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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小学是在“十七年”时代度过的，受了半年多高等教育又撞上了“文革”。那时没有早教，没有补课，没有课外辅导班，很少家庭作业，学校里教的内容都是“左的”一套。书没读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倒不少。什么反美游行，什么抓麻雀除“四害”，什么“反右派”“四清”，运动一个接一个。而我自己则抓过蟋蟀，爬过树，偷过南瓜，看过“不良书籍”，搞过恶作剧，也写过诗，练过书画，唱过评弹……那时从不考虑 “有用无用”“有益无益”，反正是怎么好玩就怎么玩。不过，这也许未必是不幸。实际上我是一路享受着“高品质”“低耗能”的教育，足令今天花了大价钱受罪的孩子和家长羡慕死。
（一）
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小学是上海的“下只角”，肮脏、杂乱、喧闹。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在外面疯，野。
我們这个班原先是有名的乱班，先后换了两个班主任。四年级开学前，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女的，我们更来劲了，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不料当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们这些顽童竟被她的美镇住了。
顾家洁老师三十岁左右，一件月白的短袖旗袍，勾勒出全身和谐而有节奏的曲线，脸上总是荡漾着甜甜的笑。她一上讲台，便像一轮明月升起，周围是一片静。
从此，班级出现了奇妙的变化。我也觉得自己在变。本来，我的顽皮是出名的：哪里肮脏，往哪里钻；哪里生事，哪里有我在。有一次我在教室后的草丛中抓蟋蟀，为了抢夺所有权，被一个大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当我昂着头咬着牙跨出校门时，一只温柔的手抚着我的头，她没有训斥，没有责备。只是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微笑着给我包扎、擦洗，看着她洁白的毛巾上的黑印和血迹，我羞涩地低下了头。从此，我竟注意起清洁来，打架也少了，我生怕再弄脏她的白毛巾，更怕看见她那双美丽而期盼的眼睛。
顾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声音脆而润，仿佛要把我们带进诗境。忘了那天是上什么课，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在白纸上勾画起她的曲线。她走近我，似有所察觉。放学后，她突然把我找去。“你爱画画？”她问。我不作声。
“你在画我？──给我看看。”我想抵赖，但望着她美丽的眼神，还是乖乖掏出了那幅作品。
“画得不错，线条挺柔和的。”端详了一会儿，她说：“送给老师行吗？”我点了点头。临别时，她又摸着我的头说：“你喜欢画画，就为班级出黑板报吧！”
我受宠若惊，心想，我这样的捣蛋鬼竟会被委以重任。从此，每期黑板报上都有了我的“大作”。就这样，三年中，我的书画作品第一次在校园里展出；我第一次独自看完了厚厚的科幻小说；第一次懂得去探望病人；第一次主动帮助邻居老太到几里路外的邮局拿邮包……总之，这三年中我完全变了样。拿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顾老师送给我一支黑色的粗粗的博士铱金笔。而我画了一张风景画送给她，画面上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上有一轮皎皎的明月。
（二）
我也上过“国学课”“书法课”“图画课”，只不过那心情和今天苦不堪言到处赶场子的孩子们不一样。
十岁时，有个住在茅屋里的邻居。平时在邮局门口代人写信，到了春节就在银行门口设摊写春联。家里除了一桌、一凳、一床、一箱和几本书，几乎一无所有。可就是他使我对诗歌古文发生了兴趣。在茅屋中，他给我讲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给我讲过“郑伯克段于鄢”，给我讲过“大江东去”，也给我讲过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是个国民党遗留人员，已很久没机会给人讲课了。他讲得那么投入，那么激动，热泪盈眶，旁若无人。也许他在宣泄积压已久的内心的苦楚。茅屋梁柱上的灰尘，也被他的声音震得簌簌而下。他是一个谦谦君子，虽然满头白发，虽然旧衣烂衫，却风神不凡。我的耳畔至今还常常回荡着他的吟咏声。他姓米，是个孤老，大概六十多岁。
初中时我遇到了另一位贵人，他叫陈全霖，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是个前清秀才。我那时不知怎么一来就喜欢上了毛笔字，自己写着玩，也没人教。遇上他是缘分。那次我去河南路周虎臣笔庄买毛笔——还记得店堂里悬着马公愚写的“呈功学海”的隶书匾。只见一个老人在那里挑选“七紫三羊”，他那一套熟稔讲究的动作引来了我的好奇心。老人见我看着他，就主动与我攀谈，一老一小聊得投机。从此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便去他家学字。他也是个孤老，住在天津路一幢大楼的二楼过道夹缝里。他写得一手极工整的考科举用的馆阁体──乌、光、方。今天，我能写同龄人中少见的小楷，不能不感谢他。
我的国画老师叫郑洪，是一个极和善、极可亲的老人，戴着金线边眼镜，出门总是衣冠整齐。用风度翩翩来形容实在是不够的。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老城隍庙画扇子，后来在少年宫教国画。当时在城隍庙卖画要站住脚不容易，实在有些真功夫。他爱画龙虎，取“云从龙，风从虎”，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风云阁”。他总是不厌其烦一张一张地给我画“课徒稿”，还常叫我陪他去看画展。
