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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由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3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是为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校长搭建的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向国家决策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此前已连续举办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出席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主持会议。会议以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题，围绕学校在落实《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实践经验以及对方案的建议；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进行讨论。
严隽琪认为，目前课改存在着“体”与“魂”两个层面，教育之“魂”就是“德”，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严隽琪强调，“教育立人，以德为魂，以魂附体”。教育是心灵的沟通、人格的对话、灵魂的融合，教师培养人才的过程就是文脉的传承过程。立德先立师，正人先正己，培养和造就一支学高身正的教师队伍，不断提高道德素养，是立德树人成败的关键，是落实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重中之重。刘利民感谢民进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他说，这次座谈会为教育部研究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高中是国民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要通过综合的改革破解育人过程中的问题。
来自辽宁、海南、天津、河南、上海等15个省市的19位校长以及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教委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他们结合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参考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这些观点和思想的碰撞使参会者十分受益，也大大拓展了民进在教育领域参政议政的思路。
高中课改势在必行
唐江澎
（江苏无锡锡山高级中学校长）
应该正视这样的现实：大江南北，我们的高中千校一面、同质发展的状况普遍存在。高中教育培养模式的单一性，与不同潜质学生发展需求的多样化之间矛盾突出，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时代要求相比，差距很大。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普通高中的特色发展，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我们的教育真正转向充分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普通高中的特色建设应明确把握全面性、基础性、内生性三条基本原则。关于学校特色建设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应基于规范管理的办学水准，依托丰富多样的课程载体，促进教师专业的特色发展，建立学生发展的指导制度。
与此同时，我们深知，完成一场重大的变革，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作为强力支撑。我们期盼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从而最大程度释放出学校教育改革的活力。
具体建议：期盼出台具体政策，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防止高中名校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倾向的进一步加剧。期盼着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进一步完善，让课程的弹性再大一些，适切性再强一些，选择性再多一些。我们希望看到，在选修课程中，我们的学生不仅可以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模块，还可以选择不同学习水平的模块。期盼着高考招生方案进一步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可否多给学生一次选择机会，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尝试让办学行为规范的一批学校享有免试的资格。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的高中里，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张专为自己发展而设计的课程修习表，一批批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落实课改成果迫在眉睫
马向阳
（海南中学校长）
大力办好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出路，就现状来看，基础教育均衡化程度不高，是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教育教学质量严重分化的主要原因。办好基础教育的主体应是政府，在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化方面，政府应大有可为之处，海南省在此方面的成功做法可资借鉴。
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以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的人事管理制度问题。就目前存在的问题，需尽快推进以动态管理为特征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管理经验，制定统一的教师国家工资标准或绩效认定指标，捋清校长的管理职责，使校长能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问题，专一于学校的管理。
