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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政府拿了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不知道去了哪里，只剩下三分之一用于规范性分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可分配财富的缺乏令政府提高国民收入的政策难以落实。
孙立平是2010年10月31日在海南举行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孙立平提到，“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国民收入倍增”，网上对此反应一片冷落，甚至冷嘲热讽，原因是人们基于经验，对政策的落实有所担忧。对此，孙立平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收入倍增”的计划可能最终变成“支出倍增”的现实。从最近物价的大幅上涨和税费的增长就能看出这样的趋势。
他指出，虽然中国农民近几年生活状况明显改善，但这种底层的改善是和对中产阶级的剥夺密切相关的。由于政府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中作出有限的承诺，所以造成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
后果：精英集体逃亡
孙立平提到两个调查：一个是新浪网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第二个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这样的调查结果被称为精英集体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还有的叫用脚投票。
在论坛上发言的另一位专家、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也提到，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现在消费的限制很多，由于公共支出的缺乏，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普通的中等收入阶层很难放开胆子去消费。
沈坤荣指出，对改革动力不足的担忧导致了预期看淡，成为最近再次出现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移民潮的原因。
症结：财富“黑洞”
对于造成“空间狭小”的症结，孙立平认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巨大的财富“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吸走了多少钱？孙立平提供了两个数字，一个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他根据经济学博士周天勇的数据计算出这个数字是11.5万亿元，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数字来自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计算，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分丢了的有9万亿，这部分不知道落实到谁头上的钱也占GDP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
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2010年3月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三分法”，近两年的大致情况是，政府占24%，企业占17%，居民占59%。这些统计数字包括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杨宜勇称，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出现混乱，比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等。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他同时表示，目前这种分配状态“符合我国当前国情”。
据杨宜勇介绍，美国居民收入所占比例最高时达76%，德国72%，法国68%，而韩国为58%。 “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不能单纯地向发达国家靠齐。”杨宜勇说。
摘自《南方周末》
孙立平是2010年10月31日在海南举行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孙立平提到，“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国民收入倍增”，网上对此反应一片冷落，甚至冷嘲热讽，原因是人们基于经验，对政策的落实有所担忧。对此，孙立平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收入倍增”的计划可能最终变成“支出倍增”的现实。从最近物价的大幅上涨和税费的增长就能看出这样的趋势。
他指出，虽然中国农民近几年生活状况明显改善，但这种底层的改善是和对中产阶级的剥夺密切相关的。由于政府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中作出有限的承诺，所以造成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
后果：精英集体逃亡
孙立平提到两个调查：一个是新浪网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第二个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这样的调查结果被称为精英集体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还有的叫用脚投票。
在论坛上发言的另一位专家、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也提到，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现在消费的限制很多，由于公共支出的缺乏，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普通的中等收入阶层很难放开胆子去消费。
沈坤荣指出，对改革动力不足的担忧导致了预期看淡，成为最近再次出现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移民潮的原因。
症结：财富“黑洞”
对于造成“空间狭小”的症结，孙立平认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巨大的财富“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吸走了多少钱？孙立平提供了两个数字，一个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他根据经济学博士周天勇的数据计算出这个数字是11.5万亿元，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数字来自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计算，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分丢了的有9万亿，这部分不知道落实到谁头上的钱也占GDP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
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2010年3月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三分法”，近两年的大致情况是，政府占24%，企业占17%，居民占59%。这些统计数字包括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杨宜勇称，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出现混乱，比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等。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他同时表示，目前这种分配状态“符合我国当前国情”。
据杨宜勇介绍，美国居民收入所占比例最高时达76%，德国72%，法国68%，而韩国为58%。 “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不能单纯地向发达国家靠齐。”杨宜勇说。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