处处反映出各国司法机关和情报机构追捕二战纳粹余孽的艰辛。正如祖罗夫所感叹的：追捕他的“纳粹猎人”相继辞世，“猎物”却仍然活着。
人们质疑祖罗夫，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时间为原则去起诉罪犯，就意味着可以允许他们因为年龄够老而免于惩罚。”
六
2013年8月，德国柏林、汉堡和科隆三个城市同时出现的2000幅张贴画上，印刷着这样一句话——“虽然晚了，但还不是太晚。”画中的背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张贴画上所指的“最后行动”的目标，是约120名年逾90的老人，组织方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安度晚年的权利，因为他们是纳粹战犯。而最新的“全球通缉令”，悬赏奖金高达31万欧元，目标是“死亡医生” 海姆。
1941年秋，27岁的军医海姆被调往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为了寻找“便宜又迅速”的杀人方法，他经常以释放犯人为诱饵，欺骗在押人员充当他的实验品，把混合着汽油、水或毒药的液体注射进病人身体，再用秒表眼睁睁地计算病人的死亡时间，甚至会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割走囚犯的器官。海姆曾将一名犯人纹过身的肉皮割下，做成椅套，送给集中营的指挥官；他还将一名犹太人的头砍下，将头颅当作展品……
为了逃避追捕，海姆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他的家人1993年曾放风说他死在阿根廷，但都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对海姆的追缉一直都没有停止。”祖罗夫披露，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
鉴于此，祖罗夫开出了31万欧元的高额赏金。为了节省时间，祖罗夫还找来计算机高手，用高科技手段对海姆进行追缉。他不得不加快追捕的速度，因为他担心海姆因为自然死亡而逃脱法律的审判。
这场跨世纪的纳粹追捕行动仍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它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如果你犯下了罪行，就必须等着，你的一生都会遭到追捕。
七
曾经有人问威森塔尔，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不懈地追捕纳粹分子，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有一次，威森塔尔与在集中营认识的一个朋友共度安息日，这位朋友此时已经成了一名富有的珠宝商。饭后，珠宝商问威森塔尔：“如果你继续从事建筑业，肯定早已是百万富翁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威森塔尔回答说：“当我们今后到了九泉之下时，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我们：‘你做了些什么？’你会说：‘我成了一名珠宝商。’但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威森塔尔颁发勋章时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避免屠杀重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
我们并非鼓励秋后算账，也不是要牢记仇恨，而是希望由此给罪恶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防线，对已发生的劫难有责任记住，对未来不致重犯类似的罪恶有责任提醒。索尔仁尼琴在写作《古拉格群岛》时，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并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回答说：“这句谚语的下一半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
当杀戮被忘记，罪恶会延续，追寻过去的错误，是让正义不被忽视。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但把罪恶绳之以法，却不只是救了一个世界，而是事关明天，还有未来。
1960年仲夏的一个晚上，阿根廷首都的一条小巷子里，工人伊夫曼刚从酒吧出来，醉意正浓的他步伐蹒跚。突然，路边的两辆汽车大灯打开，刹那之间，刺得伊夫曼眼睛发黑。没等他反应过来，六个人飞速奔过来，死死按住了他，并马上注射了麻醉剂，将其打扮成车祸负伤的机组人员……
分秒之间，伊夫曼已被绑架上车，然后飞速抵达机场，被带上一架以色列的专机。这一切没有惊动任何人，阿根廷政府浑然不知，还以为这架飞机是搭载以色列代表团前来恭贺阿根廷国庆日的。
这并非电影，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二战后，多个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追捕那些逃逸的纳粹罪犯。在以色列，境外追捕纳粹行动的任务主要落到了一个名为摩萨德的秘密情报机构肩上。在一个线人的帮助下，摩萨德得知了伊夫曼的踪迹，经以色列总理特批，允许可通过绑架方式将其带回国。为此，摩萨德成立了一个32人的行动小组，而为了不引起阿根廷政府的注意，情报人员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乃至国籍，然后以旅行名义被安排至世界各地，直到三年后，这些“旅行家”才不约而同地来到阿根廷会合，最终成功捕获了这位潜逃者。
二