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是近10年来基础教育发展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让我们收获喜悦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新课程还没有带来教育评价上的突破，使教育教学工作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改革以高考评价制度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用建立在尊重人和教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科学化、多元化人才鉴定与选拔制度，自上而下地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落实课程改革成果，已迫在眉睫。
现代行政管理，讲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推动教育立法也是保障基础教育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一环。基础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化，我们的教育立法还相对滞后。
克服高考功利性
刘 平
（山西大同第一中学校长）
注重教师培训的实效性。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教师的专业提升，没有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因此，对教师进行高质量的培训，使他们真正领会到新课程的精髓，将课程改革的理念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是新课程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的一些培训重知识、重理念多，而实际案例引领的较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一种怪象，不教书的培训教书的。建议培训中结合教师的自我导向，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经验参与的模式，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课改专家要深入课改教学一线，与校长、教师、学生一起研究课改，要耐心细致地引领教师。
提高评价形式的可操作性。现行的学分制形式化，实际是虚设，没有什么意义，建议取消或制定相应的具体标准，可操作性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另外，学业水平考试的可信度一般，每次我们省学业水平考试后，雷同卷不少，怪象不少，一般中学的成绩甚至高于示范校（原省重点中学），建议认真研定学业水平考试的相关工作，严肃考风考纪，起到学业水平考试的作用。 规范自主招生考试。当前，自主招生考试有过多过滥的趋势，特别是考前培训更是引入商业化运作，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对新课程的实施形成冲击和干扰，建议进一步规范自主招生考试及相应的考前培训，为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典不要忘祖
丁延才
（辽宁大连市第八中学校长）
辽宁省高中自2006年以来，落实新课程改革方案。经过6年多的实践，我建议：课程标准再降低，不要把更多大学内容下移到高中；课程内容要增加梯度，必修内容以了解为主；增加更多选择性，如英国高考只要“三门”课程；加大学业水平测试的权威性，充分重视学分制的落实情况；严格控制教辅材料，建议以国家权威部分为主体编订教辅材料；高校招生自主权应进一步加大，要多样化选拔学生；建立基础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这些成就的人可以说几乎都是老课程培养出来的，我们不该否定老课程的育人功能。新课程培育的人才是否真的被社会接受或者是否能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还未可知。我们学习借鉴西方课程理念，培养学生个性，发展其特长固然重要，但丢掉中华文化传统中优秀的精神内核是得不偿失的。
既然改革经常会回到旧课程的路上来就必有其存在的道理，也不必急于求成非要纠正过来。我觉得要改变的首先是社会的用人机制和评价标准以及分配制度，要尽量公平，减少差距，建立诚信体系，改变人心。其次要变革的是大学的选拔机制、培养模式，可以学习西方宽进严出，让有更大承受能力的青年人在大学里承担更多的学习任务，别本末倒置。再次才是变革基础教育，方向就是：轻负担、重兴趣、立品行、奠基础。让学生成为善学者而非厌学者。我认为，不用到处去学，把中国的《学记》思想落到实处足矣，仔细研读《学记》就会发现新课程的理念这里几乎都包括了。
解决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
王淑芳
（陕西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校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从小学、初中抓起，不然小学初中一锅煮的结果，把好孩子、优秀的孩子的个性、特长、爱好磨光了，把灵气磨完了，到了高中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学生负担太重，如何减轻学生负担，一方面迫切需要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需要学校在减负提质上下功夫，比如分层次教学。
《教育法》规定，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民办教师应该享有与公办教师一样的退休福利待遇。但民办教师缴纳的保险属于企业性质，退休后的待遇要比公办教师少很多，这让广大民办教师对未来心存焦虑。如果民办教师的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得不到认可，必会导致人心不稳，民办学校发展受阻，严重制约民办教育的发展，也事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议政府能结合实际情况，尽早出台相关政策，把民办教师纳入事业单位保险范畴，把民办教师的企业性质保险转为事业单位性质保险，解决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
需进行高招制度改革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我认为，这一发牵动后，也就解决了我们国家的高中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国家就有了希望。实际上，敢不敢改高考或者招生制度是反映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及社会的成熟度，而我们总是胆怯，不敢改。
