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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促使各国加强国际合作，采取反危机措施应对经济衰退，而且再次挑战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对各国间经济协调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实践也促使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谋求新的突破。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代理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在两国贸易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困扰经贸关系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美方的贸易逆差问题，二是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特别是当前因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在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下降，使中国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有些企业的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二是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和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债券。尽管因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大量的投资损失以及减值准备计提会影响经营业绩，也不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以及资产规模的扩张。因此，应该从宏观角度利用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寻找改善和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措施，促使两国间贸易的双赢。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促使各国加强国际合作，采取反危机措施应对经济衰退，而且再次挑战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2008年底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频频召开会议，协商如何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和金融手段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和正常运行。美国、英国、德国和韩国等积极开展救市行动，共同阻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同时，这些国家还降低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面临这次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表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和合作行动。在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中国呼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在2009年4月3日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认清形势、加强沟通、相互支持、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积极参与克服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代理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在两国贸易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困扰经贸关系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美方的贸易逆差问题，二是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特别是当前因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在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下降，使中国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有些企业的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二是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和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债券。尽管因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大量的投资损失以及减值准备计提会影响经营业绩，也不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以及资产规模的扩张。因此，应该从宏观角度利用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寻找改善和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措施，促使两国间贸易的双赢。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促使各国加强国际合作，采取反危机措施应对经济衰退，而且再次挑战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2008年底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频频召开会议，协商如何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和金融手段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和正常运行。美国、英国、德国和韩国等积极开展救市行动，共同阻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同时，这些国家还降低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面临这次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表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和合作行动。在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中国呼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在2009年4月3日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认清形势、加强沟通、相互支持、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积极参与克服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