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中国的首都，全球瞩目的国际大都市。现如今，咱这个大都市你说让人爱不爱？爱！让人烦不烦？烦！早就烦透了——每天一大早，上班族，开车的吧路上堵，不想迟到就得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不开吧，坐公交，寒冬酷暑，站的难受、等的心焦；坐地铁吧，倒是遮风避雨，准时准点，可是男女老少不分年龄、不分高矮、不分胖瘦，身挨身、脸对脸地就那么挤在车厢里，毫无尊严， 那罪过儿，也不好受！作为人口激增，海量出行的世界级大城市，北京近年来地铁最高“日客运量”曾经超过了1200万（人次），吓不吓人？人流如潮，排山倒海啊！更何况，烦人吓人的还有房价、教育、医疗、雾霾……
2017年 “两会”期间，央视新闻频道发布了一条节目预告：3月11日晚即将播出探讨北京问题与出路的《新闻调查》——《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嚯，这题目？这档口？业内同行捏起一把汗，我呢，心也一直在悬着——果不其然，21：30，《新闻调查》每周六晚上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会准时播出，但今天已经到点了，节目就是没播，屏幕上出现的是《新闻1 1》，董倩和白岩松一个在演播室，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正在全情投入地做着视频连线。
完了！我心说。
马上给这期节目的编导晓静发微信：“咋了，不播了？”晓静的回复倒是快：“姐，别紧张，播，只是两会期间，节目有特殊的编排，咱的，被推到了22：02”。
一期节目，播与不播，其实与我何干？晓静是编导，“孩子”是她的。但是我，是这个片子的记者，负责采访，节目如果不播，整个摄制组白忙活了不说，蹉跎的心又得用一段时间来平复；更重要的，这期节目、这个话题，我是很想让家里人看的，让老北京、小北京、北京土著和北京“漂儿”们，都看看。不然生活在北京，自己城市的事都搞不清楚，一路吃喝着过日子，岂不成了糊涂蛋？
耐着性子等到22点，熟悉的《新闻调查》片头终于出现了，跟着我的一张大脸、皱着的眉头，也出现在北京CBD往东、西大望路的过街天桥上：
“1949年，北京市人口大约200万，68年后的今天，2170万！半个多世纪，北京人的生活一点一点在发生着变化，穷日子、富日子，慢慢地人们有了梦想，买了车，买了房。可就当人们的梦想逐个实现了的时候，却发现北京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堪重负：道路变得越来越堵、地铁越来越挤、房价越来越高，再加上上学难、看病难，如今就连我们头顶的蓝天都变得越来越金贵。北京怎么了？仿佛病了？对，北京就是患上了一种‘大城市病’。那么，这种病是怎么得的？走过了怎样一段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又正在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呢？”
节目播出，我心落地。
说实在的，“大城市病”这个词语让北京人挂在嘴边上的时间并不长，尽管这对世界不是个新词语，也不是一种新病。但是北京，现如今的，咱这个城市你说让人爱不爱？爱！让人烦不烦？烦！早就烦透了——每天一大早，上班族，开车的不是，不开的也不是。开车的吧路上堵，不想迟到就得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不开吧，坐公交、挤地铁，你试试，站在公交车站，寒冬酷暑，站得难受、等得心焦；坐地铁吧，地铁倒是遮风避雨，准时准点，可是男女老少不分年龄、不分高矮、不分胖瘦，身挨身、脸对脸地就那么挤在车厢里，毫无尊严，要么被挤成一张张“相片”，要么被挤成一根根“麻花”，那罪过，也不好受！
我住大兴，通常坐4号线。人们都说这条线在北京最挤，从正南到西北，差不多纵穿整个北京城，特别是早晚高峰，车一开门，挤得满满的，三明治啊！这种情况下我是挤不上去的，年龄大，还带着右腿一个人工膝关节，想挤也没那个本事。就得等第二辆或第三辆。等排队排到近车门了，后面的人自会把我往车上推。
但是我们说4号线最挤，坐10号线的不干了：你们挤，试试10号线吧！坐那条线的人有理有据，说北京10号线不仅是环绕北京的地鐵大动脉，还是北京客运量最大的一条地铁线路。不信吗？你们查查2015年全年客运量的数字有多大就知道了，超过了5亿（人次）。
5亿（人次）？什么概念？
北京地铁整体不够，全市大数据：作为人口激增、海量出行的世界级大城市，北京近年来地铁最高“日客运量”曾经超过了1200万（人次）。日1200万（人次），吓不吓人？人流如潮、排山倒海啊！
如今，50岁以上的老北京或许都清楚，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7年之前），北京只有从城东八王坟到城西苹果园、沿长安街东西贯穿的地铁1号线，我们叫“一杠儿”；后来又有了沿二环路绕成环儿了的地铁2号线，我们叫“一圈儿”。这“一圈儿”“一杠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得越来越紧张了？好像是突然的。
那有人问：北京知道地铁不够，为什么不赶紧修？说这话的人有点太冲，修了，北京不是没修，不仅修，还没少修！
2017年2月 14日，我走进北京六里桥南路甲9号首发大厦A座的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见到了院长郭继孚，我跟他一起站在一幅巨大的北京地铁PPT投影图前进行采访，郭院长就告诉我说，这几年咱北京光修地铁的那工夫、那花的钱，可就海了！
远的不说，就说2003年，北京地铁开始修到第4条，2011年15条，2015年18条；运营里程从“一圈儿”“一杠儿”时的日40公里提升到554公里；客运量从日53万（人次）提升到了911万（人次）；地铁总长度更是从2004年的114公里达到了今天的574公里——这样的建设规模、速度、魄力，郭院长说：那是真真儿地是让全世界都瞠目啊！
是吗？哦。
但是，还不够——
平日里看北京地铁图，密密麻麻的，我经常会想起一段往事、一个故事，这就是我女儿小时候幼儿园的小朋友家长，后来我们大人也都成了朋友，其中一位家长留学英国，几年后回京见面送给了我一份礼物，这礼物不是别的，就是一张英国伦敦的地铁线路图，好家伙，那地铁图印得精美，油画似的；那线路，密如蛛网——我“哇”的一声，当时是羡慕嫉妒加上恨，五体投地啊！ 这件事刚刚过去了多长时间？也就二十来年吧？转眼我们北京的地铁，老天爷睁眼也往中国这边看看吧，欧洲的辉煌如今我们也有了。只不过尽管如此，我问郭院长，574公里的地下公交够用吗？十几年来，尽管咱北京的建设速度快，但老百姓的出行还困难，不是吗？
郭院长摊开手，表示同意，同时也告诉我，北京路面上的堵我们可以再修公路、地下的堵我们可以再修地铁，可是城市再大，面积和空间总是有限的啊！你人口和机动车如果无限制地一个劲地往大里发展，谁有办法？路再修，再建？没地方，“也修不出来啊”！
2017年年初，有记者发表文章，说北京地铁虽然已经建到了18条（未来还要建到30条），但今天还是大约有40公里的“满载率”超过了120%的“黑色路段”让人叫苦连天。这位同行专门乘车在北京“昌平线”做了一次体验式采访，发现“昌平线”的地铁最高峰时“满载率”竟然超过了140%，这14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平方米要站7到8位乘客！那滋味儿，想想都要背过气去，不是吗？
我的天！撞板！（粤语，意为“糟糕”。）
“大城市病”，什么叫“大城市病”？
为了完成《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我的第一场采访就被安排在北大——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一个教授，他给了我这样一种文字定义：“大城市病”指的就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城市运行病症，通常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城市贫困……
如此说来够不够细？当然不够细；够不够感性？当然也不够！
那好，别急，为了把北京“大城市病”的事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摄制组之后又连续采访了二十几位涉及北京城市规划、道路交通、人口、教育、医疗、环保、水资源等等各方面的权威人士，采访对话整理出来，我听晓静说，光看文字50万都打不住！那么这些权威都说了什么？谁能告诉我北京的人口怎么就会仿佛一夜之间突然膨胀到了2170万？机动车从2004年的229万辆，怎么就会一下猛增到了2015年的561万辆？北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道路和停车场？北京的水资源为什么说非常短缺？还有，北京的PM2.5，对，还有这个可怕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元凶是谁？人们成年累月地生活在灰暗、呛鼻又无处可逃的坏空气中，会不会短寿或者干脆有一天集体出现类似肺癌的井喷？
我急死了，做了8年文字记者、25年电视记者，我还没有哪一次采访如此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么多的难题的答案——
好，说到PM2.5，我们就先聊这个！
2014年，退回到我结束外派香港驻站的十年记者生涯调回北京、重新回到我曾经供职过8年的《新闻调查》，那时我最想做的几个“高难度选题”其中就有《北京的雾霾》。这个节目后来没有成型，但是关于PM2.5，关于它的成因、危害和治理，我没有忘，如果我能作主，我真想利用我们这个老栏目（拥有45分钟长度，创建20年，在中国拥有新闻“航空母舰”的口碑），我就是想利用它的权威和影响力，把雾霾的事情一次性地给观众讲个透。但是这件事到底是因为“说不清”，还是“说得清也治不了”，总之我的冲动始终没有变成行动。直到2017年2月，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了位于北京车公庄西路14号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啊，环保局，我想走进你已经多时了，今天我终于来了！
在环保局，事先编导已经联系好，准备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处长。一见面，我很吃惊：“啊，你，这么年轻？大气处处长？”
女处长说：“不年轻，副处，副处啊。”
副处长也行啊，只要是管大气的！我心说。
急忙问：你能通俗地告诉我，咱们老百姓整天里发愁的这个PM2.5究竟是怎么来的吗？今天又是一个什么状态？
女处长笑容可掬，非常欢迎媒体和他们一起来向老百姓作个系统的说明。但她一上来就告诉我，因为采取了很多措施，咱们北京市的PM2.5，平均浓度啊， 2016年比2013年已经下降了19%。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平均每年以6%到7%的速度正在往下降呢。
我说，不不，等等。显然我不满足女处长的“和自己比，成就不小”。我说，美女处长，你看上去很真诚、很善良，那我就挑明了说吧：现在不管成绩有多大，北京的PM2.5，你看老百姓天天盼蓝天，但一会儿报黄色（预警）啊，一会儿是橙色，一会儿又是红色的，老百姓很想知道究竟咱北京的空气污染，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是接下来咱们探讨原因和治理的一个基础的基础。
美女处长同意了，她告诉我：如果说咱北京的PM2.5的浓度，2016年年底是每立方米73微克，73微克实际上就是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一倍多；而“优良天数”呢，我们2016年全年的占位比是54%，就是说还有一少半的时间是处于“不优良”。
“那重污染呢？”我又问。
“重污染天气是39天，这个指标基本上占去了全年的10%。”
“重污染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看到的黄色预警、橙色预警，还有红色預警？”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美女处长说，“我说的重污染，实际上是指在五级和六级以上的天数，和天数有关。比如说‘黄色预警’表明北京五级以上的污染天数已经累计到了两天了；‘橙色预警’就是三天……”
哦，那就是说重污染天气达到五级以上，还必须持续两天，才可以报“黄色预警”？她说：对！
那么成因呢？我这才进入下一个问题。
说到“成因”，美女处长耐心地给我打开电脑PPT，然后指着一张放大到投影屏幕上的饼图告诉我，您看，您先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北京空气中的PM2.5的贡献率（她们学术语言叫“贡献率”，其实就是“来源”或“影响” ）。其中机动车排放占去了31.1%，是大头；燃煤占了22.4%；工业生产，占比18.1%；扬尘，14.3%；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其他”，占去了14.1%。 面对这张饼图，说老实话，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信。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或不能相信！
为什么北京PM2.5成因中的大头是机动车尾气的排放？还占了31.1%？
这怎么可能？
大约是从2011年，北京机动车开始实行限购，跟着机动车也开始一周限行一天。这一点老百姓是很头疼很不高兴很想骂人的。你国家十几年来一路都是鼓励小轿车进家庭的，但老百姓有人想买就买了，有人刚有钱，想买却必须得参加摇号，这公平吗？再有，小轿车最便宜的也得大几万，名牌豪车就更加昂贵，可车主把车买了，一礼拜至少有一天得搁家里趴窝，有时赶上雾霾报警，还得限单双号，这又合理吗？
当然，我知道我不能陷在老百姓的抱怨里，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我也是记者，必须客观冷静，让美女处长给我说说北京这PM2.5，机动车排放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机动车是“大头”，那刚刚过去的春节，北京城差不多都走空了，满大街的道路那叫一个畅通！尽管如此，雾霾该来不还是来了？因此机动车凭什么要承担这个PM2.5的最主要“贡献”？
整整一上午，美女处长很认真地一遍遍地给我讲了他们的研究不是随便就得出来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是2013年北京市组织了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分析研究，产生出来的关于PM2.5的“源解析”的报告，可是我仍一头雾水，饭都不知道啥滋味，出了环保局的职工食堂，美女处长和接待的其他行政领导礼貌地送我们离开，我脸上也笑着，但心里却说：“你等着吧，我非得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机动车，哦，我们北京的小轿车，已经够冤的了，决不能再让它背这个黑锅！”
2017年春节将至，农历已是腊月二十七了，别人家里纷纷开始办年货，我却忽然想到终于可以去一趟“人民”一攬子地看上一场病。
“终于”？“一揽子”？
对，“终于”是因为此时外地人该回家过年的都已经回家了，我想马路上车少，医院内大约也不会人山人海。“一揽子”是指我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拉拉杂杂地已经攒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工夫看，比如T3指标高、腰疼，还有左手肘长了一个黄豆粒儿大小的东西，像囊肿又像碎骨头渣子，现在就打算趁着节日前的“空当”去趟人民医院。
“人民”是我的“公费医疗”指定医院。北京人一提“人民”两个字谁都知道它指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地点在西二环，路西，西直门和官园桥那一站的中间。 2003 年“非典”，这里成为重灾区，曾被社会“众目睽睽”过。
1月24号上午9点30，我来到了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挂号的长队尽管已经过去，但人还是多。挂了号，一个内分泌的76号，一个普外的243号，然后就上楼，挤电梯。电梯门一开，乌泱泱的，人还没下完，又一窝已经往上涌。我心说，这哪里像快过年了啊，医院如市场，看病如打仗，“人民”还是老样子。
不过“人民”看病快，这是真的。
过去我在这里抽过血，看着满大厅站满了人，但电子屏幕叫号快，一声接一声，病人迅速准备好胳膊，一拉溜窗口里都有护士，一针下去，稳准狠，很快抽完一个，再叫下一个，一切都让人感觉这是“流水线”。当时我曾想：哥们儿，这是在看病啊，“流水化作业”，这玩意儿行吗？
正想着，不到半小时，我前面的75个病人已经看完了，刚到“普外”时电视屏幕正叫着40号，转眼就轮到我的76号了，真快，你看这效率，“中国特色”还是“人民特色”？
我赶紧来到被指定的诊室，对医生条件反射地满脸堆笑，为什么？还不是想让人家给咱好好看看，一脸讨好。
医生，一个中年男人，样子不凶不喜。问，你怎么了？
我说两件事，一个是左胳膊肘下面长了一个小东西，过去不疼没管它，现在开始疼；另一个……医生不听我说完，已经在开始摸我的“黄豆粒儿”，三秒钟不到，真的我发誓三秒钟都不到，他就说：“哦，知道了。你想咋样？”
我说，我能咋样啊？您是医生，当然听您的！这是长了个什么东西啊？
医生说，我不知道，隔着皮肤我看不见。
我说：“那您根据经验判断一下……”
我的话还没说完，医生已经不耐烦了，说：“您到底想怎么办啊？是想开刀，还是不想做手术？”
我也开始冒火：“我是病人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一大早，我从大兴赶来，地铁两小时，好不容易见到你，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可……”
医生见我急，比我还有理：“不是我不耐烦，大过年的，我跟你也没仇。”他解释，“我是说如果你想开刀，就请到其他的诊室去预约，我就不收你的挂号条了；不然我收了，你再看，还得重新挂号，所以我说你别在我这儿多说了！”
嘿！
我说：“那我还有第二件事呢，就是腰疼（我还是压住了火）。过去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弯不下腰，自己穿袜子、剪指甲，都很费劲，您说这可能……”
