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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也不单代表一个距离。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用这个距离形容我国基层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
“春水贵如油”，在春旱季节，当一渠救命之水流向田间地头时，却在“最后一公里”处，卡壳了。设施老化、资金缺乏、利用率低……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基础农田水利设施上，形成了所谓“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3月中旬，记者来到华北腹地，实地探访“华北粮仓”的春灌景象，而“最后一公里”问题正是此次探访的焦点。
抽不动水的老井
“华北之旱在于河北，而河北之旱则在于冀州。”3月11日，记者前往河北省冀州市探访基层农田水利建设，这是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的话。2010年11月到今年2月初，河北省平均降雨量不到2毫米，比历史同期减少了85%。路计全介绍，冀州去年年均降水量只在300-400毫升，而农业总需求量则要700-800毫升。
干旱已经成为一个着实令人头疼的问题，原本农田灌溉就已捉襟见肘的冀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南尚家庄村，地处冀州边陲，距离市区有着七十多公里的路程，如今还在为春灌发愁。“就两口井，现在基本上废了，不能用，你说咋办？”村民尚连庆说。老井已经用了40多年，蓄水罐和配套管道都老化了，经常漏水；新建的那口井又抽不上多少水。
地里的麦苗有些发黄，尚连庆心里也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等着渠水灌溉。”村民灌溉农田主要依靠机井，其次才是渠水。但是，渠水几乎完全是靠天吃饭，“都抢着用。要是有点水，上游的村庄也先用了。”村里约有400多亩地，现在浇过的顶多一半。
临近的庞家庄村，情况则稍微好一些，但同样面临设施老化不足的问题。最早的3口井是1984年打的，后来因老化多次出现故障，不得已1998年村里又自筹资金打了3口井，但现在还是不够用，一来是老化严重，二来是抽不上水。“水位越来越低了。”村党支部书记庞洪增感慨。最早那口井水位不过地下42米，而去年已经降到了地下78米，不得已，他们只能把水泵继续往下潜。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农田的救命井，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1985年以后的井很少。一般铁管井的使用寿命约为20年，也就是说，单是冀州，大部分水井都在超期服役。这些老井即使能用，也只是勉强维持，难免跑水渗漏。
就差钱的“一公里”
由于原来的老井已经严重老化，2007年，南尚家庄村里决定打一口新井。幸运的是，他们申请到了6.5万元的财政补贴，不过这也只够凿一口井用，配套的水泵、变压器、防渗管道等设施还得村民自己掏钱买。算下来，每位村民得负担300多元的费用。这对不少村民来说，不算是小数目，原村委会主任还为此垫付了1.4万元。
而庞家庄村为此负担的则要更多。村里现有的6口井几乎都是村民自筹资金打出来的。1984年打的3口，花了12万，亏了有村办企业拿大头；1994年铺设管道，向县里借了11万，后来靠果树经营还上了；1998年又打了3口井，村里卖了几百棵树，自筹了22万元；2001年，一口老井断裂，为了维修，村里又花了1.6万……算起这笔账，村党支部书记庞洪增感慨不已，“咱这可真得是自力更生啊！”他说，“就盼着上头能在这一块多拨点资金。”
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对此表示无奈，“资金缺口还是很大。”他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基本是无偿的，8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补贴，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大中型工程上。基础水利设施由市县两级包干，基层本来就是吃“财政饭”，很难拿出资金搞水利。就说这几年，上级在基础水利上的投入每年也就50万左右，这些钱一般也是以“节水灌溉”的名义划拨的，很难投入到打井、维护等比较迫切的水利建设上来。
而基层水利投入不足，则已经成为我国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的普遍问题。近期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专门就此提交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市委书记李亚就认为，从水库到农田，“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上，干支等大中型工程国家投入较多，但是，斗、农、毛等基层小型渠道投入则明显不足。“国家顾不上、地方没钱投、农民没钱建”，于是就出现了年久失修、老化严重的局面。
上涨的灌溉成本
路计全介绍，以前最便宜的时候，农田灌溉每亩地成本也就15元左右，而现在，冀州市平均灌溉成本已经达到了三四十元。在河北省深州市，一些村庄的灌溉成本甚至达到了每亩50多元。成本的增加也正在成为基层农田水利面临的重要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这与灌溉承包以及国家近些年一直在鼓励并推广的用水户协会不无关系。
距离庞家庄不原的贡家台村，春灌已经收尾，可是村民对于浇地费却颇多意见。“这两年费用已经到了一亩50元左右。”村党支部书记宋仁才介绍。使用水泵抽水的灌溉实际价格要更高，成本价是50元，但是要个人负责水泵柴油费，地势高的话抽水费用更高，算下来一亩地甚至要八九十块钱才能浇下来，就这样还只是浇一遍。而在庞家庄村，灌溉价格平均只在40元左右，而且还是浇两遍。
记者调查发现，同样浇地却产生如此大的成本差距，和两村的灌溉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设置最高限价，进行公开竞标，这几年，贡家台村的农田灌溉大多承包给个人。每年灌溉季节，由承包人负责村里的灌溉，并收取相关费用。2008年以前，村里是一年一包，此后改成了三年一包。2010年转包之后，灌溉价格由原来的每亩43元涨到了现在的50多元。
现在村里的农田灌溉格局是这样的：水利部门把水卖给用水户协会，这个协会一般是由几个村共同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协会买来水之后再分配给各个村用水组，而用水组现在则大多承包给了个人。用水户协会是国家推广成立的，旨在让农田灌溉实现集约化管理，减轻用水负担。用水组承包给个人也曾给村里的农田灌溉带来了新气象，如灌溉收费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灌溉效率也大大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创新”之举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费用问题最为突出。现在50多元的灌溉费用，交给水利部门的成本费约30元左右，用水户协会要收取每亩2元左右的管理费和护渠费，同时还要提取10%左右的费用。当然，承包人的经营收益费用也必不可少。“很多人承包这个就是图挣钱的。”宋仁才坦言，所以承包人往往极少维护灌溉设施，灌溉质量也不能完全保证。