高考必须要有，高考起到保底作用。破格录取时有严格的程序，报教育部批，一本院校突破一本线，要有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底线。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化，学业水平考试必须在全省统一组织，成绩统一存放在数据库里，高校推荐时，不让学校填写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而是从省里负责统计成绩的地方出成绩单，高校直接拿到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关于学业水平测试我思考了很久，现在搞成一种毕业性的考试是错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是校长签字就保证这个学生的毕业，我认为，应该把毕业考试学分制下放到学校，让90%以上的学生能够毕业。应重新设置学业水平考试，增加与毕业考试的区分度。学术性的检测性考试，如果全省统一，可能区分度要高，学校考完试后很多学生拿不到高分没关系，它只是我们将来用于选拔学生时的一个参考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更加偏重于增加区分度和选拔意义。而毕业考试的保底是交给区域的，比如说划片、联考等。
奠基学生终身发展
朱建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我校始建于1923年，前身为志成中学。李大钊、邓萃英等建校董事们提出的办学宗旨是：“改变民族落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有志者事竟成。”这种“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的情怀成为三十五中的文化血脉。根据温家宝总理到三十五中调研时提出的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两个深层次问题，我们明确提出：中学教育不能只管学生3年或6年，而应该培养他们具备未来二三十年社会需要的素质和能力。
课程观决定人才观，课程结构决定人才结构，课程质量决定人才质量。秉承“为每个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奠基”的理念，三十五中构建了“5-8-2-5”的课程架构与实施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元课程，由他们自主选择课程，并提供针对性指导，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空间。
此外，量身定制不同课程“套餐”，针对性地满足特殊人才发展需求：与中科院联手创办“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班”，培养科技拔尖创新人才；“二四制”课程改革整合优化中学6年课程，提供“全营养式”教育；开发“中美双文凭国际高中课程”，“中西合璧”培养中国的国际性人才。
中学教育不能只为升学服务，而应滋养和提升生命，奠基学生终身发展。
高考改革并非“灵丹妙药”
马跃美
（天津市南开中学校长）
在新课程改革实施推进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高考不改，课程改革寸步难行”，究其实质是讨论课程实施的社会环境问题。将考试改革看成是解决课程改革中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实际是非常片面的，即使高考改革了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就教育而改革教育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加强新课程的社会传播和理解，引导人们改变观念，形成改革的最大共识，加快相应的社会变革进程是实施新课程的重要基础。 加强学校学科建设，组织并引导教师及时解决新课程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正使新课程的实施过程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以教学科研为先导，加强专题研究，进一步提高新课程试验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推出具有学校特色的课改成果，涌现出一批新课改的教学骨干和专家。
不断完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制度，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教师教学工作，将教师教学工作评价与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统一起来。改变学科成绩成为评价教师优劣的唯一标准的现状，形成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
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以最基本的训练和基础为前提。知识是能力的支撑点，因此在课程改革中，无论我们怎样改，最不能丢的是基础训练。中学教育本身就是基础教育，创新应该建立在牢固的基础教育之上，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进行必要的基础训练，切忌好高骛远，忽视打基础和基本技能的教学。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支持
王中立
（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有一支业务能力强，教学理念先进，并且具有团队精神与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他们能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上起到带头作用，率先实践新的课程方案。
对实验班学生的评价体系要变化，因为他们是对普通高中课程重组与拓展后来实施教学的，这些班的课程进度与普通班级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对这些学生有单独的评价体系，对他们的评价更应注重长远的发展的眼光。
拔尖创新学生的培养应该上升到政府行为，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在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所以政府应当在专项资金、招生政策上有适当的倾斜。
课程资源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们的实验室、功能活动室的建设还不能满足我们校本课程的开设，需要解决这些硬件建设。