我的第二件事还没说这么细，上面的这段“陈述”其实是我的腹稿，自己觉得已经是够“言简意赅”的了，但医生还是不听我说完。
终于我明白，这位医生看病，“看”仿佛不是目的，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有理由感到他坐在诊室，目的就是尽快把每一个病人从他的眼前支走，敷衍着还很有道理：我们这是大医院，专业分工细，你说腰疼我管不了，要治就得去脊椎外科。
不好意思，就这样吧，我这外面还有病人，很多病人……
嘿，我这暴脾气……
我到底被他成功支走，到了其他诊室……
接下来的“遭遇”我都不想细说，其他诊室听说我想“预约手术”，又让我去骨科，骨科让我去做B超；内分泌也一样，243号地排队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人家头都没抬，唰唰地就开出了化验单，让我去抽血。我说：“医生我这有过去的化验单啊。”她说：“那哪行？”然后就不理我，扭头喊下一位病人，我在她面前仿佛已经不存在了一样…… 徘徊在人民医院，热热闹闹的走廊和大厅，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手术？要手术做B超就得排队，排到哪天不知道；甲状腺抽血要不要重新做？要做的话，结果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
明天？再来？天啊！
不然不看，不看了！我对自己生起气来。
但转念一想：不看，这一上午不就等于“白费”了？“终于”下决心来看场病，还想“一揽子”，可一件也没看出个结果啊！
我真想……想什么啊？
在“人民” 我还算……？
可想什么也没用啊！不是吗？
就当我在“人民”弄得灰頭土脸、满肚子“情何以堪”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我接到栏目组的安排，开始为晓静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做调查记者。说老实话，当时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具体解剖一下“人民医院”，但根据安排，节目选择“看病难”的典型是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也行，它也和老“人民”一样，每天接待的患者也都是超负荷运转，而且大部分患儿（至少一半以上吧）都不是北京当地的，是来自京郊、河北、内蒙古，甚至还有东北和大西北的。
到了儿童医院，那天，和二十年前相比（因为我有二十多年没来过了），我觉得儿童医院设施和管理，已经比我当年带着女儿来看病的时候更科学更有效了。新辟的地下一层（也许不新）还有小食街和儿童游乐园地。但人多，依然是人多。后来采访医生，有位中年女医生，是内科的大夫，上午10点，我问她已经接待了多少个患儿了？她说20个了。8点钟开门，两个小时20个，那平均每个孩子，和医生见面的时间也就五六分钟。
来点“原汁原味”的吧，我现在就截取这位大夫与一个四川籍、在北京打工的患儿家长的对话，这对话只是我们录音录像下来的一部分，患儿的病症是便秘，家长已经带着孩子做过了B超——
医生：B超没有太大的事。很多时候他便秘，可能还是跟他饮食习惯有关系。
患儿妈妈：他上火了。反正他大便就没正常过。
医生：平时饮食一定要规律，就是正常吃三餐饭，好吧。
患儿妈妈：行。
医生：不要说高兴了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患儿妈妈：淋巴结不用管它吧？
医生：暂时不用管，这种淋巴结有时会容易引起肚子疼，但一般对便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医生：我先给你开点药，调解一下胃肠看看啊，好吧。
患儿妈妈：行。那他大便出血，是不是还要看一下肛肠科啊？
医生：是每次大便都出血吗？
患儿妈妈：大部分是，三天有两天是。
医生：那你还真得看看，因为得小心有没有痔疮什么的，如果说出血这么频繁的话，可能就是肛裂。体重多少？
患儿妈妈：没称，三十一二斤吧。
医生：16公斤是吧。没有过敏的药吧？
患儿妈妈：没有。要是肛裂好治吗？
医生：肛裂好治，肛裂一般来说，主要还是因为跟他便秘有关系，如果说不便秘了，他慢慢自己就好了。
患儿妈妈：就熬粥，韭菜、白菜，不让他吃肉是吗？现在不让他吃肉？
医生：不是说不让他吃肉，肉可以吃，但是你不能说肉吃得比菜还多，那就有点反了，好吧。平时也要让他多吃点那个，也不是说光吃菜，也要多吃点谷类什么的，米饭啊，面条啊这些的，主食为主，其次是蔬菜，然后肉吃一点就可以了。平时让他多活动，这样才能促进大便不干。先吃点药调理看看，如果说，慢慢就通畅了呢，那自己保持好的饮食习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还不能缓解的话，再来看，可能到时候需要再作系统的检查，好吗？
患儿妈妈：谢谢你医生。
医生：没事。
说老实话，站在一旁我完整地听下来了医生的这一段“看病过程”，想想我在“人民”的遭遇，我真感动，眼窝子有点潮……
医生像是看出了我在对比，告诉我说：“嗨，您看我现在说话挺多的是吧？其实如果病人不多，我们医生是愿意多说几句的。”
是吗？女医生的话，让我意外地有了一点安慰，也许吧？也许那天“人民”的大夫如果不是赶上病人过多，也许也会跟我多说些话，至少不会那么烦？
我放下自己，继续出发。
我说：“那现在您一天能看多少患儿？”
“基本上可能看个八九十个的样子，现在是淡季，很多孩子都还在外地，还没回来，所以还算轻松。”
我问： “那要是外地家长都带孩子回来了，又赶上容易发病的旺季，你一天得看多少患儿？”医生说：“那可就得过百了。不然就得拖大家的后腿，而且一半的时间看不完，还不能正常下班。”
……
接受我采访的这位中年女医生，后来我知道家住北京的 “北苑”，每天上班先要坐公共汽车，再下地铁，坐5号线，再倒2号线，最最顺利的时候上班也要一个小时。
我又问她，要整天这样，赶上身体不舒服，岂不是早8点到了医院人就已经很累了？
她说：“是这样，有时就是这样。”
“那一天下来你计算过么，要说多少话？”
“没算过，反正累得回到家里没事就不说话。”
我又问：“有孩子么？小孩怎么照顾？”
医生：“有小孩，反正有我爱人或者我爸妈他们照顾。”
记者：“家里已经习惯这种情况了？”
医生：“对，所以我们家孩子，对于我上夜班或者出差啊，他都无所谓。”
因为诊室里采访时间不宜过长，而且我知道我越占用医生的时间，她被耽误的时间也就越多，中午没准吃饭的时间就越少，所以匆匆结束采访。但最后我还是问了一个设计中必须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理论上，你认为一天你最多可以接诊多少个病人？”
女医生说她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正下午4点结束挂白天的号，之前挂的你看不完就下不了班，其他的就更顾不上去考虑。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应该问院长的。
其实说到北京市的“大城市病”，人口、交通、资源、环境、住房、贫困，哪个病症为主？哪一个会导致像人得了心脏病、高血压？无法分开，都互相影响着，且互相伤害着。这结果有点像电脑里的硬盘，往里装东西的时候谁都不担心，以为硬盘的空间因为看不见差不多就等于有无限之大，但谁知有一天，终于迈过临界，硬盘被撑爆了，如此说来并非危言耸听。2015年，我回《调查》做的第一个片子《重庆大轰炸》，也是节目采访量很大，一期节目播出了不解气，我就想写一篇同名的纪实文章，即使不发表，也要记录下70年前那场惨无人道的空中杀戮，让受伤未死的当事人留下口述历史，以免后代忘却了日本军队曾经对重庆、对中国老百姓犯下过怎样的滔天大罪！但文章写到3万字，忽然有一天，屏幕上的文字就在我眼前“忽悠悠地”、没有火焰地燃烧了，几秒钟，一行行、一段段、一片片都变成了乱码，那乱码化了却不消失，就占着空间，于温良的承受中宣誓着反抗，或者说在无声的狞笑中浮沉着报复的智慧……
不知道为什么，探讨北京“大城市病”，我经常会想起这件匪夷所思之事，也经常会联想着自问：“怎么会呢？”北京的人口今天广受诟病，什么“猛增”啊、“膨胀”啊，但这么多的人都是从哪儿来的？“猛增”和“膨胀”的中间难道没有个过程？
“动批”，如今不仅是北京人，全中国甚至世界很多国家的服装商、贸易商都知道它。这个市场（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之大，到4年前的2013年，已经拥有了大市12家，独立楼宇9栋，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摊位1.3万个，从业人员近4万。
如果你只看這些孤立的数字，可能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1.3万个摊位、近4万的从业者，这对北京动辄两千万的常住和外来人口的巨大数字不还是小数？殊不知，这样的1.3万个摊位、近4万个从业者，为他们服务的帮工、仓储、运输、中介、快餐、理发等等又有多少？他们所带入或滞留在北京的亲朋、老乡有多少？一个摊主在“动批”站住了脚，通常就会把妻子或丈夫、老人和孩子，一家老小都带在身边，然后再通知同村、同镇的老乡们都过来。这样4万从业者，如果一家平均按5口人来计算，那4万立刻就变成了20万。
记得30年前，就是这个“动批”，或者说“前身”吧，不过就是京城西直门外、动物园旁、莫斯科西餐厅马路对面的一条小马路。开始，有些小商贩先在路边摊开了衣服、小商品卖，很多年轻人从“老莫”吃完饭出来，我也算一个，有时就会到小马路来看看。
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吹起微风，之前人们买衣服都是到正规的西单商场、东单商场，或王府井百货公司等国营的大商场里去买，样式陈旧、色彩沉闷。动物园有一条街能够买到“外贸转内销”的，有来自广东、香港的，还有福建石狮的特色衣服，这对刚刚思想解放、开始追求个性穿着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只不过那时候人们再怎么想也想不到，就是昔日的这一条小马路，慢慢地变成了门脸儿，盖起了大楼，再到后来几经建设竟然成了辐射华北、大半个中国的服装批发的“市场群”。
2017年2月，《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来到“动批”采访的时候，沿街的天皓成、金开利德等几栋大厦都已经关闭，但还有世纪乐天等三四个市场还在营业。
我别好胸麦走进了“世纪乐天”，准备随机采访几位摊主，摄像、录音师都跟在我的身后。最开始我在一位年轻妈妈的摊位前停住了，我问她有几个人跟着她在北京卖衣服？年轻的妈妈说：“我才来一年啊，老公、孩子都跟着。”再问一位60来岁的老大姐，她说“动批”一开始她们一家就在这里干，你说几个人跟着我住在北京啊？大姐笑笑：“一家子呗。”看那样子对北京已经很熟悉很熟悉，“第二故乡”了的感觉。
……
一个“动批”，三十年带动了几十万外地人进入北京，这个数字我想应该是保守的，何况，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还不止“动批”这一家。南城从南二环的永定门到南三环以南的大红门，一拉溜开设的 “大红门服装市场”“京温市场”“天雅女装”“百荣世贸”等等七八家批发市场，想想得容纳下多少人？
你进得北京，为什么我进不得？
于是这里几十万、那里几十万，凑上成百上千万并非难事。
直到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了2170万，这中间就包括“原有”的北京人和“外来的”北京人。没有过程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有“过程”不到膨胀的那一刻谁也没有在意。
忽然有一天，北京人口从“增长”到“猛增”，发现时已积重难返。
2000多万人，除了要工作、要挣钱、要吃饭，他们还要住房、上街、求学、看病，这就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北京告急了，各种承载能力都在闪红灯，但是怎么办呢？庞大的人口是你来凑、我来凑，大家一起凑出来的，谁之过？说不清楚啊，就是说得清，还能讨伐谁、加罪于谁吗？
北京二环路，32.7公里的一条环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终建于90年代，是中国大陆第一条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一直被看作北京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就是这条二环路，说来也是神奇，在它的西段，准确地说北起西直门、南到天宁寺，就是这段地铁大约三站地的路段，“堵车”是永恒的主题。
曾经很多次，晚上九十点钟了，我开车心想，这么晚了西二环应该不会堵了吧，就大着胆子把车开了上去，嚯，眼前，好家伙，一溜车灯，逆行道上的是黄灯，顺行道上的是红灯，车子还是开不过二三十迈。
悲催的是，路上堵就堵，大家都熬着也就罢了，但治堵的部门——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尤其交管局的那个指挥中心，却偏偏就在这条路上，在西二环官园桥十字路口西南角的马路旁边。
嘿！悲催吧！
2017年2月的一个周五，《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专门挑了一个黄昏、快下班的时候登门拍摄，为的就是要拍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大厅，大屏幕上上下班的高峰车辆，看看这时的北京道路，各条马路究竟会堵成什么样子。 我们一行5人，是结束了上一场采访集体转战而来的。
接我们的人还没到，我们就站在马路边等。
嘿，边等我边想，“嘿”的一声笑出了声，大伙都看我，都奇怪，嘿，你笑什么啊？
我说，你们没发现么，咱北京最堵的这条二环路，西二环，还恰恰就是交管局的所在地，这讽刺吧？是不是？
大家一听，也都警觉起来，哦哦地附和着我说，可不是嘛，还真是！但笑笑就过去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刚才我之笑，我那真正笑的“嘲”点是什么，是脑袋里突然蹦出来了一个词儿——悲催。
“悲催”是什么？上网你可以看到解释说，这是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的一个“新词儿”，意思是失败、伤心、不称意，还有的说是“悲惨到催人泪下”的简写。哈哈，我好笑，其实这个词儿老北京早就在用，是形容人伤心 悲惨，但更多的意思是惨到无语、惨到倒霉透顶，从嘴里说出来时还一定要伴着一种诙谐和深深的自嘲。
……
“悲催”！
等了一会儿之后，交管局一位中年警官，出来接我们了。先帮我们提设备，通过电动栅栏门，踏上几步台阶，然后就把我们带入了北京市交管局的办公大楼。
这个大楼，我们横穿过十几步的大厅，迎面一扇对开门，我们进去，好家伙，这里已经是指挥中心的监视大厅了——
这么近，想不到这么近啊。
我脑袋里又蹦出一个字。这个“近”字，其实是我想说堂堂的一个大北京交管中心，指挥部啊，是统帅、是灵魂的所在地，但离着二环大马路竟然就几十米。这要是战场，指挥中心如此之近地紧挨着战壕，可真够前沿的了。
不过我这话没说出口，眼前一堵巨大的屏幕墙已经夺走了我的注意力，那“墙”由很多块电视屏幕组成的，应该有半个篮球场大小，但是模糊，灰蒙蒙不透亮，一问，这屏幕北京市交管局使用的显示器不是LED，还是过去的“大背头”，这玩意儿20年前流行，如今，连老百姓家里怕不是也早淘汰了吧！
……
当然，条件简陋并不代表这套科技监控系统没有作用。就像我刚才想到的战场，一个大城市的交通指挥中心，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如同作战的指挥所！
事实上我们采访那天，在交管局指挥中心，带班的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向劲松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工作人员每天在这里值班，眼睛紧盯着屏幕，精神要高度紧张。
我问：你们主要做什么？他说：就是通过这个科技系统展示全市的交通路况，这是一个“流动图”，图上面有三种颜色，绿色代表机动车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是畅通的路段；黄色是20到50公里，行驶缓慢；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了，就是严重拥堵。我们每天就看这个，分析这个。
“那每天用眼睛盯着看这三种颜色又有什么用，分析什么呢？”我又问，知道自己很外行，但外行才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
向处长说：“随时巡视路面，争取做到有警情早发现、早处治，让影响早消除；另外启动高峰勤务机制，科技巡逻加定點指挥，这就可以最大化地把警力投入到路面最适应警情的地方；对路面事故，依靠这套系统，故障车会实施快清、快处；同时在应对恶劣天气、突发事件时，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重点、不同时段采取更多方法，这些都能帮助交管部门缓解交通压力。”
哦。
当时，向处长的解释应该说我只能听懂80%，但说到北京的道路拥堵，我脑海有一个数字，这就是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59万辆，不计周六日，就是周一到周五，听说早晚上下班的高峰，路网的平均时速只有28公里。难道“限行”也不好使？
这是我的问题，来之前就想到了要问的。
向处长不犹豫。
他说，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不知道想出了多少办法。限号是不得已，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交通，还有环保。
我说，这我知道。
他就说，采取“限号出行”的管理措施，这个措施刚出台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整体路况影响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整体上升，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系统性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
我说，还需要动大手术？
他说，是。
