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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社会的发展，人类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因为人类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地球村命运的地步，而这意味着人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生活责任的增长与力量的增长是成正比的，对于个人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人类以前之所以能够像任性的孩子那样行事，是因为那时他的力量还很弱小，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对于伟大的自然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人类的疆域已经扩张到太空中，使昔日大得似乎没有边际的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如果再盲目而任性地生活，结局必然是毁灭性的。 对此应当引起重视。生态哲学对科学发展的理论探讨将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
第一、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时代，二者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一切发展依赖于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另一方面，生物圈的继续进化又依赖人类的调控和管理。人和自然都同等重要。人和自然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产生了全面合作、一体化发展、协同进化的客观趋势，只有彻底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代之以科学发展模式去指导当代人的发展实践，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人们在净化自然的时候也应净化心灵，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和习惯。中国是一个有众多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多种信仰的国家，如何在尊重人们的合理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调动各方面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以解决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理论课题。
第三、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的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不可取的。
第四、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科学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
第五、在生态系统中人不是一般消费者，而是生态调控者和人工生态系统创造者。人比动物所优之处在于人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人依靠文化使自己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但是，如果把这种区别绝对化，甚至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规律的影响而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则是错误的。人、社会和自然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自然界是“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机制，自然因素支持和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从而获得社会历史尺度，我们要重视自然界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六、科学合理的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固然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生态学史上每每出现人算不如天算的尴尬局面。上世纪初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大肆捕杀狼。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不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减少， 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福本来想科学合理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并没有保护住。对科学安排的过分注重，建立在古典科学的决定论之上。当代非线性科学表明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对科学的过分依赖，与最新的科学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的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也需要以此为前提。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此层面的思想，目前认同不多。
第七、人类以幸福为目的愿望固然不错，但人類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美国那种高消费、高能耗但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依然保持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是否是全人类应该追求或者能够追求的模式呢？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思想被当做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脚踢开，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更大。
第八、要真正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应当从人自身做起，从如何实现人性，完成人的天职做起。科学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更要关心人文价值，使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何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为人类作出贡献。
再说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如果能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就能贡献于人类，使人类进入一个有美好家园的新纪元。
第一、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时代，二者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一切发展依赖于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另一方面，生物圈的继续进化又依赖人类的调控和管理。人和自然都同等重要。人和自然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产生了全面合作、一体化发展、协同进化的客观趋势，只有彻底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代之以科学发展模式去指导当代人的发展实践，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人们在净化自然的时候也应净化心灵，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和习惯。中国是一个有众多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多种信仰的国家，如何在尊重人们的合理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调动各方面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以解决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理论课题。
第三、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的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不可取的。
第四、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科学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
第五、在生态系统中人不是一般消费者，而是生态调控者和人工生态系统创造者。人比动物所优之处在于人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人依靠文化使自己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但是，如果把这种区别绝对化，甚至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规律的影响而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则是错误的。人、社会和自然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自然界是“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机制，自然因素支持和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从而获得社会历史尺度，我们要重视自然界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六、科学合理的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固然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生态学史上每每出现人算不如天算的尴尬局面。上世纪初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大肆捕杀狼。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不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减少， 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福本来想科学合理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并没有保护住。对科学安排的过分注重，建立在古典科学的决定论之上。当代非线性科学表明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对科学的过分依赖，与最新的科学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的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也需要以此为前提。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此层面的思想，目前认同不多。
第七、人类以幸福为目的愿望固然不错，但人類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美国那种高消费、高能耗但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依然保持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是否是全人类应该追求或者能够追求的模式呢？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思想被当做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脚踢开，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更大。
第八、要真正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应当从人自身做起，从如何实现人性，完成人的天职做起。科学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更要关心人文价值，使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何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为人类作出贡献。
再说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如果能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就能贡献于人类，使人类进入一个有美好家园的新纪元。