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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过一些关于“英雄”或“名人”教学的语文课，其中充斥着不少高举“道德大旗”引领学生的现象。教师往往会问：“面对英雄，你想说什么？”学生说：“向英雄学习！”“学我英雄，振我中华。”一番口号响起，一次次“爱国”的呐喊中，一个个“暂时的热血少年”就这样在我们的语文课上培养起来了。我想，“圣人”或“英雄”不是不能被效仿、被崇拜、被放大，但是过分地用“假大空”的旗号泯灭语文课堂本身，很有可能陷入到另一种畸形的价值观之中：假“高尚”、假“理想”、程式化的“道德制高点”……当教学用“道德”模式，钳制孩子们丰富多元的说话方式、行走方式和思维方式时，难免带来思想、认知及价值观的无措、迷茫和混乱。
在一次执教《我有一个梦想》的公开课时，对于临下课前的拓展延伸，我设计了这样的思考：“和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比一比，我们的梦想是不是太小了？我们的梦想需不需要做些调整？”
然而，学生生硬的表情和言不由衷的回答足以说明，这样的“高大上”思想和所谓的多一些人文因子，既没有生命力，也不会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留下多少痕迹。
课后，教研组长对我说：“可以把自己的梦想跟马丁·路德·金进行对比，但是为什么要调整自己的理想呢？为什么非要拔高孩子们的理想呢？”
同年级的张老师说：“孩子们的理想应该跟自己的兴趣爱好‘藕断丝连’，才能楔入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天性之中。”
年轻的小张老师说：“孩子们的理想为什么必须要整齐划一呢？而且还是拔高后的整齐划一？”
还有一个老师说，听过不少孩子们的理想，总是很宏大：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姚明、比尔·盖茨……那其实是在成人有意牵引下的“理想”，甚至是成人已经“死掉”的那个梦的延续……
听着老师们的你一言我一语，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简单的一番评论让我醍醐灌顶。是啊，当我们把孩子们理想的“根”扎到了政治、教化等成人的需要中，当我们要求孩子们的理想必须统一上升到一个高度时，孩子们可能会感到“高处不胜寒”，孩子们的内心一定会抵触，一定有一股陌生的力量，尽管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抵抗”。
带着同事对我的“叮嘱”，我重新研读教材，深入文本，深入反思，从学生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以“儿童视角”为先导，经过反复的考量、诊断和筛选，重新设计了教學环节：
“正是有了像马丁·路德·金这样为争取民权、争取自由而奋斗终生的人，才有了黑人的现在。如今，成千上万的普通黑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获得了医生、律师、银行家、经理和其他职位，黑人奥巴马成功当选为美国的第56届总统，那么，我们能否说金的梦想实现了呢？”
课后，大家评论：通过修改，这样的例子和原文在更深的语言深处“藕断丝连”，在更深的思想深处“一脉相承”。这样的“丝连”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因而更能激活学生的思维、记忆和阅读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拓展延伸远离了“假大空”，更易于被学生接受。同时，这样的答案有人情味，温馨，富有远见，充满了温度。这样的问题并不符合某个规则的标准答案，但恰恰是对人心最好的润泽和滋养，是对这个标准化世界的有力挑战和深刻回应。在人生的岔路口、拐弯处，都需要这样多样化的视角、多样化的理解和多元化的答案。
这次公开课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的心似乎一下子被什么触着一样。特级教师李镇西曾经说：“须知你的‘深刻’，可能与学生没有多大关系。”同样地，孩子们钦佩马丁·路德·金，但不一定都要成为马丁·路德·金那样深刻的人。不要老想着“拔高”什么，“颠覆”什么，“洗礼”什么，任何自以为“深刻”的“拔高”与“思想洗礼”，只不过是教师的“一厢情愿”或“自言自语”。欣赏别人，但必须做一个最真最棒的自己，才是教师应该引领的方向。学生一旦在潜意识中，觉得你是成长的伙伴而不是真理的标杆，他们自然会喜欢上你的课，听你的道理，“奔向”你所引领的方向。如此，才能照亮教室里年轻的心，“就像一盏灯，照亮学生的精神世界。”
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临床医生芬森曾经说：“永远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他在寻找接班人时，面对助理乔治“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试探他能否把持住自己”的提议，断然拒绝：“他跟着我研究医学，根本不必到那一步，我何必渴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芬森深深明白：这样的考验，会让被考验者在现实与梦想面前做两难选择时，内心无比纠结。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必定两败俱伤。