还记得是在采访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的时候，他指着一套《北京市交通变化以及大城市交通论坛》的PPT，边看边向我解释着，说过去、说现在、说发展、说无奈。其中两幅坐标图，我一看，就牢牢地抓住了我，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这两幅图像会说话的证人，不，就是会说话的证人。
两幅什么图呢？
一幅是北京市人口快速增长的记录；另一幅是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的记录。
先说人口增长：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只有1860万，2010年增加到了多少？1961.9万，整整多出100万！
再来看机动车：2009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401.9万辆，到 2010年呢？，480.9万辆，一年之间猛增了80万辆！
“这100万新增人口对交通有什么影响？”记得我当时问。
郭院长说，理论上人口每增加一人，城市就需要配套2.5人次的出行设施，这是刚性的，增加一个就要增加这么多的出行量，一定要解决，提供交通条件。
“那一年80万机动车又意味着什么？”我又问。
“这我们一般人其实没有体会，不知道这个80万辆车是什么概念，我给你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吧：80万辆机动车，首尾相连，一辆车加保险杠算5米长，有的还不止5米。就算5米吧！5米长（的车身）乘以80万辆是多少？400公里啊！你想想，这400公里，首尾相连的车队，一年之内开进北京，然后这些车，大部分又都没地方停，大部分又都在中心区，我们北京的城市中心区道路，还不都变成了停车场！ ……
人口100万！
机动车80万！
这两个数字，是一年的增量。
两幅坐标图把曲线都猛然拉高了一截，然后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又双双回落，各来了一个“跳水式”的大下跌，为什么？情况危机，北京市开始刹车，或者换句话说不刹车不行了——
事实上，从1998年至2013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就已经增长了303%。
2009年的401.9万辆是从2004年的229.6万辆发展而来。同样，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860万也是从2004年的1492.7万增长而来。
5年的时间，人口和机动车的增长因为一直还是“阶梯式”的，没有让人警觉，但5年后的2010年，“膨胀” “瘫痪”，面对登峰造极了的100万 80万，这样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图形箭头，谁还能坐得住？北京病了，而且已经“病”得不轻，这么说并非故意吓人！
“所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郭院长说。
我明白他的“痛下决心”是指什么，其实正像北京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向处长也曾告诉过我的一样，2009年，北京就已经采取了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交通情况一度有所缓解，但后来为什么这个“明显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就是因为机动车的增长太快了”，出现结构问题了，很多措施没用了！
回头再来看郭院长的PPT，2009到2010年，北京人口和机动车双双直线上升，到了第二年又都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为什么？郭院长说：“2011年我们两个限购，同时进行了房屋限购、车辆限购，这两个“限购”压下来，你看2011年的增长是不是就减了？”
是减了，2010年“大增长”，2011年“大跳水”。但“跳水”之前已经增加了的“量”呢，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根本的解决啊？
2016年北京地铁的最高“日客运量”超过1200万人次，公交电汽车呢？停车场呢？
有数字显示，也就是在2016年，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日均客运量”已經达到了1063万人次；小汽车“每车年行驶里程”达到了15000公里；居住区的夜间“停车位缺口”约130万个。因为开车堵，很多人出行能坐地铁的都坐地铁了，可已经买了的车放哪儿？停车难的现象也跟着变得越来越突出。
2011年4月份，北京市停车价格开始调整，这和机动车限号一样，一开始还很有效，后来就效果不大了。为什么？郭院长说：“大家都适应了呗。”
“不在乎钱了吗？不是的，实际很在乎。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实际上真正收费的停车场，按小时收费的，这样的车位就没人停，车主就在旁边乱停，实在旁边没地方了，自己也过意不去了，才会停到收费的停车场里去。”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郭院长告诉我，他曾经到北京西二环的金融街去“微服”过，问停车的收费员：“你们收得上来停车费吗？”收费员说，根本收不上规定的价格，为什么？太贵了，常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还有整天在这个楼上办公的人，他们如果都按规定价格收费，早跑了，都不可能，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议价”，按月打折扣，一个月顶多了交几百块钱。
停车难、收费贵；但想用“收费贵”的办法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又仿佛缘木求鱼，明显不是最好的办法。
那怎么办呢？
曾经，因为我在香港生活过10年，我知道香港街头如果有空地能够让人们把车停下，那这样的停车场大多收费的办法都不是靠人来收现金，而是用咪表，司机用“八达通”，一种非常市民化了的电子付款磁卡“啪”一拍，停车就开始被计时。这样的停车费是多少就能收上来多少，没有可能“议价”，也没有人敢不交， 不交，其后果将严重地影响你个人的金融资信，如果那样，在香港社会就寸步难行了。
纵观世界发展史，“交通”尽管都是大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行路难、停车难这在全世界、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是常见病。有些办法香港做得了，北京一时还做不了。面对迅猛增长的机动车，堵车和停车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中心区，这和日本很相像。所不同的，北京的核心区，也就是现在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小汽车的“保有率”已达到每千人310辆，东京是每千人170辆，北京高出东京将近2倍，这治理起来，难度就更要让人嘬牙花子了。
记得1996年在法国拍“巴黎汽车展”，我曾经站在香榭丽舍大道，马路边，背后就是凯旋门。我站在那里干什么？掐着表在数每一分钟通过的车辆，因为有人说，谁要是能够协调好以凯旋门为中心、巴黎平面放射出来的12条大道，谁的交通管理水平就是世界最高的。那时候我还相信：一个城市的交通堵与不堵，靠管理是能做得到的，但20年后面对北京一个100万、一个80万，一年的时间人口和机动车就猛增到这样的程度，我知道什么样的管理也没用，什么样的管理在如此无节制的“疯涨”面前，都是杀鸡用牛刀的反例，不是吗？
话说来说去，北京的“大城市病”“人口过多”是一个基础的病灶？
那北京人，构成北京人口的来源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我有同事，特别是新同事，在和我混了一段日子以后，熟悉了，都会问：哎，长江老师或长江大姐，“您是不是老北京？”每到这时我总会反问他们，也问自己：什么是“老北京”？
生在北京皇城根，长在四九城，三四代以上的叫不叫“老北京”？那当然，但这样的 “土著”，现如今还有多少？
别人不说，就说我自己吧——
我的奶奶活着的时候据她说小时候还跟着大人去东城的禄米仓去领皇粮，作为满族之后，到我这儿至少是第四代了，我或许可以算是一个“老北京”了吧？但再往后，我的女儿，我的下一代，长大了以后和同学喜结连理，她的这个对象，就是后来我的女婿，是从外地考到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后和我女儿结婚，融入了我们的家庭。你说我的女婿是不是北京人？如果以家为单位，我的这个家现在是“老北京”，还是“新北京”？ 计较这个和如今北京市的人口爆炸有何补益？50步与100步的关系罢了。
事实上北京人多，怪不了别人，大家有份、人人有份。那种自己搭上了车，知道这辆车还有人想上，但因为车上已经很挤，挤得很不舒服了，就开始埋怨还没上车的人：你怎么那么讨厌，没看到这车上已经人太多了吗？干吗还拼了命一样地还往上挤？这用老北京的话說就叫“不局气”！
北京2170万人口，要住多少房子？这种需求算不算“刚需”？
当然算了，第一“刚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唐代诗人杜甫，从那时起就担心天下寒士没有房子住，但今天，我有时真想问问有关部门：咱北京这20年，盖了那么多房子，这些房子都是用来给人住的吗？还是很多都在给富人做投资？
事实上在我周围，像我一样年龄的人，不管是北京的“土著”，还是“新移民”，家里有两套、甚至三套房子的人并不在少数。
国家领导人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这句话已被老百姓朗朗上口，但“炒房”市场是否萎缩？很多年前，中国房地产名人任志强先生也曾喊过：中国的“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但“任大炮”说这个话有什么用？北京的房价还不是一个劲儿、一口气儿地往上涨？
这一阵微信不是在盛传一个北京人，30年前要出国了，以几十万的价格卖掉了自己位于鼓楼一带的一个什么四合院，今年回来一看，已经涨到了几千万！
我女儿女婿的一个同学，家在西北，父母卖掉了老家两处住房，来北京打算和已经成为了“北京人”的儿子一起长住，两代人的钱合在一起是300万，准备买一套三居室。开始我女儿说就买我们院里的吧，西三环交通还算方便，100平米，500万，正有一套二手房。但这个同学稍有犹豫。第二周这套房就涨到了550万。又过了三天，再涨到580万。这样这套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价格坐地就飙升了80万。同学说，想了想还是算了吧，节省些钱来买更远的地方。于是有人给他推荐了南四环到南五环之间的一处新楼盘，可是一询价，我的妈呀，7万一平米，100平方米，就要700万，而且是2018年才能交房。唉，我女儿女婿的这个同学啊，牙花子都快嘬破了：“这北京还让人活吗？”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房价如火箭，买房人当中，如果买房真是为了自己住的，大多数都是平民老百姓，但房价这么个涨法，平民百姓、工薪阶层，谁手里会有这么多的钱啊？
住房是“刚需”、出行是“刚需”、工作是“刚需”、吃饭是“刚需”，说老实话，“刚需”这个词儿用到北京，有时我真觉得首先是折磨人，不满足吧，是需要；满足吧，有时难得没有楼住的人都要跳楼！
那北京的房子为什么价格这么高，而且多少年都居高不下呢？
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2月，北京存量房网上的签约套数是14630，3月16日仅一天就签约了1306套，环比15日增加了12%。一方面是有人想买房，手里没钱买不起；另一面为什么对有些人，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买房就像买白菜？
我真想不通！
房子越买越贵，越贵还越买。有钱人加上胆大的赚得是盆满钵满，没有钱或钱不多的老百姓该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因此有人说，北京的房地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供给侧改革给叫停了。但这种说法永远都不见动静，很多“天下寒士”还是“蜗居”或者住在出租房里。
几年前人们就曾担心，说北京的房地产泡沫太严重了，但泡沫来泡沫去，没见谁是最后的一个接棒的人，于是房价疯一阵，官方就出台一条限购政策，尽管任何限购的目的都是为了稳定楼市，但过一阵，这些政策就会被消化，房价该涨的还是涨，只是该落了的时候却不见落。
2017年一开春，有媒体形容：京城房价已吹响了冲锋喜马拉雅的号角。
3月16日，中国证券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北京学区房上演春之狂躁 12万元每平米是起步价》。说近日来走访了西城区德胜学区并了解到：该学区内一套“学区房”已由年前的每平方米12万元，上涨到了每平方米15万元。
这个“西城区德胜学区”我熟啊，文革以后，我们全家跟随父母从湖北“五七”干校回来，户口就落在了这一地区；后来我和哥哥都前后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30年后，孩子的孩子又呱呱坠地，一儿一女，也都加入了同一个户口簿。可就是我这个在“新北京”人看来值得“没事偷着乐”的“老北京”家庭，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2015年北京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以来，不仅“学区房”价格飞速上涨，两年之间已翻了两倍；而且为了防止“出租户口”，一个户口簿6年之内，只能允许一个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说我们家的第四代，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只有一个长大后可以符合在“德胜学区”上小学的条件；另一个想上好学校，也得去买“学区房”，而且要提前6年，也就是孩子尚在1岁的时候就得买，不然买房的房龄不够6年，也不能享受那个学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
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北京的房子，包括二手房的房价也是一路飙升、降不下来了吧？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2010年以来，北京市适龄儿童人数每年平均递增2万人，年均增长20%。同时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统计表明：未来几年北京中小学在校生的规模还将大幅增加，这还不算没有北京户口，但常年已经在北京打拼，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北京人” 的外来人士。
德胜学区的“学区房”由年前的每平方米12万元，上涨到现在的每平方米15万元，这算什么？看跟谁比了！如果跟西城区的金融街学区相比，那里集中了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几所大名牌的好中学，在小升初的电脑派位中，有这里户口的绝大部分学生都能被自然纳入，因此，那里的房价才是“房王”呢，每平方米，据说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而且越往后，还会越高！
这是“刚需”吗？
北京疯了？
一个学区房，简简陋陋的，有的干脆就是又老、又小、又破烂，被人称为“老破小”，但就是这样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动辄就要500万到800万。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是时候用上这句话了吧？
这样的房子先给孩子上学用，而后再卖出，说不定还能大赚特赚，太多太多的人看中的是投资价值。所以买“学区房”的人家，不一定有适龄儿童。所以连任志强都说：“北京的房子要降价，恐怕在我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喽。”
他说这話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但听着，像不像就是在昨天？
我住北京城南，大兴区。
说一段“城南旧事”，当然这里的“城南”跟1983年吴贻弓导演执导的《城南旧事》同是“城南”，却不是一个概念。那部电影，主人公英子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讲述了她在北京生活时曾经发生过的三个故事，但英子记忆里的“城南”应该是皇城之南，是曾经的崇文和宣武（2010年已经撤并归入了东城和西城），不是我今天住的五环之南。由此可见，岁月并未走远，沧海已成桑田。
我住在南城，老北京都知道“南城”是“下风下水”之地。因为北京常刮西北风，“上风上水”自然在北部。加上水质不好，所以过去我只知道我们南城的房子比北城的贱，却不知北京的水，不管好坏，能够用了就不错了。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标准的缺水性城市，大家不知道，一年四季老百姓家中很少会出现限水或断水的情况，那是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前作了很多努力。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地下水也曾一度出现过超采，我们脚下的“漏斗”无声地发出过警示，“缺水”这个“大城市病”里的一个病症，北京是有的，而且“病”得不轻。
2017年2月15日上午，《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来到了北京水务局水文总站，采访了总工程师黄振芳先生。
我先问他：黄总，咱北京真的算一个缺水的城市吗？
有什么依据？
老百姓怎么没太感觉到？
黄总很坚定地说：对，北京就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呢？