总之，千里马一定得当做千里马来训练，否则就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对资优学生的教育就应该用适合他们的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对他们的教育不仅仅是“技能”的问题，更要注重“育人”的问题即德育，“为国育才”。“拔尖创新人才”即是储备型人才，我们要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成长，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成为有政治头脑、文化基础、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身心健全发展的一代新人，这也是我们课程建设的最严峻挑战。
高校改革大有可为
倪闽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
30年应试教育的惯性越来越大，学生缺乏动力，优秀学生逃离国家教育体系到国外留学，普通高中到底是均衡公平取向还是卓越创新取向，到现在也不明晰。提三个观点：
第一，必须要张扬普通高中的独立价值。高中不是大学，在整个高中阶段是学生思维、人格发展的一个定性期，是人生成长的一个独特阶段，而不只是一个预科。
第二，在整个高考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学校实际上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而并非高考不变我们高中校长没有办法。在高中阶段，我们在上海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叫高中减负，因为在所有优秀高中中负担都很重，关键问题是学的是否有意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很多校长都相信加班加点补课是有效的，实际上，补课对提高成绩毫无作用。实践反复证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改善师生关系，让学生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提高成绩的最好办法。
第三，高中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素质培育，其实创新就是有责任的学习，有思想的学习，每个孩子用不同的方法学习。
几点建议：1.深化改革，深化课改。必须解决课程内容陈旧、课改对教学关注不够、课程方案设计完美但实际差距太大等问题。2.充分放权，人财物和课程权。一个好高中应有自由的环境、深刻的体验、活跃的思想。3. 让考高分的孩子有风险，避免学生在高中阶段过度学习。4.激发教师的能量，善待教师。5.不搞名校长、名教师工程。
“大砍、大改、大放”
王本中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第一是大砍。一定要把共同的基础标准降低，特别是文化学科，高考考试难度要降低。当时提出一个基础分流，曾经搞过调研，文化学科的标准太高。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太自由化，没有保底，而我们这个底又太高，所以共同基础那些学科一定要大砍。必修学分144分，也要大砍，这样学生才可能有空间自主发展，主动学习，选择适合他的学习，他才是快乐的，才是幸福的。另一个要大砍的是，从总学分上砍掉1/3作为共同的基础保证我们的底，普通高中的基本质量绝对不会走下坡路，绝对不会低于国家，只有保证了这个底我们的质量才可能提高，这是一个辩证关系。退了才可能进，才可能有选择性，才可能有自主发展。
第二是大改。改招生制度，不是考试制度，统一考试在中国是不能取消的。目前，考试制度从考考试到考能力，已经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招生制度要大改，纲要中写明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明确了这个路径和思想，但还需要增加紧迫感。高考科目是重要门槛，但不是唯一的标准。现在自主招生演化成了自主考试，想办法用考试的方式录取，还是不相信招生能力。所以招生和考试适当分离，要脱节。第二个大改就是教师培训模式，这些培训实际的研修太少，有效性差，单一性、形式化。
第三是大放。充分放校长的自主权，特别是高中校长的资源配置权，包括人、财、物。
严隽琪认为，目前课改存在着“体”与“魂”两个层面，教育之“魂”就是“德”，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严隽琪强调，“教育立人，以德为魂，以魂附体”。教育是心灵的沟通、人格的对话、灵魂的融合，教师培养人才的过程就是文脉的传承过程。立德先立师，正人先正己，培养和造就一支学高身正的教师队伍，不断提高道德素养，是立德树人成败的关键，是落实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重中之重。刘利民感谢民进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他说，这次座谈会为教育部研究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高中是国民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要通过综合的改革破解育人过程中的问题。
来自辽宁、海南、天津、河南、上海等15个省市的19位校长以及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教委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他们结合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参考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这些观点和思想的碰撞使参会者十分受益，也大大拓展了民进在教育领域参政议政的思路。
高中课改势在必行
唐江澎
（江苏无锡锡山高级中学校长）
应该正视这样的现实：大江南北，我们的高中千校一面、同质发展的状况普遍存在。高中教育培养模式的单一性，与不同潜质学生发展需求的多样化之间矛盾突出，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时代要求相比，差距很大。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普通高中的特色发展，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我们的教育真正转向充分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普通高中的特色建设应明确把握全面性、基础性、内生性三条基本原则。关于学校特色建设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应基于规范管理的办学水准，依托丰富多样的课程载体，促进教师专业的特色发展，建立学生发展的指导制度。
与此同时，我们深知，完成一场重大的变革，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作为强力支撑。我们期盼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从而最大程度释放出学校教育改革的活力。
