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汤一介先生的关系，我和乐黛云先生的交往也有几十年了。乐先生总是那样热忱、安详、温暖，给人如沐春风之感；对汤先生也是体贴、呵护，无微不至。他们相濡以沫，鹣鲽情深。
50年代，对于乐先生之不幸遭遇，我略有所闻，但时过境迁，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看到她的自述和照片，像她那样才华横溢、光照动人，身怀一颗天真无邪、奋力报国的真心，却在瞬息之间遭“宁肯错杀，不使漏网”之“深挖细找，补划右派”运动所摧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
我还记得1958年，乐先生被发配“监督劳动”，我们哲学系也被下放到大兴县康庄，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教育方针。当时汤先生和我们一起住在康庄。在一次同学会上，我和几个同学回忆起这段生活。其中一个同学说，当时汤先生托他带封信到黄村寄出去，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收”。想到这样做不是划不清敌我界限吗?他就在会上揭发了。但至今回想起来，心中的惭愧之情难于言表，总觉对不起汤先生。其实这位同学当时也是迫于无奈，1957年他曾被延长后补期一年，那次反右的“深刻教训”，使他终日惶惶不安，生怕再招致更大的灾难!所以他的“觉悟”提高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氛围中，乐先生被“监督劳动”，幸而遇到了纯朴善良的农民，这些老大爷、老大娘没有受到“反右”的洗礼，他们把乐先生当作亲女儿看待，照顾有加。也正是他们的照顾，成了乐先生生命的支柱，使她还能在上山牧猪时唱信天游，仰天长啸，享受心情放松的乐趣，有时还背英文单词，这真是覆巢之下的侥幸了。
北大对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是无比亲切的，她洗涤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思想。乐先生《四院沙滩未名湖》中《怀念马寅初校长》一文，引起我对马校长的无限怀念。1957年我们新生入校，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马校长为我们致欢迎词。他矮矮胖胖的身材，慈祥的面容，至今还清楚地浮现在我面前。
当时他提着一个竹壳矮身的热水壶，放在桌上，操着浓浓的浙江口音说：“兄弟我，马寅初，浙江人。欢迎你们到北大来，学好本领将来为人民服务。”讲着，讲着，他抱起水壶，说：“暖壶也是有阶级性的。学校和机关的暖壶，高高的，用铁皮做的。农民在地里用这种壶，便宜，轻便，又不容易翻倒。”以此他教育我们凡事从实际出发，为百姓着想。他还介绍自己每天洗冷水澡锻炼身体的经验。听完报告，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就效法洗冷水澡。我也是其中之一，先是在学生澡堂，后来去学校游泳池。直到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一方法锻炼身体，受益颇多。
但不到一年，马校长就因“人口论”招来了大批判。那次我从康庄请假回校，到小食堂，看到满是批判的大字报。批判者说。马寅初只看到每人一张口，没有看到还有两只手。他是人口论，我们是人手论。他是马尔萨斯、资产阶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他只知人要吃饭，不知我们劳动者能生产!我那时年轻无知，竟觉得批判挺有道理，殊不知是把愚昧当成了真理，国家则由此酿成了决策的失误。这些年为控制人口过多，国家不知又花了多少代价和精力。愚昧就是落后，就是误国，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马校长也受到了批判。起因就是他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曾浏览过，但是不太懂，大意就是经济建设是“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不能搞单打一，针对性很强。后来大炼钢铁失败，以及高指标、高征购的失败，都证明马校长是对的。
虽然被大肆批判，马校长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作检讨。是什么力量在支持马校长?是一身铁骨，是知识的尊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作为北大校长，他维护着全国最高学府知识精英的尊严，维护着真理的尊严。
《怀念马寅初校长》这篇文章，最近被美国心理学教授李绍昆收入《宗教心理学》中，小标题是《乐黛云的宗教社会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命名?他说这是宗教情操啊!宗教是讲受苦受难的。为解救众生苦难，耶稣献出了生命，AT罗马人的十字架；佛陀不要荣华富贵，入山修道，又出山传教。宗教徒为了上帝和信仰，什么苦难都能忍受，什么牺牲都愿意付出。马校长的信仰，就是解救苦难的祖国和人民。为此他无所畏惧，而愿舍弃一切，承受苦难!这确是耶稣和佛陀式的宗教情操!李绍昆教授是天主教徒，有宗教背景，这是他对马校长的赞誉!同样，这也是对乐先生的赞誉!