三位老人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先后死去。这些老师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惜，我的兴趣多变，浅尝辄止，没有一个劲儿地钻下去。
他们都是我的贵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不可以金钱计。他们都是无偿地教我的，不收分文。
（三）
我曾说过，我最得意的事是平生没有被评到过一次先进，而最窝囊的也正是这一点。
从小我就调皮捣蛋，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我起了绰号。结果连红领巾都是最后一个戴上。“好孩子”理当与我无缘。
中学里，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但常常与老师“过不去”。政治老师说：“资本家都是剥削起家的”，我却说这个“都”字要去掉，至少我爸就是勤俭起家的，我还说我爸爸认识许多老板，都是好人，没有做过坏事。如此顽固不化的“青少年”，怎能评上“三好”?
不过，再怎么倔，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心里对光荣还是向往的。到入团的年龄，我当然十分积极，那时候谁不盼望自己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当时我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入团应该是顺理成章。在将要审批前，组织上要我再次汇报自己的思想，我向组织主动汇报了以前向陈全霖先生学过书法的事。后来知道陈先生是个“历史反革命”。我为自己的诚实付出了代价。组织上说我敌我不清，决定：暂缓入团。从此，我再没打过入团报告。 那次失败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组织上”的“决定”。直觉告诉我，组织上的决定未必都对。资本家也好、“历史反革命”也好，都是官方贴上去的标签，看一个人，不能全信标签。
（四）
1965年初夏，临近高考时，父亲把弟妹们赶下阁楼，好让我静静地复习。阁楼是斜顶，高处才可站人。当时几个同窗好友，知道我有这样一片天地，相约来一起复习。大家互相提问、启发，收获很大。一天中午，大伙实在困了，打起瞌睡来。看着他们各自有趣的睡相，我忽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用墨汁颜料在各人脸上“创作”起来。他们醒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不止。接着便把我按倒，涂了个花脸。惹得母亲以为我们在打架，爬上梯子，探过头来看。
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只是在夜深时悄悄爬上梯子，送上一碗水煮鸡蛋，又悄悄地收了碗，小心翼翼地爬下去。
填志愿那几天，小阁楼又喧闹起来。各人谈理想，抒豪情。一个填哈军工，一个填清华，一个填西安交大。我也雄心勃勃，非复旦大学新闻系莫属。班主任胡国民也鼓励我去考。只有父亲忧虑地说：“我们成分不好，还是实际一点。”我理直气壮地反驳：“党的政策是一有成分，二不唯成分，三重在表现。我是班干部，怕什么!”父亲奇怪地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
我们的考场设在一所大学里。草坪边很早有考生等着了，都和我一样，没人陪同。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给我装好新鲜的饭菜，爬上楼来，把我从梦中摇醒。
第一场是考语文，只有一篇作文，两题选一。一道是《论革命和学习》，一道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当时，正风行一本《南方来信》，是越南南方给北方亲人的书信汇编。我读过，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慷慨激昂，笔不停挥，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起当时书写时快乐的手感。
接着几场考试，自我感觉也极好。我满以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是胜券在握了。发通知那几天，我若无其事地在阁楼上看我的《红楼梦》，临我的《黄庭经》，但耳朵却倾听着邮递员的声音，同窗好友的一个个来了，我的心一天天收紧。耳边不时重复着父亲那天的话：“我们成分不好，还是实际一点。”
终于有一天，班主任又来了，说：“有几个调剂名额。你还是去教育学院吧。你是很适合当教师的。”父亲附和着说：“当老师也好。”──我终于忍不住了，翻上阁楼，大哭一场……
（五）
我的父亲是个京剧迷，又是个评弹迷，不过只会跟着哼几句，还谈不上票友。他是地道的浙江绍兴人，本来爱越剧，绍兴大班，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有个朋友叫张春帆，是很会写戏的，后来我才知道张其实是越剧十姐妹的经纪人。父亲后来不知为什么爱起京剧、评弹。我十多岁时，几乎天天晚上见他躺在床上听京剧、评弹。耳濡目染，渐渐地我也爱上了。我特别爱听程砚秋的《锁麟囊》，一板一眼，悠长缠绵，似乎要把我的魂都勾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高考前夜，我自己买票去听张鉴庭、张鉴国的《芦苇青青》。那苍凉悲壮，激越慷慨的调子，真可以响遏行云。我至今耳畔还时时响着他们的声音，脑海里出现他们的形象。杨振雄、杨振言的《大红袍》我也是情有独钟。那独特的唱腔，细腻到极致的说表，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此外，还有蒋月泉的《庵堂认母》，严雪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蒋云仙的《啼笑因缘》……我的很多历史知识都是从这些戏曲中来的，对音乐的兴趣也自然养成了。我不但学会评弹里的三弦，口琴也吹得不错，两把琴叠在一起，也能吹个抑扬顿挫，和声丰富。
