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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数字化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信息治理、智能治理、数字治理等技术赋能治理模式日益成为时代潮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更好激发市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西方公民参与的理论研究
公民参与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西方看，《美国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一书中概括了三种公民参与的理论模式。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强调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任与合作。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如同物质世界为运动规律所支配，精神世界为利益规律所统治”，行动者会通过理性的利益计算来决定是否参与公共事务。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强调“正是制度会使得公共政策偏袒于某些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利益，因为制度以某种方式引导着参与的方向”。
聚焦国内情况，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动员工作。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动员包括参与式动员、运动式动员、组织化动员等，群众参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治体系的健全完善、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前的强制性参与日渐式微，群众参与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包括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身体参与和权益性参与等类型。
多样化的参与，其背后必然也是有多样化的决定因素。在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数字赋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基于三种参与理论和四种参与类型的分析框架，笔者聚焦数字技术对群众参与的影响逻辑，探析具体的影响载体和路径。
数字技术提升群众参与度的路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运用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以萧山瓜沥镇八里桥村为例，通过数字化变革，八里桥村探索出了一条极具地方特色的基层多元共治新模式。2020年，瓜沥镇在八里桥村首发试点“沥家园”政务分享平台，以区块链技术赋予身份为内核，群众自觉参與积分制成长的互联生活体验，实现村务管理、公益活动、积分存兑、政务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透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四个本质。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信任规范，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确定性。相较于过去“大喇叭”式的群众动员，数字技术通过村民实名注册、任务实时上线、积分实际呈现等方式，将每位村民、每件任务都“一对一”映射到线上，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可记录、可追溯。这样的模式显著降低了群众社区参与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进了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了社区派发任务、群众社区参与等过程中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有利于消减群众社区参与的后顾之忧。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收益激励，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依附性参与模式，都认为收益激励有助于提升群众的社区参与意愿。据调查，通过积分兑换鼓励能够激励八里桥村民报名参加公益活动。相于传统的群众动员模式，数字技术通过定时不定点的线上“抢单”活动，在不需要增加或减少物质激励额度的情况下，放大了群众获取激励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群众社区参与的“饥饿营销”。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身份认同，提升了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会引导参与的方向。党员带头、干部带头，一直是群众社区参与的“隐制度”，这与志愿性参与在逻辑上是相似的。但在传统的群众动员模式中，党员带头、干部带头往往属于号召性，难以衡量，且只有少数人掌握具体情况。但数字技术由于其可量化、可追溯、可视化的特征，不仅可以时时展现参与服务的次数、类型、排名，而且使社区群众都可知晓。这种“亮榜晒绩”客观上将倒逼某些不热心社区事务的党员、干部等投身社区事务当中。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权益意识，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紧迫感。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许多群众会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去参与社区活动，这也就是权益性参与。在数字时代，各个年龄段的群众使用手机、PAD等移动互联网终端阅读的频率远远超过了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渠道。因此，通过微信推送、头条推送、抖音短视频等数字媒体去动员群众参与垃圾分类、河道巡查等社区活动，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远比传统方式更有效。
进一步发挥数字效用的关键
数字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工具手段，要更好发挥数字治理的赋能作用，更有效激发群众参与意愿，必须更加注重终端简便易用、线上线下联动、多元共治理念和数据安全底线，让群众都能够充分、均衡、安全地参与数字治理实践，以数字赋能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更加注重大道至简、方便群众。考虑到数字治理的服务对象涵盖各个年龄段、各个学历层，数字治理应用必须以人为本、简便易用，尽最大可能把全部服务对象都纳入数字治理网络中来，形成“一对一”映射，在线上构建线下社区“数字孪生”的群众基础。
更加注重线上线下、互联互动。数字治理应用不能只是单纯的线上社区，而应该和群众线下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满足群众了解村情社情、参与社区事务、提交反映问题、享受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需求，真正让数字治理应用成为群众好用可用、甚至爱不释手的数字终端。
更加注重多元共治、共建共享。数字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手段，要充分调动群众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关键还需要治理者具有多元共治的理念。要高度重视群众通过数字治理应用提交的问题建议，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此来提高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主人翁”意识。