世界上对缺水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一年中，人均拥有的水量在1000立方米时，已经被定义为“缺水”；500立方米时是“严重缺水”；低于300立方米，就是“极度缺水”。而北京现在我们一个人也就170立方米，远远低于“极度缺水”的底线，你说北京是不是“严重缺水”？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口大约在1500万左右，这个城市的每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升，形成的水资源也就是37亿立方米左右。37亿被1500万人分，人均是300多立方。可是现在你看，截止到2015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70.5万（其中包括常住的外来人口822.6万），我们的水资源还是那么多，但37亿要被2170万人口来均分，人均当然就更低了。”
“可是我们的城市用水常年只靠天然降雨吗？”我问。
这当然也不是。实际上水资源包括两块，自然水资源，所有的水都是来自降雨，降雨以后，一部分存到地表，就是地表水，河流水库；另一部分渗透到地下，就是地下水。另外2014年年底，国家已经完成了“南水北调”进京的工程，到现在为止已经调了19.8亿立方的水，这才大大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短缺的形势。
“南北水调”？说老实话，这个国家的水资源保障战略我是听说过的，但2014年已经调水进京。这个事我真的不清楚。平日里我们打开水龙头就喝，打开淋浴花洒就洗澡，从来也不为缺水而担心，但谁知道北京，首先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人口膨胀对供水本来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人均需求也在增长，过去30年，老百姓不一定人人都要每天洗澡，但现在，用水的地方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从前。
“那我们用地下水了吗？”我接着问黄总（之所以这样问，是来之前我看到有报道说北京得了“大城市病”，其中不该用地下水的，但我们用了，而且一度用得很厉害，所以地下出现了“漏斗”）。
黄总没有回避，甚至丝毫也没有躲闪。
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原样奉上：
黄总说：我们用了地下水了，而且也超采了，所以造成现在我们的地下水的“埋深”，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达到了25.75米。
我问：这个埋深原来呢？
黄总：原来基本上就是15米，最早的埋深是15米。实际上北京这个地方你知道，西部叫海淀，到处是泉水，过去一铁锹下去就能挖出地下水，但是实际上后来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位一直在持续下降。只不过去年，2016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偏锋的年，降雨量达到了660毫米，超过了多年以来的平均585毫米（自然帮助恢复，所以我们的矛盾不显得那么突出）；再有另一方面就是“南水北调”，我们得到的“来水”，有一部富余的就补充给地下水了，向地下补了1.5亿立方，这样的话2016年跟2015年相比，我们的地下水水位是有所回升的，但也只回升了0.52米。
记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原来是四五米就能见水，现在要20米以下。
黄总：对。
采访在继续。
……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已有的三方面的水，地表水、地下水和南水北调的水，目前就这样一个供水的能力，能够养活多少北京人？是2000万，还是2200万、2500万？”
黄总又耐心地告诉我：
“不是说我们北京的水只能养活多少人，水的问题是这样——作为我们水务局来说，国家提出什么战略，我们就来保证水的供应到什么位置，不管是调水、海水淡化、地下水，还是包括再生水混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很多，技术也很多，只要战略定了，我们肯定是会无条件地来满足城市需要的。但城市不能无限地摊大饼啊，人口如果不加控制，今天是2000万，将来是3000万、4000万，那北京还需要其他的配套，还有环境的允许不允许，这个规模是不能无限地扩大的。”
我知道黄总的意思，满足北京的供水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会生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成本”的问题。 结束对黄总的采访，我真像是上了一堂晚来了很多年的基础课，甚至此时才知道咱北京现在的水费只有几块钱人民币，但这个成本包含着什么？目前我们北京市总共拥有2500多公里的河道，包括水库，也包括湖泊。国家对每一个水体都进行过功能的定位，划分了每一个功能所对应的一定的保护水质类别，比如二类、三类、四类、五类。二类和三类主要是生活用水，来自北部的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还有雁栖湖、十三陵、北海公园和玉渊潭；四类水主要有工业功能和景观功能，可以划船、撩水不伤皮肤；五类水就主要是满足农业灌溉了。保护好这些水源都需要花钱、需要投入、需要科技，也需要无数人默默地为消费者进行服务，不是说随便得来，全然不费功夫。
过去我总是觉得我们南城的水不好，自家吃水要买矿泉水、桶装水，甚至也在家里安了一台“过滤器”，但跟黄总交谈了以后，我知道了我们南城的老百姓从2014年12月27日起已经开始喝上“南水北调”的长江水了，这水，水质属于二类，非常好，不仅洗衣做饭毫无问题，就是直接饮用，也完全可以。
“南水北调”？多亏了“南水北调”！
说起这个中国人的宏伟工程，最早动议还是来自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毛主席当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持续进行了50年的野外勘查和测量，在分析比较了5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水北调的东线、中线和西线的调水基本方案。北京人享受的是“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水源来自丹江口水库，输水总干渠自陶岔渠首闸起，沿伏牛山和太行山山前平原，京广铁路西侧，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然后自流输水到北京和天津，干渠全长1246公里，进京前为明渠，进京后为暗渠，之后进入郭公庄水厂净化，再供应给北京市民。
容易吗？
1246公里。50年勘探、施工。
这个宏伟的设想动用了国家多少财力，饱含了至少两代人的智慧和汗水，今天方才解决了北京的“缺水之急”，但这一切又有几个老百姓知道得清清楚楚呢？
郭公庄水厂，就在我家西面，开车我经常路过，路程不到10分钟，但我，过去就是不知道。
北京前门、正阳门，出道简答题：哪个是前门，哪个是正阳门？虽然这道题对历史悠久、内涵浩渺的六朝古都来说实在是小儿科，但当初我被问到的时候，也没有立刻答出来。后来想了想，答对了，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简单说，北京的前门就是正阳门，正阳门就是前门。
一门两名（其实更早还叫过丽正门呢），为什么？
最早，正阳门兴建于公元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那个时候这个门就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王朝皇城的南门，城防建筑。只是这个门专属皇帝出入，龙椅坐北朝南，正南门也就是最前面的门，所以正阳门就被俗称为“前门”了。
看，住在北京，不一定都熟悉北京，身为北京人，真懂北京的有多少？
就在前门东南角那座翻新如旧的灰白老火车站（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如今的北京铁道博物馆的东侧，紧挨着有一处现代化的建筑，这建筑四四方方，大气但没什么特点，脑瓜顶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光看这个名头，一般游客不一定有兴趣，北京人也不一定非要进去看看，因为这样的展览给人的第一印象，内容应该是“规划成就”吧？但走进去，真的一听介绍，我的心至少“哎呀”了一声，真后悔没早点来。这里展出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与成就，同时也展出了北京的地理、历史、变迁、现状，有图文、有数据、有雕塑、有模型，还有动画、电影、互动、数字投影沙盘、模拟飞行虚拟仿真，以及踩在脚下被透明玻璃罩住了的全市微缩景观，很好看！
采访开始，第一个给我介绍情况的就是规划展览馆副馆长胡大欣。这位馆长，30多岁，玉树临风的一个帅小伙，爱北京、爱北京的历史，讲起老北京的一段段往事、一截截脉络，神采飞扬、如数家珍。听说国家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来这里参观，作介绍的也是他。
我们先来到了展览大厅的一层，一座铜雕，很特别。
这铜雕形似一个大碗，第一眼看上去，又像龙椅，椅背是京城北面高高的太行山，山脚下一块小平原，舒舒缓缓，平展避风，算是椅面，恰好适合建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北京。我知道馆长这是要给我先讲北京的由来了。
果然，大欣这样开头：俗话说道理说得好，不如故事讲得好，是吧？当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为什么要选北京为都城？而且是从南京把老家迁都至此？因为北京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
怎么讲？我兴趣盎然。
从最早说起，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3000多年前，先是周武王灭了商，封帝尧的后代于蓟，所以北京最早叫“蓟城”；到了辽，辽代之都在今天的内蒙古，北京是其在南部的一个陪都，便称“南京”或 “燕京”；而到金，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此，称为中都，这是国家首都的开始；接下来的历史现代人就清楚了，元、明、清，不同的朝代对北京有着不同的称谓，北平啊、北京啊。
那么1421年，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选北京为都，他究竟看中了这块地方的什么风水？我把话题拉回来。
“哦，对，总结起来，用我们现在的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讲，”大欣接着告诉我，朱棣当年定都北京主要看中的是这几样东西——“一山、二水、三路、一平原。”
“一平原”好理解，就是指的北京這块占地6000多平方公里的平地。“一山”指的是太行山，太行山是昆仑山的支脉，昆仑又被古代人认定为龙脉的，所以要定都，先要找龙脉。接下来的“二水”分别是指被喻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和潮白河。永定河经常泛滥、飞沙走石、冲积，造就了北京城，潮白河则水量充足且四季温和，养育着北京，默默奉献。那最后的“三路”，指的是以京城为中心，分别向正北、东北、正东放射出去的三条道路，这三条路今天仍然被我们沿用，一条是出南口，可达内蒙古高原；一条出古北口，可达东北；第三条直接往东，可到辽宁。 胡大欣馆长那天给我说完了铜雕，又把我带到二楼一面镶嵌在墙上的巨大青铜浮雕面前：这浮雕名为“北京旧城”，高10米，宽9.6米，重10吨，是根据当时的人工勘测图制作而成，真实再现了北京城1949年的城貌特征。
您看，大欣指着浮雕中金黄色的部分，说这就是故宫。故宫北面是景山。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宫城时，将筒子河和南海挖出的土方都堆在了元朝后宫延春阁旧址的上面，当时称为“镇山”，意为压住前朝；后来又叫“万岁山”，取千秋万代之意；最后到了清顺治时期，才改“万岁山”为“景山”。
我边听边哦，越听越新鲜（过去太孤陋寡闻了）。大欣继续说：“那您知道当时咱北京的面积有多大吗？”我说“6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在浮雕下面有标注。
对。当时的北京城，共有房屋11.8万间，树木6万余株。而且整个京城很像中国汉字凹凸的一个“凸”字。这有什么讲究呢？我问。大欣说：有啊，这个“凸”字是由一个正方形加上一个长方形组成的。我们看到的正方形是“内城”，过去由皇亲贵族、满洲八旗子弟们居住，内城街道非常规整，是元大都时期遗留下来的样式，大多都呈“九经九纬”状。长方形的是 “外城”，为普通百姓和汉人所居住，这城里的道路就沒有经过规划了，大多是伸向正阳门的一条条小胡同。
古老的北京城，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可圈可点，马可·波罗时代就被点过赞。其中两条线，两条“轴线”，大欣说非常重要。一条是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长安街”。
两条线十字交叉地将北京稳稳架住。其中，“中轴线”旧时南起点是永定门，往北延伸经过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到达鼓楼钟楼，长约7.8公里；东西走向的“长安街”，开始是从东单至西单，长度4公里。后来延长到建国门至复兴门。而现在，不仅“旧中轴线”已经向北延伸到了奥林匹克公园、向南延伸到了南四环，全长达到25公里；“老十里长街”也扩展成“百里长街”，东起通州，西到石景山，全长46公里。当然不管是昔日的十里还是今天的百里，都是泛称，只不过根据规划，向西还要延伸到门头沟区，日后的发展或许还会更长……
对胡大欣的采访，从北京历史到地理特征，我听得津津有味，一旁也听、但始终都没有打断我们的编导晓静，我不知道她觉没觉得中间我们的话题可能扯得都“有点远”了。我事后忽然想，这些故事，从大欣嘴里说出来，和北京今天我们正在探讨的“大城市病”有什么关联？毕竟那天我对他的采访，目的不是为了了解北京，不是为了补课。
但真的没有关联吗？其实关联大了。
首先，从地理位置出发，北京背靠太行，整个城市仿佛被大山揽在了心窝。城市的南面，特别是西南，也是沿太行山麓一脉发展起来的诸多城市，比如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等，这些城市的工业化生产肯定会带来空气污染，如果赶上东南风，那混合了PM2.5的空气就会源源不断地飘向北京，遇到大山被阻没处飘了，就滞留下来，所以北京的PM2.5和周边的城市有关，治理起来也没法单打独斗。
其二，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北京全市满打满算土地就只有1641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9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61.4%，这种面积条件不能支持北京无限制地大发展；特别是城区面积，只有87.1平方公里，人口、车辆在这里高度集中，如果不严加管控，局面无法收拾！
其三，当然还有更多，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当初建造北京，顺应天时地利、山情水脉，是很费过心、很讲究的，现代人利用科技手段只能进一步完善这座城市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不能破坏，更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须臾失去理性。
……
从北京规划展览馆出来，那一天，我兴奋得不得了。很庆幸编导安排了我能在这里采访，不然，我此生或许枉做一世“北京人”，不知道关于老北京还有那么多的谜底，还需要“恶补”那么多的常识。比如：北京皇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啊？“大栅栏”过去真有一排高大的栅栏！中国戏剧里经常说的“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午门根本不是杀人之地！还有“华表”，今天依然在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旁竖着，但这根石柱有什么用途？原来是老百姓若想批评皇帝，就可以将自己的意见贴到上面去，叫“谤木”。
还有呢，长安街在过去是有两座门的，一个叫“长安左门”，一个叫“长安右门”，这两个门1958年之前还都在，但1959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给拆了，拆得有没有道理、可不可惜？后人至今还在不断地评说着呢——
终于，我要问一问“为什么”了。
北京“大城市病”，其表现：人多、车多，城市太挤、太胖，这才造成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水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是一天暴露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说到底这“大城市病”究竟是怎么得的？
几乎，遇到所有的被采访对象，我都要发问。
俗话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咱北京在“大病初起”的时候有没有被城市管理者发现？有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如果发现了、警觉了，那为什么还会让它一路“病”到今天？
就在北京规划展览馆我采访胡大欣馆长的同一天，我还采访了一个人，北京市规划设计院副总规划师石晓东教授。准备的时候，晓静就跟我说，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北京市这么多年来的规划设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是对北京的发展很有发言权的一个权威。
好，我心说，好啊，这回可遇上合适的人了。