具体建议：期盼出台具体政策，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防止高中名校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倾向的进一步加剧。期盼着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进一步完善，让课程的弹性再大一些，适切性再强一些，选择性再多一些。我们希望看到，在选修课程中，我们的学生不仅可以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模块，还可以选择不同学习水平的模块。期盼着高考招生方案进一步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可否多给学生一次选择机会，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尝试让办学行为规范的一批学校享有免试的资格。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的高中里，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张专为自己发展而设计的课程修习表，一批批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落实课改成果迫在眉睫
马向阳
（海南中学校长）
大力办好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出路，就现状来看，基础教育均衡化程度不高，是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教育教学质量严重分化的主要原因。办好基础教育的主体应是政府，在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化方面，政府应大有可为之处，海南省在此方面的成功做法可资借鉴。
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以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的人事管理制度问题。就目前存在的问题，需尽快推进以动态管理为特征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管理经验，制定统一的教师国家工资标准或绩效认定指标，捋清校长的管理职责，使校长能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问题，专一于学校的管理。
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是近10年来基础教育发展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让我们收获喜悦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新课程还没有带来教育评价上的突破，使教育教学工作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改革以高考评价制度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用建立在尊重人和教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科学化、多元化人才鉴定与选拔制度，自上而下地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落实课程改革成果，已迫在眉睫。
现代行政管理，讲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推动教育立法也是保障基础教育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一环。基础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化，我们的教育立法还相对滞后。
克服高考功利性
刘 平
（山西大同第一中学校长）
注重教师培训的实效性。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教师的专业提升，没有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因此，对教师进行高质量的培训，使他们真正领会到新课程的精髓，将课程改革的理念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是新课程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的一些培训重知识、重理念多，而实际案例引领的较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一种怪象，不教书的培训教书的。建议培训中结合教师的自我导向，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经验参与的模式，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课改专家要深入课改教学一线，与校长、教师、学生一起研究课改，要耐心细致地引领教师。
提高评价形式的可操作性。现行的学分制形式化，实际是虚设，没有什么意义，建议取消或制定相应的具体标准，可操作性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另外，学业水平考试的可信度一般，每次我们省学业水平考试后，雷同卷不少，怪象不少，一般中学的成绩甚至高于示范校（原省重点中学），建议认真研定学业水平考试的相关工作，严肃考风考纪，起到学业水平考试的作用。 规范自主招生考试。当前，自主招生考试有过多过滥的趋势，特别是考前培训更是引入商业化运作，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对新课程的实施形成冲击和干扰，建议进一步规范自主招生考试及相应的考前培训，为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典不要忘祖
丁延才
（辽宁大连市第八中学校长）
辽宁省高中自2006年以来，落实新课程改革方案。经过6年多的实践，我建议：课程标准再降低，不要把更多大学内容下移到高中；课程内容要增加梯度，必修内容以了解为主；增加更多选择性，如英国高考只要“三门”课程；加大学业水平测试的权威性，充分重视学分制的落实情况；严格控制教辅材料，建议以国家权威部分为主体编订教辅材料；高校招生自主权应进一步加大，要多样化选拔学生；建立基础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这些成就的人可以说几乎都是老课程培养出来的，我们不该否定老课程的育人功能。新课程培育的人才是否真的被社会接受或者是否能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还未可知。我们学习借鉴西方课程理念，培养学生个性，发展其特长固然重要，但丢掉中华文化传统中优秀的精神内核是得不偿失的。