更加注重数据安全、守牢底线。数据安全是数字治理的生命线，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数字治理。要充分运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加强数据安全防护，切实维护好群众的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让更多群众敢于拥抱数字、共享数字红利。
作者单位：杭州高新区（滨江）发展和改革局
中西方公民参与的理论研究
公民参与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西方看，《美国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一书中概括了三种公民参与的理论模式。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强调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任与合作。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如同物质世界为运动规律所支配，精神世界为利益规律所统治”，行动者会通过理性的利益计算来决定是否参与公共事务。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强调“正是制度会使得公共政策偏袒于某些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利益，因为制度以某种方式引导着参与的方向”。
聚焦国内情况，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动员工作。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动员包括参与式动员、运动式动员、组织化动员等，群众参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治体系的健全完善、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前的强制性参与日渐式微，群众参与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包括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身体参与和权益性参与等类型。
多样化的参与，其背后必然也是有多样化的决定因素。在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数字赋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基于三种参与理论和四种参与类型的分析框架，笔者聚焦数字技术对群众参与的影响逻辑，探析具体的影响载体和路径。
数字技术提升群众参与度的路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运用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以萧山瓜沥镇八里桥村为例，通过数字化变革，八里桥村探索出了一条极具地方特色的基层多元共治新模式。2020年，瓜沥镇在八里桥村首发试点“沥家园”政务分享平台，以区块链技术赋予身份为内核，群众自觉参與积分制成长的互联生活体验，实现村务管理、公益活动、积分存兑、政务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透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四个本质。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信任规范，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确定性。相较于过去“大喇叭”式的群众动员，数字技术通过村民实名注册、任务实时上线、积分实际呈现等方式，将每位村民、每件任务都“一对一”映射到线上，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可记录、可追溯。这样的模式显著降低了群众社区参与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进了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了社区派发任务、群众社区参与等过程中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有利于消减群众社区参与的后顾之忧。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收益激励，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依附性参与模式，都认为收益激励有助于提升群众的社区参与意愿。据调查，通过积分兑换鼓励能够激励八里桥村民报名参加公益活动。相于传统的群众动员模式，数字技术通过定时不定点的线上“抢单”活动，在不需要增加或减少物质激励额度的情况下，放大了群众获取激励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群众社区参与的“饥饿营销”。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身份认同，提升了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会引导参与的方向。党员带头、干部带头，一直是群众社区参与的“隐制度”，这与志愿性参与在逻辑上是相似的。但在传统的群众动员模式中，党员带头、干部带头往往属于号召性，难以衡量，且只有少数人掌握具体情况。但数字技术由于其可量化、可追溯、可视化的特征，不仅可以时时展现参与服务的次数、类型、排名，而且使社区群众都可知晓。这种“亮榜晒绩”客观上将倒逼某些不热心社区事务的党员、干部等投身社区事务当中。
数字技术通过强化权益意识，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紧迫感。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许多群众会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去参与社区活动，这也就是权益性参与。在数字时代，各个年龄段的群众使用手机、PAD等移动互联网终端阅读的频率远远超过了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渠道。因此，通过微信推送、头条推送、抖音短视频等数字媒体去动员群众参与垃圾分类、河道巡查等社区活动，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远比传统方式更有效。
进一步发挥数字效用的关键
数字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工具手段，要更好发挥数字治理的赋能作用，更有效激发群众参与意愿，必须更加注重终端简便易用、线上线下联动、多元共治理念和数据安全底线，让群众都能够充分、均衡、安全地参与数字治理实践，以数字赋能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更加注重大道至简、方便群众。考虑到数字治理的服务对象涵盖各个年龄段、各个学历层，数字治理应用必须以人为本、简便易用，尽最大可能把全部服务对象都纳入数字治理网络中来，形成“一对一”映射，在线上构建线下社区“数字孪生”的群众基础。
更加注重线上线下、互联互动。数字治理应用不能只是单纯的线上社区，而应该和群众线下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满足群众了解村情社情、参与社区事务、提交反映问题、享受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需求，真正让数字治理应用成为群众好用可用、甚至爱不释手的数字终端。
更加注重多元共治、共建共享。数字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手段，要充分调动群众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关键还需要治理者具有多元共治的理念。要高度重视群众通过数字治理应用提交的问题建议，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此来提高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主人翁”意识。
更加注重数据安全、守牢底线。数据安全是数字治理的生命线，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数字治理。要充分运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加强数据安全防护，切实维护好群众的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让更多群众敢于拥抱数字、共享数字红利。
作者单位：杭州高新区（滨江）发展和改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