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一次去安徽，为的是办理阎明复会长委派给我的一件事情。那是2001年的夏天。安徽的那个夏天天旱无雨，空气像有颗火星也会点燃似的燥热。
匆匆办妥要办的事情，就要返回天津的时候，安徽省慈善会的秘书长陈义明同志对我说了一件与我那次办事无关，却让我不会忘记的事情。
坐落在我们天津北辰区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是安徽人。这位老板不久前曾写信给安徽省的领导，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省领导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慈善会的同志当然也很高兴，即刻与在天津的这位安徽籍老板取得了联系，并按照他的意愿与要求，很快就与贫困山区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并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将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乃至于照片传送给了那位老板。老板还很热情，还极富激情，说这100个孩子不够，还要再资助一些，增加到200名。慈善会的同志们便又投入了紧张、细致、准确又有意义的新一轮的工作。
待这一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待那些因家庭遭难而面临失学，那些正为不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大门而哭泣，那二百多个在困境中的孩子们高兴地翘首以待的时候，安徽慈善会的同志却与那位在天津的安徽籍老板失去了联系。
陈义明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那位老板的名字、电话、地址。
我拿着那张纸，愣愣地看。
当时，我正在有冷风吹拂的屋子里，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火一样的太阳底下，又看到了那干旱的土地和乡亲们渴求的目光。
…………
我的记性一向不是很好的。每次外出回来，因为要办理、处理的事情多，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会忘记，比如答应给人家邮寄照片、杂志、书籍等等的事情就常常会忘记。
这一次回来，在我落实我该急办的几件事情的同时，也与那个厂子取得了联系。还好，那个厂子是真的，安徽籍的老板也确有其人。我松了一口气，但在安徽时就有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却依然存在。老板没有见我，连直接与我在电话中交流也没有，只是派一位小姐与我联络。老板的联络小姐，抑或是秘书用我听不明白的、含糊其辞的理由搪塞，设法用冠冕堂皇、无法指责的理由说明，他们老板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一点可能性了。
这件好事，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想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颤抖。真希望老天能惩罚那位说话不算数，给安徽人也给天津人丢脸的老板。
这之后不久，我曾到那些孩子的家乡去了一次。他们都住在山里，我没有去最困难最穷的地方。那些地方离公路很远，路极不好走，汽车是无法通行的。我只是就近，在靠公路不太远的地方看了两户人家和一所小学。就这样，汽车还在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我的头还一直昏昏的，胃里的那点东西，随着不断升高的山路往上翻腾着，差点就全吐出来了。但更让我难受的还是那两户人家。
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一年多前，我曾在贵州的大山里看过相近的情况。真没有想到，安徽竟也有这样窘迫的人家。
当我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我无法看清她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她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不久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从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有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
同去的省慈善会的负责同志给了她两百元钱，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指着我告诉她，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杂志社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一次没有放空炮。
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經流干了。
这时，我的鼻子也有点发酸。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们要看的另一户人家在更高一点的山上，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
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以我所见，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的庄稼地是很少的，一路上，我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我总是在想：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是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的。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我到了这里的一所小学，一所不错的希望小学，也是这里最好的学校。学校是香港的一位慈善家和县政府共同出资兴建的。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同学们正在做课间操。阳光照在孩子们天真、纯净的脸上，使我马上想到“祖国的花朵”——这是我儿时就熟知的比喻。
一对漂亮的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她们圆圆的脸庞上明显地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正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我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我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向她们道别时，我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
自从知道，这些可怜可爱孩子们正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那无望的救助，就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望，并马不停蹄地着手运作这件事。原先那个说大话好话，没做好事的企业家当然不能指望了，几天就找一个新的企业顶替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便决定由我们杂志社先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先把第一年对那些孩子的资助款汇过去。我把这个想法向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陆焕生同志做了汇报。这位曾经当过副市长，也当过右派、阶下囚的大学教授，这个有知识有水平有地位有威望唯独没有一点官架子的老领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快就把第一年对这些孩子的资助款汇到安徽了。
谁都知道要办好一份杂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许多报刊都是靠企业的支持与帮助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创刊只有三年多的《慈善》杂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企业的支持，《慈善》怕也无法保证连续6年对那100个孩子学业的资助。我一直坚信着，坚信一定会有这样有力量、有善心、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之后不久，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的资助，更让我们感到欢欣的是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变成现实。
远在安徽的那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可以永远地微笑了。
