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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参与学校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冬、夏令营教学活动时，发现马来西亚营员和菲律宾营员都存在语码混用情况。为了客观分析马来西亚团与菲律宾团语码混用情况的不同，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找出两团营员在语码混用上具有普遍性、形式多样性和对华语学习存在干扰的特点。针对这种语码混用情况，思考如何通过调整课程设置等手段在短期内提高华裔青少年华语能力的问题。
关键词： 华语教学 语码混用 华裔青少年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一、引言
2015年12月，泉州师范学院承办了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冬令营活动。作为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笔者有幸与营员们深入交流。在日常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营员们之间在使用华语进行交流时常混杂其他语言，如英语、福建话等，并且双方能够正常沟通并不受任何影响。2016年3月底，学校又承办了第六届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笔者在两个月内和营员们一起交流学习。在和菲律宾营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营员们在互相对话时出现了与马来西亚团类似的现象，营员们在运用英语或菲律宾语进行交流时会穿插其他语言。根据资料收集，发现这是语码混用现象。
语码混用作为一种语言混合的产物，指的是在句子使用时将句内个别词语替换成不同于主体语言的客体语言并顺利完成交际。关立业从语言应用角度将语码混用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2）同一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3）一种语言同另一种语言的非民族共同语言形式之间的语码混用[1]。本文中华裔青少年语码混用类型属于以上（1）（2）两种情况。其中（2）是指华语与籍贯地的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混用。华语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称呼，文中不讨论汉语与华语的区别，把两者等同使用。语码混用的产生涉及社会文化、认知主体、语用环境、谈话对象等因素。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两国都是多元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社会，语码混用的现象在学生中是否普遍存在？有何异同？多语环境对华裔青少年学习华语是否有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此次研究与学生接触沟通的时间多，留下充足的资料。研究手段有口头访问、资料分析和数据分析。考虑到学生对华语的掌握能力不同，问卷设置不同，马来西亚团问卷采用全中文形式问答，菲律宾团的问卷则采用中英双语形式。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马来西亚团”简称“马来团”，“菲律宾团”简称“菲团”；将“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简称“两国”，“马来西亚团与菲律宾团”简称“两团”。
二、两团基本情况
（一）两团人员的构成。
本次问卷两团发放时间跨度长，造成问卷问题设置没有一致性。
问卷调查涉及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31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102人。菲团中有3名中国籍营员，其余是非中国籍的华裔。马来团有29名青少年和2名儿童（小于14岁大于10岁），菲团有49名青少年和53名儿童（小于14岁大于10岁）。马来团中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占总人数的55%，第二代只有3%。菲团中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占总人数的47%，第二代华人占12%。从数据可知两团多是老移民的子孙辈，新移民较少。马来团男性14名，女性17名，菲团男性35名，女性67名。男女比例分别为45%，55%和34%，66%，男女比例上两团没有大差别。马来团有23人祖籍是福建，3人是广东籍，1人是海南籍，3人填写其他，1人未填写。福建籍比例高达74%，这与马来团人员构成有关。31名营员分别来自两个马来西亚当地社团，11名营员来自马来西亚雪华高师同学会，另外20名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福建会馆。会馆是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团的一种形式，以籍贯、姓氏、职业等分类，是当地华人聚集交流的社团。新山福建会馆从名称可以看出是以华人籍贯来自中国福建为条件聚集成员的，所以学生多熟练掌握福建话。菲团问卷在这一问题设置上是填空题，导致答案多样，所以数据并不能与马来团形成客观的对比。
（二）两国语言使用情况。
两国都是多语言、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国家，语言使用情况复杂。