我说的“合适”是什么？就是既然你是权威，你参与了几次规划的设计，那你就要给我解释解释北京这几十年来为什么会出现城市“摊大饼”，人口“蜂拥而至”，如果这是“大城市病”的“病根儿”，为什么发现了问题不及时止步？
2017年 “两会”期间，央视新闻频道发布了一条节目预告：3月11日晚即将播出探讨北京问题与出路的《新闻调查》——《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嚯，这题目？这档口？业内同行捏起一把汗，我呢，心也一直在悬着——果不其然，21：30，《新闻调查》每周六晚上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会准时播出，但今天已经到点了，节目就是没播，屏幕上出现的是《新闻1 1》，董倩和白岩松一个在演播室，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正在全情投入地做着视频连线。
完了！我心说。
马上给这期节目的编导晓静发微信：“咋了，不播了？”晓静的回复倒是快：“姐，别紧张，播，只是两会期间，节目有特殊的编排，咱的，被推到了22：02”。
一期节目，播与不播，其实与我何干？晓静是编导，“孩子”是她的。但是我，是这个片子的记者，负责采访，节目如果不播，整个摄制组白忙活了不说，蹉跎的心又得用一段时间来平复；更重要的，这期节目、这个话题，我是很想让家里人看的，让老北京、小北京、北京土著和北京“漂儿”们，都看看。不然生活在北京，自己城市的事都搞不清楚，一路吃喝着过日子，岂不成了糊涂蛋？
耐着性子等到22点，熟悉的《新闻调查》片头终于出现了，跟着我的一张大脸、皱着的眉头，也出现在北京CBD往东、西大望路的过街天桥上：
“1949年，北京市人口大约200万，68年后的今天，2170万！半个多世纪，北京人的生活一点一点在发生着变化，穷日子、富日子，慢慢地人们有了梦想，买了车，买了房。可就当人们的梦想逐个实现了的时候，却发现北京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堪重负：道路变得越来越堵、地铁越来越挤、房价越来越高，再加上上学难、看病难，如今就连我们头顶的蓝天都变得越来越金贵。北京怎么了？仿佛病了？对，北京就是患上了一种‘大城市病’。那么，这种病是怎么得的？走过了怎样一段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又正在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呢？”
“大城市病”
节目播出，我心落地。
说实在的，“大城市病”这个词语让北京人挂在嘴边上的时间并不长，尽管这对世界不是个新词语，也不是一种新病。但是北京，现如今的，咱这个城市你说让人爱不爱？爱！让人烦不烦？烦！早就烦透了——每天一大早，上班族，开车的不是，不开的也不是。开车的吧路上堵，不想迟到就得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不开吧，坐公交、挤地铁，你试试，站在公交车站，寒冬酷暑，站得难受、等得心焦；坐地铁吧，地铁倒是遮风避雨，准时准点，可是男女老少不分年龄、不分高矮、不分胖瘦，身挨身、脸对脸地就那么挤在车厢里，毫无尊严，要么被挤成一张张“相片”，要么被挤成一根根“麻花”，那罪过，也不好受！
我住大兴，通常坐4号线。人们都说这条线在北京最挤，从正南到西北，差不多纵穿整个北京城，特别是早晚高峰，车一开门，挤得满满的，三明治啊！这种情况下我是挤不上去的，年龄大，还带着右腿一个人工膝关节，想挤也没那个本事。就得等第二辆或第三辆。等排队排到近车门了，后面的人自会把我往车上推。
但是我们说4号线最挤，坐10号线的不干了：你们挤，试试10号线吧！坐那条线的人有理有据，说北京10号线不仅是环绕北京的地鐵大动脉，还是北京客运量最大的一条地铁线路。不信吗？你们查查2015年全年客运量的数字有多大就知道了，超过了5亿（人次）。
5亿（人次）？什么概念？
北京地铁整体不够，全市大数据：作为人口激增、海量出行的世界级大城市，北京近年来地铁最高“日客运量”曾经超过了1200万（人次）。日1200万（人次），吓不吓人？人流如潮、排山倒海啊！
如今，50岁以上的老北京或许都清楚，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7年之前），北京只有从城东八王坟到城西苹果园、沿长安街东西贯穿的地铁1号线，我们叫“一杠儿”；后来又有了沿二环路绕成环儿了的地铁2号线，我们叫“一圈儿”。这“一圈儿”“一杠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得越来越紧张了？好像是突然的。
那有人问：北京知道地铁不够，为什么不赶紧修？说这话的人有点太冲，修了，北京不是没修，不仅修，还没少修！
2017年2月 14日，我走进北京六里桥南路甲9号首发大厦A座的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见到了院长郭继孚，我跟他一起站在一幅巨大的北京地铁PPT投影图前进行采访，郭院长就告诉我说，这几年咱北京光修地铁的那工夫、那花的钱，可就海了！
远的不说，就说2003年，北京地铁开始修到第4条，2011年15条，2015年18条；运营里程从“一圈儿”“一杠儿”时的日40公里提升到554公里；客运量从日53万（人次）提升到了911万（人次）；地铁总长度更是从2004年的114公里达到了今天的574公里——这样的建设规模、速度、魄力，郭院长说：那是真真儿地是让全世界都瞠目啊！
是吗？哦。
但是，还不够——
平日里看北京地铁图，密密麻麻的，我经常会想起一段往事、一个故事，这就是我女儿小时候幼儿园的小朋友家长，后来我们大人也都成了朋友，其中一位家长留学英国，几年后回京见面送给了我一份礼物，这礼物不是别的，就是一张英国伦敦的地铁线路图，好家伙，那地铁图印得精美，油画似的；那线路，密如蛛网——我“哇”的一声，当时是羡慕嫉妒加上恨，五体投地啊！ 这件事刚刚过去了多长时间？也就二十来年吧？转眼我们北京的地铁，老天爷睁眼也往中国这边看看吧，欧洲的辉煌如今我们也有了。只不过尽管如此，我问郭院长，574公里的地下公交够用吗？十几年来，尽管咱北京的建设速度快，但老百姓的出行还困难，不是吗？
郭院长摊开手，表示同意，同时也告诉我，北京路面上的堵我们可以再修公路、地下的堵我们可以再修地铁，可是城市再大，面积和空间总是有限的啊！你人口和机动车如果无限制地一个劲地往大里发展，谁有办法？路再修，再建？没地方，“也修不出来啊”！
2017年年初，有记者发表文章，说北京地铁虽然已经建到了18条（未来还要建到30条），但今天还是大约有40公里的“满载率”超过了120%的“黑色路段”让人叫苦连天。这位同行专门乘车在北京“昌平线”做了一次体验式采访，发现“昌平线”的地铁最高峰时“满载率”竟然超过了140%，这14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平方米要站7到8位乘客！那滋味儿，想想都要背过气去，不是吗？
我的天！撞板！（粤语，意为“糟糕”。）
“大城市病”，什么叫“大城市病”？
为了完成《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我的第一场采访就被安排在北大——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一个教授，他给了我这样一种文字定义：“大城市病”指的就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城市运行病症，通常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城市贫困……
如此说来够不够细？当然不够细；够不够感性？当然也不够！
那好，别急，为了把北京“大城市病”的事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摄制组之后又连续采访了二十几位涉及北京城市规划、道路交通、人口、教育、医疗、环保、水资源等等各方面的权威人士，采访对话整理出来，我听晓静说，光看文字50万都打不住！那么这些权威都说了什么？谁能告诉我北京的人口怎么就会仿佛一夜之间突然膨胀到了2170万？机动车从2004年的229万辆，怎么就会一下猛增到了2015年的561万辆？北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道路和停车场？北京的水资源为什么说非常短缺？还有，北京的PM2.5，对，还有这个可怕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元凶是谁？人们成年累月地生活在灰暗、呛鼻又无处可逃的坏空气中，会不会短寿或者干脆有一天集体出现类似肺癌的井喷？
我急死了，做了8年文字记者、25年电视记者，我还没有哪一次采访如此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么多的难题的答案——
PM2.5究竟有多严重？
好，说到PM2.5，我们就先聊这个！
2014年，退回到我结束外派香港驻站的十年记者生涯调回北京、重新回到我曾经供职过8年的《新闻调查》，那时我最想做的几个“高难度选题”其中就有《北京的雾霾》。这个节目后来没有成型，但是关于PM2.5，关于它的成因、危害和治理，我没有忘，如果我能作主，我真想利用我们这个老栏目（拥有45分钟长度，创建20年，在中国拥有新闻“航空母舰”的口碑），我就是想利用它的权威和影响力，把雾霾的事情一次性地给观众讲个透。但是这件事到底是因为“说不清”，还是“说得清也治不了”，总之我的冲动始终没有变成行动。直到2017年2月，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了位于北京车公庄西路14号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啊，环保局，我想走进你已经多时了，今天我终于来了！
在环保局，事先编导已经联系好，准备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处长。一见面，我很吃惊：“啊，你，这么年轻？大气处处长？”
女处长说：“不年轻，副处，副处啊。”
副处长也行啊，只要是管大气的！我心说。
急忙问：你能通俗地告诉我，咱们老百姓整天里发愁的这个PM2.5究竟是怎么来的吗？今天又是一个什么状态？
女处长笑容可掬，非常欢迎媒体和他们一起来向老百姓作个系统的说明。但她一上来就告诉我，因为采取了很多措施，咱们北京市的PM2.5，平均浓度啊， 2016年比2013年已经下降了19%。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平均每年以6%到7%的速度正在往下降呢。
我说，不不，等等。显然我不满足女处长的“和自己比，成就不小”。我说，美女处长，你看上去很真诚、很善良，那我就挑明了说吧：现在不管成绩有多大，北京的PM2.5，你看老百姓天天盼蓝天，但一会儿报黄色（预警）啊，一会儿是橙色，一会儿又是红色的，老百姓很想知道究竟咱北京的空气污染，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是接下来咱们探讨原因和治理的一个基础的基础。
美女处长同意了，她告诉我：如果说咱北京的PM2.5的浓度，2016年年底是每立方米73微克，73微克实际上就是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一倍多；而“优良天数”呢，我们2016年全年的占位比是54%，就是说还有一少半的时间是处于“不优良”。
“那重污染呢？”我又问。
“重污染天气是39天，这个指标基本上占去了全年的10%。”
“重污染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看到的黄色预警、橙色预警，还有红色預警？”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美女处长说，“我说的重污染，实际上是指在五级和六级以上的天数，和天数有关。比如说‘黄色预警’表明北京五级以上的污染天数已经累计到了两天了；‘橙色预警’就是三天……”
哦，那就是说重污染天气达到五级以上，还必须持续两天，才可以报“黄色预警”？她说：对！
那么成因呢？我这才进入下一个问题。
说到“成因”，美女处长耐心地给我打开电脑PPT，然后指着一张放大到投影屏幕上的饼图告诉我，您看，您先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北京空气中的PM2.5的贡献率（她们学术语言叫“贡献率”，其实就是“来源”或“影响” ）。其中机动车排放占去了31.1%，是大头；燃煤占了22.4%；工业生产，占比18.1%；扬尘，14.3%；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其他”，占去了14.1%。 面对这张饼图，说老实话，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信。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或不能相信！
为什么北京PM2.5成因中的大头是机动车尾气的排放？还占了31.1%？
这怎么可能？
大约是从2011年，北京机动车开始实行限购，跟着机动车也开始一周限行一天。这一点老百姓是很头疼很不高兴很想骂人的。你国家十几年来一路都是鼓励小轿车进家庭的，但老百姓有人想买就买了，有人刚有钱，想买却必须得参加摇号，这公平吗？再有，小轿车最便宜的也得大几万，名牌豪车就更加昂贵，可车主把车买了，一礼拜至少有一天得搁家里趴窝，有时赶上雾霾报警，还得限单双号，这又合理吗？
当然，我知道我不能陷在老百姓的抱怨里，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我也是记者，必须客观冷静，让美女处长给我说说北京这PM2.5，机动车排放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机动车是“大头”，那刚刚过去的春节，北京城差不多都走空了，满大街的道路那叫一个畅通！尽管如此，雾霾该来不还是来了？因此机动车凭什么要承担这个PM2.5的最主要“贡献”？
整整一上午，美女处长很认真地一遍遍地给我讲了他们的研究不是随便就得出来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是2013年北京市组织了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分析研究，产生出来的关于PM2.5的“源解析”的报告，可是我仍一头雾水，饭都不知道啥滋味，出了环保局的职工食堂，美女处长和接待的其他行政领导礼貌地送我们离开，我脸上也笑着，但心里却说：“你等着吧，我非得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机动车，哦，我们北京的小轿车，已经够冤的了，决不能再让它背这个黑锅！”
在“人民”我还算……？
2017年春节将至，农历已是腊月二十七了，别人家里纷纷开始办年货，我却忽然想到终于可以去一趟“人民”一攬子地看上一场病。
“终于”？“一揽子”？
对，“终于”是因为此时外地人该回家过年的都已经回家了，我想马路上车少，医院内大约也不会人山人海。“一揽子”是指我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拉拉杂杂地已经攒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工夫看，比如T3指标高、腰疼，还有左手肘长了一个黄豆粒儿大小的东西，像囊肿又像碎骨头渣子，现在就打算趁着节日前的“空当”去趟人民医院。
“人民”是我的“公费医疗”指定医院。北京人一提“人民”两个字谁都知道它指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地点在西二环，路西，西直门和官园桥那一站的中间。 2003 年“非典”，这里成为重灾区，曾被社会“众目睽睽”过。
1月24号上午9点30，我来到了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挂号的长队尽管已经过去，但人还是多。挂了号，一个内分泌的76号，一个普外的243号，然后就上楼，挤电梯。电梯门一开，乌泱泱的，人还没下完，又一窝已经往上涌。我心说，这哪里像快过年了啊，医院如市场，看病如打仗，“人民”还是老样子。
不过“人民”看病快，这是真的。
过去我在这里抽过血，看着满大厅站满了人，但电子屏幕叫号快，一声接一声，病人迅速准备好胳膊，一拉溜窗口里都有护士，一针下去，稳准狠，很快抽完一个，再叫下一个，一切都让人感觉这是“流水线”。当时我曾想：哥们儿，这是在看病啊，“流水化作业”，这玩意儿行吗？
正想着，不到半小时，我前面的75个病人已经看完了，刚到“普外”时电视屏幕正叫着40号，转眼就轮到我的76号了，真快，你看这效率，“中国特色”还是“人民特色”？
我赶紧来到被指定的诊室，对医生条件反射地满脸堆笑，为什么？还不是想让人家给咱好好看看，一脸讨好。
医生，一个中年男人，样子不凶不喜。问，你怎么了？
我说两件事，一个是左胳膊肘下面长了一个小东西，过去不疼没管它，现在开始疼；另一个……医生不听我说完，已经在开始摸我的“黄豆粒儿”，三秒钟不到，真的我发誓三秒钟都不到，他就说：“哦，知道了。你想咋样？”
我说，我能咋样啊？您是医生，当然听您的！这是长了个什么东西啊？
医生说，我不知道，隔着皮肤我看不见。
我说：“那您根据经验判断一下……”
我的话还没说完，医生已经不耐烦了，说：“您到底想怎么办啊？是想开刀，还是不想做手术？”
我也开始冒火：“我是病人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一大早，我从大兴赶来，地铁两小时，好不容易见到你，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可……”
医生见我急，比我还有理：“不是我不耐烦，大过年的，我跟你也没仇。”他解释，“我是说如果你想开刀，就请到其他的诊室去预约，我就不收你的挂号条了；不然我收了，你再看，还得重新挂号，所以我说你别在我这儿多说了！”
嘿！
我说：“那我还有第二件事呢，就是腰疼（我还是压住了火）。过去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弯不下腰，自己穿袜子、剪指甲，都很费劲，您说这可能……”
我的第二件事还没说这么细，上面的这段“陈述”其实是我的腹稿，自己觉得已经是够“言简意赅”的了，但医生还是不听我说完。
终于我明白，这位医生看病，“看”仿佛不是目的，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有理由感到他坐在诊室，目的就是尽快把每一个病人从他的眼前支走，敷衍着还很有道理：我们这是大医院，专业分工细，你说腰疼我管不了，要治就得去脊椎外科。
不好意思，就这样吧，我这外面还有病人，很多病人……
嘿，我这暴脾气……
