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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王瑶先生学习的时间并不长。1955年我大学毕业时， 他选我当了研究生， 一年后又改为他的科研助手， 也只干了一年便因形势的
变化而分开了。时间虽然只有两年， 但在我众多的师长中， 王瑶先生对我的影响却是最深的。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我想记述几件小事， 以表示对先生的感念与哀思。
我在当研究生期间， 写得较多。先生说：“ 研究生就是要研究， 研究总要有大大小小的结果， 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结果。但你如果不学，
有什么可写？ 所以强调写， 也就迫使你学。
写是苦事， 却最能锻炼人。” 后来， 我在30 多年的教学工作中， 总是深深感到先生的话含有至理。所以我把写阐释为思维能力的全面深刻的训练， 并经常向文科学生强调“学为基础， 想为主导， 落实到写”的方法， 实际上只是发挥了先生的主张。
先生对我所写的文章总是详加讲析。
在讲析中又总是旁征博引， 广泛联系， 突出表现了他那博闻强记、深知学术动态、善于总结是非得失的特点。这些自然对我很有教益。但教益最深的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
先生认为我的文章总的来看是“清通” 的，但一篇之中往往有那么几句“不明白”“不醒豁”。他指出几次之后， 便觉察到我心里不以为然， 有时还要辩解， 就对我说： “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别人看不明白或看不出好处， 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他又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话是讽刺，但也可以谅解。因为只有自己用力最多，用心最苦。但客观的事实是你不能要求读者也那么用心用力来读你的文章。所以你必须处处为看的人着想，而不要强调自己的理由。”对于这些话，我是终身感佩的，而且其教育作用也不仅仅限于写作。在我当助手期间，我曾多次对先生讲到某某老师讲课效果好，倾慕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到讲台上去试一试。不过你放心，将来你的讲课效果不会比他差的，可能比他还好。”我以为先生是在讽刺我，脸胀得通红。先生却接着说：“我说的不是笑话，你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于是他就讲了几个我的所谓“有利条件”。我听了自然受到鼓励，但却说道：“我将来讲课，假如效果还好，主要的原因肯定不是您说的这些条件。”先生拔出了嘴里的烟斗，眼睛瞪着我问道：“还有什么呢？”我说：“那是因为我已经在您这里学到了一个奥妙。”
“什么奥妙？”“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哈哈大笑，连说：“好，好。”我们的交谈就是在这样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使我得到许多感悟。
不久以前，我在报刊上见到一篇报道，说有个拍摄过多部影视片的著名编导对记者说，他现在认识到“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
这又一次使我想起先生说的那些话，这些话平凡之极，明显之极，然而真正要做到，却是多么不容易啊。
有一次先生突然问我：“你在《文学遗产》发文章，为什么老是变换笔名？”这又使我满脸通红，只得答道：“因为这是私货。”“什么意思？”“我是跟您学现代文学的，文章却是古代文学方面写的多。怕您知道了说我不务正业。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要写，……”先生笑笑说：“你不必解释了，我知道是陈翔鹤同志要你写，笔名的事也是他对我说的。”接着他又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个人，对自己的子女不大民主，对学生却非常民主，我反对按照老师自身的样式来塑造青年人；那样做只能一代不如一代。
让青年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展，才能做到各代人各有所长。我开的是‘通用公司’，你在我这里只要学习用得通的方法。
千万不要我会的你也会，我不会的你也不会。”他还特别指出：“我讲的‘民主’，不光是指学古学今可以随便，而且是指观点和我针锋相对也不要紧。只要你的研究成果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了。”先生的这番话，我也是长期努力奉行的。所以我历来不同意所谓“近亲繁殖”的说法。
我认为，如果导师有讲学术民主的气度，那么即使在本校招研究生，也不会出现“近亲繁殖”的弊病；反之，如果导师不讲学术民主，完全按自己的模式来复制学生，不许越雷池一步，那么即便从天南地北招收研究生，也只能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复制品。
自从我认识先生以来，深知他遭受的磨难不少。然而他总是以豁达的气度、宽厚的胸怀对待他所遭受的一切，不但毫无怨言，而且总是以德报怨。现在我仅就学术方面说一些所知的情况。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他一生中的力作。此书出版以后，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但后来的研究者又几乎人人借助此书。我