思想自由为何如此重要?盖惟有思想自由才能产生最集中地反映时代心灵和呼声的精神产品，鼓舞人们创造和奋发的热情，焕发民族的生机活力。
在青年学子中，北大像一座灯塔，吸引着无数最有头脑和思想的人来到她的怀抱。在北大这样的氛围，也会使人生发出思想、创造的冲动。当年傅斯年先生办《新思潮》，培养出多少有思想有学识有理想的人!乐黛云先生和九个青年教师合办《同仁刊物》，也是企图如此。谁也不曾想到，乐先生竟因此被打成右派。
1957年北大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年青人。这决不是偶然。乐先生在《献给自由的精魂：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一文中，提出了真理和“半真理”的问题。这一矛盾当时在北大分外激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统治阶级成员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家，代表此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一部分是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包括执政者。后者考虑的往往只是当前的短期情势，以及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两部分人常常发生矛盾，这就是真理和“半真理”的区别。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本着对知识对真理的坚定信念，都要求“继承”文化思想遗产，“开放唯心主义”，把哲学系办得更好。他们有见解，对社会有着深重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讲是不可能的。“半真理”们对此却不能容忍。
南宋词人杨万里《桂源铺》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胡适曾引这首诗赞誉自由运动之不可能不受摧阻。而又不可能终被摧阻。历史上新事物出来，总会引起一阵“喧闹”，在“喧闹”过后，它仍然会前行。乐先生《四院沙滩未名湖》在北大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她的另一英文著作《To TheStorm》，在国外有那么多的版本，就是有力的见证。
乐先生曾在“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文中，谈到她当年南下在文化书院讲学。并曾在湖南广东等地做过多次讲座。这些讲座都传播了重要的新理论知识。特别是她在“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讨论中，提到“熵”的概念。“熵”的启示是很深刻的。这是一条自然规律，社会亦如此。一个社会，如果是封闭的，信息与能量不能自由流通，不能与外域异质的先进的思想交流、沟通、融合，就会凝固、僵化、落后，不可能发展。
在北大历史上，蔡元培先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主张多元开放，充分引进， 自由竞争，实现中西古今思想的大交流和融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继之而起，在新时期、新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的精神，掀起了中国新的文化热，也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风貌。中国文化书院请来海内外文史领域的大批学者专家，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傅伟勋、杜维明、陈启云、韦政通、陈鼓应等，国内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任继愈等都相继走上讲台，传道授业，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把中外古今的知识都吸纳进来。它所受欢迎之盛，引起的文化热潮之高，又一次证明“熵”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感恩。季羡林先生的很多精彩散文，忆师友，赏花木，无不浸透着感恩之心。乐先生《三真之境——我心中的季羡林》，对季老犹如父执，情真意切。季老的散文，经乐先生的观照而更加明亮纯真；乐先生的生命也在与季老的交融观照中，更加深睿、坚强。乐先生从“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物我双会，心物交融”的文学、美学境界，从结构、内在思想、语言特色，精辟分析季先生散文艺术成就所在，把之归结为“真情、真思、真美”，为我们提供了一篇极好的“文论”，也进一步揭示出季老散文中中国文化的重情传统。季老的散文是诗化的、人文的，二月兰、西府海棠都是这心灵的一部分，活灵活现，爱憎分明。乐先生的心灵亦是如此。
乐先生的很多怀人记事散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忧伤的小径》像一条历史走廊，睹物思人，仿佛在与教授、友人们一起漫步、闲谈。可惜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好景不再。无尽的追思，如走不完的小径，已融入历史，又再现今朝，化作永恒。《永恒的真诚》素描了废名先生——位个性鲜明而天真的教授。废名先生相信“轮回”，这在“五四”后是很“落伍”的；他又为周作人讲好话，这是人们所讳言的，但是他不怕；他还与青年教师坦诚交心。也正是如此，他被“调整”到吉林去了。《纪念吾师王瑶》，体现着老师的洞察世情和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也体现着知识分子未泯灭的良心和道义。 其他如《啊!延安……》，怀念一位共产党员从理想到现实的殒落，无限惋惜和哀思。本来要到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唱青春之歌，却一边喝着烈酒，一边喝着敌敌畏，走进香山的密林!《绝色霜枫》令人想起古代“枯杨生稊”、“枯杨生华”，“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正直才俊经历摧残，最终拨云见日，再现光彩。再如《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纪念彭兰大姐》等，篇篇都意义不凡，发人深思。