马来西亚是单语制国家，官方语言是马来语。马来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作为社会流行语言被广泛使用[2]。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马来西亚的三个主要民族，其中华族人口数仅次于马来族，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华族内部语言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华语和籍贯地的方言被广泛使用。第一代华侨多来自中国沿海地区，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同时将祖籍地的方言带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一般被分成六大籍贯：福建、福州、广东、潮州、海南和客家，不同聚集地华人所持的方言也不同。多使用闽方言、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其中闽方言中的福建话（闽南方言）使用人数最多，占31.6%[3]。
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和菲律宾语。其中菲律宾语是以他加禄方言为基础不断融合修改而形成的菲律宾本土语言。菲律宾语言西化严重，不仅是东南亚使用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三大英语使用国。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地位高，被广泛使用[4]。华族在菲律宾属于少数民族，只占菲律宾人口的2%[5]。菲律宾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华人聚集具有多杂居、少聚居的特点，使华语使用范围狭窄且固定。多因素使得华语是民族通用语而不是社会通用语。据著名的菲华学者施振民教授估计：菲律宾华人中约有85%祖籍福建，15%祖籍广东[6]，华族主要以血缘而不是地缘为纽带，地区不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多用闽方言和粤方言。
（三）两团语言情况的统计分析。
问卷把日常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混用形式、华语学习途径、父母语言使用、混用情况作为调查的主问题，对两团营员填写的问卷进行对比并分析数据。
1.两团营员语言使用情况。
两国都是多语国家，國民在社会生活中掌握多门语言。问卷中马来团31人中能熟练使用三种及以上语言（包括方言）的占87%。菲团102人中能够熟练使用三种及以上语言（包括方言）的占61%。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学生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的占多数。 马来团中所有学生都熟练使用华语，90%熟练使用英语和马来语。菲团熟练使用英语的学生达到了94%，其次是菲律宾语86%，华语56%。马来团对三种语言掌握程度平均，菲律宾团则呈阶梯状，按英语、菲律宾语、华语的次序，掌握程度依次下降。“最熟练的语言”这个选项中马来团有97%的学生选择了华语，菲团只有17%。菲团整体华语水平不如马来团，笔者在与两团接触的过程中也能体会一二。面对马来团的学生能够只用汉语完成交流，除了一些词语的使用和固定用法不同外，并不影响沟通。而与菲团学生交流不能只用汉语，需要借助英语完成对话。面对一些华语水平不高的学员，则需要全英文交流。
两团华语熟练程度不同与两国的教育政策、历史、社会现状等有关。首先，两国华人数量不同，马来西亚华族作为本国第二大民族，华语使用人数基数大，范围广。菲律宾华族作为少数民族，使用华语人数少并且千岛之国的地理环境让华人群居的习惯难以实现，导致华语使用范围小。其次，两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华文教育进行不同形式的打压和同化。在华文教育发展困难的背景下，两国华人群体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华族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通过华人社会的强烈抗争，在为华文教育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不断推进华文教育的发展，使马来西亚保留了华小、华中（独中）、大学华文课程，形成了现今东南亚地区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本土化彻底，在1975年菲政府实施教育菲化案后，95%的华校陆续菲化。菲化后华文只能作为第二语言课程进行教学，禁止在其他场合教授华文。从幼儿园到大学，华文课每天不得超过100分钟。中学的华文课程由原来的高、初中六年制改为四年制。华语考试成绩不再作为学生升学的必要条件[7]。华校语言教学重点从华语转为英语和菲律宾语，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没能在菲律宾延续。
2.不同情境下语言使用及语码混用情况。
学生身处多语社会，在问卷中设置了当学生在家与父母，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身边朋友交流时会选择何种语言进行交际的问题。马来团营员三种情境中大多选择了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分别是87%，71%，84%。菲团营员与父母交流时有41%的人选择了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在学校时有55%的人用三种及以上语言进行交际。与亲人朋友交流时43%的营员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从使用语言的数量上看菲团在面对三种交际情境时多数人出现了多语交际现象，马来团的多语交际现象并不明显。
表一 两团与父母、亲人和学校朋友交流时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占总人数百分比）