在大学期间因为看了许多批评言论，对此书也没有正确的印象。后来当他的研究生和助手，常常应用此书，才知它的价值和功用。因此有
时便为先生感到不平，但他却总是一笑置之，说：“我写此书只是匆匆忙忙干完一件工作，工作完成了就好，其它何必计较。”他还说：‘实
至名归’这句话究竟有没有道理？一个人的‘实’到了哪种程度，并未张扬，别人怎么能知道？但事实上‘名’却总是大致与‘实’相符。
你说怪不怪？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学术界对人是公正的。你将来也不要把一时的褒贬得失看得太重。”这些话很能使人心胸开朗。但是，后来又出现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书，却让我们几个同门大为生气。原来该书竟是大篇大篇地抄袭先生的著作，而学术界不仅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反而好像该书一出，先生的著作便该扬弃了。我曾想要写文章揭露此事，却被先生阻止。
他说：“一个人写了书就是给别人用的嘛。虽然用与抄是有区别，但我们自己不能斤斤计较。”又说：“那部书也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只是还搭不成架子，所以用一点别人的观点和材料。”他甚至还说：“那部书至少避免了我书中的错误（指关于胡风的章节），所以用它来替代我的书，是可以的。”后来那本书的作者来到北京，先生还请他吃饭；在交往中也处处退让，毫无不豫之色。我想，凡是和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认为敏锐坦率是他的突出特点，其实他的宽厚一面，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先生晚年，品格学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真正应验了“实至名归”的古训。
我和先生的最后交谈，是在两年多前，那时我偕先妻同去探望他。问到近况，他乐呵呵地对我说：“我现在写点什么是‘垂死挣扎’，什
么都不写是‘坐以待毙’。”这类言语表现了他一贯乐观幽默的风格。我说：“您虽然满头白发，却是红光满面。我看不出‘垂死挣扎’的迹象。”他说：“不行了，不行了。你们俩现在还精力充沛，要抓紧时间多干点。老了就是不行，力不从心。”他还笑对我说：“你爱人对民间文学忠贞不二，不像你，干的事太杂了，当然这也不能怪你。”我问先生是否还记得“通用公司”这句话，并说：“不杂怎么能成为‘通用公司’呢？”先生听了又哈哈大笑。后来他一直把我们俩送到门外桥边。回家路上，我和先妻还说先生这个人肯定活得长。谁想去年一年中，妻子和老师先后逝去，一念及此，悲从中来，便再也无话可说了。
（选自《群言》）
变化而分开了。时间虽然只有两年， 但在我众多的师长中， 王瑶先生对我的影响却是最深的。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我想记述几件小事， 以表示对先生的感念与哀思。
我在当研究生期间， 写得较多。先生说：“ 研究生就是要研究， 研究总要有大大小小的结果， 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结果。但你如果不学，
有什么可写？ 所以强调写， 也就迫使你学。
写是苦事， 却最能锻炼人。” 后来， 我在30 多年的教学工作中， 总是深深感到先生的话含有至理。所以我把写阐释为思维能力的全面深刻的训练， 并经常向文科学生强调“学为基础， 想为主导， 落实到写”的方法， 实际上只是发挥了先生的主张。
先生对我所写的文章总是详加讲析。
在讲析中又总是旁征博引， 广泛联系， 突出表现了他那博闻强记、深知学术动态、善于总结是非得失的特点。这些自然对我很有教益。但教益最深的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
先生认为我的文章总的来看是“清通” 的，但一篇之中往往有那么几句“不明白”“不醒豁”。他指出几次之后， 便觉察到我心里不以为然， 有时还要辩解， 就对我说： “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别人看不明白或看不出好处， 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他又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话是讽刺，但也可以谅解。因为只有自己用力最多，用心最苦。但客观的事实是你不能要求读者也那么用心用力来读你的文章。所以你必须处处为看的人着想，而不要强调自己的理由。”对于这些话，我是终身感佩的，而且其教育作用也不仅仅限于写作。在我当助手期间，我曾多次对先生讲到某某老师讲课效果好，倾慕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到讲台上去试一试。不过你放心，将来你的讲课效果不会比他差的，可能比他还好。”我以为先生是在讽刺我，脸胀得通红。先生却接着说：“我说的不是笑话，你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于是他就讲了几个我的所谓“有利条件”。我听了自然受到鼓励，但却说道：“我将来讲课，假如效果还好，主要的原因肯定不是您说的这些条件。”先生拔出了嘴里的烟斗，眼睛瞪着我问道：“还有什么呢？”我说：“那是因为我已经在您这里学到了一个奥妙。”