我到底被他成功支走，到了其他诊室……
接下来的“遭遇”我都不想细说，其他诊室听说我想“预约手术”，又让我去骨科，骨科让我去做B超；内分泌也一样，243号地排队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人家头都没抬，唰唰地就开出了化验单，让我去抽血。我说：“医生我这有过去的化验单啊。”她说：“那哪行？”然后就不理我，扭头喊下一位病人，我在她面前仿佛已经不存在了一样…… 徘徊在人民医院，热热闹闹的走廊和大厅，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手术？要手术做B超就得排队，排到哪天不知道；甲状腺抽血要不要重新做？要做的话，结果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
明天？再来？天啊！
不然不看，不看了！我对自己生起气来。
但转念一想：不看，这一上午不就等于“白费”了？“终于”下决心来看场病，还想“一揽子”，可一件也没看出个结果啊！
我真想……想什么啊？
在“人民” 我还算……？
可想什么也没用啊！不是吗？
沉重的北京儿童医院
就当我在“人民”弄得灰頭土脸、满肚子“情何以堪”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我接到栏目组的安排，开始为晓静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做调查记者。说老实话，当时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具体解剖一下“人民医院”，但根据安排，节目选择“看病难”的典型是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也行，它也和老“人民”一样，每天接待的患者也都是超负荷运转，而且大部分患儿（至少一半以上吧）都不是北京当地的，是来自京郊、河北、内蒙古，甚至还有东北和大西北的。
到了儿童医院，那天，和二十年前相比（因为我有二十多年没来过了），我觉得儿童医院设施和管理，已经比我当年带着女儿来看病的时候更科学更有效了。新辟的地下一层（也许不新）还有小食街和儿童游乐园地。但人多，依然是人多。后来采访医生，有位中年女医生，是内科的大夫，上午10点，我问她已经接待了多少个患儿了？她说20个了。8点钟开门，两个小时20个，那平均每个孩子，和医生见面的时间也就五六分钟。
来点“原汁原味”的吧，我现在就截取这位大夫与一个四川籍、在北京打工的患儿家长的对话，这对话只是我们录音录像下来的一部分，患儿的病症是便秘，家长已经带着孩子做过了B超——
医生：B超没有太大的事。很多时候他便秘，可能还是跟他饮食习惯有关系。
患儿妈妈：他上火了。反正他大便就没正常过。
医生：平时饮食一定要规律，就是正常吃三餐饭，好吧。
患儿妈妈：行。
医生：不要说高兴了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患儿妈妈：淋巴结不用管它吧？
医生：暂时不用管，这种淋巴结有时会容易引起肚子疼，但一般对便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医生：我先给你开点药，调解一下胃肠看看啊，好吧。
患儿妈妈：行。那他大便出血，是不是还要看一下肛肠科啊？
医生：是每次大便都出血吗？
患儿妈妈：大部分是，三天有两天是。
医生：那你还真得看看，因为得小心有没有痔疮什么的，如果说出血这么频繁的话，可能就是肛裂。体重多少？
患儿妈妈：没称，三十一二斤吧。
医生：16公斤是吧。没有过敏的药吧？
患儿妈妈：没有。要是肛裂好治吗？
医生：肛裂好治，肛裂一般来说，主要还是因为跟他便秘有关系，如果说不便秘了，他慢慢自己就好了。
患儿妈妈：就熬粥，韭菜、白菜，不让他吃肉是吗？现在不让他吃肉？
医生：不是说不让他吃肉，肉可以吃，但是你不能说肉吃得比菜还多，那就有点反了，好吧。平时也要让他多吃点那个，也不是说光吃菜，也要多吃点谷类什么的，米饭啊，面条啊这些的，主食为主，其次是蔬菜，然后肉吃一点就可以了。平时让他多活动，这样才能促进大便不干。先吃点药调理看看，如果说，慢慢就通畅了呢，那自己保持好的饮食习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还不能缓解的话，再来看，可能到时候需要再作系统的检查，好吗？
患儿妈妈：谢谢你医生。
医生：没事。
说老实话，站在一旁我完整地听下来了医生的这一段“看病过程”，想想我在“人民”的遭遇，我真感动，眼窝子有点潮……
医生像是看出了我在对比，告诉我说：“嗨，您看我现在说话挺多的是吧？其实如果病人不多，我们医生是愿意多说几句的。”
是吗？女医生的话，让我意外地有了一点安慰，也许吧？也许那天“人民”的大夫如果不是赶上病人过多，也许也会跟我多说些话，至少不会那么烦？
我放下自己，继续出发。
我说：“那现在您一天能看多少患儿？”
“基本上可能看个八九十个的样子，现在是淡季，很多孩子都还在外地，还没回来，所以还算轻松。”
我问： “那要是外地家长都带孩子回来了，又赶上容易发病的旺季，你一天得看多少患儿？”医生说：“那可就得过百了。不然就得拖大家的后腿，而且一半的时间看不完，还不能正常下班。”
……
接受我采访的这位中年女医生，后来我知道家住北京的 “北苑”，每天上班先要坐公共汽车，再下地铁，坐5号线，再倒2号线，最最顺利的时候上班也要一个小时。
我又问她，要整天这样，赶上身体不舒服，岂不是早8点到了医院人就已经很累了？
她说：“是这样，有时就是这样。”
“那一天下来你计算过么，要说多少话？”
“没算过，反正累得回到家里没事就不说话。”
我又问：“有孩子么？小孩怎么照顾？”
医生：“有小孩，反正有我爱人或者我爸妈他们照顾。”
记者：“家里已经习惯这种情况了？”
医生：“对，所以我们家孩子，对于我上夜班或者出差啊，他都无所谓。”
因为诊室里采访时间不宜过长，而且我知道我越占用医生的时间，她被耽误的时间也就越多，中午没准吃饭的时间就越少，所以匆匆结束采访。但最后我还是问了一个设计中必须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理论上，你认为一天你最多可以接诊多少个病人？”
女医生说她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正下午4点结束挂白天的号，之前挂的你看不完就下不了班，其他的就更顾不上去考虑。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应该问院长的。
人口膨胀到哪样？
其实说到北京市的“大城市病”，人口、交通、资源、环境、住房、贫困，哪个病症为主？哪一个会导致像人得了心脏病、高血压？无法分开，都互相影响着，且互相伤害着。这结果有点像电脑里的硬盘，往里装东西的时候谁都不担心，以为硬盘的空间因为看不见差不多就等于有无限之大，但谁知有一天，终于迈过临界，硬盘被撑爆了，如此说来并非危言耸听。2015年，我回《调查》做的第一个片子《重庆大轰炸》，也是节目采访量很大，一期节目播出了不解气，我就想写一篇同名的纪实文章，即使不发表，也要记录下70年前那场惨无人道的空中杀戮，让受伤未死的当事人留下口述历史，以免后代忘却了日本军队曾经对重庆、对中国老百姓犯下过怎样的滔天大罪！但文章写到3万字，忽然有一天，屏幕上的文字就在我眼前“忽悠悠地”、没有火焰地燃烧了，几秒钟，一行行、一段段、一片片都变成了乱码，那乱码化了却不消失，就占着空间，于温良的承受中宣誓着反抗，或者说在无声的狞笑中浮沉着报复的智慧……
不知道为什么，探讨北京“大城市病”，我经常会想起这件匪夷所思之事，也经常会联想着自问：“怎么会呢？”北京的人口今天广受诟病，什么“猛增”啊、“膨胀”啊，但这么多的人都是从哪儿来的？“猛增”和“膨胀”的中间难道没有个过程？
“动批”，如今不仅是北京人，全中国甚至世界很多国家的服装商、贸易商都知道它。这个市场（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之大，到4年前的2013年，已经拥有了大市12家，独立楼宇9栋，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摊位1.3万个，从业人员近4万。
如果你只看這些孤立的数字，可能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1.3万个摊位、近4万的从业者，这对北京动辄两千万的常住和外来人口的巨大数字不还是小数？殊不知，这样的1.3万个摊位、近4万个从业者，为他们服务的帮工、仓储、运输、中介、快餐、理发等等又有多少？他们所带入或滞留在北京的亲朋、老乡有多少？一个摊主在“动批”站住了脚，通常就会把妻子或丈夫、老人和孩子，一家老小都带在身边，然后再通知同村、同镇的老乡们都过来。这样4万从业者，如果一家平均按5口人来计算，那4万立刻就变成了20万。
记得30年前，就是这个“动批”，或者说“前身”吧，不过就是京城西直门外、动物园旁、莫斯科西餐厅马路对面的一条小马路。开始，有些小商贩先在路边摊开了衣服、小商品卖，很多年轻人从“老莫”吃完饭出来，我也算一个，有时就会到小马路来看看。
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吹起微风，之前人们买衣服都是到正规的西单商场、东单商场，或王府井百货公司等国营的大商场里去买，样式陈旧、色彩沉闷。动物园有一条街能够买到“外贸转内销”的，有来自广东、香港的，还有福建石狮的特色衣服，这对刚刚思想解放、开始追求个性穿着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只不过那时候人们再怎么想也想不到，就是昔日的这一条小马路，慢慢地变成了门脸儿，盖起了大楼，再到后来几经建设竟然成了辐射华北、大半个中国的服装批发的“市场群”。
2017年2月，《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来到“动批”采访的时候，沿街的天皓成、金开利德等几栋大厦都已经关闭，但还有世纪乐天等三四个市场还在营业。
我别好胸麦走进了“世纪乐天”，准备随机采访几位摊主，摄像、录音师都跟在我的身后。最开始我在一位年轻妈妈的摊位前停住了，我问她有几个人跟着她在北京卖衣服？年轻的妈妈说：“我才来一年啊，老公、孩子都跟着。”再问一位60来岁的老大姐，她说“动批”一开始她们一家就在这里干，你说几个人跟着我住在北京啊？大姐笑笑：“一家子呗。”看那样子对北京已经很熟悉很熟悉，“第二故乡”了的感觉。
……
一个“动批”，三十年带动了几十万外地人进入北京，这个数字我想应该是保守的，何况，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还不止“动批”这一家。南城从南二环的永定门到南三环以南的大红门，一拉溜开设的 “大红门服装市场”“京温市场”“天雅女装”“百荣世贸”等等七八家批发市场，想想得容纳下多少人？
你进得北京，为什么我进不得？
于是这里几十万、那里几十万，凑上成百上千万并非难事。
直到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了2170万，这中间就包括“原有”的北京人和“外来的”北京人。没有过程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有“过程”不到膨胀的那一刻谁也没有在意。
忽然有一天，北京人口从“增长”到“猛增”，发现时已积重难返。
2000多万人，除了要工作、要挣钱、要吃饭，他们还要住房、上街、求学、看病，这就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北京告急了，各种承载能力都在闪红灯，但是怎么办呢？庞大的人口是你来凑、我来凑，大家一起凑出来的，谁之过？说不清楚啊，就是说得清，还能讨伐谁、加罪于谁吗？
悲催“西二环”
北京二环路，32.7公里的一条环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终建于90年代，是中国大陆第一条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一直被看作北京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就是这条二环路，说来也是神奇，在它的西段，准确地说北起西直门、南到天宁寺，就是这段地铁大约三站地的路段，“堵车”是永恒的主题。
曾经很多次，晚上九十点钟了，我开车心想，这么晚了西二环应该不会堵了吧，就大着胆子把车开了上去，嚯，眼前，好家伙，一溜车灯，逆行道上的是黄灯，顺行道上的是红灯，车子还是开不过二三十迈。
悲催的是，路上堵就堵，大家都熬着也就罢了，但治堵的部门——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尤其交管局的那个指挥中心，却偏偏就在这条路上，在西二环官园桥十字路口西南角的马路旁边。
嘿！悲催吧！
2017年2月的一个周五，《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专门挑了一个黄昏、快下班的时候登门拍摄，为的就是要拍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大厅，大屏幕上上下班的高峰车辆，看看这时的北京道路，各条马路究竟会堵成什么样子。 我们一行5人，是结束了上一场采访集体转战而来的。
接我们的人还没到，我们就站在马路边等。
嘿，边等我边想，“嘿”的一声笑出了声，大伙都看我，都奇怪，嘿，你笑什么啊？
我说，你们没发现么，咱北京最堵的这条二环路，西二环，还恰恰就是交管局的所在地，这讽刺吧？是不是？
大家一听，也都警觉起来，哦哦地附和着我说，可不是嘛，还真是！但笑笑就过去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刚才我之笑，我那真正笑的“嘲”点是什么，是脑袋里突然蹦出来了一个词儿——悲催。
“悲催”是什么？上网你可以看到解释说，这是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的一个“新词儿”，意思是失败、伤心、不称意，还有的说是“悲惨到催人泪下”的简写。哈哈，我好笑，其实这个词儿老北京早就在用，是形容人伤心 悲惨，但更多的意思是惨到无语、惨到倒霉透顶，从嘴里说出来时还一定要伴着一种诙谐和深深的自嘲。
……
“悲催”！
等了一会儿之后，交管局一位中年警官，出来接我们了。先帮我们提设备，通过电动栅栏门，踏上几步台阶，然后就把我们带入了北京市交管局的办公大楼。
这个大楼，我们横穿过十几步的大厅，迎面一扇对开门，我们进去，好家伙，这里已经是指挥中心的监视大厅了——
这么近，想不到这么近啊。
我脑袋里又蹦出一个字。这个“近”字，其实是我想说堂堂的一个大北京交管中心，指挥部啊，是统帅、是灵魂的所在地，但离着二环大马路竟然就几十米。这要是战场，指挥中心如此之近地紧挨着战壕，可真够前沿的了。
不过我这话没说出口，眼前一堵巨大的屏幕墙已经夺走了我的注意力，那“墙”由很多块电视屏幕组成的，应该有半个篮球场大小，但是模糊，灰蒙蒙不透亮，一问，这屏幕北京市交管局使用的显示器不是LED，还是过去的“大背头”，这玩意儿20年前流行，如今，连老百姓家里怕不是也早淘汰了吧！
……
当然，条件简陋并不代表这套科技监控系统没有作用。就像我刚才想到的战场，一个大城市的交通指挥中心，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如同作战的指挥所！
事实上我们采访那天，在交管局指挥中心，带班的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向劲松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工作人员每天在这里值班，眼睛紧盯着屏幕，精神要高度紧张。
我问：你们主要做什么？他说：就是通过这个科技系统展示全市的交通路况，这是一个“流动图”，图上面有三种颜色，绿色代表机动车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是畅通的路段；黄色是20到50公里，行驶缓慢；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了，就是严重拥堵。我们每天就看这个，分析这个。
“那每天用眼睛盯着看这三种颜色又有什么用，分析什么呢？”我又问，知道自己很外行，但外行才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
向处长说：“随时巡视路面，争取做到有警情早发现、早处治，让影响早消除；另外启动高峰勤务机制，科技巡逻加定點指挥，这就可以最大化地把警力投入到路面最适应警情的地方；对路面事故，依靠这套系统，故障车会实施快清、快处；同时在应对恶劣天气、突发事件时，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重点、不同时段采取更多方法，这些都能帮助交管部门缓解交通压力。”
哦。
当时，向处长的解释应该说我只能听懂80%，但说到北京的道路拥堵，我脑海有一个数字，这就是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59万辆，不计周六日，就是周一到周五，听说早晚上下班的高峰，路网的平均时速只有28公里。难道“限行”也不好使？
这是我的问题，来之前就想到了要问的。
向处长不犹豫。
他说，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不知道想出了多少办法。限号是不得已，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交通，还有环保。
我说，这我知道。
他就说，采取“限号出行”的管理措施，这个措施刚出台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整体路况影响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整体上升，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系统性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
我说，还需要动大手术？
他说，是。
扎进心里的PPT
还记得是在采访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的时候，他指着一套《北京市交通变化以及大城市交通论坛》的PPT，边看边向我解释着，说过去、说现在、说发展、说无奈。其中两幅坐标图，我一看，就牢牢地抓住了我，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这两幅图像会说话的证人，不，就是会说话的证人。
两幅什么图呢？
一幅是北京市人口快速增长的记录；另一幅是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的记录。