在“贵人”们的影响下，我爱上书法、国画、诗歌和篆刻，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被它们占了。我在上海闸北区六十中学，校长叫宣仁，也是书法爱好者。他看我喜欢写字，就给我鼓励，我的书画在橱窗贴出来，一下子就成了学校的名人，得意满满。后来到崇明劳动，给他们写过“食堂”两个大字，看着自己题的“招牌”被人高高悬起，对我的书画兴趣也是极大的鼓舞。
我还常跑古玩店，有一次，我在广东路古玩店看到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上面题了一行字，曰：“明月欲圆光难铸”。下面的落款为“苦铁”。我不知道苦铁是谁，也不明白这句诗的意思，明明画面上没有月亮，怎么写月亮诗？但只是觉得画面特别美。回去问米老师，他告诉我“苦铁”是国画大师吴昌硕的号，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十四的月亮是最明亮的，但即使是十四的月亮映照，也难以铸造出这美丽的莲花。这句诗是引人联想荷塘上的月光，直接画月亮，不如由莲花想象的月亮完美。这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大的震撼，也是一次艺术的启蒙。
有一个时期，我迷上了唐诗宋词，我几乎天天学着写诗填词，胡乱写一百多首，还编了一本诗集，名为《歧羊集》。因为当时老师批评我，不让我写这些东西，我自己感到迷茫，如歧途亡羊，自刻了一方印，曰“歧羊斋”。后来“文革”入狱，全被抄走了。
暑假里，没事我们就天天下象棋。渐渐地也成了学校的强手。先是代表学校，后来代表区去比赛。那次本以为稳操胜券，熟料一时求胜心切，大意失荆州，竟把自己的一匹马送到了人家象脚底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落得个铩羽而归。那一次输得惨烈，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在這些杂七杂八的游戏当中，我的“琴棋书画”倒也凑齐了。现在除了业余写写画画，刻刻图章，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在课堂上，却成了“抓住”学生的一大秘籍。拿自己的书法作品做“诱饵”，哄学生背书、写作，效果颇佳。凡听过我上课的学生，都说我的课生动形象，说我的声音有穿透力，再累都不会走神。这都是借助于我对评弹和京白的效仿。我还曾参加了复旦大学评弹团。在学校举办的文艺会演上，我约了一个同事，上台演唱蒋调“宝玉夜探”。当年那些“无用”的兴趣，到头来都派上了用场。
（六）
读闲书，当然是我平时的主要享受。小学时，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如获至宝，手不释卷。读了后就与小朋友讲。读中学时，那时的文化专制还没有那么严重，旧书店里还常常能看到一些“封资修”的东西。下午没课，或者星期天，我便一个人跑到四川路或福州路旧书店，东翻西翻。什么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什么《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什么鲁迅，郁达夫、谢冰莹、林语堂，什么《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渐渐进入我的视野。有时碰上自己喜欢的书，站在那儿看上半天，看到书店关门，因为没钱就悄悄把自己喜欢看的书塞到不大有人注意的地方，以便下次再来看。有时也买一些旧书字帖，我记得自己还买过一本《说文解字》，虽然看不懂，还是胡乱地看，后来在“文革”中，没东西看时，居然断断续续抄了小半本。这对我今后的教育生涯，有很大的好处。 （七）
我在上海教育学院只读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于是每天忙着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因为读过鲁迅的杂文，学着鲁迅的风格写了很多大字报，还记得我曾以“张飞的弟弟”为题，批评一名叫张卓如副院长的大字报，引来了同学老师的一片叫好。
因为我成分不好，不能参加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便自己组织了一个“鹰击长空”战斗队。自己印小报，上街刷标语。后来因为写了错字，被审查。分配到松江教书后，我又自刻自印《战妖风》，结果又刻错字，老账新账一起算，坐了两年牢。那是后话。
1967年7月16日，是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我也参与横渡的纪念活动。与复旦清华北大等学子在武汉临时组成一个叫“五湖四海”的战斗队，有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我虽激进，却怕疼，且认为不必要，终于没别。那天我顺利地游到了对岸的目的地——一个公园，但好多人淹死了。不是因为不善游泳，而是有另一派造反组织捣乱，纪律大乱，争着下水，结果造成惨剧。
两个月后，我回到上海，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我的学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八）
想不到三十六岁那年，为了补张文凭，我又去上师大进修。课堂借在一所初级中学里。开学第一天，当一尊尊早已发福的躯干艰难地塞进座位时，真是感慨万千。
新同学都是“天涯沦落人”，一见面就像老友重逢。先是相视苦笑，继则大发牢骚：自诩曾经沧海，还读什么书，混两年算了。