为摩萨德提供情报的线人，名字叫西蒙·威森塔尔。
威森塔尔原本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一家老小都被强制送到了集中营。战争结束时，他有89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而他本人则在12个集中营待过，经历了种种残暴的折磨，最终侥幸获救。
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惨遭折磨的他身体尚未恢复，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搜集纳粹暴行证据的工作中。1947年，威森塔尔与其他30名集中营幸存者在奥地利北部城市林茨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旨在为将来审判纳粹战犯搜集证据。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他们原本以为两三年就可以重获正义，但许多罪犯都潜逃至其他国家，资料匮乏，又没有资金，政府无处可查。而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各国都不再集中追查纳粹在逃战犯，他的同事们也退出了这项工作。1954年，文献中心被迫关闭。
但威森塔尔从未想过放弃。在此后的时光里，他孤身一人，对有纳粹历史的罪犯穷追猛打，无论被拥戴、被诽谤，还是被人身攻击，他也从未忘记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
三
数年的坚持，威森塔尔终于查到了伊夫曼的下落，此人曾是盖世太保犹太部的主管，“最后解决方案”正是由他监督执行的。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执行者，伊夫曼是罪恶的元凶，几十万犹太人死于他的命令下，他的双手沾满了血腥。战争结束后，他化名潜逃至阿根廷，后来被威森塔尔查出，逃亡15年之后被抓回。经过2年的漫长审判，开庭114次，于1962年6月1日终于被送上绞刑架。正义也许迟到，但终于还是来了。
受到鼓舞的威森塔尔在维也纳重开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继续集中精力追捕在逃的纳粹战犯。
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弗伦茨·斯坦戈尔，一直是威森塔尔追捕的主要目标。经过3年的努力，威森塔尔终于找到了藏身巴西的斯坦戈尔。
曾折磨过《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成员卡尔·西尔伯鲍尔被寻找到了，屠杀数百名儿童的瑞安夫人、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约瑟夫·门格勒也都被威森塔尔抓获。
1966年10月，16名党卫军军官在西德接受了审判，这些人参与了在利沃夫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而其中的9个人都是由威森塔尔找到的。
作为一名建筑师，威森塔尔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犹太法典编著者的缜密心思，更有调查研究的天赋。他把一条条看似晦涩、不完整甚至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内部联系，使它们成为法庭上有力的证据。
威森塔尔的正义行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各种荣誉，并被尊称为“纳粹猎人”。在他的游说下，美国、波兰、澳大利亚、德国、卢旺达，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加入到查找纳粹潜逃者的行列中来。
四
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威森塔尔绳之以法，但直到2005年9月20日他与世长辞，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挑战审判的不是法律变质、道德沦陷，而是时间。二战爆发至今已过去多年，当时的纳粹将领、士兵和集中营看守，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进入耄耋之年。此外，由于战后潜逃，几十年来隐姓埋名，即使他们被发现并被起诉，也须先经过国际引渡程序，这又要耗费不少光阴。同样经受时间考验的还有证人，他们一样年事已高，将战犯入罪，需要证人精神和体力上的坚持。
假如审判尚未结束，而嫌犯已经去见上帝，那罪恶就无法在人世间获得惩罚，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见的局面。
时间紧迫，令人忧心。
好在后来者从未停下正义的脚步。1986年，祖罗夫来到专职追捕纳粹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担当起了追捕重任。
与狡猾的猎物周旋是长期、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更何况你面对的还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头，祖罗夫的热血来自他强烈的正义感——刽子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应该受到的处罚绝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我们要追究任何能够追究到的责任人！
五
为了不让年事已高的纳粹战犯以“自然死亡”的方式逃脱审判，祖罗夫发起了名为“执行，最后的机会”的追捕行动，“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要在潜逃纳粹战犯去世前将他们绳之以法。