菲团在三种情境中都出现多语交际，强势语言以英语和菲律宾语为主，每个情境中都有超过50%的营员选择了英语和菲律宾语作为交流语言。华语在三种情境中分别占19%，53%和20%。与父母交流时各有55%的学生选择了英语和菲律宾语，在学校情境中选择这两种语言的比例更高，各有88%和78%人次，和亲人交际时使用以上两种语言的分别占56%和60%。马来团多选择华语进行交际，混用形式单一。
在学校这一情境中，两团多语交际情况格外明显。马来团用英语和马来语作为交际语言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情境。与学生多来自华校有关，华校让学生接受了系统的华文教育，能长时间接触华语。近年来，华校因为教学水平高、教育环境好等优势，许多非华裔马来西亚人也选择让孩子就读华校，造成学生来源复杂。这是造成校园多语环境较其他情境更显著的原因之一。从数据可知，菲团在学校这一情境中，选择三种及以上语言进行交际的人次是所有情境中最多的，达到了55%，多选英语、菲律宾语和华语进行交際。由于上文提及的华校菲化政策，华文教育由华侨教育变为华人教育，华语由主要学习语言变为第二语言，菲化后的学校吸引了更多非华裔学生。复杂的学生构成与华语教学不占优势等原因促使多语交际现象的产生。其他两种情境中菲团选择华语作为交际语言的比例也不高，这与政府限制华语和华文教育发展有关；英语和菲律宾语作为官方语言逐渐取代了华语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家庭中就是父母与孩子交流多用英语或菲律宾语。
三、两国华裔青少年语码混用特点
（一）语码混用的普遍性。
在多语国家，人们为了生存往往掌握多种语言，面对不同语言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双语或多语社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引发新的语言习惯和规则，并可能确立新的语言使用标准（石定翊、朱志瑜，1999）[8]。语码混用就是在两国多语交际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华人在掌握华语的基础之上学习各种语言，学习过程中新学的语言经常出现词汇意思不通的情况，词汇的欠缺让语言使用者借用已掌握的语言替换，使交际能够继续。不同情境下接触掌握不同语言的人，使用的语言一直转变，为了选择更适合的语码符号参与情境、参与对话，出现了语码混用的现象，语码混用是语言使用者通过判断得出的结论能让交流更直接、高效率的方式。
语码混用的普遍性从学生自身、身边环境和父母三方面设问。自身是否出现语码混用的现象，马来团有81%人次选了是。由于前期问卷设置的失误，这个问题只在马来团问卷调查中出现，菲团的调查问卷中遗漏了。但在自身语码混用形式的问题上，所有学生都选择了自己在不同情境中会出现混用，也间接回答了自己在运用语言时是存在语码混用现象的。所以默认菲团学生自身都出现过语码混用现象。马来团营员周围同学朋友中常出现语码混用的共有81%，菲团则有86%。两团学生父母也存在语码混用现象，马来团父母出现语码混用的有42%，菲团则有79%。从数据可知不仅营员自身语码混用现象十分常见，而且身边混用现象明显。语码混用作为日常交流的一种表达形式出现在两团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和父辈的语言生活中。说明语码混用不仅在横向的范围上存在普遍性，纵向的时间上也普遍存在。
以下语码混用语料来自学生写的作文和朋友圈的发文。利用语用学适用性与礼貌原则对语料进行分析，论证语码混用在营员中具有普遍性。下列例子中的斜体是除华语之外的语码混用部分。
关键词： 华语教学 语码混用 华裔青少年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一、引言
2015年12月，泉州师范学院承办了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冬令营活动。作为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笔者有幸与营员们深入交流。在日常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营员们之间在使用华语进行交流时常混杂其他语言，如英语、福建话等，并且双方能够正常沟通并不受任何影响。2016年3月底，学校又承办了第六届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笔者在两个月内和营员们一起交流学习。在和菲律宾营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营员们在互相对话时出现了与马来西亚团类似的现象，营员们在运用英语或菲律宾语进行交流时会穿插其他语言。根据资料收集，发现这是语码混用现象。
语码混用作为一种语言混合的产物，指的是在句子使用时将句内个别词语替换成不同于主体语言的客体语言并顺利完成交际。关立业从语言应用角度将语码混用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2）同一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3）一种语言同另一种语言的非民族共同语言形式之间的语码混用[1]。本文中华裔青少年语码混用类型属于以上（1）（2）两种情况。其中（2）是指华语与籍贯地的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混用。华语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称呼，文中不讨论汉语与华语的区别，把两者等同使用。语码混用的产生涉及社会文化、认知主体、语用环境、谈话对象等因素。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两国都是多元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社会，语码混用的现象在学生中是否普遍存在？有何异同？多语环境对华裔青少年学习华语是否有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此次研究与学生接触沟通的时间多，留下充足的资料。研究手段有口头访问、资料分析和数据分析。考虑到学生对华语的掌握能力不同，问卷设置不同，马来西亚团问卷采用全中文形式问答，菲律宾团的问卷则采用中英双语形式。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马来西亚团”简称“马来团”，“菲律宾团”简称“菲团”；将“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简称“两国”，“马来西亚团与菲律宾团”简称“两团”。