不料，迈进教室的第一位老师就把我们这些老童生的桀骜之态、颓靡之情改变了。
那是一位年已六十七八的长者，高高的身材,银丝根根直立,面色红润，双目瞿然，一身本白纺绸衫，大有飘然欲仙之感。他一上讲台，就把所有的人镇住了，不禁暗暗叫好──这才称得上为人师表！他上课不看讲稿，大段大段地旁征博引，时而点评几句，发挥一下，时而联系现实，调侃一番，真是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把我们频频地带到“悟”的边缘。他的讲话，抑扬顿挫，声如洪钟，拖着长长的韵脚，好听得很。那天，他讲的内容已记不真切，但他那一身本白纺绸衫的形象和动人的声调，却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了。
他叫骆正深。据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原是浙大高材生，是吕型伟的同窗好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当副校长，“文革”前被请到华东局干部理论学习班，上文化課。“文革”后调到师大。因为没有专著，至今还是一个老讲师。
从此，我们便盼着他的课，就像小孩盼过年，而几位教授的课，我们却大不以为然，常借故逃学。骆老师上的是先秦到魏晋的文学史。每次上课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课堂上，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屈原，就是司马迁，就是嵇康、阮籍、陶渊明……
学期快结束时，我拿了自己写的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五千言的文章，去请他指点。他拿起稿子，仔细地翻阅着，慈祥的脸渐渐严肃起来，还不住地摇头，忽然勃然大怒，把文稿重重地往桌上一甩，涨红了脸，说:“什么东西,东抄西摘的。不好好读书，搞这一套！”我一下子像被打蒙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继续冲着我问：“你读了几遍《文心雕龙》？背过几篇秦汉文章？书还没读通,就想写研究文章,这是做哪家的学问！”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刀刺斧劈般的斥责，抓起文稿，掉头就走。一面将它撕得粉碎，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这倔老头，自己不写文章,也不让学生冒出来,难怪连个副的教授都评不上，活该！”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属于那种只会讲不会写的人。
过了几天，班长来通知我，说骆老师请你去一次。到了他家，骆老师拿出一沓硬面抄，说：“我也爱《文心雕龙》，有一点心得，你不妨拿去看看。”
啊，整整十二本！我拿回家，细细地翻阅起来：在这些硬面抄里，他与古今中外的学者驳难,讨论;在“龙学”的疆场上他仿佛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纵横驰骋。那挺劲的书法、丰富的资料、精彩的文笔、独到的见地,深深打动着我,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浅薄,那么丑陋！
两年的中年求学生涯很快结束了。临别时，骆老师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了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还作了一首诗赠我，可惜因为搬家，一时找不到了。大意是说他愿作一座小桥，把我们引向彼岸。
毕业后，听说骆老师在带研究生，不久又听说他退休了，临退之际，学校“照顾”了他一个副教授名额──他仍然没有专著……
十年过去了，同学相聚，没有一次不提到他。然而，我却怕去看他，自己这么没出息，何况为了职称，又“违背师训”，写了一些所谓的研究文章，想起他老人家的训斥，便感到汗颜。
近来，不知为什么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去看望他的强烈冲动，一见面，没等我开口，他已站起来，拖着长长的韵脚惊喜地叫我：“黄—玉—峰。”还是那么抑扬顿挫，声如洪钟，仿佛夫子在叫他没出息的子路。
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面对师尊，我还能说什么呢！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传来，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的学生生涯，至此总算真的结束了。但我还常常去复旦听课，从比我年轻得多得多的老师们那里获取营养！不过这已经不能算我的学生时代了！
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不要让学校妨害你的教育。”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学校里教的不多，负担也不重，却让我有幸在外面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突然想起了杜牧的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如果把“妃子”，改成我们这些“顽童”，倒是活生生地画出了我们这一代学生走过的路。于是，决定用“长安回望绣成堆”作为本文的题目。
（一）
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小学是上海的“下只角”，肮脏、杂乱、喧闹。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在外面疯，野。