2009年11月30日，89岁的代姆扬尤克在慕尼黑出庭受审。他瘫坐在轮椅里，身上盖着毛毯，面无血色的他眼睛半闭、鼻息微弱，似乎刚刚从鬼门关抢救回来。60多年前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看守“恐怖伊万”，正是眼前这位不堪一击的老人。
从发现行踪，到审判有罪，历时30余年。1986年，代姆扬尤克被引渡至以色列受审，法庭认定他就是“恐怖伊万”，大约有29000名犹太人的死亡与他有关，以色列法庭当时就判处了他死刑。 但事情不久却出现了转折，以色列陪审团无法确定代姆扬尤克和“恐怖伊万”是同一个人。1993年，陪审团推翻了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判决。2008年底，调查人员找到了当年被代姆扬尤克亲自带进毒气室的受害者的目击证人；2009年3月，慕尼黑地方法院发出逮捕令； 2011年5月判处代姆扬尤克5年监禁，他提起上诉，直到2012年3月他去世，案件仍未正式完结。
从代姆扬尤克在作恶30多年后才被发现，到取证的困难，再到诉讼过程的曲折，处处反映出各国司法机关和情报机构追捕二战纳粹余孽的艰辛。正如祖罗夫所感叹的：追捕他的“纳粹猎人”相继辞世，“猎物”却仍然活着。
人们质疑祖罗夫，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时间为原则去起诉罪犯，就意味着可以允许他们因为年龄够老而免于惩罚。”
六
2013年8月，德国柏林、汉堡和科隆三个城市同时出现的2000幅张贴画上，印刷着这样一句话——“虽然晚了，但还不是太晚。”画中的背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张贴画上所指的“最后行动”的目标，是约120名年逾90的老人，组织方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安度晚年的权利，因为他们是纳粹战犯。而最新的“全球通缉令”，悬赏奖金高达31万欧元，目标是“死亡医生” 海姆。
1941年秋，27岁的军医海姆被调往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为了寻找“便宜又迅速”的杀人方法，他经常以释放犯人为诱饵，欺骗在押人员充当他的实验品，把混合着汽油、水或毒药的液体注射进病人身体，再用秒表眼睁睁地计算病人的死亡时间，甚至会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割走囚犯的器官。海姆曾将一名犯人纹过身的肉皮割下，做成椅套，送给集中营的指挥官；他还将一名犹太人的头砍下，将头颅当作展品……
为了逃避追捕，海姆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他的家人1993年曾放风说他死在阿根廷，但都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对海姆的追缉一直都没有停止。”祖罗夫披露，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
鉴于此，祖罗夫开出了31万欧元的高额赏金。为了节省时间，祖罗夫还找来计算机高手，用高科技手段对海姆进行追缉。他不得不加快追捕的速度，因为他担心海姆因为自然死亡而逃脱法律的审判。
这场跨世纪的纳粹追捕行动仍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它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如果你犯下了罪行，就必须等着，你的一生都会遭到追捕。
七
曾经有人问威森塔尔，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不懈地追捕纳粹分子，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有一次，威森塔尔与在集中营认识的一个朋友共度安息日，这位朋友此时已经成了一名富有的珠宝商。饭后，珠宝商问威森塔尔：“如果你继续从事建筑业，肯定早已是百万富翁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威森塔尔回答说：“当我们今后到了九泉之下时，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我们：‘你做了些什么？’你会说：‘我成了一名珠宝商。’但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威森塔尔颁发勋章时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避免屠杀重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
我们并非鼓励秋后算账，也不是要牢记仇恨，而是希望由此给罪恶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防线，对已发生的劫难有责任记住，对未来不致重犯类似的罪恶有责任提醒。索尔仁尼琴在写作《古拉格群岛》时，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并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回答说：“这句谚语的下一半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
当杀戮被忘记，罪恶会延续，追寻过去的错误，是让正义不被忽视。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但把罪恶绳之以法，却不只是救了一个世界，而是事关明天，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