北大是中国近代的缩影，《四院沙滩未名湖》则是北大的缩影。要了解中国近代，了解北大，这本书是最好的向导。孔子修《春秋》，有言：“吾欲托诸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四院沙滩未名湖》也具有其中的意味。
赞日：似水柔情著《春秋》，万山横绝竟如何?自古名篇出困境，吟咏皆为自由魂。
司马迁受腐刑，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感慨道：“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乐先生的这本大作亦无愧于此。
(本文编辑 陈 娜)
50年代，对于乐先生之不幸遭遇，我略有所闻，但时过境迁，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看到她的自述和照片，像她那样才华横溢、光照动人，身怀一颗天真无邪、奋力报国的真心，却在瞬息之间遭“宁肯错杀，不使漏网”之“深挖细找，补划右派”运动所摧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
我还记得1958年，乐先生被发配“监督劳动”，我们哲学系也被下放到大兴县康庄，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教育方针。当时汤先生和我们一起住在康庄。在一次同学会上，我和几个同学回忆起这段生活。其中一个同学说，当时汤先生托他带封信到黄村寄出去，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收”。想到这样做不是划不清敌我界限吗?他就在会上揭发了。但至今回想起来，心中的惭愧之情难于言表，总觉对不起汤先生。其实这位同学当时也是迫于无奈，1957年他曾被延长后补期一年，那次反右的“深刻教训”，使他终日惶惶不安，生怕再招致更大的灾难!所以他的“觉悟”提高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氛围中，乐先生被“监督劳动”，幸而遇到了纯朴善良的农民，这些老大爷、老大娘没有受到“反右”的洗礼，他们把乐先生当作亲女儿看待，照顾有加。也正是他们的照顾，成了乐先生生命的支柱，使她还能在上山牧猪时唱信天游，仰天长啸，享受心情放松的乐趣，有时还背英文单词，这真是覆巢之下的侥幸了。
北大对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是无比亲切的，她洗涤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思想。乐先生《四院沙滩未名湖》中《怀念马寅初校长》一文，引起我对马校长的无限怀念。1957年我们新生入校，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马校长为我们致欢迎词。他矮矮胖胖的身材，慈祥的面容，至今还清楚地浮现在我面前。
当时他提着一个竹壳矮身的热水壶，放在桌上，操着浓浓的浙江口音说：“兄弟我，马寅初，浙江人。欢迎你们到北大来，学好本领将来为人民服务。”讲着，讲着，他抱起水壶，说：“暖壶也是有阶级性的。学校和机关的暖壶，高高的，用铁皮做的。农民在地里用这种壶，便宜，轻便，又不容易翻倒。”以此他教育我们凡事从实际出发，为百姓着想。他还介绍自己每天洗冷水澡锻炼身体的经验。听完报告，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就效法洗冷水澡。我也是其中之一，先是在学生澡堂，后来去学校游泳池。直到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一方法锻炼身体，受益颇多。
但不到一年，马校长就因“人口论”招来了大批判。那次我从康庄请假回校，到小食堂，看到满是批判的大字报。批判者说。马寅初只看到每人一张口，没有看到还有两只手。他是人口论，我们是人手论。他是马尔萨斯、资产阶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他只知人要吃饭，不知我们劳动者能生产!我那时年轻无知，竟觉得批判挺有道理，殊不知是把愚昧当成了真理，国家则由此酿成了决策的失误。这些年为控制人口过多，国家不知又花了多少代价和精力。愚昧就是落后，就是误国，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马校长也受到了批判。起因就是他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曾浏览过，但是不太懂，大意就是经济建设是“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不能搞单打一，针对性很强。后来大炼钢铁失败，以及高指标、高征购的失败，都证明马校长是对的。
虽然被大肆批判，马校长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作检讨。是什么力量在支持马校长?是一身铁骨，是知识的尊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作为北大校长，他维护着全国最高学府知识精英的尊严，维护着真理的尊严。
《怀念马寅初校长》这篇文章，最近被美国心理学教授李绍昆收入《宗教心理学》中，小标题是《乐黛云的宗教社会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命名?他说这是宗教情操啊!宗教是讲受苦受难的。为解救众生苦难，耶稣献出了生命，AT罗马人的十字架；佛陀不要荣华富贵，入山修道，又出山传教。宗教徒为了上帝和信仰，什么苦难都能忍受，什么牺牲都愿意付出。马校长的信仰，就是解救苦难的祖国和人民。为此他无所畏惧，而愿舍弃一切，承受苦难!这确是耶稣和佛陀式的宗教情操!李绍昆教授是天主教徒，有宗教背景，这是他对马校长的赞誉!同样，这也是对乐先生的赞誉!