我們这个班原先是有名的乱班，先后换了两个班主任。四年级开学前，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女的，我们更来劲了，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不料当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们这些顽童竟被她的美镇住了。
顾家洁老师三十岁左右，一件月白的短袖旗袍，勾勒出全身和谐而有节奏的曲线，脸上总是荡漾着甜甜的笑。她一上讲台，便像一轮明月升起，周围是一片静。
从此，班级出现了奇妙的变化。我也觉得自己在变。本来，我的顽皮是出名的：哪里肮脏，往哪里钻；哪里生事，哪里有我在。有一次我在教室后的草丛中抓蟋蟀，为了抢夺所有权，被一个大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当我昂着头咬着牙跨出校门时，一只温柔的手抚着我的头，她没有训斥，没有责备。只是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微笑着给我包扎、擦洗，看着她洁白的毛巾上的黑印和血迹，我羞涩地低下了头。从此，我竟注意起清洁来，打架也少了，我生怕再弄脏她的白毛巾，更怕看见她那双美丽而期盼的眼睛。
顾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声音脆而润，仿佛要把我们带进诗境。忘了那天是上什么课，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在白纸上勾画起她的曲线。她走近我，似有所察觉。放学后，她突然把我找去。“你爱画画？”她问。我不作声。
“你在画我？──给我看看。”我想抵赖，但望着她美丽的眼神，还是乖乖掏出了那幅作品。
“画得不错，线条挺柔和的。”端详了一会儿，她说：“送给老师行吗？”我点了点头。临别时，她又摸着我的头说：“你喜欢画画，就为班级出黑板报吧！”
我受宠若惊，心想，我这样的捣蛋鬼竟会被委以重任。从此，每期黑板报上都有了我的“大作”。就这样，三年中，我的书画作品第一次在校园里展出；我第一次独自看完了厚厚的科幻小说；第一次懂得去探望病人；第一次主动帮助邻居老太到几里路外的邮局拿邮包……总之，这三年中我完全变了样。拿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顾老师送给我一支黑色的粗粗的博士铱金笔。而我画了一张风景画送给她，画面上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上有一轮皎皎的明月。
（二）
我也上过“国学课”“书法课”“图画课”，只不过那心情和今天苦不堪言到处赶场子的孩子们不一样。
十岁时，有个住在茅屋里的邻居。平时在邮局门口代人写信，到了春节就在银行门口设摊写春联。家里除了一桌、一凳、一床、一箱和几本书，几乎一无所有。可就是他使我对诗歌古文发生了兴趣。在茅屋中，他给我讲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给我讲过“郑伯克段于鄢”，给我讲过“大江东去”，也给我讲过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是个国民党遗留人员，已很久没机会给人讲课了。他讲得那么投入，那么激动，热泪盈眶，旁若无人。也许他在宣泄积压已久的内心的苦楚。茅屋梁柱上的灰尘，也被他的声音震得簌簌而下。他是一个谦谦君子，虽然满头白发，虽然旧衣烂衫，却风神不凡。我的耳畔至今还常常回荡着他的吟咏声。他姓米，是个孤老，大概六十多岁。
初中时我遇到了另一位贵人，他叫陈全霖，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是个前清秀才。我那时不知怎么一来就喜欢上了毛笔字，自己写着玩，也没人教。遇上他是缘分。那次我去河南路周虎臣笔庄买毛笔——还记得店堂里悬着马公愚写的“呈功学海”的隶书匾。只见一个老人在那里挑选“七紫三羊”，他那一套熟稔讲究的动作引来了我的好奇心。老人见我看着他，就主动与我攀谈，一老一小聊得投机。从此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便去他家学字。他也是个孤老，住在天津路一幢大楼的二楼过道夹缝里。他写得一手极工整的考科举用的馆阁体──乌、光、方。今天，我能写同龄人中少见的小楷，不能不感谢他。
我的国画老师叫郑洪，是一个极和善、极可亲的老人，戴着金线边眼镜，出门总是衣冠整齐。用风度翩翩来形容实在是不够的。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老城隍庙画扇子，后来在少年宫教国画。当时在城隍庙卖画要站住脚不容易，实在有些真功夫。他爱画龙虎，取“云从龙，风从虎”，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风云阁”。他总是不厌其烦一张一张地给我画“课徒稿”，还常叫我陪他去看画展。
三位老人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先后死去。这些老师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惜，我的兴趣多变，浅尝辄止，没有一个劲儿地钻下去。
他们都是我的贵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不可以金钱计。他们都是无偿地教我的，不收分文。
（三）
我曾说过，我最得意的事是平生没有被评到过一次先进，而最窝囊的也正是这一点。
从小我就调皮捣蛋，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我起了绰号。结果连红领巾都是最后一个戴上。“好孩子”理当与我无缘。
中学里，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但常常与老师“过不去”。政治老师说：“资本家都是剥削起家的”，我却说这个“都”字要去掉，至少我爸就是勤俭起家的，我还说我爸爸认识许多老板，都是好人，没有做过坏事。如此顽固不化的“青少年”，怎能评上“三好”?