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冀州，今年新增以及需要维修的机井约有80口，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介绍，新打一口井，至少需要11万元资金，进行简单维护，一般动辄也得上万。而河北省水利厅的数字则显示，整个河北省有91万口机井，每年需要更新的有4万口。目前农村田间工程配套率不足20%。而这也成为基层农田水利最薄弱的缓解，这所谓的“最后一公里”已经成为农田水利发展的瓶颈。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的相关统计显示，到2009年底，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约为8.89亿亩，但是水利设施薄弱，一半以上“靠天吃饭”。大型灌区骨干设施损坏率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损坏近50%，而小水窖、小水塘、小水渠等“五小水利”设施损毁则更为严重，但是相比而言，投入却更少。
在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看来，造成“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因为农业经济效益低，很难投入；农田水利新机制没有建立，建设主体不明，投入严重不足，存在很大缺口；基层水利机构经费人员不足，很难做好管理和服务。
在刚刚闭幕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也提交建议，就“最后一公里”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市委书记李亚提出，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但是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则认为，要打通农村水利的“微循环”系统，重点做好农村河道沟渠的治理。而在河北省，针对水利建设资金问题，该省水利部门正在进行多元化多渠道融资，探索水利建设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对于我国农田水利发展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政府在水利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农田水利将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未来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土地转让金的10%将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意味着每年将有800-1000亿的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基层水利长期以来的欠账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用这个距离形容我国基层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
“春水贵如油”，在春旱季节，当一渠救命之水流向田间地头时，却在“最后一公里”处，卡壳了。设施老化、资金缺乏、利用率低……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基础农田水利设施上，形成了所谓“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3月中旬，记者来到华北腹地，实地探访“华北粮仓”的春灌景象，而“最后一公里”问题正是此次探访的焦点。
抽不动水的老井
“华北之旱在于河北，而河北之旱则在于冀州。”3月11日，记者前往河北省冀州市探访基层农田水利建设，这是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的话。2010年11月到今年2月初，河北省平均降雨量不到2毫米，比历史同期减少了85%。路计全介绍，冀州去年年均降水量只在300-400毫升，而农业总需求量则要700-800毫升。
干旱已经成为一个着实令人头疼的问题，原本农田灌溉就已捉襟见肘的冀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南尚家庄村，地处冀州边陲，距离市区有着七十多公里的路程，如今还在为春灌发愁。“就两口井，现在基本上废了，不能用，你说咋办？”村民尚连庆说。老井已经用了40多年，蓄水罐和配套管道都老化了，经常漏水；新建的那口井又抽不上多少水。
地里的麦苗有些发黄，尚连庆心里也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等着渠水灌溉。”村民灌溉农田主要依靠机井，其次才是渠水。但是，渠水几乎完全是靠天吃饭，“都抢着用。要是有点水，上游的村庄也先用了。”村里约有400多亩地，现在浇过的顶多一半。
临近的庞家庄村，情况则稍微好一些，但同样面临设施老化不足的问题。最早的3口井是1984年打的，后来因老化多次出现故障，不得已1998年村里又自筹资金打了3口井，但现在还是不够用，一来是老化严重，二来是抽不上水。“水位越来越低了。”村党支部书记庞洪增感慨。最早那口井水位不过地下42米，而去年已经降到了地下78米，不得已，他们只能把水泵继续往下潜。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农田的救命井，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1985年以后的井很少。一般铁管井的使用寿命约为20年，也就是说，单是冀州，大部分水井都在超期服役。这些老井即使能用，也只是勉强维持，难免跑水渗漏。
就差钱的“一公里”
由于原来的老井已经严重老化，2007年，南尚家庄村里决定打一口新井。幸运的是，他们申请到了6.5万元的财政补贴，不过这也只够凿一口井用，配套的水泵、变压器、防渗管道等设施还得村民自己掏钱买。算下来，每位村民得负担300多元的费用。这对不少村民来说，不算是小数目，原村委会主任还为此垫付了1.4万元。
而庞家庄村为此负担的则要更多。村里现有的6口井几乎都是村民自筹资金打出来的。1984年打的3口，花了12万，亏了有村办企业拿大头；1994年铺设管道，向县里借了11万，后来靠果树经营还上了；1998年又打了3口井，村里卖了几百棵树，自筹了22万元；2001年，一口老井断裂，为了维修，村里又花了1.6万……算起这笔账，村党支部书记庞洪增感慨不已，“咱这可真得是自力更生啊！”他说，“就盼着上头能在这一块多拨点资金。”