思想自由为何如此重要?盖惟有思想自由才能产生最集中地反映时代心灵和呼声的精神产品，鼓舞人们创造和奋发的热情，焕发民族的生机活力。
在青年学子中，北大像一座灯塔，吸引着无数最有头脑和思想的人来到她的怀抱。在北大这样的氛围，也会使人生发出思想、创造的冲动。当年傅斯年先生办《新思潮》，培养出多少有思想有学识有理想的人!乐黛云先生和九个青年教师合办《同仁刊物》，也是企图如此。谁也不曾想到，乐先生竟因此被打成右派。
1957年北大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年青人。这决不是偶然。乐先生在《献给自由的精魂：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一文中，提出了真理和“半真理”的问题。这一矛盾当时在北大分外激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统治阶级成员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家，代表此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一部分是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包括执政者。后者考虑的往往只是当前的短期情势，以及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两部分人常常发生矛盾，这就是真理和“半真理”的区别。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本着对知识对真理的坚定信念，都要求“继承”文化思想遗产，“开放唯心主义”，把哲学系办得更好。他们有见解，对社会有着深重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讲是不可能的。“半真理”们对此却不能容忍。
南宋词人杨万里《桂源铺》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胡适曾引这首诗赞誉自由运动之不可能不受摧阻。而又不可能终被摧阻。历史上新事物出来，总会引起一阵“喧闹”，在“喧闹”过后，它仍然会前行。乐先生《四院沙滩未名湖》在北大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她的另一英文著作《To TheStorm》，在国外有那么多的版本，就是有力的见证。
乐先生曾在“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文中，谈到她当年南下在文化书院讲学。并曾在湖南广东等地做过多次讲座。这些讲座都传播了重要的新理论知识。特别是她在“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讨论中，提到“熵”的概念。“熵”的启示是很深刻的。这是一条自然规律，社会亦如此。一个社会，如果是封闭的，信息与能量不能自由流通，不能与外域异质的先进的思想交流、沟通、融合，就会凝固、僵化、落后，不可能发展。
在北大历史上，蔡元培先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主张多元开放，充分引进， 自由竞争，实现中西古今思想的大交流和融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继之而起，在新时期、新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的精神，掀起了中国新的文化热，也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风貌。中国文化书院请来海内外文史领域的大批学者专家，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傅伟勋、杜维明、陈启云、韦政通、陈鼓应等，国内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任继愈等都相继走上讲台，传道授业，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把中外古今的知识都吸纳进来。它所受欢迎之盛，引起的文化热潮之高，又一次证明“熵”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感恩。季羡林先生的很多精彩散文，忆师友，赏花木，无不浸透着感恩之心。乐先生《三真之境——我心中的季羡林》，对季老犹如父执，情真意切。季老的散文，经乐先生的观照而更加明亮纯真；乐先生的生命也在与季老的交融观照中，更加深睿、坚强。乐先生从“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物我双会，心物交融”的文学、美学境界，从结构、内在思想、语言特色，精辟分析季先生散文艺术成就所在，把之归结为“真情、真思、真美”，为我们提供了一篇极好的“文论”，也进一步揭示出季老散文中中国文化的重情传统。季老的散文是诗化的、人文的，二月兰、西府海棠都是这心灵的一部分，活灵活现，爱憎分明。乐先生的心灵亦是如此。
乐先生的很多怀人记事散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忧伤的小径》像一条历史走廊，睹物思人，仿佛在与教授、友人们一起漫步、闲谈。可惜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好景不再。无尽的追思，如走不完的小径，已融入历史，又再现今朝，化作永恒。《永恒的真诚》素描了废名先生——位个性鲜明而天真的教授。废名先生相信“轮回”，这在“五四”后是很“落伍”的；他又为周作人讲好话，这是人们所讳言的，但是他不怕；他还与青年教师坦诚交心。也正是如此，他被“调整”到吉林去了。《纪念吾师王瑶》，体现着老师的洞察世情和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也体现着知识分子未泯灭的良心和道义。 其他如《啊!延安……》，怀念一位共产党员从理想到现实的殒落，无限惋惜和哀思。本来要到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唱青春之歌，却一边喝着烈酒，一边喝着敌敌畏，走进香山的密林!《绝色霜枫》令人想起古代“枯杨生稊”、“枯杨生华”，“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正直才俊经历摧残，最终拨云见日，再现光彩。再如《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纪念彭兰大姐》等，篇篇都意义不凡，发人深思。
北大是中国近代的缩影，《四院沙滩未名湖》则是北大的缩影。要了解中国近代，了解北大，这本书是最好的向导。孔子修《春秋》，有言：“吾欲托诸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四院沙滩未名湖》也具有其中的意味。
赞日：似水柔情著《春秋》，万山横绝竟如何?自古名篇出困境，吟咏皆为自由魂。
司马迁受腐刑，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感慨道：“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乐先生的这本大作亦无愧于此。
(本文编辑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