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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有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地欲封侯。可见李的观念中，写作历史是了不起的大事情。易中天先生写作中华史系列，意欲寻找“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发愿极其宏伟壮大，令人钦佩。既自我高标，谤亦随之，非议声四起。
现代的信息发达，人们能轻易得到各种信息，著史所需要的冥搜博讨之功，可以减化。人们更注重作者的史识，看其能否写出“究天人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史。当我们从“史识”角度来看，易中天先生的中华史系列是存在缺陷的。
“上下五千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显然是以夏朝作为文明的起点。恕我愚昧，未能认识强行区别文化、文明的意义何在。文明不是无源之水，上古之事虽然幽昧难明，毕竟有迹可寻，陈戍国先生 《先秦礼制研究》 中，就曾深入探讨了“有虞 （舜）”以前的礼制。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将文化与文明割裂，必然会造成今天必定比昨天好的“进步”观念—— 这是抱有古典情结的人最不能接受之处。
易先生在 《致读者》中说：“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依然不出“五四”的论调。在《国家》 中，认为女娲是“女蛙”；在 《祖先》 中，采信尧舜禅让的夺权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判断，易先生是以平民草根视角撰写历史的，充分发挥舌绽莲花的特长，将中华史写成演义般的畅销书。纵然此系列可以吸引许多读者，可以传播历史事实，但毕竟难入方家的眼内。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写作 《史记》 之时，尽观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典籍，又深入高山大河，探寻禹迹孔里，本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观念写作，并未有功利的思想。其中：“纪”记录帝王的事迹、“表”记录串联各时期的大事、“世家”记录贵族的事迹、“书”记录法律音乐等专门文献、“列传”记录各阶层的人物事迹。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明了一代政治的得失、人物的事迹、制度的沿革，尤其是作者对人的悲悯之情，足以激动人心。哪里是“帝皇家谱”四字所能诋毁的呢？
明末清初，吴炎、潘柽章两位青年史学家，抱着为故国留下信史的理想，私下里撰写明史，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章节。他们向大学者顾炎武求教，顾炎武认为非常精到审慎，可以流传，又将自己珍藏的史籍材料送給他们，以资拾遗补阙。可惜，康熙皇帝大兴文字狱，吴、潘二人受牵连被杀。顾炎武闻信痛哭不已，认为天丧斯文，失去了两位良史之才，而自己年事已高，没有心力去写作明史，留下终生的遗憾。
在中国的传统中，历史都是精英写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得读者，而是为了留下一部信史，让后人有所借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有着不亲民、不亲切的地方，但这正是传统史学精神可贵之处—— 士人们只有经过古典文化的训练，才能掌握古文的基本方法，才能看透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才能理解历代政制的沿革损益，才能知道史书的体例……在著作完成之后，其人格修养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反观易先生的中华史，随口而说，时而中国时而世界，确是称得上大视野，但是给人的感觉，到底还是缺少了一些含蓄、缺少了一些真知灼见，多了些流俗。
（选自《蝴蝶忽然满芳草》/刘勇 著/鹭江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现代的信息发达，人们能轻易得到各种信息，著史所需要的冥搜博讨之功，可以减化。人们更注重作者的史识，看其能否写出“究天人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史。当我们从“史识”角度来看，易中天先生的中华史系列是存在缺陷的。
“上下五千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显然是以夏朝作为文明的起点。恕我愚昧，未能认识强行区别文化、文明的意义何在。文明不是无源之水，上古之事虽然幽昧难明，毕竟有迹可寻，陈戍国先生 《先秦礼制研究》 中，就曾深入探讨了“有虞 （舜）”以前的礼制。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将文化与文明割裂，必然会造成今天必定比昨天好的“进步”观念—— 这是抱有古典情结的人最不能接受之处。
易先生在 《致读者》中说：“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依然不出“五四”的论调。在《国家》 中，认为女娲是“女蛙”；在 《祖先》 中，采信尧舜禅让的夺权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判断，易先生是以平民草根视角撰写历史的，充分发挥舌绽莲花的特长，将中华史写成演义般的畅销书。纵然此系列可以吸引许多读者，可以传播历史事实，但毕竟难入方家的眼内。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写作 《史记》 之时，尽观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典籍，又深入高山大河，探寻禹迹孔里，本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观念写作，并未有功利的思想。其中：“纪”记录帝王的事迹、“表”记录串联各时期的大事、“世家”记录贵族的事迹、“书”记录法律音乐等专门文献、“列传”记录各阶层的人物事迹。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明了一代政治的得失、人物的事迹、制度的沿革，尤其是作者对人的悲悯之情，足以激动人心。哪里是“帝皇家谱”四字所能诋毁的呢？
明末清初，吴炎、潘柽章两位青年史学家，抱着为故国留下信史的理想，私下里撰写明史，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章节。他们向大学者顾炎武求教，顾炎武认为非常精到审慎，可以流传，又将自己珍藏的史籍材料送給他们，以资拾遗补阙。可惜，康熙皇帝大兴文字狱，吴、潘二人受牵连被杀。顾炎武闻信痛哭不已，认为天丧斯文，失去了两位良史之才，而自己年事已高，没有心力去写作明史，留下终生的遗憾。
在中国的传统中，历史都是精英写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得读者，而是为了留下一部信史，让后人有所借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有着不亲民、不亲切的地方，但这正是传统史学精神可贵之处—— 士人们只有经过古典文化的训练，才能掌握古文的基本方法，才能看透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才能理解历代政制的沿革损益，才能知道史书的体例……在著作完成之后，其人格修养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反观易先生的中华史，随口而说，时而中国时而世界，确是称得上大视野，但是给人的感觉，到底还是缺少了一些含蓄、缺少了一些真知灼见，多了些流俗。
（选自《蝴蝶忽然满芳草》/刘勇 著/鹭江出版社/ 201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