既然改革经常会回到旧课程的路上来就必有其存在的道理，也不必急于求成非要纠正过来。我觉得要改变的首先是社会的用人机制和评价标准以及分配制度，要尽量公平，减少差距，建立诚信体系，改变人心。其次要变革的是大学的选拔机制、培养模式，可以学习西方宽进严出，让有更大承受能力的青年人在大学里承担更多的学习任务，别本末倒置。再次才是变革基础教育，方向就是：轻负担、重兴趣、立品行、奠基础。让学生成为善学者而非厌学者。我认为，不用到处去学，把中国的《学记》思想落到实处足矣，仔细研读《学记》就会发现新课程的理念这里几乎都包括了。
解决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
王淑芳
（陕西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校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从小学、初中抓起，不然小学初中一锅煮的结果，把好孩子、优秀的孩子的个性、特长、爱好磨光了，把灵气磨完了，到了高中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学生负担太重，如何减轻学生负担，一方面迫切需要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需要学校在减负提质上下功夫，比如分层次教学。
《教育法》规定，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民办教师应该享有与公办教师一样的退休福利待遇。但民办教师缴纳的保险属于企业性质，退休后的待遇要比公办教师少很多，这让广大民办教师对未来心存焦虑。如果民办教师的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得不到认可，必会导致人心不稳，民办学校发展受阻，严重制约民办教育的发展，也事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议政府能结合实际情况，尽早出台相关政策，把民办教师纳入事业单位保险范畴，把民办教师的企业性质保险转为事业单位性质保险，解决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
需进行高招制度改革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我认为，这一发牵动后，也就解决了我们国家的高中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国家就有了希望。实际上，敢不敢改高考或者招生制度是反映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及社会的成熟度，而我们总是胆怯，不敢改。
高考必须要有，高考起到保底作用。破格录取时有严格的程序，报教育部批，一本院校突破一本线，要有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底线。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化，学业水平考试必须在全省统一组织，成绩统一存放在数据库里，高校推荐时，不让学校填写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而是从省里负责统计成绩的地方出成绩单，高校直接拿到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关于学业水平测试我思考了很久，现在搞成一种毕业性的考试是错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是校长签字就保证这个学生的毕业，我认为，应该把毕业考试学分制下放到学校，让90%以上的学生能够毕业。应重新设置学业水平考试，增加与毕业考试的区分度。学术性的检测性考试，如果全省统一，可能区分度要高，学校考完试后很多学生拿不到高分没关系，它只是我们将来用于选拔学生时的一个参考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更加偏重于增加区分度和选拔意义。而毕业考试的保底是交给区域的，比如说划片、联考等。
奠基学生终身发展
朱建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我校始建于1923年，前身为志成中学。李大钊、邓萃英等建校董事们提出的办学宗旨是：“改变民族落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有志者事竟成。”这种“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的情怀成为三十五中的文化血脉。根据温家宝总理到三十五中调研时提出的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两个深层次问题，我们明确提出：中学教育不能只管学生3年或6年，而应该培养他们具备未来二三十年社会需要的素质和能力。
课程观决定人才观，课程结构决定人才结构，课程质量决定人才质量。秉承“为每个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奠基”的理念，三十五中构建了“5-8-2-5”的课程架构与实施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元课程，由他们自主选择课程，并提供针对性指导，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空间。
此外，量身定制不同课程“套餐”，针对性地满足特殊人才发展需求：与中科院联手创办“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班”，培养科技拔尖创新人才；“二四制”课程改革整合优化中学6年课程，提供“全营养式”教育；开发“中美双文凭国际高中课程”，“中西合璧”培养中国的国际性人才。
中学教育不能只为升学服务，而应滋养和提升生命，奠基学生终身发展。
高考改革并非“灵丹妙药”
马跃美
（天津市南开中学校长）
在新课程改革实施推进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高考不改，课程改革寸步难行”，究其实质是讨论课程实施的社会环境问题。将考试改革看成是解决课程改革中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实际是非常片面的，即使高考改革了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就教育而改革教育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加强新课程的社会传播和理解，引导人们改变观念，形成改革的最大共识，加快相应的社会变革进程是实施新课程的重要基础。 加强学校学科建设，组织并引导教师及时解决新课程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正使新课程的实施过程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以教学科研为先导，加强专题研究，进一步提高新课程试验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推出具有学校特色的课改成果，涌现出一批新课改的教学骨干和专家。