世界上应该没有无望的希望。
匆匆办妥要办的事情，就要返回天津的时候，安徽省慈善会的秘书长陈义明同志对我说了一件与我那次办事无关，却让我不会忘记的事情。
坐落在我们天津北辰区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是安徽人。这位老板不久前曾写信给安徽省的领导，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省领导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慈善会的同志当然也很高兴，即刻与在天津的这位安徽籍老板取得了联系，并按照他的意愿与要求，很快就与贫困山区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并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将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乃至于照片传送给了那位老板。老板还很热情，还极富激情，说这100个孩子不够，还要再资助一些，增加到200名。慈善会的同志们便又投入了紧张、细致、准确又有意义的新一轮的工作。
待这一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待那些因家庭遭难而面临失学，那些正为不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大门而哭泣，那二百多个在困境中的孩子们高兴地翘首以待的时候，安徽慈善会的同志却与那位在天津的安徽籍老板失去了联系。
陈义明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那位老板的名字、电话、地址。
我拿着那张纸，愣愣地看。
当时，我正在有冷风吹拂的屋子里，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火一样的太阳底下，又看到了那干旱的土地和乡亲们渴求的目光。
…………
我的记性一向不是很好的。每次外出回来，因为要办理、处理的事情多，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会忘记，比如答应给人家邮寄照片、杂志、书籍等等的事情就常常会忘记。
这一次回来，在我落实我该急办的几件事情的同时，也与那个厂子取得了联系。还好，那个厂子是真的，安徽籍的老板也确有其人。我松了一口气，但在安徽时就有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却依然存在。老板没有见我，连直接与我在电话中交流也没有，只是派一位小姐与我联络。老板的联络小姐，抑或是秘书用我听不明白的、含糊其辞的理由搪塞，设法用冠冕堂皇、无法指责的理由说明，他们老板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一点可能性了。
这件好事，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想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颤抖。真希望老天能惩罚那位说话不算数，给安徽人也给天津人丢脸的老板。
这之后不久，我曾到那些孩子的家乡去了一次。他们都住在山里，我没有去最困难最穷的地方。那些地方离公路很远，路极不好走，汽车是无法通行的。我只是就近，在靠公路不太远的地方看了两户人家和一所小学。就这样，汽车还在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我的头还一直昏昏的，胃里的那点东西，随着不断升高的山路往上翻腾着，差点就全吐出来了。但更让我难受的还是那两户人家。
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一年多前，我曾在贵州的大山里看过相近的情况。真没有想到，安徽竟也有这样窘迫的人家。
当我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我无法看清她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她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不久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从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有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
同去的省慈善会的负责同志给了她两百元钱，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指着我告诉她，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杂志社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一次没有放空炮。
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經流干了。
这时，我的鼻子也有点发酸。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们要看的另一户人家在更高一点的山上，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
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以我所见，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的庄稼地是很少的，一路上，我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我总是在想：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是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的。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我到了这里的一所小学，一所不错的希望小学，也是这里最好的学校。学校是香港的一位慈善家和县政府共同出资兴建的。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同学们正在做课间操。阳光照在孩子们天真、纯净的脸上，使我马上想到“祖国的花朵”——这是我儿时就熟知的比喻。
一对漂亮的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她们圆圆的脸庞上明显地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正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我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我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向她们道别时，我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
自从知道，这些可怜可爱孩子们正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那无望的救助，就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望，并马不停蹄地着手运作这件事。原先那个说大话好话，没做好事的企业家当然不能指望了，几天就找一个新的企业顶替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便决定由我们杂志社先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先把第一年对那些孩子的资助款汇过去。我把这个想法向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陆焕生同志做了汇报。这位曾经当过副市长，也当过右派、阶下囚的大学教授，这个有知识有水平有地位有威望唯独没有一点官架子的老领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快就把第一年对这些孩子的资助款汇到安徽了。
谁都知道要办好一份杂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许多报刊都是靠企业的支持与帮助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创刊只有三年多的《慈善》杂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企业的支持，《慈善》怕也无法保证连续6年对那100个孩子学业的资助。我一直坚信着，坚信一定会有这样有力量、有善心、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之后不久，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的资助，更让我们感到欢欣的是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变成现实。
远在安徽的那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可以永远地微笑了。
世界上应该没有无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