不过，再怎么倔，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心里对光荣还是向往的。到入团的年龄，我当然十分积极，那时候谁不盼望自己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当时我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入团应该是顺理成章。在将要审批前，组织上要我再次汇报自己的思想，我向组织主动汇报了以前向陈全霖先生学过书法的事。后来知道陈先生是个“历史反革命”。我为自己的诚实付出了代价。组织上说我敌我不清，决定：暂缓入团。从此，我再没打过入团报告。 那次失败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组织上”的“决定”。直觉告诉我，组织上的决定未必都对。资本家也好、“历史反革命”也好，都是官方贴上去的标签，看一个人，不能全信标签。
（四）
1965年初夏，临近高考时，父亲把弟妹们赶下阁楼，好让我静静地复习。阁楼是斜顶，高处才可站人。当时几个同窗好友，知道我有这样一片天地，相约来一起复习。大家互相提问、启发，收获很大。一天中午，大伙实在困了，打起瞌睡来。看着他们各自有趣的睡相，我忽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用墨汁颜料在各人脸上“创作”起来。他们醒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不止。接着便把我按倒，涂了个花脸。惹得母亲以为我们在打架，爬上梯子，探过头来看。
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只是在夜深时悄悄爬上梯子，送上一碗水煮鸡蛋，又悄悄地收了碗，小心翼翼地爬下去。
填志愿那几天，小阁楼又喧闹起来。各人谈理想，抒豪情。一个填哈军工，一个填清华，一个填西安交大。我也雄心勃勃，非复旦大学新闻系莫属。班主任胡国民也鼓励我去考。只有父亲忧虑地说：“我们成分不好，还是实际一点。”我理直气壮地反驳：“党的政策是一有成分，二不唯成分，三重在表现。我是班干部，怕什么!”父亲奇怪地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
我们的考场设在一所大学里。草坪边很早有考生等着了，都和我一样，没人陪同。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给我装好新鲜的饭菜，爬上楼来，把我从梦中摇醒。
第一场是考语文，只有一篇作文，两题选一。一道是《论革命和学习》，一道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当时，正风行一本《南方来信》，是越南南方给北方亲人的书信汇编。我读过，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慷慨激昂，笔不停挥，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起当时书写时快乐的手感。
接着几场考试，自我感觉也极好。我满以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是胜券在握了。发通知那几天，我若无其事地在阁楼上看我的《红楼梦》，临我的《黄庭经》，但耳朵却倾听着邮递员的声音，同窗好友的一个个来了，我的心一天天收紧。耳边不时重复着父亲那天的话：“我们成分不好，还是实际一点。”
终于有一天，班主任又来了，说：“有几个调剂名额。你还是去教育学院吧。你是很适合当教师的。”父亲附和着说：“当老师也好。”──我终于忍不住了，翻上阁楼，大哭一场……
（五）
我的父亲是个京剧迷，又是个评弹迷，不过只会跟着哼几句，还谈不上票友。他是地道的浙江绍兴人，本来爱越剧，绍兴大班，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有个朋友叫张春帆，是很会写戏的，后来我才知道张其实是越剧十姐妹的经纪人。父亲后来不知为什么爱起京剧、评弹。我十多岁时，几乎天天晚上见他躺在床上听京剧、评弹。耳濡目染，渐渐地我也爱上了。我特别爱听程砚秋的《锁麟囊》，一板一眼，悠长缠绵，似乎要把我的魂都勾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高考前夜，我自己买票去听张鉴庭、张鉴国的《芦苇青青》。那苍凉悲壮，激越慷慨的调子，真可以响遏行云。我至今耳畔还时时响着他们的声音，脑海里出现他们的形象。杨振雄、杨振言的《大红袍》我也是情有独钟。那独特的唱腔，细腻到极致的说表，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此外，还有蒋月泉的《庵堂认母》，严雪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蒋云仙的《啼笑因缘》……我的很多历史知识都是从这些戏曲中来的，对音乐的兴趣也自然养成了。我不但学会评弹里的三弦，口琴也吹得不错，两把琴叠在一起，也能吹个抑扬顿挫，和声丰富。
在“贵人”们的影响下，我爱上书法、国画、诗歌和篆刻，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被它们占了。我在上海闸北区六十中学，校长叫宣仁，也是书法爱好者。他看我喜欢写字，就给我鼓励，我的书画在橱窗贴出来，一下子就成了学校的名人，得意满满。后来到崇明劳动，给他们写过“食堂”两个大字，看着自己题的“招牌”被人高高悬起，对我的书画兴趣也是极大的鼓舞。