不断完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制度，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教师教学工作，将教师教学工作评价与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统一起来。改变学科成绩成为评价教师优劣的唯一标准的现状，形成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
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以最基本的训练和基础为前提。知识是能力的支撑点，因此在课程改革中，无论我们怎样改，最不能丢的是基础训练。中学教育本身就是基础教育，创新应该建立在牢固的基础教育之上，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进行必要的基础训练，切忌好高骛远，忽视打基础和基本技能的教学。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支持
王中立
（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有一支业务能力强，教学理念先进，并且具有团队精神与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他们能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上起到带头作用，率先实践新的课程方案。
对实验班学生的评价体系要变化，因为他们是对普通高中课程重组与拓展后来实施教学的，这些班的课程进度与普通班级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对这些学生有单独的评价体系，对他们的评价更应注重长远的发展的眼光。
拔尖创新学生的培养应该上升到政府行为，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在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所以政府应当在专项资金、招生政策上有适当的倾斜。
课程资源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们的实验室、功能活动室的建设还不能满足我们校本课程的开设，需要解决这些硬件建设。
总之，千里马一定得当做千里马来训练，否则就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对资优学生的教育就应该用适合他们的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对他们的教育不仅仅是“技能”的问题，更要注重“育人”的问题即德育，“为国育才”。“拔尖创新人才”即是储备型人才，我们要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成长，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成为有政治头脑、文化基础、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身心健全发展的一代新人，这也是我们课程建设的最严峻挑战。
高校改革大有可为
倪闽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
30年应试教育的惯性越来越大，学生缺乏动力，优秀学生逃离国家教育体系到国外留学，普通高中到底是均衡公平取向还是卓越创新取向，到现在也不明晰。提三个观点：
第一，必须要张扬普通高中的独立价值。高中不是大学，在整个高中阶段是学生思维、人格发展的一个定性期，是人生成长的一个独特阶段，而不只是一个预科。
第二，在整个高考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学校实际上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而并非高考不变我们高中校长没有办法。在高中阶段，我们在上海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叫高中减负，因为在所有优秀高中中负担都很重，关键问题是学的是否有意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很多校长都相信加班加点补课是有效的，实际上，补课对提高成绩毫无作用。实践反复证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改善师生关系，让学生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提高成绩的最好办法。
第三，高中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素质培育，其实创新就是有责任的学习，有思想的学习，每个孩子用不同的方法学习。
几点建议：1.深化改革，深化课改。必须解决课程内容陈旧、课改对教学关注不够、课程方案设计完美但实际差距太大等问题。2.充分放权，人财物和课程权。一个好高中应有自由的环境、深刻的体验、活跃的思想。3. 让考高分的孩子有风险，避免学生在高中阶段过度学习。4.激发教师的能量，善待教师。5.不搞名校长、名教师工程。
“大砍、大改、大放”
王本中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第一是大砍。一定要把共同的基础标准降低，特别是文化学科，高考考试难度要降低。当时提出一个基础分流，曾经搞过调研，文化学科的标准太高。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太自由化，没有保底，而我们这个底又太高，所以共同基础那些学科一定要大砍。必修学分144分，也要大砍，这样学生才可能有空间自主发展，主动学习，选择适合他的学习，他才是快乐的，才是幸福的。另一个要大砍的是，从总学分上砍掉1/3作为共同的基础保证我们的底，普通高中的基本质量绝对不会走下坡路，绝对不会低于国家，只有保证了这个底我们的质量才可能提高，这是一个辩证关系。退了才可能进，才可能有选择性，才可能有自主发展。
第二是大改。改招生制度，不是考试制度，统一考试在中国是不能取消的。目前，考试制度从考考试到考能力，已经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招生制度要大改，纲要中写明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明确了这个路径和思想，但还需要增加紧迫感。高考科目是重要门槛，但不是唯一的标准。现在自主招生演化成了自主考试，想办法用考试的方式录取，还是不相信招生能力。所以招生和考试适当分离，要脱节。第二个大改就是教师培训模式，这些培训实际的研修太少，有效性差，单一性、形式化。
第三是大放。充分放校长的自主权，特别是高中校长的资源配置权，包括人、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