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对此表示无奈，“资金缺口还是很大。”他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基本是无偿的，8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补贴，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大中型工程上。基础水利设施由市县两级包干，基层本来就是吃“财政饭”，很难拿出资金搞水利。就说这几年，上级在基础水利上的投入每年也就50万左右，这些钱一般也是以“节水灌溉”的名义划拨的，很难投入到打井、维护等比较迫切的水利建设上来。
而基层水利投入不足，则已经成为我国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的普遍问题。近期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专门就此提交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市委书记李亚就认为，从水库到农田，“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上，干支等大中型工程国家投入较多，但是，斗、农、毛等基层小型渠道投入则明显不足。“国家顾不上、地方没钱投、农民没钱建”，于是就出现了年久失修、老化严重的局面。
上涨的灌溉成本
路计全介绍，以前最便宜的时候，农田灌溉每亩地成本也就15元左右，而现在，冀州市平均灌溉成本已经达到了三四十元。在河北省深州市，一些村庄的灌溉成本甚至达到了每亩50多元。成本的增加也正在成为基层农田水利面临的重要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这与灌溉承包以及国家近些年一直在鼓励并推广的用水户协会不无关系。
距离庞家庄不原的贡家台村，春灌已经收尾，可是村民对于浇地费却颇多意见。“这两年费用已经到了一亩50元左右。”村党支部书记宋仁才介绍。使用水泵抽水的灌溉实际价格要更高，成本价是50元，但是要个人负责水泵柴油费，地势高的话抽水费用更高，算下来一亩地甚至要八九十块钱才能浇下来，就这样还只是浇一遍。而在庞家庄村，灌溉价格平均只在40元左右，而且还是浇两遍。
记者调查发现，同样浇地却产生如此大的成本差距，和两村的灌溉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设置最高限价，进行公开竞标，这几年，贡家台村的农田灌溉大多承包给个人。每年灌溉季节，由承包人负责村里的灌溉，并收取相关费用。2008年以前，村里是一年一包，此后改成了三年一包。2010年转包之后，灌溉价格由原来的每亩43元涨到了现在的50多元。
现在村里的农田灌溉格局是这样的：水利部门把水卖给用水户协会，这个协会一般是由几个村共同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协会买来水之后再分配给各个村用水组，而用水组现在则大多承包给了个人。用水户协会是国家推广成立的，旨在让农田灌溉实现集约化管理，减轻用水负担。用水组承包给个人也曾给村里的农田灌溉带来了新气象，如灌溉收费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灌溉效率也大大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创新”之举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费用问题最为突出。现在50多元的灌溉费用，交给水利部门的成本费约30元左右，用水户协会要收取每亩2元左右的管理费和护渠费，同时还要提取10%左右的费用。当然，承包人的经营收益费用也必不可少。“很多人承包这个就是图挣钱的。”宋仁才坦言，所以承包人往往极少维护灌溉设施，灌溉质量也不能完全保证。
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冀州，今年新增以及需要维修的机井约有80口，冀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计全介绍，新打一口井，至少需要11万元资金，进行简单维护，一般动辄也得上万。而河北省水利厅的数字则显示，整个河北省有91万口机井，每年需要更新的有4万口。目前农村田间工程配套率不足20%。而这也成为基层农田水利最薄弱的缓解，这所谓的“最后一公里”已经成为农田水利发展的瓶颈。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的相关统计显示，到2009年底，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约为8.89亿亩，但是水利设施薄弱，一半以上“靠天吃饭”。大型灌区骨干设施损坏率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损坏近50%，而小水窖、小水塘、小水渠等“五小水利”设施损毁则更为严重，但是相比而言，投入却更少。
在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看来，造成“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因为农业经济效益低，很难投入；农田水利新机制没有建立，建设主体不明，投入严重不足，存在很大缺口；基层水利机构经费人员不足，很难做好管理和服务。
在刚刚闭幕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也提交建议，就“最后一公里”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市委书记李亚提出，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但是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则认为，要打通农村水利的“微循环”系统，重点做好农村河道沟渠的治理。而在河北省，针对水利建设资金问题，该省水利部门正在进行多元化多渠道融资，探索水利建设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对于我国农田水利发展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政府在水利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农田水利将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未来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土地转让金的10%将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意味着每年将有800-1000亿的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基层水利长期以来的欠账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