我还常跑古玩店，有一次，我在广东路古玩店看到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上面题了一行字，曰：“明月欲圆光难铸”。下面的落款为“苦铁”。我不知道苦铁是谁，也不明白这句诗的意思，明明画面上没有月亮，怎么写月亮诗？但只是觉得画面特别美。回去问米老师，他告诉我“苦铁”是国画大师吴昌硕的号，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十四的月亮是最明亮的，但即使是十四的月亮映照，也难以铸造出这美丽的莲花。这句诗是引人联想荷塘上的月光，直接画月亮，不如由莲花想象的月亮完美。这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大的震撼，也是一次艺术的启蒙。
有一个时期，我迷上了唐诗宋词，我几乎天天学着写诗填词，胡乱写一百多首，还编了一本诗集，名为《歧羊集》。因为当时老师批评我，不让我写这些东西，我自己感到迷茫，如歧途亡羊，自刻了一方印，曰“歧羊斋”。后来“文革”入狱，全被抄走了。
暑假里，没事我们就天天下象棋。渐渐地也成了学校的强手。先是代表学校，后来代表区去比赛。那次本以为稳操胜券，熟料一时求胜心切，大意失荆州，竟把自己的一匹马送到了人家象脚底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落得个铩羽而归。那一次输得惨烈，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在這些杂七杂八的游戏当中，我的“琴棋书画”倒也凑齐了。现在除了业余写写画画，刻刻图章，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在课堂上，却成了“抓住”学生的一大秘籍。拿自己的书法作品做“诱饵”，哄学生背书、写作，效果颇佳。凡听过我上课的学生，都说我的课生动形象，说我的声音有穿透力，再累都不会走神。这都是借助于我对评弹和京白的效仿。我还曾参加了复旦大学评弹团。在学校举办的文艺会演上，我约了一个同事，上台演唱蒋调“宝玉夜探”。当年那些“无用”的兴趣，到头来都派上了用场。
（六）
读闲书，当然是我平时的主要享受。小学时，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如获至宝，手不释卷。读了后就与小朋友讲。读中学时，那时的文化专制还没有那么严重，旧书店里还常常能看到一些“封资修”的东西。下午没课，或者星期天，我便一个人跑到四川路或福州路旧书店，东翻西翻。什么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什么《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什么鲁迅，郁达夫、谢冰莹、林语堂，什么《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渐渐进入我的视野。有时碰上自己喜欢的书，站在那儿看上半天，看到书店关门，因为没钱就悄悄把自己喜欢看的书塞到不大有人注意的地方，以便下次再来看。有时也买一些旧书字帖，我记得自己还买过一本《说文解字》，虽然看不懂，还是胡乱地看，后来在“文革”中，没东西看时，居然断断续续抄了小半本。这对我今后的教育生涯，有很大的好处。 （七）
我在上海教育学院只读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于是每天忙着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因为读过鲁迅的杂文，学着鲁迅的风格写了很多大字报，还记得我曾以“张飞的弟弟”为题，批评一名叫张卓如副院长的大字报，引来了同学老师的一片叫好。
因为我成分不好，不能参加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便自己组织了一个“鹰击长空”战斗队。自己印小报，上街刷标语。后来因为写了错字，被审查。分配到松江教书后，我又自刻自印《战妖风》，结果又刻错字，老账新账一起算，坐了两年牢。那是后话。
1967年7月16日，是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我也参与横渡的纪念活动。与复旦清华北大等学子在武汉临时组成一个叫“五湖四海”的战斗队，有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我虽激进，却怕疼，且认为不必要，终于没别。那天我顺利地游到了对岸的目的地——一个公园，但好多人淹死了。不是因为不善游泳，而是有另一派造反组织捣乱，纪律大乱，争着下水，结果造成惨剧。
两个月后，我回到上海，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我的学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八）
想不到三十六岁那年，为了补张文凭，我又去上师大进修。课堂借在一所初级中学里。开学第一天，当一尊尊早已发福的躯干艰难地塞进座位时，真是感慨万千。
新同学都是“天涯沦落人”，一见面就像老友重逢。先是相视苦笑，继则大发牢骚：自诩曾经沧海，还读什么书，混两年算了。
不料，迈进教室的第一位老师就把我们这些老童生的桀骜之态、颓靡之情改变了。