先说人口增长：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只有1860万，2010年增加到了多少？1961.9万，整整多出100万！
再来看机动车：2009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401.9万辆，到 2010年呢？，480.9万辆，一年之间猛增了80万辆！
“这100万新增人口对交通有什么影响？”记得我当时问。
郭院长说，理论上人口每增加一人，城市就需要配套2.5人次的出行设施，这是刚性的，增加一个就要增加这么多的出行量，一定要解决，提供交通条件。
“那一年80万机动车又意味着什么？”我又问。
“这我们一般人其实没有体会，不知道这个80万辆车是什么概念，我给你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吧：80万辆机动车，首尾相连，一辆车加保险杠算5米长，有的还不止5米。就算5米吧！5米长（的车身）乘以80万辆是多少？400公里啊！你想想，这400公里，首尾相连的车队，一年之内开进北京，然后这些车，大部分又都没地方停，大部分又都在中心区，我们北京的城市中心区道路，还不都变成了停车场！ ……
人口100万！
机动车80万！
这两个数字，是一年的增量。
两幅坐标图把曲线都猛然拉高了一截，然后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又双双回落，各来了一个“跳水式”的大下跌，为什么？情况危机，北京市开始刹车，或者换句话说不刹车不行了——
事实上，从1998年至2013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就已经增长了303%。
2009年的401.9万辆是从2004年的229.6万辆发展而来。同样，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860万也是从2004年的1492.7万增长而来。
5年的时间，人口和机动车的增长因为一直还是“阶梯式”的，没有让人警觉，但5年后的2010年，“膨胀” “瘫痪”，面对登峰造极了的100万 80万，这样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图形箭头，谁还能坐得住？北京病了，而且已经“病”得不轻，这么说并非故意吓人！
“所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郭院长说。
我明白他的“痛下决心”是指什么，其实正像北京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向处长也曾告诉过我的一样，2009年，北京就已经采取了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交通情况一度有所缓解，但后来为什么这个“明显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就是因为机动车的增长太快了”，出现结构问题了，很多措施没用了！
回头再来看郭院长的PPT，2009到2010年，北京人口和机动车双双直线上升，到了第二年又都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为什么？郭院长说：“2011年我们两个限购，同时进行了房屋限购、车辆限购，这两个“限购”压下来，你看2011年的增长是不是就减了？”
是减了，2010年“大增长”，2011年“大跳水”。但“跳水”之前已经增加了的“量”呢，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根本的解决啊？
2016年北京地铁的最高“日客运量”超过1200万人次，公交电汽车呢？停车场呢？
有数字显示，也就是在2016年，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日均客运量”已經达到了1063万人次；小汽车“每车年行驶里程”达到了15000公里；居住区的夜间“停车位缺口”约130万个。因为开车堵，很多人出行能坐地铁的都坐地铁了，可已经买了的车放哪儿？停车难的现象也跟着变得越来越突出。
2011年4月份，北京市停车价格开始调整，这和机动车限号一样，一开始还很有效，后来就效果不大了。为什么？郭院长说：“大家都适应了呗。”
“不在乎钱了吗？不是的，实际很在乎。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实际上真正收费的停车场，按小时收费的，这样的车位就没人停，车主就在旁边乱停，实在旁边没地方了，自己也过意不去了，才会停到收费的停车场里去。”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郭院长告诉我，他曾经到北京西二环的金融街去“微服”过，问停车的收费员：“你们收得上来停车费吗？”收费员说，根本收不上规定的价格，为什么？太贵了，常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还有整天在这个楼上办公的人，他们如果都按规定价格收费，早跑了，都不可能，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议价”，按月打折扣，一个月顶多了交几百块钱。
停车难、收费贵；但想用“收费贵”的办法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又仿佛缘木求鱼，明显不是最好的办法。
那怎么办呢？
曾经，因为我在香港生活过10年，我知道香港街头如果有空地能够让人们把车停下，那这样的停车场大多收费的办法都不是靠人来收现金，而是用咪表，司机用“八达通”，一种非常市民化了的电子付款磁卡“啪”一拍，停车就开始被计时。这样的停车费是多少就能收上来多少，没有可能“议价”，也没有人敢不交， 不交，其后果将严重地影响你个人的金融资信，如果那样，在香港社会就寸步难行了。
纵观世界发展史，“交通”尽管都是大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行路难、停车难这在全世界、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是常见病。有些办法香港做得了，北京一时还做不了。面对迅猛增长的机动车，堵车和停车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中心区，这和日本很相像。所不同的，北京的核心区，也就是现在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小汽车的“保有率”已达到每千人310辆，东京是每千人170辆，北京高出东京将近2倍，这治理起来，难度就更要让人嘬牙花子了。
记得1996年在法国拍“巴黎汽车展”，我曾经站在香榭丽舍大道，马路边，背后就是凯旋门。我站在那里干什么？掐着表在数每一分钟通过的车辆，因为有人说，谁要是能够协调好以凯旋门为中心、巴黎平面放射出来的12条大道，谁的交通管理水平就是世界最高的。那时候我还相信：一个城市的交通堵与不堵，靠管理是能做得到的，但20年后面对北京一个100万、一个80万，一年的时间人口和机动车就猛增到这样的程度，我知道什么样的管理也没用，什么样的管理在如此无节制的“疯涨”面前，都是杀鸡用牛刀的反例，不是吗？
什么是 “刚需”？
话说来说去，北京的“大城市病”“人口过多”是一个基础的病灶？
那北京人，构成北京人口的来源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我有同事，特别是新同事，在和我混了一段日子以后，熟悉了，都会问：哎，长江老师或长江大姐，“您是不是老北京？”每到这时我总会反问他们，也问自己：什么是“老北京”？
生在北京皇城根，长在四九城，三四代以上的叫不叫“老北京”？那当然，但这样的 “土著”，现如今还有多少？
别人不说，就说我自己吧——
我的奶奶活着的时候据她说小时候还跟着大人去东城的禄米仓去领皇粮，作为满族之后，到我这儿至少是第四代了，我或许可以算是一个“老北京”了吧？但再往后，我的女儿，我的下一代，长大了以后和同学喜结连理，她的这个对象，就是后来我的女婿，是从外地考到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后和我女儿结婚，融入了我们的家庭。你说我的女婿是不是北京人？如果以家为单位，我的这个家现在是“老北京”，还是“新北京”？ 计较这个和如今北京市的人口爆炸有何补益？50步与100步的关系罢了。
事实上北京人多，怪不了别人，大家有份、人人有份。那种自己搭上了车，知道这辆车还有人想上，但因为车上已经很挤，挤得很不舒服了，就开始埋怨还没上车的人：你怎么那么讨厌，没看到这车上已经人太多了吗？干吗还拼了命一样地还往上挤？这用老北京的话說就叫“不局气”！
北京2170万人口，要住多少房子？这种需求算不算“刚需”？
当然算了，第一“刚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唐代诗人杜甫，从那时起就担心天下寒士没有房子住，但今天，我有时真想问问有关部门：咱北京这20年，盖了那么多房子，这些房子都是用来给人住的吗？还是很多都在给富人做投资？
事实上在我周围，像我一样年龄的人，不管是北京的“土著”，还是“新移民”，家里有两套、甚至三套房子的人并不在少数。
国家领导人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这句话已被老百姓朗朗上口，但“炒房”市场是否萎缩？很多年前，中国房地产名人任志强先生也曾喊过：中国的“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但“任大炮”说这个话有什么用？北京的房价还不是一个劲儿、一口气儿地往上涨？
这一阵微信不是在盛传一个北京人，30年前要出国了，以几十万的价格卖掉了自己位于鼓楼一带的一个什么四合院，今年回来一看，已经涨到了几千万！
我女儿女婿的一个同学，家在西北，父母卖掉了老家两处住房，来北京打算和已经成为了“北京人”的儿子一起长住，两代人的钱合在一起是300万，准备买一套三居室。开始我女儿说就买我们院里的吧，西三环交通还算方便，100平米，500万，正有一套二手房。但这个同学稍有犹豫。第二周这套房就涨到了550万。又过了三天，再涨到580万。这样这套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价格坐地就飙升了80万。同学说，想了想还是算了吧，节省些钱来买更远的地方。于是有人给他推荐了南四环到南五环之间的一处新楼盘，可是一询价，我的妈呀，7万一平米，100平方米，就要700万，而且是2018年才能交房。唉，我女儿女婿的这个同学啊，牙花子都快嘬破了：“这北京还让人活吗？”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房价如火箭，买房人当中，如果买房真是为了自己住的，大多数都是平民老百姓，但房价这么个涨法，平民百姓、工薪阶层，谁手里会有这么多的钱啊？
住房是“刚需”、出行是“刚需”、工作是“刚需”、吃饭是“刚需”，说老实话，“刚需”这个词儿用到北京，有时我真觉得首先是折磨人，不满足吧，是需要；满足吧，有时难得没有楼住的人都要跳楼！
那北京的房子为什么价格这么高，而且多少年都居高不下呢？
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2月，北京存量房网上的签约套数是14630，3月16日仅一天就签约了1306套，环比15日增加了12%。一方面是有人想买房，手里没钱买不起；另一面为什么对有些人，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买房就像买白菜？
我真想不通！
房子越买越贵，越贵还越买。有钱人加上胆大的赚得是盆满钵满，没有钱或钱不多的老百姓该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因此有人说，北京的房地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供给侧改革给叫停了。但这种说法永远都不见动静，很多“天下寒士”还是“蜗居”或者住在出租房里。
几年前人们就曾担心，说北京的房地产泡沫太严重了，但泡沫来泡沫去，没见谁是最后的一个接棒的人，于是房价疯一阵，官方就出台一条限购政策，尽管任何限购的目的都是为了稳定楼市，但过一阵，这些政策就会被消化，房价该涨的还是涨，只是该落了的时候却不见落。
2017年一开春，有媒体形容：京城房价已吹响了冲锋喜马拉雅的号角。
3月16日，中国证券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北京学区房上演春之狂躁 12万元每平米是起步价》。说近日来走访了西城区德胜学区并了解到：该学区内一套“学区房”已由年前的每平方米12万元，上涨到了每平方米15万元。
这个“西城区德胜学区”我熟啊，文革以后，我们全家跟随父母从湖北“五七”干校回来，户口就落在了这一地区；后来我和哥哥都前后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30年后，孩子的孩子又呱呱坠地，一儿一女，也都加入了同一个户口簿。可就是我这个在“新北京”人看来值得“没事偷着乐”的“老北京”家庭，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2015年北京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以来，不仅“学区房”价格飞速上涨，两年之间已翻了两倍；而且为了防止“出租户口”，一个户口簿6年之内，只能允许一个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说我们家的第四代，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只有一个长大后可以符合在“德胜学区”上小学的条件；另一个想上好学校，也得去买“学区房”，而且要提前6年，也就是孩子尚在1岁的时候就得买，不然买房的房龄不够6年，也不能享受那个学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
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北京的房子，包括二手房的房价也是一路飙升、降不下来了吧？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2010年以来，北京市适龄儿童人数每年平均递增2万人，年均增长20%。同时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统计表明：未来几年北京中小学在校生的规模还将大幅增加，这还不算没有北京户口，但常年已经在北京打拼，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北京人” 的外来人士。
德胜学区的“学区房”由年前的每平方米12万元，上涨到现在的每平方米15万元，这算什么？看跟谁比了！如果跟西城区的金融街学区相比，那里集中了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几所大名牌的好中学，在小升初的电脑派位中，有这里户口的绝大部分学生都能被自然纳入，因此，那里的房价才是“房王”呢，每平方米，据说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而且越往后，还会越高！
这是“刚需”吗？
北京疯了？
一个学区房，简简陋陋的，有的干脆就是又老、又小、又破烂，被人称为“老破小”，但就是这样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动辄就要500万到800万。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是时候用上这句话了吧？
这样的房子先给孩子上学用，而后再卖出，说不定还能大赚特赚，太多太多的人看中的是投资价值。所以买“学区房”的人家，不一定有适龄儿童。所以连任志强都说：“北京的房子要降价，恐怕在我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喽。”
他说这話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但听着，像不像就是在昨天？
北京真的缺水？
我住北京城南，大兴区。
说一段“城南旧事”，当然这里的“城南”跟1983年吴贻弓导演执导的《城南旧事》同是“城南”，却不是一个概念。那部电影，主人公英子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讲述了她在北京生活时曾经发生过的三个故事，但英子记忆里的“城南”应该是皇城之南，是曾经的崇文和宣武（2010年已经撤并归入了东城和西城），不是我今天住的五环之南。由此可见，岁月并未走远，沧海已成桑田。
我住在南城，老北京都知道“南城”是“下风下水”之地。因为北京常刮西北风，“上风上水”自然在北部。加上水质不好，所以过去我只知道我们南城的房子比北城的贱，却不知北京的水，不管好坏，能够用了就不错了。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标准的缺水性城市，大家不知道，一年四季老百姓家中很少会出现限水或断水的情况，那是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前作了很多努力。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地下水也曾一度出现过超采，我们脚下的“漏斗”无声地发出过警示，“缺水”这个“大城市病”里的一个病症，北京是有的，而且“病”得不轻。
2017年2月15日上午，《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摄制组来到了北京水务局水文总站，采访了总工程师黄振芳先生。
我先问他：黄总，咱北京真的算一个缺水的城市吗？
有什么依据？
老百姓怎么没太感觉到？
黄总很坚定地说：对，北京就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呢？
世界上对缺水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一年中，人均拥有的水量在1000立方米时，已经被定义为“缺水”；500立方米时是“严重缺水”；低于300立方米，就是“极度缺水”。而北京现在我们一个人也就170立方米，远远低于“极度缺水”的底线，你说北京是不是“严重缺水”？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口大约在1500万左右，这个城市的每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升，形成的水资源也就是37亿立方米左右。37亿被1500万人分，人均是300多立方。可是现在你看，截止到2015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70.5万（其中包括常住的外来人口822.6万），我们的水资源还是那么多，但37亿要被2170万人口来均分，人均当然就更低了。”