二、两团基本情况
（一）两团人员的构成。
本次问卷两团发放时间跨度长，造成问卷问题设置没有一致性。
问卷调查涉及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31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102人。菲团中有3名中国籍营员，其余是非中国籍的华裔。马来团有29名青少年和2名儿童（小于14岁大于10岁），菲团有49名青少年和53名儿童（小于14岁大于10岁）。马来团中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占总人数的55%，第二代只有3%。菲团中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占总人数的47%，第二代华人占12%。从数据可知两团多是老移民的子孙辈，新移民较少。马来团男性14名，女性17名，菲团男性35名，女性67名。男女比例分别为45%，55%和34%，66%，男女比例上两团没有大差别。马来团有23人祖籍是福建，3人是广东籍，1人是海南籍，3人填写其他，1人未填写。福建籍比例高达74%，这与马来团人员构成有关。31名营员分别来自两个马来西亚当地社团，11名营员来自马来西亚雪华高师同学会，另外20名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福建会馆。会馆是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团的一种形式，以籍贯、姓氏、职业等分类，是当地华人聚集交流的社团。新山福建会馆从名称可以看出是以华人籍贯来自中国福建为条件聚集成员的，所以学生多熟练掌握福建话。菲团问卷在这一问题设置上是填空题，导致答案多样，所以数据并不能与马来团形成客观的对比。
（二）两国语言使用情况。
两国都是多语言、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国家，语言使用情况复杂。
马来西亚是单语制国家，官方语言是马来语。马来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作为社会流行语言被广泛使用[2]。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马来西亚的三个主要民族，其中华族人口数仅次于马来族，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华族内部语言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华语和籍贯地的方言被广泛使用。第一代华侨多来自中国沿海地区，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同时将祖籍地的方言带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一般被分成六大籍贯：福建、福州、广东、潮州、海南和客家，不同聚集地华人所持的方言也不同。多使用闽方言、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其中闽方言中的福建话（闽南方言）使用人数最多，占31.6%[3]。
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和菲律宾语。其中菲律宾语是以他加禄方言为基础不断融合修改而形成的菲律宾本土语言。菲律宾语言西化严重，不仅是东南亚使用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三大英语使用国。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地位高，被广泛使用[4]。华族在菲律宾属于少数民族，只占菲律宾人口的2%[5]。菲律宾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华人聚集具有多杂居、少聚居的特点，使华语使用范围狭窄且固定。多因素使得华语是民族通用语而不是社会通用语。据著名的菲华学者施振民教授估计：菲律宾华人中约有85%祖籍福建，15%祖籍广东[6]，华族主要以血缘而不是地缘为纽带，地区不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多用闽方言和粤方言。
（三）两团语言情况的统计分析。
问卷把日常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混用形式、华语学习途径、父母语言使用、混用情况作为调查的主问题，对两团营员填写的问卷进行对比并分析数据。
1.两团营员语言使用情况。
两国都是多语国家，國民在社会生活中掌握多门语言。问卷中马来团31人中能熟练使用三种及以上语言（包括方言）的占87%。菲团102人中能够熟练使用三种及以上语言（包括方言）的占61%。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学生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的占多数。 马来团中所有学生都熟练使用华语，90%熟练使用英语和马来语。菲团熟练使用英语的学生达到了94%，其次是菲律宾语86%，华语56%。马来团对三种语言掌握程度平均，菲律宾团则呈阶梯状，按英语、菲律宾语、华语的次序，掌握程度依次下降。“最熟练的语言”这个选项中马来团有97%的学生选择了华语，菲团只有17%。菲团整体华语水平不如马来团，笔者在与两团接触的过程中也能体会一二。面对马来团的学生能够只用汉语完成交流，除了一些词语的使用和固定用法不同外，并不影响沟通。而与菲团学生交流不能只用汉语，需要借助英语完成对话。面对一些华语水平不高的学员，则需要全英文交流。