那是一位年已六十七八的长者，高高的身材,银丝根根直立,面色红润，双目瞿然，一身本白纺绸衫，大有飘然欲仙之感。他一上讲台，就把所有的人镇住了，不禁暗暗叫好──这才称得上为人师表！他上课不看讲稿，大段大段地旁征博引，时而点评几句，发挥一下，时而联系现实，调侃一番，真是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把我们频频地带到“悟”的边缘。他的讲话，抑扬顿挫，声如洪钟，拖着长长的韵脚，好听得很。那天，他讲的内容已记不真切，但他那一身本白纺绸衫的形象和动人的声调，却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了。
他叫骆正深。据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原是浙大高材生，是吕型伟的同窗好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当副校长，“文革”前被请到华东局干部理论学习班，上文化課。“文革”后调到师大。因为没有专著，至今还是一个老讲师。
从此，我们便盼着他的课，就像小孩盼过年，而几位教授的课，我们却大不以为然，常借故逃学。骆老师上的是先秦到魏晋的文学史。每次上课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课堂上，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屈原，就是司马迁，就是嵇康、阮籍、陶渊明……
学期快结束时，我拿了自己写的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五千言的文章，去请他指点。他拿起稿子，仔细地翻阅着，慈祥的脸渐渐严肃起来，还不住地摇头，忽然勃然大怒，把文稿重重地往桌上一甩，涨红了脸，说:“什么东西,东抄西摘的。不好好读书，搞这一套！”我一下子像被打蒙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继续冲着我问：“你读了几遍《文心雕龙》？背过几篇秦汉文章？书还没读通,就想写研究文章,这是做哪家的学问！”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刀刺斧劈般的斥责，抓起文稿，掉头就走。一面将它撕得粉碎，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这倔老头，自己不写文章,也不让学生冒出来,难怪连个副的教授都评不上，活该！”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属于那种只会讲不会写的人。
过了几天，班长来通知我，说骆老师请你去一次。到了他家，骆老师拿出一沓硬面抄，说：“我也爱《文心雕龙》，有一点心得，你不妨拿去看看。”
啊，整整十二本！我拿回家，细细地翻阅起来：在这些硬面抄里，他与古今中外的学者驳难,讨论;在“龙学”的疆场上他仿佛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纵横驰骋。那挺劲的书法、丰富的资料、精彩的文笔、独到的见地,深深打动着我,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浅薄,那么丑陋！
两年的中年求学生涯很快结束了。临别时，骆老师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了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还作了一首诗赠我，可惜因为搬家，一时找不到了。大意是说他愿作一座小桥，把我们引向彼岸。
毕业后，听说骆老师在带研究生，不久又听说他退休了，临退之际，学校“照顾”了他一个副教授名额──他仍然没有专著……
十年过去了，同学相聚，没有一次不提到他。然而，我却怕去看他，自己这么没出息，何况为了职称，又“违背师训”，写了一些所谓的研究文章，想起他老人家的训斥，便感到汗颜。
近来，不知为什么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去看望他的强烈冲动，一见面，没等我开口，他已站起来，拖着长长的韵脚惊喜地叫我：“黄—玉—峰。”还是那么抑扬顿挫，声如洪钟，仿佛夫子在叫他没出息的子路。
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面对师尊，我还能说什么呢！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传来，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的学生生涯，至此总算真的结束了。但我还常常去复旦听课，从比我年轻得多得多的老师们那里获取营养！不过这已经不能算我的学生时代了！
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不要让学校妨害你的教育。”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学校里教的不多，负担也不重，却让我有幸在外面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突然想起了杜牧的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如果把“妃子”，改成我们这些“顽童”，倒是活生生地画出了我们这一代学生走过的路。于是，决定用“长安回望绣成堆”作为本文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