“可是我们的城市用水常年只靠天然降雨吗？”我问。
这当然也不是。实际上水资源包括两块，自然水资源，所有的水都是来自降雨，降雨以后，一部分存到地表，就是地表水，河流水库；另一部分渗透到地下，就是地下水。另外2014年年底，国家已经完成了“南水北调”进京的工程，到现在为止已经调了19.8亿立方的水，这才大大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短缺的形势。
“南北水调”？说老实话，这个国家的水资源保障战略我是听说过的，但2014年已经调水进京。这个事我真的不清楚。平日里我们打开水龙头就喝，打开淋浴花洒就洗澡，从来也不为缺水而担心，但谁知道北京，首先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人口膨胀对供水本来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人均需求也在增长，过去30年，老百姓不一定人人都要每天洗澡，但现在，用水的地方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从前。
“那我们用地下水了吗？”我接着问黄总（之所以这样问，是来之前我看到有报道说北京得了“大城市病”，其中不该用地下水的，但我们用了，而且一度用得很厉害，所以地下出现了“漏斗”）。
黄总没有回避，甚至丝毫也没有躲闪。
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原样奉上：
黄总说：我们用了地下水了，而且也超采了，所以造成现在我们的地下水的“埋深”，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达到了25.75米。
我问：这个埋深原来呢？
黄总：原来基本上就是15米，最早的埋深是15米。实际上北京这个地方你知道，西部叫海淀，到处是泉水，过去一铁锹下去就能挖出地下水，但是实际上后来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位一直在持续下降。只不过去年，2016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偏锋的年，降雨量达到了660毫米，超过了多年以来的平均585毫米（自然帮助恢复，所以我们的矛盾不显得那么突出）；再有另一方面就是“南水北调”，我们得到的“来水”，有一部富余的就补充给地下水了，向地下补了1.5亿立方，这样的话2016年跟2015年相比，我们的地下水水位是有所回升的，但也只回升了0.52米。
记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原来是四五米就能见水，现在要20米以下。
黄总：对。
采访在继续。
……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已有的三方面的水，地表水、地下水和南水北调的水，目前就这样一个供水的能力，能够养活多少北京人？是2000万，还是2200万、2500万？”
黄总又耐心地告诉我：
“不是说我们北京的水只能养活多少人，水的问题是这样——作为我们水务局来说，国家提出什么战略，我们就来保证水的供应到什么位置，不管是调水、海水淡化、地下水，还是包括再生水混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很多，技术也很多，只要战略定了，我们肯定是会无条件地来满足城市需要的。但城市不能无限地摊大饼啊，人口如果不加控制，今天是2000万，将来是3000万、4000万，那北京还需要其他的配套，还有环境的允许不允许，这个规模是不能无限地扩大的。”
我知道黄总的意思，满足北京的供水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会生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成本”的问题。 结束对黄总的采访，我真像是上了一堂晚来了很多年的基础课，甚至此时才知道咱北京现在的水费只有几块钱人民币，但这个成本包含着什么？目前我们北京市总共拥有2500多公里的河道，包括水库，也包括湖泊。国家对每一个水体都进行过功能的定位，划分了每一个功能所对应的一定的保护水质类别，比如二类、三类、四类、五类。二类和三类主要是生活用水，来自北部的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还有雁栖湖、十三陵、北海公园和玉渊潭；四类水主要有工业功能和景观功能，可以划船、撩水不伤皮肤；五类水就主要是满足农业灌溉了。保护好这些水源都需要花钱、需要投入、需要科技，也需要无数人默默地为消费者进行服务，不是说随便得来，全然不费功夫。
过去我总是觉得我们南城的水不好，自家吃水要买矿泉水、桶装水，甚至也在家里安了一台“过滤器”，但跟黄总交谈了以后，我知道了我们南城的老百姓从2014年12月27日起已经开始喝上“南水北调”的长江水了，这水，水质属于二类，非常好，不仅洗衣做饭毫无问题，就是直接饮用，也完全可以。
“南水北调”？多亏了“南水北调”！
说起这个中国人的宏伟工程，最早动议还是来自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毛主席当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持续进行了50年的野外勘查和测量，在分析比较了5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水北调的东线、中线和西线的调水基本方案。北京人享受的是“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水源来自丹江口水库，输水总干渠自陶岔渠首闸起，沿伏牛山和太行山山前平原，京广铁路西侧，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然后自流输水到北京和天津，干渠全长1246公里，进京前为明渠，进京后为暗渠，之后进入郭公庄水厂净化，再供应给北京市民。
容易吗？
1246公里。50年勘探、施工。
这个宏伟的设想动用了国家多少财力，饱含了至少两代人的智慧和汗水，今天方才解决了北京的“缺水之急”，但这一切又有几个老百姓知道得清清楚楚呢？
郭公庄水厂，就在我家西面，开车我经常路过，路程不到10分钟，但我，过去就是不知道。
谁真的“懂”北京？
北京前门、正阳门，出道简答题：哪个是前门，哪个是正阳门？虽然这道题对历史悠久、内涵浩渺的六朝古都来说实在是小儿科，但当初我被问到的时候，也没有立刻答出来。后来想了想，答对了，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简单说，北京的前门就是正阳门，正阳门就是前门。
一门两名（其实更早还叫过丽正门呢），为什么？
最早，正阳门兴建于公元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那个时候这个门就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王朝皇城的南门，城防建筑。只是这个门专属皇帝出入，龙椅坐北朝南，正南门也就是最前面的门，所以正阳门就被俗称为“前门”了。
看，住在北京，不一定都熟悉北京，身为北京人，真懂北京的有多少？
就在前门东南角那座翻新如旧的灰白老火车站（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如今的北京铁道博物馆的东侧，紧挨着有一处现代化的建筑，这建筑四四方方，大气但没什么特点，脑瓜顶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光看这个名头，一般游客不一定有兴趣，北京人也不一定非要进去看看，因为这样的展览给人的第一印象，内容应该是“规划成就”吧？但走进去，真的一听介绍，我的心至少“哎呀”了一声，真后悔没早点来。这里展出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与成就，同时也展出了北京的地理、历史、变迁、现状，有图文、有数据、有雕塑、有模型，还有动画、电影、互动、数字投影沙盘、模拟飞行虚拟仿真，以及踩在脚下被透明玻璃罩住了的全市微缩景观，很好看！
采访开始，第一个给我介绍情况的就是规划展览馆副馆长胡大欣。这位馆长，30多岁，玉树临风的一个帅小伙，爱北京、爱北京的历史，讲起老北京的一段段往事、一截截脉络，神采飞扬、如数家珍。听说国家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来这里参观，作介绍的也是他。
我们先来到了展览大厅的一层，一座铜雕，很特别。
这铜雕形似一个大碗，第一眼看上去，又像龙椅，椅背是京城北面高高的太行山，山脚下一块小平原，舒舒缓缓，平展避风，算是椅面，恰好适合建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北京。我知道馆长这是要给我先讲北京的由来了。
果然，大欣这样开头：俗话说道理说得好，不如故事讲得好，是吧？当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为什么要选北京为都城？而且是从南京把老家迁都至此？因为北京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
怎么讲？我兴趣盎然。
从最早说起，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3000多年前，先是周武王灭了商，封帝尧的后代于蓟，所以北京最早叫“蓟城”；到了辽，辽代之都在今天的内蒙古，北京是其在南部的一个陪都，便称“南京”或 “燕京”；而到金，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此，称为中都，这是国家首都的开始；接下来的历史现代人就清楚了，元、明、清，不同的朝代对北京有着不同的称谓，北平啊、北京啊。
那么1421年，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选北京为都，他究竟看中了这块地方的什么风水？我把话题拉回来。
“哦，对，总结起来，用我们现在的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讲，”大欣接着告诉我，朱棣当年定都北京主要看中的是这几样东西——“一山、二水、三路、一平原。”
“一平原”好理解，就是指的北京這块占地6000多平方公里的平地。“一山”指的是太行山，太行山是昆仑山的支脉，昆仑又被古代人认定为龙脉的，所以要定都，先要找龙脉。接下来的“二水”分别是指被喻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和潮白河。永定河经常泛滥、飞沙走石、冲积，造就了北京城，潮白河则水量充足且四季温和，养育着北京，默默奉献。那最后的“三路”，指的是以京城为中心，分别向正北、东北、正东放射出去的三条道路，这三条路今天仍然被我们沿用，一条是出南口，可达内蒙古高原；一条出古北口，可达东北；第三条直接往东，可到辽宁。 胡大欣馆长那天给我说完了铜雕，又把我带到二楼一面镶嵌在墙上的巨大青铜浮雕面前：这浮雕名为“北京旧城”，高10米，宽9.6米，重10吨，是根据当时的人工勘测图制作而成，真实再现了北京城1949年的城貌特征。
您看，大欣指着浮雕中金黄色的部分，说这就是故宫。故宫北面是景山。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宫城时，将筒子河和南海挖出的土方都堆在了元朝后宫延春阁旧址的上面，当时称为“镇山”，意为压住前朝；后来又叫“万岁山”，取千秋万代之意；最后到了清顺治时期，才改“万岁山”为“景山”。
我边听边哦，越听越新鲜（过去太孤陋寡闻了）。大欣继续说：“那您知道当时咱北京的面积有多大吗？”我说“6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在浮雕下面有标注。
对。当时的北京城，共有房屋11.8万间，树木6万余株。而且整个京城很像中国汉字凹凸的一个“凸”字。这有什么讲究呢？我问。大欣说：有啊，这个“凸”字是由一个正方形加上一个长方形组成的。我们看到的正方形是“内城”，过去由皇亲贵族、满洲八旗子弟们居住，内城街道非常规整，是元大都时期遗留下来的样式，大多都呈“九经九纬”状。长方形的是 “外城”，为普通百姓和汉人所居住，这城里的道路就沒有经过规划了，大多是伸向正阳门的一条条小胡同。
古老的北京城，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可圈可点，马可·波罗时代就被点过赞。其中两条线，两条“轴线”，大欣说非常重要。一条是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长安街”。
两条线十字交叉地将北京稳稳架住。其中，“中轴线”旧时南起点是永定门，往北延伸经过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到达鼓楼钟楼，长约7.8公里；东西走向的“长安街”，开始是从东单至西单，长度4公里。后来延长到建国门至复兴门。而现在，不仅“旧中轴线”已经向北延伸到了奥林匹克公园、向南延伸到了南四环，全长达到25公里；“老十里长街”也扩展成“百里长街”，东起通州，西到石景山，全长46公里。当然不管是昔日的十里还是今天的百里，都是泛称，只不过根据规划，向西还要延伸到门头沟区，日后的发展或许还会更长……
对胡大欣的采访，从北京历史到地理特征，我听得津津有味，一旁也听、但始终都没有打断我们的编导晓静，我不知道她觉没觉得中间我们的话题可能扯得都“有点远”了。我事后忽然想，这些故事，从大欣嘴里说出来，和北京今天我们正在探讨的“大城市病”有什么关联？毕竟那天我对他的采访，目的不是为了了解北京，不是为了补课。
但真的没有关联吗？其实关联大了。
首先，从地理位置出发，北京背靠太行，整个城市仿佛被大山揽在了心窝。城市的南面，特别是西南，也是沿太行山麓一脉发展起来的诸多城市，比如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等，这些城市的工业化生产肯定会带来空气污染，如果赶上东南风，那混合了PM2.5的空气就会源源不断地飘向北京，遇到大山被阻没处飘了，就滞留下来，所以北京的PM2.5和周边的城市有关，治理起来也没法单打独斗。
其二，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北京全市满打满算土地就只有1641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9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61.4%，这种面积条件不能支持北京无限制地大发展；特别是城区面积，只有87.1平方公里，人口、车辆在这里高度集中，如果不严加管控，局面无法收拾！
其三，当然还有更多，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当初建造北京，顺应天时地利、山情水脉，是很费过心、很讲究的，现代人利用科技手段只能进一步完善这座城市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不能破坏，更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须臾失去理性。
……
从北京规划展览馆出来，那一天，我兴奋得不得了。很庆幸编导安排了我能在这里采访，不然，我此生或许枉做一世“北京人”，不知道关于老北京还有那么多的谜底，还需要“恶补”那么多的常识。比如：北京皇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啊？“大栅栏”过去真有一排高大的栅栏！中国戏剧里经常说的“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午门根本不是杀人之地！还有“华表”，今天依然在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旁竖着，但这根石柱有什么用途？原来是老百姓若想批评皇帝，就可以将自己的意见贴到上面去，叫“谤木”。
还有呢，长安街在过去是有两座门的，一个叫“长安左门”，一个叫“长安右门”，这两个门1958年之前还都在，但1959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给拆了，拆得有没有道理、可不可惜？后人至今还在不断地评说着呢——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终于，我要问一问“为什么”了。
北京“大城市病”，其表现：人多、车多，城市太挤、太胖，这才造成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水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是一天暴露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说到底这“大城市病”究竟是怎么得的？
几乎，遇到所有的被采访对象，我都要发问。
俗话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咱北京在“大病初起”的时候有没有被城市管理者发现？有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如果发现了、警觉了，那为什么还会让它一路“病”到今天？
就在北京规划展览馆我采访胡大欣馆长的同一天，我还采访了一个人，北京市规划设计院副总规划师石晓东教授。准备的时候，晓静就跟我说，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北京市这么多年来的规划设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是对北京的发展很有发言权的一个权威。
好，我心说，好啊，这回可遇上合适的人了。
我说的“合适”是什么？就是既然你是权威，你参与了几次规划的设计，那你就要给我解释解释北京这几十年来为什么会出现城市“摊大饼”，人口“蜂拥而至”，如果这是“大城市病”的“病根儿”，为什么发现了问题不及时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