“什么奥妙？”“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哈哈大笑，连说：“好，好。”我们的交谈就是在这样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使我得到许多感悟。
不久以前，我在报刊上见到一篇报道，说有个拍摄过多部影视片的著名编导对记者说，他现在认识到“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
这又一次使我想起先生说的那些话，这些话平凡之极，明显之极，然而真正要做到，却是多么不容易啊。
有一次先生突然问我：“你在《文学遗产》发文章，为什么老是变换笔名？”这又使我满脸通红，只得答道：“因为这是私货。”“什么意思？”“我是跟您学现代文学的，文章却是古代文学方面写的多。怕您知道了说我不务正业。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要写，……”先生笑笑说：“你不必解释了，我知道是陈翔鹤同志要你写，笔名的事也是他对我说的。”接着他又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个人，对自己的子女不大民主，对学生却非常民主，我反对按照老师自身的样式来塑造青年人；那样做只能一代不如一代。
让青年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展，才能做到各代人各有所长。我开的是‘通用公司’，你在我这里只要学习用得通的方法。
千万不要我会的你也会，我不会的你也不会。”他还特别指出：“我讲的‘民主’，不光是指学古学今可以随便，而且是指观点和我针锋相对也不要紧。只要你的研究成果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了。”先生的这番话，我也是长期努力奉行的。所以我历来不同意所谓“近亲繁殖”的说法。
我认为，如果导师有讲学术民主的气度，那么即使在本校招研究生，也不会出现“近亲繁殖”的弊病；反之，如果导师不讲学术民主，完全按自己的模式来复制学生，不许越雷池一步，那么即便从天南地北招收研究生，也只能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复制品。
自从我认识先生以来，深知他遭受的磨难不少。然而他总是以豁达的气度、宽厚的胸怀对待他所遭受的一切，不但毫无怨言，而且总是以德报怨。现在我仅就学术方面说一些所知的情况。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他一生中的力作。此书出版以后，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但后来的研究者又几乎人人借助此书。我
在大学期间因为看了许多批评言论，对此书也没有正确的印象。后来当他的研究生和助手，常常应用此书，才知它的价值和功用。因此有
时便为先生感到不平，但他却总是一笑置之，说：“我写此书只是匆匆忙忙干完一件工作，工作完成了就好，其它何必计较。”他还说：‘实
至名归’这句话究竟有没有道理？一个人的‘实’到了哪种程度，并未张扬，别人怎么能知道？但事实上‘名’却总是大致与‘实’相符。
你说怪不怪？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学术界对人是公正的。你将来也不要把一时的褒贬得失看得太重。”这些话很能使人心胸开朗。但是，后来又出现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书，却让我们几个同门大为生气。原来该书竟是大篇大篇地抄袭先生的著作，而学术界不仅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反而好像该书一出，先生的著作便该扬弃了。我曾想要写文章揭露此事，却被先生阻止。
他说：“一个人写了书就是给别人用的嘛。虽然用与抄是有区别，但我们自己不能斤斤计较。”又说：“那部书也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只是还搭不成架子，所以用一点别人的观点和材料。”他甚至还说：“那部书至少避免了我书中的错误（指关于胡风的章节），所以用它来替代我的书，是可以的。”后来那本书的作者来到北京，先生还请他吃饭；在交往中也处处退让，毫无不豫之色。我想，凡是和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认为敏锐坦率是他的突出特点，其实他的宽厚一面，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先生晚年，品格学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真正应验了“实至名归”的古训。
我和先生的最后交谈，是在两年多前，那时我偕先妻同去探望他。问到近况，他乐呵呵地对我说：“我现在写点什么是‘垂死挣扎’，什
么都不写是‘坐以待毙’。”这类言语表现了他一贯乐观幽默的风格。我说：“您虽然满头白发，却是红光满面。我看不出‘垂死挣扎’的迹象。”他说：“不行了，不行了。你们俩现在还精力充沛，要抓紧时间多干点。老了就是不行，力不从心。”他还笑对我说：“你爱人对民间文学忠贞不二，不像你，干的事太杂了，当然这也不能怪你。”我问先生是否还记得“通用公司”这句话，并说：“不杂怎么能成为‘通用公司’呢？”先生听了又哈哈大笑。后来他一直把我们俩送到门外桥边。回家路上，我和先妻还说先生这个人肯定活得长。谁想去年一年中，妻子和老师先后逝去，一念及此，悲从中来，便再也无话可说了。
（选自《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