两团华语熟练程度不同与两国的教育政策、历史、社会现状等有关。首先，两国华人数量不同，马来西亚华族作为本国第二大民族，华语使用人数基数大，范围广。菲律宾华族作为少数民族，使用华语人数少并且千岛之国的地理环境让华人群居的习惯难以实现，导致华语使用范围小。其次，两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华文教育进行不同形式的打压和同化。在华文教育发展困难的背景下，两国华人群体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华族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通过华人社会的强烈抗争，在为华文教育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不断推进华文教育的发展，使马来西亚保留了华小、华中（独中）、大学华文课程，形成了现今东南亚地区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本土化彻底，在1975年菲政府实施教育菲化案后，95%的华校陆续菲化。菲化后华文只能作为第二语言课程进行教学，禁止在其他场合教授华文。从幼儿园到大学，华文课每天不得超过100分钟。中学的华文课程由原来的高、初中六年制改为四年制。华语考试成绩不再作为学生升学的必要条件[7]。华校语言教学重点从华语转为英语和菲律宾语，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没能在菲律宾延续。
2.不同情境下语言使用及语码混用情况。
学生身处多语社会，在问卷中设置了当学生在家与父母，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身边朋友交流时会选择何种语言进行交际的问题。马来团营员三种情境中大多选择了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分别是87%，71%，84%。菲团营员与父母交流时有41%的人选择了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在学校时有55%的人用三种及以上语言进行交际。与亲人朋友交流时43%的营员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从使用语言的数量上看菲团在面对三种交际情境时多数人出现了多语交际现象，马来团的多语交际现象并不明显。
表一 两团与父母、亲人和学校朋友交流时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占总人数百分比）
菲团在三种情境中都出现多语交际，强势语言以英语和菲律宾语为主，每个情境中都有超过50%的营员选择了英语和菲律宾语作为交流语言。华语在三种情境中分别占19%，53%和20%。与父母交流时各有55%的学生选择了英语和菲律宾语，在学校情境中选择这两种语言的比例更高，各有88%和78%人次，和亲人交际时使用以上两种语言的分别占56%和60%。马来团多选择华语进行交际，混用形式单一。
在学校这一情境中，两团多语交际情况格外明显。马来团用英语和马来语作为交际语言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情境。与学生多来自华校有关，华校让学生接受了系统的华文教育，能长时间接触华语。近年来，华校因为教学水平高、教育环境好等优势，许多非华裔马来西亚人也选择让孩子就读华校，造成学生来源复杂。这是造成校园多语环境较其他情境更显著的原因之一。从数据可知，菲团在学校这一情境中，选择三种及以上语言进行交际的人次是所有情境中最多的，达到了55%，多选英语、菲律宾语和华语进行交際。由于上文提及的华校菲化政策，华文教育由华侨教育变为华人教育，华语由主要学习语言变为第二语言，菲化后的学校吸引了更多非华裔学生。复杂的学生构成与华语教学不占优势等原因促使多语交际现象的产生。其他两种情境中菲团选择华语作为交际语言的比例也不高，这与政府限制华语和华文教育发展有关；英语和菲律宾语作为官方语言逐渐取代了华语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家庭中就是父母与孩子交流多用英语或菲律宾语。
三、两国华裔青少年语码混用特点
（一）语码混用的普遍性。
在多语国家，人们为了生存往往掌握多种语言，面对不同语言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双语或多语社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引发新的语言习惯和规则，并可能确立新的语言使用标准（石定翊、朱志瑜，1999）[8]。语码混用就是在两国多语交际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华人在掌握华语的基础之上学习各种语言，学习过程中新学的语言经常出现词汇意思不通的情况，词汇的欠缺让语言使用者借用已掌握的语言替换，使交际能够继续。不同情境下接触掌握不同语言的人，使用的语言一直转变，为了选择更适合的语码符号参与情境、参与对话，出现了语码混用的现象，语码混用是语言使用者通过判断得出的结论能让交流更直接、高效率的方式。
语码混用的普遍性从学生自身、身边环境和父母三方面设问。自身是否出现语码混用的现象，马来团有81%人次选了是。由于前期问卷设置的失误，这个问题只在马来团问卷调查中出现，菲团的调查问卷中遗漏了。但在自身语码混用形式的问题上，所有学生都选择了自己在不同情境中会出现混用，也间接回答了自己在运用语言时是存在语码混用现象的。所以默认菲团学生自身都出现过语码混用现象。马来团营员周围同学朋友中常出现语码混用的共有81%，菲团则有86%。两团学生父母也存在语码混用现象，马来团父母出现语码混用的有42%，菲团则有79%。从数据可知不仅营员自身语码混用现象十分常见，而且身边混用现象明显。语码混用作为日常交流的一种表达形式出现在两团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和父辈的语言生活中。说明语码混用不仅在横向的范围上存在普遍性，纵向的时间上也普遍存在。
以下语码混用语料来自学生写的作文和朋友圈的发文。利用语用学适用性与礼貌原则对语料进行分析，论证语码混用在营员中具有普遍性。下列例子中的斜体是除华语之外的语码混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