从这一点看，教师必须提醒自己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对各种时髦的言辞都不能迷信，更需要对自己的道德说教慎之又慎，酌之又酌。要学会对教育中的另类价值观说“不”，学会在教材人物的精神版图中找到最合适的楔入点，拒绝用“非此即彼”的态度影响学生。只有当我们做到“言有宗，事有君”之时，才能尽可能精确地表达某种清晰的教育哲学，减少信息在传递中的误读。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教育学的行动和反思就是在于不断地识别对于某个具体的孩子或一群孩子来说什么是好的、恰当的，什么是不好的、不恰当的。”
（责任编辑：陆姹妮）
在一次执教《我有一个梦想》的公开课时，对于临下课前的拓展延伸，我设计了这样的思考：“和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比一比，我们的梦想是不是太小了？我们的梦想需不需要做些调整？”
然而，学生生硬的表情和言不由衷的回答足以说明，这样的“高大上”思想和所谓的多一些人文因子，既没有生命力，也不会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留下多少痕迹。
课后，教研组长对我说：“可以把自己的梦想跟马丁·路德·金进行对比，但是为什么要调整自己的理想呢？为什么非要拔高孩子们的理想呢？”
同年级的张老师说：“孩子们的理想应该跟自己的兴趣爱好‘藕断丝连’，才能楔入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天性之中。”
年轻的小张老师说：“孩子们的理想为什么必须要整齐划一呢？而且还是拔高后的整齐划一？”
还有一个老师说，听过不少孩子们的理想，总是很宏大：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姚明、比尔·盖茨……那其实是在成人有意牵引下的“理想”，甚至是成人已经“死掉”的那个梦的延续……
听着老师们的你一言我一语，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简单的一番评论让我醍醐灌顶。是啊，当我们把孩子们理想的“根”扎到了政治、教化等成人的需要中，当我们要求孩子们的理想必须统一上升到一个高度时，孩子们可能会感到“高处不胜寒”，孩子们的内心一定会抵触，一定有一股陌生的力量，尽管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抵抗”。
带着同事对我的“叮嘱”，我重新研读教材，深入文本，深入反思，从学生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以“儿童视角”为先导，经过反复的考量、诊断和筛选，重新设计了教學环节：
“正是有了像马丁·路德·金这样为争取民权、争取自由而奋斗终生的人，才有了黑人的现在。如今，成千上万的普通黑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获得了医生、律师、银行家、经理和其他职位，黑人奥巴马成功当选为美国的第56届总统，那么，我们能否说金的梦想实现了呢？”
课后，大家评论：通过修改，这样的例子和原文在更深的语言深处“藕断丝连”，在更深的思想深处“一脉相承”。这样的“丝连”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因而更能激活学生的思维、记忆和阅读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拓展延伸远离了“假大空”，更易于被学生接受。同时，这样的答案有人情味，温馨，富有远见，充满了温度。这样的问题并不符合某个规则的标准答案，但恰恰是对人心最好的润泽和滋养，是对这个标准化世界的有力挑战和深刻回应。在人生的岔路口、拐弯处，都需要这样多样化的视角、多样化的理解和多元化的答案。
这次公开课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的心似乎一下子被什么触着一样。特级教师李镇西曾经说：“须知你的‘深刻’，可能与学生没有多大关系。”同样地，孩子们钦佩马丁·路德·金，但不一定都要成为马丁·路德·金那样深刻的人。不要老想着“拔高”什么，“颠覆”什么，“洗礼”什么，任何自以为“深刻”的“拔高”与“思想洗礼”，只不过是教师的“一厢情愿”或“自言自语”。欣赏别人，但必须做一个最真最棒的自己，才是教师应该引领的方向。学生一旦在潜意识中，觉得你是成长的伙伴而不是真理的标杆，他们自然会喜欢上你的课，听你的道理，“奔向”你所引领的方向。如此，才能照亮教室里年轻的心，“就像一盏灯，照亮学生的精神世界。”
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临床医生芬森曾经说：“永远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他在寻找接班人时，面对助理乔治“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试探他能否把持住自己”的提议，断然拒绝：“他跟着我研究医学，根本不必到那一步，我何必渴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芬森深深明白：这样的考验，会让被考验者在现实与梦想面前做两难选择时，内心无比纠结。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必定两败俱伤。
从这一点看，教师必须提醒自己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对各种时髦的言辞都不能迷信，更需要对自己的道德说教慎之又慎，酌之又酌。要学会对教育中的另类价值观说“不”，学会在教材人物的精神版图中找到最合适的楔入点，拒绝用“非此即彼”的态度影响学生。只有当我们做到“言有宗，事有君”之时，才能尽可能精确地表达某种清晰的教育哲学，减少信息在传递中的误读。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教育学的行动和反思就是在于不断地识别对于某个具体的孩子或一群孩子来说什么是好的、恰当的，什么是不好的、不恰当的。”
（责任编辑：陆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